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曾看过那男人的三张照片。
第一张，该说是他幼年时代的相片吧，想必是在十岁前后拍下的。只见这个男孩子被众多的女人簇拥着（估计是他的姐妹，抑或堂姐妹吧），他站在庭院的水池畔，身穿粗条纹的裙裤，将脑袋向左倾斜了近三十度，脸上挂着煞是丑陋的笑容。丑陋？！殊不知，即使感觉迟钝的人（即对美和丑漠不关心的人）摆出一副无趣的表情，随口恭维一句“是个蛮可爱的男孩子呢”，听起来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的确，在那孩子的笑脸上，并不是就找不到人们常说的“可爱”的影子，但只要是接受过一丁点审美训练的人，也会在一瞥之间颇为不快地嘟哝道：“哎呀，这孩子怪瘆人的！”甚至还会像掸落毛毛虫那样，把照片扔得远远的吧。
说真的，不知为什么，那孩子的笑脸越看越让人毛骨悚然。那原本就算不上一张笑脸。这男孩一点儿也没笑。其证据是，他攥紧了两只拳头站在那儿。人是不可能攥紧拳头微笑的，唯有猴子才会那样。那分明是猴子，是猴子的笑脸。说到底，只是往脸上挤满了丑陋的皱纹而已。照片上的他，一副奇妙的神情，显得猥琐，让人恶心，谁见了都忍不住想说“这是一个皱巴巴的小老头”。迄今为止，我还从没看到过哪个孩子的表情有如此诡异。
第二张照片上的他，脸部发生了惊人的巨变。那是一副学生的打扮。尽管很难断定是高中时代，还是大学时代的照片，但他已经出落为一个青年才俊。但同样让人觉得蹊跷的是，这张照片上的他竟没有半点那种活生生的人的感觉。他穿着学生服，从胸前的口袋处露出白色的手绢，交叉着双腿坐在藤椅上，并且脸上还挂着笑容。然而，这一次的笑容，不再是那种皱巴巴的猴子的笑，而是变成了颇为巧妙的微笑，但不知为何，总与人的笑容大相径庭，缺乏那种可以称之为鲜血的凝重或是生命的涩滞之类的充实感。那笑容不像鸟，而是像鸟的羽毛，轻飘飘的，恰似白纸一张。总之，感觉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工制品。说他“矫情”，说他“轻薄”，说他“女人气”都嫌不够，而说他“喜好捯饬”，就更是隔靴搔痒了。仔细打量的话，还会从这个英俊学生身上感受到某种近似于灵异怪谈的阴森氛围。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有看到过如此怪异的英俊青年。
第三张照片是最为古怪的，简直无法判定他的年龄。头上已早生华发。那是在某个肮脏无比的房间一隅（照片上清晰可见，那房间的墙壁上有三处已经剥落），他把双手伸到小小的火盆上烤火，只是这一次他没有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就那么坐着，把双手伸向火盆，俨然保持着这个姿势，已经自然地死去了一般。这分明是一张弥漫着不祥气氛的照片。但奇怪的还不止这一点，照片把他的脸拍得比较大，使我得以端详那张脸的结构。不光额头，还有额头上的皱纹，以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和下巴颏，全都平庸无奇。哎呀，这张脸岂止是毫无表情，甚至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它缺乏特征，比如说，一旦我看过照片后闭上双眼，那张脸便顷刻间被我忘在了九霄云外。尽管我能回忆起那房间的墙壁以及小小的火盆等等，可对于那房间中主人公的印象，却一下子烟消云散，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那是一张构不成画面的脸，甚至连漫画也画不成。睁开眼睛看过后，我甚至没有“哦，原来是这样一张脸啊。想起来了”这样的愉悦感。说得极端点，即使我睁开眼再次端详那张照片，也同样无法回忆起那张脸来，而只会变得越发抑郁焦躁，最后索性挪开视线了事。
即使是所谓的“死相”，也应该再多一些表情或是印象吧？或许把马首硬安在人的身体上，就是这种感觉吧。总之，那照片无缘无故地让看的人毛骨悚然，心生厌恶。迄今为止，我还从没见过像他这样诡异的脸。
手记之一
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
对于我来说，人类的生活是难以捉摸的。因为我出生在东北乡下，所以初次见到火车，还是在长大以后。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完全没有察觉到，天桥的架设乃是便于人们跨越铁轨，满以为其复杂的结构仅仅是为了把车站建得像外国的游乐场那样又过瘾又时髦。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这么想。沿着天桥上上下下，这在我看来，毋宁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俏皮游戏，甚至我认为，它是铁路的种种服务中最善解人意的一种。而后，当我发现它不过是为了方便乘客跨越铁轨而架设的实用性阶梯时，顿时感到大为扫兴。
另外，在孩提时代，我从小人书上看到地铁时，也以为它的设计并非出自实用性的需要，而是缘于另一个好玩的目的：比起乘坐地面上的车辆，倒是乘坐地下的车辆更显得别出心裁，趣味横生。
从幼年时代起，我就体弱多病，常常卧床不起。我总是一边躺着，一边思忖：这些床单、枕套、被套，全都是无聊的装饰品。直到自己二十岁左右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它们都不过是一些实用品罢了。于是，我对人类的节俭不禁感到黯然神伤。
还有，我也从不知道“饥肠辘辘”是何等滋味。这倒不是故意炫耀自己生长在不愁吃穿的富贵人家。我还不至于那么愚蠢，只是真的对“饥肠辘辘”的感觉一无所知。或许这样说有点蹊跷吧，但即便我两腹空空，也真的不会有所察觉。在我上小学和中学时，一旦放学回到家里，周围的人就会七嘴八舌地问：“哎呀，肚子也该饿了吧，咱们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呢。放学回家时的那种饥饿感，可真要人的命啦。吃点甜纳豆怎么样？家里还有蛋糕和面包哟。”而我则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喜欢讨好人的禀性，一边嗫嚅着“我饿了我饿了”，一边把十粒甜纳豆一股脑儿塞进嘴巴里。可实际上，我对“饥饿感”是何等滋味浑然不知。
当然，我也很能吃，但我不记得，有哪次是因为饥饿而吃的。我爱吃的，是那些看起来很少见的珍馐，或是貌似奢华的食物。还有去别人家时，对于主人端上来的食物，就算不喜欢我也要咽下肚去。在孩提时代的我看来，最痛苦难挨的莫过于自己家用餐的时候。
在我乡下的家里，全家就餐时，十来个人排成两列，相对而坐。作为最小的孩子，我当然是坐在最靠边的席位上。用餐的房间有些昏暗，午餐时一家十几个人全都一声不响地嚼着饭粒，那情景总是让我不寒而栗。再加上我家是一个古板的旧式乡下家族，所以，每顿端上饭桌的菜肴几乎一成不变，别奢望会出现什么稀奇的山珍，抑或奢华的海味，以致我对用餐的时刻充满了恐惧。我坐在那幽暗房间的末席上，因寒冷而浑身颤抖。我把饭菜一点一点地勉强塞进嘴巴，不住地忖度着：人为什么要一日三餐呢？大家都板着面孔吃饭，就俨然成了一种仪式。全家老小，一日三餐，在规定的时间内聚集到阴暗的屋子里，井然有序地摆好饭菜，即便没有食欲，也得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嚼着饭粒，这或许是为了向蛰居于家中的神灵们进行祈祷的一种仪式吧。
“人不吃饭就会饿死”，这句话在我听来，无异于一种讨厌的恐吓，但这种迷信（即使到今天，我依旧觉得这是一种迷信）却总是带给我不安与恐惧。“人因为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才不得不干活，不得不吃饭。”——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句话更晦涩难懂，更带有威吓性的言辞了。
总之，我对人类的营生仍旧迷惑不解。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格格不入，这使我深感不安，并因为这种不安而每夜辗转难眠，呻吟不止，乃至精神发狂。我究竟幸不幸福呢？说实话，尽管打幼小时起，我就常常被人们称为幸福之人，可我却总觉得自己身陷于地狱之中。反倒认为，那些说我幸福的人远比我快乐，让我望尘莫及。
我甚至认为，自己背负着十大灾难，即使将其中的任何一个交给别人来承受，也会将他置于死地。
总之，弄不明白。别人苦恼的性质和程度，都是我捉摸不透的谜。实用性的苦恼，仅凭吃饭就能一笔勾销的苦恼，或许才是最强烈的痛苦，是惨烈得足以使我所列举的十大灾难显得无足轻重的阿鼻地狱吧。但对此我却一无所知。尽管这样，他们却能够不思自杀，免于疯狂，纵谈政治也毫不绝望，不屈不挠，继续与生活搏斗，几时痛苦过呢？他们让自己成为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并视其为理所当然，又几时怀疑过自己呢？倘若如此，不是很轻松惬意吗？然而，所谓的人不是全都如此，并引以满足的吗？我确实弄不明白……或许夜里酣然入睡，早晨就会神清气爽吧？他们在夜里都梦见了什么呢？他们一边款款而行，一边思考着什么呢？是金钱吗？绝不可能仅仅如此吧？尽管我曾听说过“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但却从不曾听说过“人是为了金钱而活着的”。不，或许……不，就连这一点我也没法开窍。……越想越困惑，最终的下场就是被“唯有自己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不安和恐惧牢牢地攫住。我与别人几乎无从交谈。该说些什么，该怎么说，我都摸不着头脑。
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招数，那就是搞笑。
这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尽管我对人类满腹恐惧，但却怎么也没法对人类死心。并且，我依靠搞笑这一根细线，保持住了与人类的一丝联系。表面上我不断地强装出笑脸，可在内心却是对人类拼死拼活地服务，命悬一线地服务，汗流浃背地服务。
从孩提时代起，就连家里人，我也猜不透他们活着有多么痛苦，又在想些什么。我只是心怀恐惧，对那种尴尬的氛围不堪忍受，以至于成了搞笑的高手。就是说，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一个不说真话来讨好卖乖的孩子。
只要看看当时我与家人们拍下的合影，就会发现：其他人都是一本正经的表情，唯独我总是很奇怪地在歪着头发笑。事实上，这也是我幼稚而可悲的搞笑方式。
而且，无论家里人对我说什么，我都从不顶嘴。他们寥寥数语的责备，在我看来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使我几近疯狂，哪里还谈得上以理相争呢？我甚至认为，那些责备之词乃是万世不变的人间“真谛”，只是自己无力去实践那种“真谛”，所以才无法与人们共同相处。正因为如此，我自己既不能抗争也不能辩解。一旦别人说我坏话，我就觉得他们说得有理，是自己误解了别人的意思，所以只能默默地承受那种攻击，可内心却感到一种近于狂乱的恐惧。
不管是谁，遭到别人的谴责或怒斥，内心都会感到不爽。但我却从人们动怒的面孔中发现了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平常他们总是隐藏起这种本性，可一旦遇到某个时机，他们就会像那些温驯地躺在草地上歇息的牛，蓦然甩动尾巴抽死肚皮上的牛虻一般，在勃然大怒中暴露出人的这种本性。见此情景，我总是不由得毛骨悚然。可一旦想到这种本性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格之一，便对自身感到一阵绝望。
我一直对人类畏葸不已，并因这种畏葸而战栗。对自己作为人类一员的言行也毫无自信，只好将独自的懊恼深藏进胸中的小匣子里，将精神上的忧郁和过敏封存起来，伪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外表，把自己一步步地彻底打磨成搞笑的畸人。
无论如何都行，只要能让他们发笑。这样一来，即使我处在人们所谓的“生活”之外，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吧。总而言之，不能有碍他们的视线。我是“无”，是“风”，是“空”。诸如此类的想法愈演愈烈，我只能用搞笑来逗家人们开心，甚至在比家人更费解更可怕的男仆和女仆面前，也拼命地提供搞笑服务。
