1.儒士

王懿荣，字正儒、正孺，一字廉生、莲生，谥文敏，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山东福山（今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古现村人。

王懿荣出生于官宦世家。其始祖王忠（一世）祖籍云南大理府祥云县小云南镇鸡头村，明洪武年间，任山东登宁盐科大使，通过占卜选址定居于福山古现河北村。其祖父王兆琛，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江西、安徽、甘肃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等职，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擢升山西巡抚。其父王祖源，清道光二十九年拔贡，任兵部主事，后官至四川按察司使，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学家和古器物收藏家。这使得王懿荣本人拥有极深的金石家学。然而，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懿荣的祖父王兆琛为御史杨如奏参，被褫职，戍新疆，籍没家产，自此王家家道中落。是时，其父王祖源在京任为闲官，候选知府。因籍没家产，十余年间，王家虽生活清苦甚于寒素，但对古董金石的收藏热情却丝毫不减。如《天壤阁丛书》所载：“京秩清苦，父子（王祖源、王懿荣）尝易衣而出，然性耽金石古玩，日流连于厂肆中，量力购置，虽箪瓢屡空弗恤也。”

王懿荣像

王懿荣15岁时，随任兵部主事的父亲进京，此后一直留在京师，住在锡拉胡同西头路北的一座宅院内（即今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北的锡拉胡同21号院）。青年时期的他不像一般读书人终日在八股文章中钻研，而是在北京城南的琉璃厂流连忘返，沉迷于文物收藏、鉴定，潜心于金石之学。因此，王懿荣自18岁时起，曾8次参加科举，前7次均名落孙山，却反因古董文物鉴定而名满京城。《清史稿》有《王懿荣传》，云：“懿荣泛涉书史，嗜金石，翁同龢、潘祖荫并称其学。”又金石学家吴士鉴于《王文敏公遗集序》中赞其“鉴别宋元旧椠，考释商周彝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

清光绪五年（1879），王懿荣中举，翌年连捷二甲第17名进士。朝考时，获一等第三名，入翰林院选庶吉士，清光绪九年（1883）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翰林院侍讲、河南乡试主考、翰林院侍读并署南书房行走，旋又补汉日讲起居注官，一生中三次出任国子监祭酒（即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负责人）。

王懿荣老宅所在地今貌，北京市东城区锡拉胡同21号院，甲骨文发现地

王懿荣一生酷爱金石、收藏，既有《汉石存目》《古泉选》《南北朝存石目》《福山金石志》《古泉精拓本》《石渠瓦斋藏瓦》等金石著作传世，更因收藏古董而散尽家财。据《王文敏公年谱》载：“（王懿荣）固未尝一日有巨资。处极困之时，则典衣以求之，或质他种以备新收，至是以居丧奇窘，抵押市肆至百余种。然不愿脱手鬻去也。”因为收藏，他一生拮据，经常要把家中的衣服首饰，甚至是妻子的嫁妆也拿到当铺去周转资金，于是他不仅戏称自己是“赎当顶当当顶当”，而且还写诗自嘲，云：

清光绪二十五年（1889）秋，55岁的王懿荣得了疟疾（一说伤寒），用了很多药均未见效。一位友人替他寻来一个治疗疟疾的药方。王懿荣略通医道，却发现药方中有一味名叫“龙骨”的药自己从没听过。原来，龙骨是一位并不常见的中药，味甘，性平，无毒。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骨主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咳逆，泻痢脓血，女子漏下，癥瘕坚结，小儿热气惊痫”。

中药材龙骨由于使用并不广泛，所以当时北京城中出售龙骨的药铺不多，据说只有宣武门外菜市口附近的一家药铺有售。（旧传，王懿荣购买到的第一批甲骨出自著名的“老字号”乐家老铺达仁堂，但当时菜市口附近的药铺并非达仁堂，而是鹤年堂。据此推断，王懿荣所购得的第一批甲骨应来自鹤年堂。）王懿荣差人去药铺购买龙骨，出于收藏家对未知材质的好奇心，他决定在服药之前亲眼看看这味从未听过的药材。可是，家仆买回来的龙骨是被药铺捣碎的龙骨粉，王懿荣看后大失所望，并叮嘱家仆下次再买时，不要让药铺打粉，直接买回未经加工的“天然龙骨”供自己辨认。

