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IFS治疗概论

第1章　IFS治疗的缘起

在这个介绍性章节的开头，我（理查德）将和你们分享一段故事，让大家知道IFS疗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的父亲泰德·施瓦茨和母亲吉纳维芙·施瓦茨共同养育了六个儿子，我是其中的老大。泰德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内科医生和研究者，在内分泌学领域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他后来成为芝加哥一家大型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虽然我从他那里继承了很多天赋，但一些负担也随之而来。父亲希望儿子们学医，对于作为老大的我，他更是寄予厚望。但我并不擅长学习自然科学（可以说至今依然如此），而且总体上不喜欢上学，这让父亲很生气。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失望。比如，当我拿着成绩单回家时，我能察觉到他时常掩藏不住的强烈不屑，他的这种情绪在我的潜意识中悄悄地滋长着。这些经历使我背上了我们将在本书中说到的“无价值感带来的重负”，这种负担驱使我努力向父亲证明自己的价值。当我尝试创立IFS这一心理治疗方法并面临各种阻力时，这种感受一直作为一种宝贵的驱动力，激励我前行。

在大学期间，每年暑假，父亲都会在他负责的芝加哥医疗中心给我找份实习工作，通常是在中心的青少年精神病区当助手。我的工作内容是带着病人去打保龄球、游泳或是看电影。这样一来，我和这些孩子的关系总会逐渐亲厚起来。眼看着他们离开家人之后，整个夏天都在好转，我感到欣慰。可第二年夏天，他们的健康状况又会恶化到需要回来住院的程度。由于我大部分时候都是周末工作，所以当孩子们的家长来看他们时，我一般都在会客室，经常目睹家长愤怒地在他们的孩子身上撒气，责备他们给家里人丢了脸的情形。家长走后，我会安慰孩子们，也会问他们：治疗师是否在帮忙处理他们的家庭关系。他们说，治疗师几乎从来不与他们的家人交流，也很少主动和他们的家人说话。尽管治疗师会解释孩子的感受和行为，但大多数时候治疗师只是倾听。如果孩子不说话，那么整个治疗过程就会在沉默中展开。尽管我当时并不了解心理治疗，但还是觉得这样的情况是有问题的。

有一年夏天，我对一个16岁的可爱的小姑娘特别有好感。她曾经吸食海洛因成瘾。她悄悄告诉我，她的父亲猥亵过她。一天，她的父母来医院看她，她的父亲无所事事地瘫坐在一旁，母亲则对她大吼大叫，指责她的自私如何伤害到了他们。第二天，她自杀了。当时我的感受非常复杂，对她遭遇的不公感到尤其愤怒。我决心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尽自己所能来提供更好的心理治疗。大学期间，我曾上过一门由心理治疗师教授的临床心理学方面的课程，我由此了解到精神分析方法是如何对这些住在医院的青少年起作用的，也知道了心理治疗师为何不让家人参与治疗，为何要和孩子们保持相对较远的人际距离（精神分析后来逐步演变得更为注重关系、来访者的外部环境）。课上还介绍了一些不同于精神分析的治疗方式。

其中，我对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和弗里茨·珀尔斯（Fritz Perls）的方法特别感兴趣。罗杰斯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我从直觉上相信，他那有别于精神分析师超然立场的共情和关怀的态度十分合情合理。我也被罗杰斯的人本主义观点吸引，我赞同人虽然会受伤，但本质上依然是健康的。珀尔斯则给我留下了一个生猛无畏、胆大包天的叛逆者的印象，他试图打破传统精神分析的范式。他主张，情绪应该得到充分的体验和表达，而不应该被分析和解释。他的“空椅子”技术让我第一次见识了内在对话这种治疗方式。在这种治疗中，来访者会与坐在空椅子上，扮演的趾高气扬的胜利者和狼狈不堪的失败者的两个部分对话。

尽管罗杰斯和珀尔斯的方法很有吸引力，但我还是觉得其中缺少了某些重要的东西。我始终记得那些愤怒的父母是如何在孩子身上发泄怒气的——他们的方法没有考虑这种外部环境因素。那是在1970年，当时我还不知道，在那之前的几年里，已经有一小群治疗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有类似想法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正在开发一种叫作家庭治疗的新方法。四年之后，我才得知家庭治疗的存在。

IFS治疗概述

IFS治疗综合了两种范式：一是多元心灵，即认为我们的内在包含许多不同的部分；二是系统观、整体观。考虑到各种内在的心理过程构成了一个系统，IFS鼓励治疗师将注重生态，即注重理解和维持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网络的观念和方法运用到人类系统的各个层面，包括内在心灵、家庭、社区、文化和社会等。IFS治疗讲究合作和正向的体验。与“人们具有某种缺陷或患有某种疾病”这种一般的治疗性观点相反，我们认定，人们具有他们所需的所有内在资源，所以我们的取向不会给人贴上心理疾病的标签。在我们看来，人们不是缺乏资源，而是受到内在和外在极端关系的限制，从而无法发挥内在的力量。因此，IFS致力于帮助人们解除束缚，从而释放人们的力量和资源。