夏天，我居然在浴衣里面套上一件鲜红的毛衣，沿着走廊走来走去，惹得家里人捧腹大笑，甚至连不苟言笑的长兄也忍俊不禁：
“喂，阿叶，那种穿着不合时宜哟！”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限的爱怜。是啊，无论怎么说，我都不是那种不知冷热，以至于会在大热天里裹着毛衣四处乱窜的怪人。其实，我是把姐姐的绑腿缠在两只手臂上，让它们从浴衣的袖口中露出一截，以便在旁人看来，我身上像是穿了一件毛衣。
我父亲在东京有不少的公务，所以，他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一栋别墅，一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回到家时，总是给家里人，甚至包括亲戚老表们，都带回很多的礼物。这俨然是父亲的一大嗜好。某一次，在上京前夕，父亲把孩子们召集到客厅里，笑着一一问每个小孩，下次他回来时，带什么礼物好，并把孩子们的答复一一写在了记事本上。父亲对孩子们如此和蔼可亲，还是很罕有的事情。
“叶藏呢？”
被父亲一问，我顿时语塞了。
一旦别人问起自己想要什么，那一刹那反倒什么都不想要了。这时，一个念头陡然掠过我的脑海：怎么样都行，反正这世上不可能有什么让我快乐的东西。同时，只要是别人赠予我的东西，无论它多么不合我的口味，也是不能拒绝的。对讨厌的事不能说讨厌，而对喜欢的事呢，也是一样，如同战战兢兢地行窃一般，我只是咀嚼到一种苦涩的滋味，因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而痛苦挣扎。总之，我甚至缺乏力量在喜欢与厌恶之间择取其一。在我看来，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性格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导致了我所谓的那种“充满耻辱的人生”。
见我一声不吭，扭扭捏捏的，父亲脸上泛起了不悦的神色，说道：
“还是要书吗？……浅草的商店街里，有人卖那种过年跳狮子舞用的面具呢。论大小嘛，正适合小孩子戴在头上玩。你不想要吗？”
一旦别人问我“你不想要吗”，我就只好举手认输了，再也不可能用搞笑的方式来回答了。作为搞笑的滑稽演员，我已经不够资格。
“还是书好吧。”长兄一副认真的表情说道。
“是吗？”父亲一脸扫兴的表情，甚至没有记下来就啪的一声合上了记事本。
这是多么惨痛的失败啊！我居然惹恼了父亲。父亲的报复必定是很可怕的。如果不趁现在想想办法，可就不可挽回了。那天夜里，我躺在被窝里打着冷战思忖着，然后蹑手蹑脚地站起身走向客厅。我来到父亲刚才放记事本的桌子旁边，打开抽屉取出记事本，啪啦啪啦地翻开，找到记录着礼物的那一页，用铅笔写下“狮子舞”后，才又折回去躺下睡了。对于那跳狮子舞用的面具，我提不起半点兴趣，不如说还宁愿要书。但我察觉到，父亲有意送给我那种狮子舞面具，为了迎合父亲的意思，讨他高兴，我才胆敢深夜冒险，悄悄溜进了客厅。
果然，我这非同寻常的一招取得了预料中的巨大成功，得到了回报。不久，父亲从东京回来了。我在小孩的房间里听到父亲大声地对母亲说道：
“在商店街的玩具铺里，我打开记事本一看，咦，上面竟然写着‘狮子舞’。那可不是我的字迹哪。那又是谁写的呢？我想来想去，总算是猜了出来。原来是叶藏那孩子的恶作剧哩。这小子呀，先前我问他时，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哧哧笑着，默不作声，可事后却又想要得不得了。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呢。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却自个儿一板一眼地写了上去。既然真的那么想要，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吗？所以呀，我在玩具铺里忍不住笑了。快去把叶藏给我叫来吧。”
还有，我把男女仆人们召集到西式房间里，让其中的一个男仆胡乱地敲打着钢琴琴键（虽说是偏僻的乡下，可这个家里却几乎应有尽有）。我则随着那乱七八糟的曲调，跳起了印第安舞蹈，逗得众人捧腹大笑。二哥则点上镁光灯，拍下了我的印第安舞蹈。等照片冲洗出来一看，从腰布的合缝处（那腰布不过是一块印花布的包袱皮罢了），竟露出了我的小雀雀。这顿时又引来了满堂的哄笑。或许也可以称之为意外的成功吧。
每个月我都会订购不下十种新出的少年杂志，此外，还从东京邮购各种书籍，默默地阅读。所以，对“奇问奇答博士”呀，还有“什么东东博士”[5]呀，我都如数家珍。并且，对鬼怪故事、评书相声、江户趣谈之类的东西，我也门门精通。因此，我常常一本正经地说些笑话，令家人哈哈大笑。
然而，说到学校呢？呜呼！我不禁一声长叹！
在学校里，我也开始受到了众人的尊敬。“受人尊敬”，这概念本身就令我畏葸不已。我对“受人尊敬”这一状态进行了如下定义：近于完美地蒙骗别人，然后又被某一个全智全能之人识破真相，最终原形毕露，被迫当众出丑，以致生不如死。即使通过欺骗赢得了众人的尊敬，也肯定有人会看穿那种伎俩。不久，当人们从那个人口中了解到真相，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之后，那种愤怒和报复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即使稍加想象，也不由得毛发竖立。
我在学校里受到众人的拥戴，与其说是因为出身于富贵人家，不如说是得益于那种俗话所说的“聪明”。我自幼体弱多病，常常休学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曾经卧床休息过一学年。尽管如此，我还是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搭乘人力车来到学校，接受了学年末的考试，殊不知比班上所有人都考得出色。即使在身体健康时，我也毫不用功，即便去上学，也只是在课堂上一直画漫画，等到下课休息时，就把它们拿出来给班上的同学看，讲给他们听，逗得他们哄堂大笑。而上作文课时，我净写一些滑稽的故事，即使被老师警告，也照写不误。因为我知道，其实老师正悄悄以阅读我的滑稽故事为乐呢。有一天，我按照惯例，用特别凄凉的笔调描写了自己某次丢人现眼的经历。那是在我跟随母亲去东京的途中，我把火车车厢通道上的痰盂当成尿壶，把尿撒在了里面（事实上，在去东京时，我并非不知道那是痰盂才出的丑，而是为了炫耀小孩子的天真无知，故意那么干的）。我深信，这样的写法肯定能逗得老师发笑，所以就轻手轻脚地跟在走向教员休息室的老师背后。只见老师一出教室，就随即从班上同学的作文中挑选出我的来，一边走过走廊，一边读了起来。他哧哧地偷笑着，不久便走进了教员休息室。或许是已经读完了吧，只见他满脸通红，大声笑着，还立刻拿给其他老师看。见此情景，我不由得心满意足。
淘气鬼的恶作剧。
我成功地让别人把这视为“淘气鬼的恶作剧”。我成功地从受人尊敬的恐惧中逃离了出来。成绩单上基本所有的学科都是十分，唯有品行这一项要么是七分，要么是六分，而这也成了家里人的笑料之一。
事实上，我的本性与那种淘气鬼的恶作剧是恰恰相反的。那时，我已在男女仆人的教唆下做出了可悲的丑事，并遭到了他们的侵犯。如今我认为，对年幼者干出那种事情，无疑是人类所能犯下的罪孽中最丑恶最卑劣的行径。但我还是忍受了这一切，甚至觉得，自己仿佛就此洞悉了人类的另一种特质。我只能软弱地苦笑。如果我有说真话的习惯，那么，或许我就能毫不胆怯地向父母控告他们的罪行吧，可是，我却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完全了解。我一点也不指望那种“诉之于人”的方法。无论是诉之于父亲，还是母亲，也不管是诉之于警察，抑或是政府，最终难道不是照样被那些深谙世故之人的冠冕之词所打败吗？
不公平是必然存在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说到底，诉之于人就是枉费心机。我只能对真相一言不发，默默忍受，继续搞笑。
或许有人会嘲笑道：“什么呀，你这不是对人类的不信任吗？嘿，你几时成了基督教徒？”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人类的不信任，并不一定就会直接通向宗教之路。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难道人们不都是在相互怀疑之中，将耶和华和别的一切抛在脑后，若无其事地活着的吗？记得是在自己幼小时发生的事。当时，父亲所属政党的一位名流到我们镇上来发表演说，于是男仆人就带着我去剧场听讲。剧场里座无虚席，镇上所有与父亲关系亲近的人悉数到场，使劲地鼓掌。演讲结束后，听众们三五成群地沿着雪夜的道路踏上了归途，信口开河地说着演讲会的种种不是，其中还掺杂着一个和父亲过从甚密的人的声音。那些所谓的“同志们”用近于愤怒的声调大肆品头论足，说什么我父亲的开场致辞拙劣无比，那位名人的演讲也让人云里雾里，不得要领，等等。更可气的是，那帮人居然顺道拐入我家，走进了客厅，脸上一副由衷的喜悦表情，对父亲说，今晚的演讲会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当母亲向男仆们问起今晚的演讲会如何时，他们也大言不惭地回答说：“真是太有趣了。”而正是这些男仆刚才还在回家途中叹息着说道：“没有比演讲会更无聊的了。”
而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例。双方相互欺骗，却又颇为神奇地毫发不伤，相安无事，好像没有察觉到彼此在欺骗似的——这种显得干净利落而又纯洁开朗的不信任案例，在人类生活中可谓比比皆是。不过，我对相互欺骗这类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就连我自己也是一样，从早到晚都是依靠搞笑来欺骗人们。对修身教科书上所说的正义、道德之类的东西，我不可能抱有太大的兴趣。在我看来，倒是那些彼此欺骗，但却纯洁而开朗地活着，抑或是有信心如此活下去的人，才更令人费解。人们最终也没有教给我其中的妙谛。或许，如果明白了那些妙谛，我就不必再如此畏惧人类，不必拼命地讨好他们了吧。也更犯不着再与人们的生活相对立，去遭受每个夜晚的地狱所带来的痛楚了吧。总之，我没向任何人控诉那些男女仆人所犯下的可憎罪孽，并不是出于我对人类的不信任，当然更不是缘于基督教的影响，而是因为人们对我这个名叫叶藏的人紧闭了信任的外壳。因为就连父母也不时向我展示出他们令人不解的部分。
然而，众多的女性却依靠本能，嗅出了我无法诉之于任何人的那种孤独的气味，以至于多年以后，这成了我被女人们乘虚而入的种种诱因之一。
就是说，在女人眼里，我是个能够保守住恋爱秘密的男人。
手记之二
在海岸边被海水侵蚀而成的汀线附近，并排屹立着二十多棵伟岸粗大的山樱树。这些树皮呈黑色的山樱树，每到新学年伊始，便与看似黏稠的褐色嫩叶一起，在蓝色大海的背景映衬下，绽放出格外绚丽的花朵。不久，等到落英缤纷的时节，无数的花瓣便会纷纷落入大海，在海面上随波漂荡，然后又被浪涛冲回到海岸边。东北地区的某所中学，正是在这长着山樱树的沙滩上就势建起了学校的校园。尽管我并没有好好用功备考，却也总算顺利考进了这所中学。无论是这所中学校帽上的徽章，还是校服上的纽扣，都印着盛开的樱花图案。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那所中学的附近。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为我选择了那所面对大海和开满樱花的中学。我寄宿在那个亲戚家里，因为离学校很近，所以总是在听到学校敲响朝会的钟声之后，才飞快地奔向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懒惰的中学生，但我却依靠自己惯用的搞笑本领，在同学中的人气日益攀升。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远赴他乡生活，但在我眼里，陌生的他乡比起自己出生的故乡，是一个更让我心旷神怡的环境。这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已把搞笑的本领掌握得天衣无缝，在欺骗他人时显得更加得心应手的缘故。当然，做这样的解释又何尝不可，但更为致命的原因分明还在于另一点：面对亲人和陌生人，身在故乡和他乡，其间难免存在着演技上的难度差异。而且，无论对哪位天才来说，包括圣子耶稣在内，不也同样会遇到这种难度上的差异吗？在演员看来，最难进行表演的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场。如果是在五亲六戚聚集一堂的情况下，哪怕再高明的名优，恐怕也施展不出演技来吧。然而我却在那里一路表演过来，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像我这样的老油子，来到他乡进行表演，自然是万无一失的。
