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西周以降，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一轨九州、同风天下的“大一统”时期。三户亡秦，汉承秦制。汉初的统治者在承继秦朝中央官僚体制的同时，也汲取了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倚黄老之术御国，假和戎之策攘夷，就此，奠定两汉四百余年国祚。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自距今8000年至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华夏各氏族陆续以农耕替代渔猎，农耕成为华夏文明主要生产方式和经济业态。有汉一代，虽不乏张骞凿空、班超制夷的佳话名垂青史，但在宾服通贡的朝贡贸易格局下，对外贸易的政治意义远胜于经济利益，因此在经济总量中占比尚小。农耕仍是秦帝国、汉帝国主要的经济业态。

苏东坡《策问》有云：“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产业革命以前，人口数量是衡量自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而人口数量的最大威胁则来自战争与瘟疫。秦汉之际，兵革互兴。两汉享国四百余年，而汉匈战争竟历一百三十余载，更兼及秦末战争、楚汉之争、七国之乱、黄巾之祸云云。因战争所致黎民流离、人口罹难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可相比战争，瘟疫之横行，由疫而成灾，疫灾对古代社会的破坏力实则更大。自先秦至南北朝，中国瘟疫、疫灾暴发的频次整体呈震荡上升态势，并以西晋时尤甚，达到古代中国瘟疫流行、疫灾破坏之极峰。而秦汉正处于瘟疫、疫灾上行的过渡期。由于在大一统的地缘政治格局下长期频发的内外战争和修攘制御的镇抚外交需求，战争动员、军屯移民、使节朝贡等形式的跨区域、大跨度的人口迁徙成为常态，加之地理气候的变迁，传统的、各自封闭的疫源区和宿主动物栖息地相互连接，这一时期的瘟疫流行开始从区域内传播转向全国性暴发。古代中国全国性的瘟疫大暴发和全国疫灾由此发轫。其中，自东汉建安十三年起暴发的全国大瘟疫一直延续至西晋，曹操《蒿里行》所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句，王粲《七哀诗》所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诗句，所描绘的全都是由疫成灾后中原地区饿殍千里、白骨露野的人间惨剧。

贵族与平民同归，人间并地狱不二。现代卫生体系建立以前，瘟疫对古代社会各阶层造成的破坏往往是无差别的。是时、积极的经济政策和铁制农具的普及刺激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这使时人，特别是当时的新兴贵族既坐拥着空前的社会财富，又直面着瘟疫弥漫的死亡威胁。由此，诸多特有的文化现象才显得“理所当然”，比如秦皇汉武之所以往东海求仙、西域寻药，皆因旧传东海仙山和西方昆仑有不死之药；当求药不成，转而炼药，随着火法炼丹的贵族风尚的传播，原始的火药才在“偶然间”问世，西来的琉璃烧造技艺才实现了本土化的流行；当炼药不成，人之将死，“死为生继”便是最好的自我安慰，视死如生的葬俗纵贯秦汉，画家只好用墓室壁画中持药戴胜的西王母和捣药的玉兔去隐喻墓主人生前“药到病除”的未尽的理想。

贵族生而“不死”，平民死而“不息”：钜鹿人张角竖“致太平”大旗，开道教异端、中国秘密文化之先河，后人谓之“千古习邪之首恶”，张角所以仅十余年竟召徒众数十万、遍及八州，举事即致汉室倾覆，皆因符水咒说以疗病。汉末三国之际，诞生于大瘟疫期间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李家道等道教异端盛行，甚至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无不以“为病者请祷”、为社会救济而起家。特别是由太平道引发的黄巾之祸，更是缔造了后世值大瘟疫时代间如魔咒般的、宗教异端角力封建王朝的宗教性叛乱的“黄巾模式”。可谓瘟疫可弭，流毒不弭。

理想与信仰无助的崩溃或是重建只关乎前者，而直面瘟疫与疫灾的痛定思痛又使得华夏文明之于秦汉的瘟疫，和欧洲天主教之于黑死病相比，更早地闪现出了理性而不止于人性的光辉。诞生于这一时期的《黄帝内经》中的“运气七篇”是中医哲学系统论的集大成者，而作为“运气学”的后继，张仲景《伤寒论》的出现则是东汉末年瘟疫大暴发所直接激发的。中医运气学通过“运气”将地球气候的周期性变化与人类机体，乃至人类社会的周期性变化相互关联，既给出了瘟疫流行、暴发的理论依据，也奠定了其在传统中医学中尖端理论的学术地位。

凡此种种，秦汉之际瘟疫的历史正如黑死病之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它不仅仅是瘟疫的历史，而是以瘟疫、疫灾为背景和诱因的，在政治、文化、科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流变的文明史。那么，以上这些，也将是本书所要研究的方向，即既面向历史中的瘟疫和疫灾，研究造成这些瘟疫、疫灾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在当时流行暴发的历史原因、历史特点、疫源地和宿主动物，也面向瘟疫中的历史，研究瘟疫对秦汉及后世的华夏文明造成了怎样重大且深刻的影响。

刘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