中药材龙骨

《大清帝国民俗风景立体照片之“北京剃头匠”》格雷伍兹（拍摄者），1902年，环球照片公司（摄制）

待家人将未经加工的“天然龙骨”买回，王懿荣仔细辨认时，这才惊讶地发现，这些龙骨其实是一些大小不一的碎骨片，而其中的一些骨片上，居然还有一些富有规律的刻划符号。王懿荣精通金石，立刻意识到龙骨上的刻画符号很可能是一种古代文字，但这种文字却非籀、非篆，因此很可能是一种全新的古代文字。于是，王懿荣立刻差人赶回药铺，将所有表面有清晰刻字的龙骨全部买下，并且向药铺许诺，如果再收到有字的龙骨，便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收购（一说是每片二两银子）。这便是王懿荣购进的第一批甲骨文。而随着国子监祭酒、当世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高价收购带有神奇刻划符号的中药材龙骨的消息在京城传开，被历史掩埋了3000多年的古老文字——甲骨文才终于重见天日。

鹤年堂药铺旧照

“成记”款银锭，清

就在王懿荣在菜市口的药铺里收购到刻有甲骨文的龙骨的同时，据王懿荣之子王崇焕所编辑的《王文敏公年谱》记载：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人（多认为是范维卿）一干人等，携带龙骨进京，被药铺掌柜引荐到王懿荣府上。王懿荣视为瑰宝，以每板银二两如数收购，并且当即为范姓古董商等人每人题写了一副对联或条幅以示感谢。翌年春（清光绪二十六年），范姓古董商又带来了800余片“龙骨”，其中还有一片居然刻有52个字。王懿荣照例全收。此后，又有古董商赵执斋登门，携带数百片甲骨，王懿荣亦全数收购。于是，王懿荣高价收购甲骨文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纷至沓来。很快，王懿荣便收购了甲骨1500余片。

另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所载：“依据不同记载，王氏一共买过三批甲骨。第一次，己亥年秋，范（维卿）估以十二版甲骨售于王氏，每版银二两。此据范估1914年所言。第二次，庚子一九零零年春，范估又以八百片售于王氏，其中据说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五十二个字。”

旧时古董店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发现，还有一种说法是：王懿荣最初发现的甲骨文不是购自菜市口中药铺，而是直接取自山东潍县范姓古董商人之手。据传，范姓古董商与王懿荣因均为山东同乡，系旧相识。其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到王府上，带来3件青铜鼎，请王懿荣鉴定后，取出一些碎骨片，说是“龙骨”。王懿荣因早前服用过“龙骨”，闻其名却不见其貌。待范走后，王懿荣才摆弄这些“龙骨”，他不仅发现了“龙骨”上的刻字，而且还用这些碎“龙骨”拼出了两三块完整的龟板，也就是龟的腹甲，从而发现了甲骨文。

自甲骨学兴起之后，甲骨文发现的过程被渲染了越来越多的戏剧性因素。但事实上，真正富有戏剧性的该是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的人生。

据其子王崇焕编辑的《王文敏公年谱》云，王懿荣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发现并开始收藏甲骨文后，曾经对龙骨上的书契甲骨文做出过基本的判断：龙骨上所刻划的是篆籀之前，即早于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更古老的文字，他认定这种文字是殷商之物。然而，在不惜重金收藏甲骨文，并对其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断代之后，王懿荣尚不及深入研究并留下相关著述，竟于翌年壮烈殉国。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英、俄、美、意、日、德、奥等八国侵略军2000余人由英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在天津塘沽登陆，向北京进发。慈禧太后于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下诏书与八国联军宣战。在慈禧太后宣战前夕，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朝廷颁布上谕：着派兵部侍郎李端遇、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办理京师团练事宜。会同五城御史，督率兵勇，严密稽查，加强巡逻，城门出入，要按时开闭，以保京城安定。