我对人的恐惧，与先前相比，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恐惧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地蠕动着，而我的演技却日渐长进。我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班同学哄然大笑，连老师也不得不一边在嘴上感叹着“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该是一个多好的集体啊”，一边用手掩面而笑。甚至那些嗓音如雷贯耳的驻校军官，我也能轻而易举地逗得他们扑哧大笑。
当我正要为彻底掩饰了自己的真实面目而暗自庆幸时，却冷不防被人戳了背脊骨。那个戳我背脊骨的人，竟然是班上身体最羸弱，面色铁青，五官浮肿的家伙。他穿着像是父兄留给他的破烂上衣，过于长大的衣袖让人联想到圣德太子[6]。他的功课更是一塌糊涂，在军事训练和体操课时，总是在旁边观看，俨然就是一个白痴。就连我也从没想到有提防他的必要。
一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他的姓氏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名字叫竹一），也就是那个竹一，照旧在一旁观看，而我们却被老师吩咐进行单杠练习。我故意尽可能做出一本正经的表情，“啊——”地大叫一声，朝着单杠纵身一跃，就像是跳远那样向前猛扑过去，结果一屁股摔在了沙地上。这纯属是一次事先预谋好的失败，果然引得众人捧腹大笑。我也一边苦笑着，一边爬起来，掸掉裤子上的沙粒。这时，那个竹一不知何时已来到我旁边，捅了捅我的后背，低声咕哝道：
“故意的，故意的。”
我感到一阵震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竹一竟然识破了我假摔的真相。我仿佛看见世界在一刹那间被地狱之火裹挟着，在我眼前熊熊燃烧起来。我“哇”地大叫着，使出全身的力量来遏制住近于疯狂的心绪。
那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尽管我表面上依旧扮演着可悲的滑稽角色来博取众人一笑，但有时候，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出重重的叹息。无论我再干什么，都已被竹一识破真相，并且他还会很快到处透露这一秘密——想到这儿，我的额头上就直冒汗珠，像狂人一般用奇怪的眼神审视着四周。如果可能的话，我巴不得全天候寸步不离地监视竹一，以免他随口泄露了秘密。而且我暗自打着如意算盘，要在我缠着他不放的这期间，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相信，我的搞笑并不是刻意为之的“伎俩”，而是自然发生的真实行为。我甚至打定主意，希望一切顺利的话，成为他独一无二的密友。倘若这一切办不到的话，那我便只能祈盼他的死亡。不过，我却并没有要杀死他的念头。在过往的生涯中，我曾无数次祈盼自己被人杀死，却从未动过杀死别人的念头。这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反而只会造福于可怕的对手。
为了使他驯服就范，我首先在脸上堆满伪基督徒式的“善意”微笑，将脑袋向左倾斜三十度左右，轻轻搂抱住他瘦小的肩膀，用嗲声嗲气的肉麻腔调，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中去玩，但他却总是一副发呆的眼神，闷声不响。不过，一个放学后的傍晚，我记得是在初夏时节吧，天上陡然下起了黄昏的骤雨，学生们都为如何回家大伤脑筋。因为我亲戚家离学校很近，所以，我并不在意地就要冲出门外。这时，我蓦然看见了竹一，他正满脸颓丧地站在门口木屐箱的后面。“跟我走吧，我把伞借给你。”我说道，一把拽住怯生生的竹一，一起在骤雨中飞跑起来。到家后，我请婶婶替我们俩烘干被淋湿的衣服，而我则成功地把竹一领到了自己在二楼的房间里。
我的这家亲戚是一个三口之家，有一个年过五十的婶婶，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体弱多病的高个子姐姐（她曾出嫁过一次，后来又回到了娘家。我也跟着这个家里的其他人，管她叫“阿姐”），和一个最近才从女校毕业，名叫“节子”的妹妹。她和姐姐大不相同，个头娇小，长着一张圆脸。楼下的店铺里，只陈列着少量的文具和运动用品等，其主要收入似乎来源于过世的主人所留下的那五六排房屋的租金。
“耳朵好疼呀。”竹一就那么一直站着，说道。
“雨水灌进耳朵才发疼的吧。”
我一看，发现他的两只耳朵都害了严重的耳漏病，眼看着脓水就要流出耳廓外了。
“这怎么行呢？很疼吧？”我有些夸张地做出惊讶状，“都怪我在大雨中把你拽出来，害你成这样，真是对不起啊。”
我用那种近于女人腔的“温柔”语调向他道歉，然后跑到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的头枕在我的膝盖上，体贴入微地给他清理耳朵。好像就连竹一也没有察觉到，这是一种伪善的诡计。
“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竹一头枕着我的膝盖，说了一句愚蠢的奉承话。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的这句话就像是恶魔的预言一样，其可怕的程度是竹一也没有意识到的。什么“迷恋”“被迷恋”，这些措辞本身就是粗俗不堪而又戏谑的说法，给人一种矫情的感觉。无论多么“庄严”的场合，只要让这些词语一抛头露面，忧郁的伽蓝就会顷刻间分崩离析，变得平淡无奇。但如果不是使用“被迷恋上的烦恼”之类的俗语，而是使用“被爱的不安”等文学术语，似乎就不至于破坏忧郁的伽蓝了。想来真是很奇妙。
我给竹一清理耳朵里的脓水时，他说了“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这句愚蠢的奉承话。当时，我听了之后，只是满脸通红地笑着，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可实际上，我暗地里也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然而，面对“被迷恋”这样一种粗俗说法所产生的矫情氛围，承认“他的话不无道理”，这无异于是在抒发自己愚蠢的感想，就算拿来当作相声里那些白痴少爷的对白也远不够格。所以，我是不会抱着那种戏谑的矫情心理来承认“他的话不无道理”的。
在我看来，人世间的女性不知比男性要费解多少倍。在我们家里，女性的数量是男性的好多倍，而且在亲戚家中也是女孩子居多，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那些“犯罪”的女仆人。我想甚至可以说，自幼时起，我便几乎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尽管如此，我却一直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与女人们打交道的。我对她们的心思一无所知，如同坠入五里雾中，不时会误踩虎尾，遭受重创。这与从男性那儿受到的鞭笞截然不同，恍若内出血一般引人不快，还会铸成内伤，难以治愈。
女人有时和我形影不离，有时又对我弃之不理。当着众人的面她蔑视我，羞辱我，而一旦背着大家，她又拼命地搂紧我。女人像死去般酣睡，让人怀疑她们是为了酣睡而活着的。我从幼年时代起就对女人进行了种种观察，尽管同属于人类，可女人分明是一种与男人迥然相异的生物。而就是这种不可理喻、需要警惕的生物，竟出人意料地呵护着我。无论是“被迷恋”的说法，还是“被喜欢”的说法，都完全不适用于我，或许倒是“被呵护”这一说法更贴近我的实情。
在对待搞笑上，女人似乎比男人更显得游刃有余。当我扮演滑稽角色来搞笑时，男人们从不会哈哈大笑。而且我也知道，如果在男人面前搞笑时过于忘乎所以，肯定会招致失败的，所以总是惦记着见好就收。可女人却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总是无休无止地缠着我继续搞笑。为了满足她们那毫无节制的要求，我累得精疲力竭。事实上她们确实能笑。女人似乎能够比男人更贪婪地吞噬快乐。
在我中学时代寄宿的亲戚家中，一旦那对姐妹闲下来，总爱跑到我二楼的房间里来，每次都吓得我差点跳将起来。
“你在用功吗？”
“不，没有啦，”我余惊未了地微笑着，合上书本说道，“今天，学校里一个名叫‘棍棒’的地理老师，他……”
从我嘴里迸出的都是一些言不由衷的笑话。
“阿叶，把眼镜戴上给我们看看！”
一天晚上，妹妹节子和阿姐一起到我房间来玩。在逼着我进行了大量的搞笑表演后，她们冷不防提出了这个要求。
“干吗？”
“甭管了，快戴上看看吧。把阿姐的眼镜拿来戴戴看！”
平常她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对我说话。于是，我这个滑稽小丑就老老实实地戴上了阿姐的眼镜。刹那间，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
“真是一模一样！和劳埃德[7]简直是一模一样！”
当时，哈罗德·劳埃德作为一名外国喜剧电影演员，在日本正风靡一时。
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道：
“诸位，此番我特向日本的影迷们……”
我试着模仿劳埃德的样子发表一通演讲，这更是惹得她们捧腹大笑。那以后，每当劳埃德的电影在这个镇上上演，我都是每部必看，私下里琢磨他的表情举止。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正躺着看书。这时，阿姐像一只鸟儿似的飞快跑进我的房间，猛地倒在我的被子上啜泣起来。
“阿叶，你肯定会救我的，对吧？这种家庭，我们还是一起出走的好，对不？救救我，救救我。”
她嘴里念叨着这些怪吓唬人的话，还一个劲儿地抽噎着。不过，我并不是第一次目睹女人的这种模样，所以，对阿姐的夸张言辞并不感到惊讶，相反，倒是对她那些话的陈腐和空洞感到格外扫兴。于是，我悄悄从被窝中抽身起来，把桌子上的柿子剥开，递给了她一块。只见她一边啜泣着，一边吃起柿子来了。
“有什么好看的书没有，借给我看看吧？”她说道。
我从书架上给她挑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款待。”
阿姐有些害羞地笑着，走出了房间。其实不光是阿姐，还有其他所有的女人，她们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活着的呢？思考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甚至比揣摩蚯蚓的想法还要费事，更让人有一种阴森可怖的感觉。不过，唯有一点是我依靠幼时的经验而明白的：当女人像那样突然哭诉起来时，只要递给她什么甜食，她吃过后就会云开雾散。
节子有时甚至会把她的朋友也带到我房间来。我按照惯例，公平地逗大家发笑。等朋友们离去之后，节子必定会对朋友的不是大肆数落一番，诸如“她是个不良少女，你可得当心哪”之类的。倘若果真如此，不是用不着特意带到这里来吗？也多亏了节子，我房间的来客几乎清一色都是女性。
不过，这绝不意味着，竹一那句“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的奉承话已经兑现。总之，我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罢了。而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作为可憎的预言，活生生地呈现出不祥的兆头，还是在多年以后。
竹一还送给了我另一个重要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像哪。”
有一次，竹一到我楼上的房间来玩时，得意扬扬地拿出一张原色版的卷头画给我看，这样说道。
“哎？！”我大吃了一惊。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就是在那一瞬间里，决定了我未来的堕落之路。我知道，其实那不过是凡·高的自画像而已。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所谓法国印象派的绘画正广为流行，大都是从印象派的绘画开始学习鉴赏西洋绘画的，所以，一提起凡·高、高庚、塞尚、雷诺阿等人的画，即使是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大都见识过它们的照相版。凡·高的原色版画作我也见过不少，对其笔法的妙趣和色彩的鲜艳颇感兴趣，但却从没想过，他的自画像是什么妖怪的画像。
“那这种画又怎么样呢？也像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利亚尼[8]的画册，把其中一幅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画像拿给竹一看。
“这可了不得呀。”竹一瞪圆了眼睛感叹道。
“就像一匹地狱之马哪。”
“还是像妖怪吧。”
“我也想画画这种妖怪哪。”
对人感到过分恐惧的人，反倒希望亲眼见识更可怕的妖怪；越是对事物感到胆怯的神经质的人，就越是渴望暴风雨降临得更加猛烈……啊，这群画家被人类这种妖怪所伤害所恫吓，最终相信了幻影，在白昼的自然中目睹了栩栩如生的妖怪的存在。而且，他们并没有借助搞笑来掩饰自身的恐惧，而是致力于原封不动地表现自己看见的景象。正如竹一所说的那样，他们勇敢地描绘出了“妖怪的画像”。原来，这里竟然有我未来的同伴，这使我兴奋得热泪盈眶。不知为什么，我压低了嗓音，对竹一说道：
“我也要画，画那种妖怪的画像，画那种地狱之马。”
我从小学时代起就喜欢上了画画和看画，但我的画不像作文那样受到周围人的交口称赞。因为我压根儿就对人类的语言毫不信任，所以，作文在我眼里就如同搞笑的寒暄语一般。尽管我的作文在小学和中学都逗得老师们前仰后合，但我自己却并不觉得有趣。只有在绘画（漫画等则另当别论）上，我才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对象的表现方式煞费苦心。学校绘画课的画帖实在无聊透顶，而老师的画也拙劣无比，所以我不得不靠自己来胡乱地摸索各种表现形式。进入中学以后，我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油画画具，尽管我试图从印象派的画风中寻找出绘画技巧的范本，可自己画出的东西却俨然像彩色花纸工艺般平板、呆滞，不成样子。不过，竹一的一句话却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它表现为一种幼稚和愚蠢，即竭力想把觉得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为美。而绘画大师们利用主观的力量，对那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加以美的创造，虽说他们对丑恶的东西感到恶心呕吐，却并不隐瞒自己对它们的兴趣，从而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之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也不为别人的看法所左右。我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画法的原始秘籍。于是，我瞒着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着手制作自画像了。
一幅阴郁的画诞生了，连我自己都为之震惊。可这就是我隐匿在内心深处的真实面目。表面上我在开怀大笑，并引发人们的欢笑，可事实上，我却背负着如此阴郁的心灵。“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暗自肯定现状。但那幅画除了竹一之外，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被人看穿自己搞笑背后的凄凉，也不愿别人突然间小心翼翼地提防起我来。我甚至担心，他们没有发现这便是我的本来面目，而依旧视为一种新近发明的搞笑方式，并把它当作一大笑料。这是最让我痛苦难堪的事情，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的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收敛起了那种“妖怪式画法”，而仍旧采用先前那种平庸的画法，将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成美的东西。
以前，我一直只是在竹一面前才若无其事地展示出自己动辄受伤的神经，因此，这一次的自画像也放心大胆地拿给了竹一看，结果，竟然得到了他的啧啧称赞。于是，我又接连不断地画了第二张、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又送给了我另一个预言：
“你呀，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哪。”
“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这是傻瓜竹一在我的额头上镌刻下的两大预言。随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但父亲对我说，早就打定主意让我上高中，以便将来做官从政，所以，作为一个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人，我只好茫然地遵从了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也对濒临大海和满是樱花的中学感到了厌倦，所以不等升入五年级，在修完四年的课程后便考入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学校的寄宿生活。不料，学校寄宿生活的肮脏和粗暴让我避之不及，哪里还顾得上搞笑。我请医生开了张“肺浸润”的诊断书，搬出了学生宿舍，移居到上野樱木町的父亲别墅里。我根本过不了那种所谓的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什么年轻人的骄傲，这类豪言壮语只会在我耳膜里唤起一阵凛冽的寒气，使我与“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格格不入。我甚至觉得，不管教室，还是宿舍，都不啻被扭曲了的性欲的垃圾堆而已。我那近于完美无缺的搞笑本领在这里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父亲在议会休会时，每个月只在别墅里待上一周或两周，所以，当父亲不在时，偌大的建筑物便只剩下了作为别墅管家的一对年迈夫妇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看来，我终究是看不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9]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志士墓了），成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等父亲上京之后，我每天早晨都匆匆地赶往学校，但有时去的却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连续三四个小时地练习画素描。一旦搬出了高中的学生宿舍，即使我坐在学校的教室里听讲，也会有一种颇为败兴的感觉，仿佛自己是处在旁听生的特殊位置上。尽管这或许只是自己的一种偏见，但我更是懒得去学校了。在我看来，经过小学、中学、高中，我最终也没懂得何谓爱校之心，也从没想过要去记住学校的校歌。
不久，在画塾里，我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儿学会了酒、香烟、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尽管把这些东西排列在一起，可谓一种奇妙的组合，但却的确是事实。
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堀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居住区，比我年长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家里没有画室，他就上这所画塾来继续学习西洋画。
“能借我五元钱吗？”
在此之前，只是有过照面，还从没有说过话。所以我有些张皇失措地掏出了五元钱。
“走啊，喝酒去吧。我请你喝。你这个象姑。”
我无法拒绝他，被他拽进了画塾附近蓬莱町的酒馆中。而这就是我与他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瞧，你那种腼腆的微笑，正好是大有前途的艺术家所特有的表情哪。为了纪念我们的相识，来干一杯吧。——阿绢，这家伙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要被他迷住了哟。自从这小子来了画塾之后，害得我降格成了第二号美男子啦。”
堀木长着一张黝黑的端庄面孔，身上穿着像模像样的西装，脖子上系着素雅的领带，这种装束在学画的学生中是颇为罕见的。他还抹了发油，梳了个中分头。
置身于酒馆这种陌生的环境里，我心中只有不安。我局促地把两只胳膊忽而抱紧，忽而松开，露出一脸腼腆的微笑。可就在两三杯啤酒落肚之后，我却有种像是被解放了的莫名的轻松感。
“我原本是想进美术学校的，可是……”
“哎呀，可没劲儿啦，那种地方真是没劲儿透了！我们的老师乃是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激情之中！”
但我对他所说的东西却没有感到半点的敬意，只是暗自思忖道：这是个蠢货！他的画肯定蹩脚透顶，但作为一个玩伴，或许倒是最好的人选。这时，我才生平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都市痞子。尽管与我的表现形式大相径庭，但在彻底游离于人世的营生之外，不断彷徨这一点上，他和我的确属于同类。而且，他是在无意识中进行搞笑，并对这种搞笑的悲哀浑然不知。而这正是他与我在本质上迥然相异的地方。
仅限于一块玩玩，仅限于把他当作玩伴来交往——我总是这样从心眼里蔑视他，耻于与他为伍。但在与他结伴而行的过程中，我却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最初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大好人，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就连对人感到恐惧的我，也彻底放松了警惕性，以为找到了一个领着我见识东京的好向导。说实话，要是我一个人的话，去搭电车时会对售票员犯怵；想去剧场看歌舞伎时，一瞧见大门口铺着红地毯的阶梯两侧站着引座小姐，就会望而却步；进餐厅就餐时，一看到悄悄站在自己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就会胆战心惊。天哪，特别是买单时，就别提我那双颤巍巍的手了！当我买完东西结账时，不是因为吝啬小气，而是因为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害臊、过度的不安与恐惧，我只觉得头昏眼花，世界蓦然变得漆黑一团，神志几近错乱，哪里还顾得上讨价还价，有时甚至忘记了接过找头，或是拿走买下的商品。我根本无法独自一人在东京街头漫步，所以，只好整日蜷缩在家中打发光阴。