七月二十日（8月14日）晨，日俄侵略军进抵北京城下，向内城的东直门、朝阳门发动猛攻。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奋勇抵抗，打死、打伤300余人。同日中午，英、美侵略军抵达北京外城的广渠门、东便门。由于此处守军大多前往内城助战，英、美军乘虚攻入。是日晚，日、俄侵略军也攻入北京。当夜，王懿荣听到洋兵攻打东直门的枪声，发愿：“吾身渥受国恩，又膺备卫之责，今城破，义不可苟生。”次日晨，王懿荣获悉慈禧太后率光绪帝及王公亲贵已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西出逃。于是，他写下绝命书：“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之其所止，此为近之。”（绝命书为楷体，落款署名“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原件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懿荣像

王懿荣写罢，先后吞金、吞铜钱、服毒自杀。均未能速死，后于锡拉胡同寓所内，携夫人谢氏、长媳张氏投井，自尽殉国，终年56岁。

王懿荣的人生及其甲骨文的发现史仿佛是一个关乎儒家与中国历史的双重隐喻。

寒窗苦读、宦海沉浮。他于清光绪十年二月（1884年3月），倡议“安民必选察吏，治吏以廉为先”的政治清廉，连上《请复古本〈尚书〉附入〈十三经注疏〉与今本〈尚书〉并行疏》与《更定京员津贴银两名目疏》两道奏疏，并在一世士风、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坛，一生清廉自守、以身作则；他关心黄河水利，于同年三月上《请速开马颊分减黄流以弭东患而卫畿辅疏》，为主分忧，以民生为己任；清日甲午战争期间，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忧心于抗日前线，主动奏请回籍办理团练以保境安民；而庚子国变之时，他一介文官又出任京师团练大臣，最终携亲眷投井殉国。

翡翠花卉纹鼻烟壶，烟台市博物馆藏高5.3厘米，最大径3.7厘米，重50.5克

王懿荣临危受命，用生命践行了儒家杀身成仁的至高理想。他生前深受光绪帝信任，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被光绪帝亲圈，出任起居注官（内廷侍从皇帝并掌管记录皇帝言行的官员）。同时，他还深得慈禧太后宠信，慈禧太后赏赐给他的翡翠鼻烟壶至今还收藏于烟台市博物馆。正如他的绝命词中所写：“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王懿荣的自杀“殉国”，其实并非伟大的殉国，而是高贵的殉君。

不论伟大的殉国，亦或是高贵的殉君，儒士王懿荣的死是晚清以来，开始在工业化、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向前的中国与旧世界决裂的时代写照。儒家赖以承继的根本是怀有道德理想的人与社会，而这一社会中的所谓精英士大夫阶层无论从灵魂上还是从肉体上，都在一步步地走向死亡。与此同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社会秩序也同样将在民主主义的西方秩序面前轰然崩塌。以此为背景，对于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以及甲骨文所记载的殷商历史而言，这样的改变都意味着，王懿荣之后的继承者将根本不会怀有孔子及其门徒对“三代之英”的虔诚和憧憬，而是以一种客观、怀疑的科学主义态度去理性地发现历史。他们之所以能够以同样的理性面对或丰满又或骨感的历史，是因为他们早已宣誓了与历史和祖先的大决裂。而就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历史而言，这又正好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古董行业在中国拥有悠久历史，早在明洪武年间，曹昭便著有古董鉴定著作《格古要论》传世，是为古董收藏界理论研究之滥觞。可见，古董行业与古董收藏、鉴定所诞生的时代将比这更早许多。而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古代研究青铜器和石刻碑碣的金石学则形成于北宋，早在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撰写的《金石录》中就已率先提出了金石学的概念。因此，自宋元明至晚清，由古董商人和金石学家构成的组合一直是古代中国“证经补史”的主要途径。而自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后，自西学东渐、科学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之后，以考古学为基础的甲骨学和其它相关新兴学科的形成终将彻底终结古董商加金石学的古老认知方式。这也注定了在儒士死后，现代知识分子将一把推翻儒家道德的历史选择标准，成为书写殷商历史的新史官。

[1]参见王宇信《关于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殷都学刊》1984年第4期；崔志远《关于殷墟甲骨文发现的通信》，《殷都学刊》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