可一旦把钱包交给堀木再一起出去逛街，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只见堀木大肆砍价，俨然是玩耍的达人，使极少的钱发挥出最大的功效。而且，他对街头昂贵的出租车一概敬而远之，因地制宜地选乘电车、公共汽车，抑或小型汽艇，利用最短的时间来抵达目的地，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本事。他还对我实施现场示范教育，比如清晨从花街柳巷回家途中，顺路拐到某个餐馆，泡一个晨澡后，再点个豆腐锅配小酒，这不仅划算，还感觉很阔气奢华。他还告诉我，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富于营养。他还蛮有把握地断言道，在所有的酒中间，要数电气白兰地[10]的酒劲儿上来得最快最猛。交给他来结账埋单，我从没感到一星半点的惶恐和不安。
和堀木交往的另一大好处在于：他完全无视谈话对方的想法，只顾自己听凭所谓激情的驱使（或许所谓的激情，就是要无视对方的立场），成天到晚地絮叨着种种无聊的话题，所以，完全用不着担心，我们俩在逛街疲倦了之后会陷入尴尬的沉默中。在与人交往时，我最介意的，就是唯恐出现那种可怕的沉默局面，所以，天生嘴笨的我才会抢先拼命地搞笑。然而，现在堀木这个傻瓜却无意中主动承担起了那种搞笑的角色，所以，我才可以对他的话充耳不闻，无须多加搭理，只要适时地笑着敷衍一句“怎么可能”便行了。
不久，我也渐渐地明白了：酒、香烟和妓女，乃是能帮助我暂时忘却对人的恐惧的绝妙手段。我甚至萌发了这样的想法：为了寻求这些手段，我可以不惜变卖自己的所有家当。
在我眼里，妓女这个种类，既不是人，也不是女性，倒像是白痴或者疯子。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而能够高枕无忧，安然成眠。她们没有一丁点儿的欲望，简直达到了令人悲哀的地步。或许是从我这里发现了一种同类的亲近感吧，那些妓女常常向我表示出自然天成的好意，而从不让人感到局促不安。毫无算计之心的好意，绝无勉强之嫌的好意，对萍水相逢之人的好意，使我在漫漫黑夜之中，从白痴或疯子式的妓女们那儿，真切地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神圣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的恐惧，寻得一夜的休憩，我前往她们那里。可就在与那些属于自己“同类”的妓女玩乐时，一种无意识的讨厌氛围开始不知不觉地弥漫在四周，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所谓“随赠附录”。渐渐地，那“附录”鲜明地浮出了表面。当堀木点穿了其中的玄机后，我不禁在愕然之余，心生厌恶。在旁人看来，说得通俗点，我经由娼妓的历练，近来在女人的修炼上大有长进。据说，通过妓女来磨炼与女人交往的本领，是最为严苛而又最富成效的。我的身上早已飘漾着“风月场上的老手”的气息，女人们（不仅限于妓女）凭借本能嗅到了这种气息，并趋之若鹜。人们竟把这种猥亵的、极不光彩的氛围当作了我的“随赠附录”，以至于它比我试图获得休憩的本意显得更加醒目。
或许堀木是半带奉承地说出那番话的，但却大有不幸而言中的势头。比如说：我就曾经收到过一个咖啡馆女人写给我的稚拙情书；还有樱木町邻居将军家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会在每天早晨专挑我上学时，明明无事可做，却故意略施粉黛，在自己家门前进进出出；还有当我去吃牛肉饭时，即使我一言不发，那儿的女仆也会……；还有我经常光顾的那家香烟铺子的小姑娘，在递给我的烟盒中竟然也……；还有在去观赏歌舞伎时，那个邻座的女人……；还有当我在深夜的市营电车上因酩酊大醉而酣然入睡时……；还有从乡下亲戚家的姑娘那儿出乎意料地寄来了缱绻缠绵的相思信件……；还有某个不知何许人也的姑娘，在我外出时留给我一个手工制作的偶人……由于我相当消极退避，所以，每一次的罗曼史都是蜻蜓点水，停留于一些残缺的断片，没有任何更大的进展。但是，有一点却并非信口雌黄，具有不可否定的真实性，即在我身上的某个地方萦绕着某种可以供女人做梦的氛围。当这一点被堀木那样的家伙一语点破时，我感到一种近于屈辱的痛苦，同时，我对妓女的兴趣也倏然间消失了。
堀木出于爱慕虚荣和追赶时髦的心理（至今我也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理由了），某一天带着我去参加了一个叫作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大概是叫R·S吧，可我已记不清了）。也许对堀木这样的人来说，出席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也只是他领着我“游览东京”的一环罢了。我被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下了一本宣传册子，听坐在上席的那个长相丑陋的青年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然而，那一切在我看来，却是再明白不过的内容了。或许他的确言之有理，但在人的内心深处，分明存在着一种更加难以言喻的东西。称之为“欲望”吧，又觉得言不尽意，谓之曰“虚荣心”吧，也觉得语不及义，即使统称为“色情与欲望”，也仍旧词不达意。总之，尽管我也是云里雾里的，但我总认为，在人世的底层毕竟存在着某种绝不单纯是经济的、近于怪谈式的东西。我本来就对那种怪谈式的东西充满了恐惧，所以，尽管我对唯物论，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很自然地加以了肯定，却不能仰仗着它来摆脱对人的恐惧，从而放眼绿叶感受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却从不缺席地参加R·S（仅凭记忆，可能有误）。“同志”们俨然大事临头似的，紧绷着面孔，沉浸在诸如“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初等算数式的理论研究中。见此情景，我觉得滑稽透顶，于是，发挥自己惯用的搞笑本领，以活跃集会上的气氛。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渐渐地研究会上那种拘谨刻板的氛围被缓解了，以至于我成了那个集会上不可或缺的宠儿。这些貌似单纯的人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甚至把我看成一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我便是从头到尾地彻底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但我却每次必到，为大家提供作为“丑角”的搞笑服务。
这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喜欢他们，但这未必可以归结为依靠马克思而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不合法，这带给了我小小的乐趣，不，毋宁说使我心旷神怡。其实，倒是世上称之为“合法”的那些东西才更加可怕（对此，我有某种无比强烈的预感），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不可理喻。我不可能坐着，死守一个没有门窗的冰冷房间，就算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进去，直到游得耗尽全力，一命呜呼。对我来说，或许这样还更轻松痛快些。
有个说法叫作“见不得人的人”，指的是那些人世间悲惨的败北者、背德者。我觉得自己打一出生便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那些被世人斥为“见不得人的人”，我的心就不由分说地变得善良温柔，而且这种“温柔”足以使我自己也如痴如醉。
还有一种说法叫作“狂人意识”。身在这个世上，我一生都被这种意识所折磨，但它又是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和它厮守在一起，进行凄寂的游戏，已构成了我生存方式的一种。俗话里还有种说法，叫作“腿有伤痕，没脸见人”。当我还在襁褓中时，我的伤痕便已赫然出现在我的一只腿上，随着长大成人，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渐加剧，甚至扩展到了骨髓深处。每个夜晚，我遭受的痛苦就如同千变万化的地狱，但是（这种说法有些奇怪），那伤口却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在我看来，伤口的疼痛就仿佛是它鲜活的情感，甚而爱情的呢喃。对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地下运动小组的那种氛围令人出奇地安心和惬意。总之，与其说是那种运动的目的，不如说是那种运动的外壳更符合我的口味。堀木仅仅是出于闹着好玩的心理，把我带到那个集会上，把我介绍给了大家。其实他也就只去过那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嘛。”所以他不去参加集会，而是一门心思拽住我到外面去考察消费状况。回想起来，当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像堀木那样出于爱慕虚荣、追赶时髦的心理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像我一样仅仅因为喜欢那种“不合法”的氛围，便一头扎入其中的人。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徒识破的话，那么，无论是堀木还是我自己，都无疑会遭到他们的愤怒斥责，并作为卑劣的叛徒而受到驱逐吧。但我和堀木却没有遭到开除的处分，特别是我，处在那种不合法的世界中，居然比身在绅士们的合法世界中更显得悠然自得，游刃有余，也更显得所谓的“健康”，以至于作为前途无量的“同志”，被委派了种种机密工作。他们夸张地给那些工作披上一层过于神秘的面纱，让人着实忍俊不禁。事实上，我对委派的工作从不拒绝，泰然自若地照单全收，也从不曾因举止反常而遭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或盘问。我总是一边搞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地下运动的家伙常常是如临大敌一般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显得过分警惕。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都是一些无聊透顶的东西，可却煞有介事地制造出紧张的气氛）。就我当时的心情而言，就算成为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一辈子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认为，与其对世人的“真实生活”感到恐惧，每个夜晚都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和轻松。
在樱木町的别墅里，父亲忙于接待客人，或是外出有事，所以即使同住一个屋檐之下，我和他有时接连三四天也见不上一面。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而可怕，因此琢磨着，是不是该搬出这个家，到外面去租个房子住。就在我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时，从别墅的老管家那儿听说，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
父亲的议员任期就要届满了，想必其中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加选举。他还在老家建了栋养老的舍宅，似乎已对东京不再留恋。而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高中生而已，或许在他看来，为了我而保留宅邸和仆人，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思与世上所有人一样，不是我能明白的）。总之，那个家不久便转让给了别人，而我则搬到了一个老旧公寓的阴暗房间里，这个公寓名叫仙游馆，位于本乡的森川町。而没过多久，我便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儿得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马上告罄，可烟、酒、起司、水果等，家里都是应有尽有，而书、文具、衣服等其他东西，也都可以在附近的店铺里赊账，就算款待堀木吃碗荞麦面或者炸虾盖浇饭，只要是这条街上父亲经常光顾的餐馆，我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地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在宿舍的独居生活，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在每个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这让我一时慌了手脚。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便花个精光，我感到不寒而栗，因心中无底而变得几近发狂，轮流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几乎纯属搞笑的虚构。窃以为，要想求助于他人，其上策乃是逗人发笑）。另外，我在堀木的教唆下，开始频繁地出入于当铺，可照样手头拮据。
总而言之，我缺乏那种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感到兀自一人待在宿舍房间里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间就会遭到谁的袭击或者暗算似的，不由自主地飞奔到大街上，要么去帮助地下运动，要么和堀木一起到处找廉价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给荒废了。在进入高中后翌年的十一月份，发生了我和一个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的殉情事件，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但奇怪的是，每次考试都深谙答题的窍门，所以一直瞒过了老家的亲人。然而没过多久，终因旷课太多，学校秘密地通知了身在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地下运动交给我的任务给我带来了更直接也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带游戏的心态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反正包括了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所有学校的马克思学生行动队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把纤细得连铅笔都削不好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的口袋中四处奔走，以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忆有误）不断有任务下达而来，使我甚至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我这副孱弱多病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仅仅是因为对“不合法”有兴趣才参与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一旦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禁不住在心中对P内的人嘀咕道：你们有没有搞错呀？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好吗？——于是，我选择了逃避。逃避果然不是件愉快的事儿，我决定一死了之。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在忙完地下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了下来时，那姑娘总是会拿着便笺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弟弟妹妹们吵死人了，害得我都没法写信。”
说罢，她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原本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地兀自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似的，所以，我又像往常一样发挥了那种被动的服务精神。事实上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可还是让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起精神来，趴在那儿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唔唔”地敷衍着。
“听说呀，有个男人，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哪。是你吧？”
“不，我嘛，只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荣幸。那你就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就是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道：“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她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倒胃口。于是我想打发她去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道路旁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却反倒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打发女人去办事，绝不会惹她不高兴。恰恰相反，如果男人拜托女人去做事，她是会很开心的。对这一点我可是了然于心。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地下运动的关系，就算不愿意，我和她都得每天碰面。等碰头会结束以后，这个女人总是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作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做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
“我正是这么想的哪。”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只得好好伺候这个丑陋而讨厌的女人，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都是些品位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转手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高兴。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我亲了她。谁知她是那么厚颜无耻，竟然欣喜若狂，当即叫了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地下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真是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不禁暗自苦笑道。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天见面，所以，不可能像对待从前遇到的那些女人一样巧妙地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让自己被束缚得一动也不能动。
在同一时候，我从银座一个大型酒吧的女招待那儿，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因囿于那种恩惠，我同样感到一种被束缚得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无须再借助堀木的向导，就可以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的和服光顾酒吧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类的自信和暴力深感疑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其他人一本正经地进行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如果不伴随着败北的丑角式苦笑，就无法与别人寒暄，但现在我总算好歹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掉一切，向人结结巴巴地寒暄一气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地下运动四处奔波的结果？抑或是归功于女人，或者酒精？或许应该主要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吧。无论在哪儿，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型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者女招待、侍应生包围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型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道：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就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而且，她的这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心的悸动。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化解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化解了我待在她身边所感到的担忧。
我喝起酒来。因为我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倒无心扮演小丑来搞笑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出自己沉默寡言和悒郁凄凉的天性，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些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种菜肴摆放在我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想喝酒，是吧？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夜。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了。瞧，我这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人叫什么名字，都忘记了）吩咐的那样，我在银座背街的一家露天寿司摊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不知为何，那寿司难以下咽的味道，竟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家寿司摊的老板长着一副黄颔蛇的脸相，脑袋已经秃顶。他摇头晃脑地捏着寿司，装着手艺高超的样子，那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突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原来与当时那个寿司摊的老板很像，于是不禁一阵苦笑。在那女人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的今天，唯有那寿司摊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准确无误，甚至可以轻松地画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实在是难以下咽，甚至给我带来了寒冷与痛苦的缘故。说来，就算有人带我到美味的寿司店去品尝寿司，我也从没觉得好吃过。寿司实在是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一般大小吗？）
她在本所[11]租借了木匠家二楼的一个房间。在这儿，我可以完全坦露自己阴郁的内心，一边喝茶，一边用单手捂住脸颊，仿佛遭到剧烈牙痛的袭击一般。不料，我的这种姿势似乎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遭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有丈夫的人哪。原本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夏天，我们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干什么正经事。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待在监狱里哪。我呀，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的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谈话不得要领，反正对于我来说，她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耳旁风。
真是寂寞啊。
比起女人连篇累牍的痛苦身世，倒是这样一句短短的喟叹更能引发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却从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不过，眼前这个女人尽管没有用语言说过一句“真是寂寞啊”，但她身体的轮廓中却流淌着一种剧烈而无言的寂寞，就宛若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只要我的身体一靠近她，就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地裹挟住，与我自己身上那种阴郁的气氛，恰到好处地交融在一起，宛若“枯叶落在水底的岩石之上”，使我得以从恐惧和不安中抽身逃遁。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酣睡的感觉截然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的妻子所度过的一夜，对于我来说，是获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不假思索地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想，这在我的整篇手记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但也仅仅只有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甚至会惧怕幸福。碰到棉花也会受伤。有时也会被幸福伤害。趁着还没有受伤，我想就这样赶快分道扬镳。于是，我又放出了惯用的搞笑烟幕弹。
“有句话叫‘金钱耗尽，缘分两清’，其实，对这句话的解释恰好被颠倒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有钱，自个儿就会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甚至连笑声都软弱无力，而性情也变得格外乖戾，最终破罐子破摔，自个儿主动甩了女人，近于半疯狂地甩掉一个个女人。据《金泽大辞林》上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哪。真可怜呀，我也多少懂得点那种心境。”
的确，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上述的那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不宜久留，脸也没洗就跑了出来，可没想到，我当时胡编的那句“金钱耗尽，缘分两清”这句话，后来竟与我自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都没有去见那一夜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日子的流逝，我的喜悦之情也逐渐淡漠，倒是蒙受了她恩惠这一点让我隐隐约约倍觉不安，有一种强烈的被束缚感。甚至对酒吧里的所有消费都是由常子买单这种世俗的事情，也开始耿耿于怀了。常子最终也和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那个女人一样，成了只会胁迫我的女人，所以即便远离了她，也还是对她满怀恐惧，而且我总觉得，如果再遇到那些与自己有过床笫之欢的女人，她们肯定会像烈火般勃然大怒，所以，我对再见到她们备感劳神。正因为我性格如此，所以，我对银座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这种怕劳神费力的性格绝不是源于我的狡黠，而是因为我还不大明白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女人这种生物在生存时，是把前一天晚上的床笫之欢与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严格区分开来的，就像是彻底忘却了其间的关联一样，干净利落地斩断了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
十一月末，我和堀木在神田的露天摊铺上喝廉价的酒。喝完这一台后，这个恶友坚持要再找另一个地方续摊。我们已经花光了手头的钱，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硬是吵嚷着“喝呀，喝呀”。此时的我早已喝得醉醺醺的，胆子也变大了，说道：
“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梦的国度。可别大惊小怪哟，那儿真可谓‘酒池肉林’……”
“是一个大酒吧？”
“对。”
“那走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堀木兴奋得欢蹦乱跳，说道：
“今夜我好饥渴，好想要个女人哪。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平常我是不大喜欢堀木摆出这种醉态的。堀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问了一句：
“可以吗？我要玩亲亲哟。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要亲给你瞧瞧。行不？”
“没问题吧。”
“太谢谢你了！我真的对女人很饥渴哪。”
在银座四丁目下车后，仗着常子的关系，我们身无半文地走进了那家堪称酒池肉林的大酒吧。我和堀木挑了一个空着的包厢相对而坐，只见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迅速跑了过来。那个女招待坐在了我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堀木身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眼看着常子就要被堀木亲吻了。
我倒并不觉得可惜。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太强的占有欲，即使偶尔也有可惜的感觉，但也没有精力来与人抗争，大胆主张自己的所有权，以致在后来的某一天，我甚至眼睁睁地默默看着与自己同居的女人遭到别人的玷污。
我竭力避免介入人与人之间的芥蒂，害怕被卷入那样的漩涡。常子与我只不过是一夜的交情，她分明并不属于我。我不可能有觉得可惜的欲望，但我毕竟还是吃了一惊。
常子就在我面前接受着堀木猛烈的亲吻，我为常子的境遇感到可怜。这样一来，被堀木玷污过的常子或许就不得不与我分手了吧，而且，我也不具备足够的热情来挽留住常子。啊，事情被迫到此结束了。我对常子的不幸涌起了瞬间的惊愕，但随即又如同流水一般，坦然接受了这一切。我来回瞅着堀木与常子的面孔，嗤笑了起来。
但事态却意想不到地恶化了。
“还是得了吧！”堀木撇着嘴说道，“再怎么样，我也不至于和这种穷酸女人……”
他一副很委屈的表情，交叉着双臂，目不转睛地盯着常子，露出了苦笑。
“给我酒。我身上没钱。”我小声地对常子说道。我真想喝个烂醉。从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一个丑陋而贫穷的女人，甚至不值得醉汉亲吻。我突然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我喝呀，喝呀，从没喝过这么多酒，直到烂醉如泥，与常子面面相觑，悲哀地微笑着。经堀木那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她不过是个疲惫不堪而又贫穷下贱的女人，可与此同时，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却又油然而生（我至今仍旧认为：贫富之间的矛盾尽管貌似陈腐，但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之一）。我发现常子是那么可爱，以至于我生平第一次觉察到，有种微弱却积极主动的爱情正萌动在心里。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喝酒喝到不省人事，这还是第一次。
醒来一看，常子坐在我枕边。原来，我是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金钱耗尽，缘分两清’，我还以为是开玩笑来着。莫非你是真心说的？要不，你干吗不来了？要断绝缘分也并不那么容易。难道我挣钱给你用，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分，从女人口中第一次冒出了“死”这个字眼。她早已被人世的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生存的烦忧，还有金钱、女人、学业、地下运动等，似乎就再也无法忍耐着活下去了。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当时我却并没有真正做好去“死”的心理准备，其中的确隐含着某种“游戏”的成分。
那天上午，我和她踯躅在浅草的六区，一块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杯牛奶。
“你，先去把账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块铜币。一种比羞耻更凄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就是那个只剩下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去典当的荒凉房间。除此之外，我所有的家当就只有穿在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披风了。这便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那女人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问道：
“哎？！就只有这么多？！”
尽管这句话有口无心，但分明有一种刺痛感穿透了我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爱人的一句话而备感痛苦。说到底，不是什么“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三枚铜币根本就不算是钱，它带给我从未咀嚼过的屈辱感，一种没脸再活下去的屈辱感。归根到底，那时的我还尚未彻底摆脱富家子弟这种属性吧。也就在这时候，我才真正作为一种实感做出了去死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海面。那女人嗫嚅着“这腰带还是从店里朋友那儿借来的哪”，随即解下来叠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披风，放在了同一块岩石上，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海水里。
女人死掉了，而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家父的名字多少有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情死的事儿被当作重大事件刊登在报纸上。
我被收容在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还专程从故乡赶来，处理种种后事。故乡的父亲和一家人都勃然大怒，很可能就此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告诉我这些后就回去了。但我哪有心思顾及这些，只是想念着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在我迄今为止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那个贫穷下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下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的开头一句，全都是清一色的“为我活着吧”这样一种奇特的句子。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病房里来玩，其中有些护士总是在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这所医院检查出我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察局。在那里他们把我当病人对待，收容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一个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
“最初和那女人发生关系，是在哪儿？”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拼命强忍住想笑的神经。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的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拒绝做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从不怀疑他是真正的审讯主任，以至于刑罚的轻重都完全取决于他的意志似的。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眯眯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从实回答，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色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就在打开门走进署长室的当口，署长便发话了：
“哦，真是个好男儿啊。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儿。”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是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恍若自己是个半边脸上长满了红斑的丑陋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柔道选手或者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也显得干练而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进行的隐秘而执拗的好色审讯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察局的文件，一边说道：
“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哪。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见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红色的霰子一般，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从喉咙里咯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我抠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其间的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头，机敏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道：
“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还是得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总该有一个吧，诸如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
我突然想起，我学校的担保人就是那个曾经经常出入于父亲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这个叫涩田的人，长得又矮又胖，是个年届四十的独身男人。他和我们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他的脸，特别是眼睛，长得很像比目鱼，所以父亲总是叫他“比目鱼”，而我也跟着这么叫他。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活像摇身变了个人似的，说起话来装腔作势的，但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
“喂，那个电话还是消下毒为好。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之后，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在这样吩咐警察。
午饭以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绑住胳膊，与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尽管他们准许我用披风遮住被捆绑的部位，但麻绳的一端却被年轻警察紧握在手中。
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室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呜呼，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然反而使我如释重负，万般惬意。即使此刻追忆起当时的情形，我也会禁不住变得心旷神怡。
但在那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惨的失败记录。它令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察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年纪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性情温和、不乏气度的人（如果说我长得漂亮，那也无疑是一种邪恶淫荡的漂亮，但这个检察官的脸上却始终是一种聪慧而宁静的神情，使你不得不承认，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漂亮）。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彻底放松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巾，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顿时，我涌起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或许我能把这咳嗽作为一种筹码来讨价还价。“咯，咯……”我夸张地大声假咳了两下，用手巾捂住嘴巴，顺势悄悄乜斜了检察官一眼。
“你是在真咳吗？”
他的微笑是那么宁静，我直冒冷汗。不，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当竹一那个傻瓜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戏时，我就像被一脚踢进了地狱里一样。而如果说我这一次的羞愧远远超过了那一次，也绝非言过其实。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整个生涯中演技惨败的两大记录，我有时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宁静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处十年的徒刑。
被予以缓期起诉，我却高兴不起来。我心中满是悲凉，坐在检察局休息室的长凳上，等待担保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能望见晚霞燃烧的天空，一大群海鸥排成一个“女”字形，朝远处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