美国循证项目和实践注册系统（National Registry for Evidence-Based Programs and Practices，NREPP）在美国物质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Administration，SAMHSA）的测评结果表明，IFS治疗能有效改善个体的身心功能，提高生活质量。它被认为有望缓解恐惧症、惊恐发作、广泛性焦虑障碍等疾病的相关症状，提高身体健康水平，缓解抑郁症状。为了说明IFS模型的来龙去脉，介绍其理论背景，我（理查德）将在本章讲述我的故事。

家庭系统与家庭治疗

1973年，“环境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对人际关联的强调与注重生态的系统观、整体观契合，因此对我而言很有吸引力。我读过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和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书，当时却没有意识到，早在好几年前，家庭治疗师已经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启发。这两位作者认为，在任何系统中，某一方面的变化都可能在无意中给内部元素相互关联的系统网络带来不可预见，却往往强有力的影响。此外，系统倾向于保持“稳态”（homeostasis）。也就是说，系统会拒斥那些试图改变它的尝试，尤其是当尝试者不了解怎样的行为在系统背景之下具有意义时。

我由此开始相信，期望个体在独立于外部环境的情况下做出改变是不合理的。我听说一个叫作“社区心理学”的早期运动整合了一些关于系统思维的内容。于是我开始寻找关注社区工作的研究生项目。最后，我在附近的北伊利诺伊大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项目。在那里，关于我自己和我的选择，我得到了三点启发：①我太害羞了，不会是一个好的社区组织者；②社区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效，这种节奏并不适合我；③北伊利诺伊大学新来的厄尔·古德曼（Earl Goodman）正在教授一种受系统思维启发的方法，叫作家庭治疗。我对这种方法很感兴趣，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能更快起效的治疗方式。

我立即加入了一个学习小组，小组的成员并不多，我们在厄尔的指导下，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在单向镜后面观察彼此怎样对家庭开展治疗工作。当时，阐明家庭治疗方法的几篇重要文献还没有发表，我们还没有受益于这些文献的洞见和指引，相当于在黑暗中摸索。我们的干预基于相对模糊的概念，比如“稳态”和“替罪羊”等。我们认为，父母由于不能处理他们自己的问题，所以需要孩子当替罪羊，他们可能会无意识地干扰治疗师对孩子的治疗，因为他们一贯是借助孩子的症状来分散注意力的。因此，家庭治疗的目的是将父母的注意力从“确诊的替罪羊”身上转回到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从而让孩子从症状中解脱出来，确保他们不再需要通过表现出某种症状来保护父母。

在这种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效之后，我变成了家庭治疗的狂热信徒。我们自觉正在发起一场理解和解决人类问题的革命，而且我们是这场革命中的重要人物，因而在心理治疗领域的其他从业者面前自感优越。我变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改革者”），一个在家庭治疗中直戳来访者家人的错处、在各种会议上挑战心理动力学流派的治疗师。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萨尔瓦多·米纽庆（Salvador Minuchin）所著的《家庭与家庭治疗》（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以及保罗·瓦茨拉维克（Paul Watzlawick）和他在加州的同事所著的《变化》（Change ）相继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进一步强化了我膨胀的信念。

在读了这些书之后，我又一读再读了一些胆气十足的作品，那些作品的作者是家庭治疗革命的先锋，他们勇于挑战现存体系的治疗观点。米纽庆和他的同事（Minuchin，Rosman，& Baker，1978）公布了他们在治疗厌食症——一直以来被公认为非常棘手的疾病方面取得的巨大成果。杰伊·哈利（Jay Haley，1976，1980）在总结自己的治疗工作时也大胆断言：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年轻人之所以无法离家，是因为他们在保护整个家庭。他们认为，心理治疗中缺失的成分，正是对患者外部环境的考量。顺着他们的思路，我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在内心状态和感受上浪费时间，因为只要我们调整来访者的外部环境，就能看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家庭需要的只是明确的界限，其中包括关于谁与谁互动以及如何互动的规则。这样一来，家庭成员之间就不至于太过亲密或疏离。

父母需要合作，需要“在状态”。每个家庭的领导力都需要有明确的层级，这样一来，做孩子的就不必担心他们的父母，也不必忧虑到底和谁站在一方来对抗另一方。此外，只要治疗师重新解读了孩子那些看似有害或古怪的行为，读懂他们试图保护家庭的行动，家人对彼此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会促成重复模式或加重边界问题，就会有所改变。比如，如果父亲大声责备儿子太过羞怯，会让儿子更加难为情。而由于儿子又一次退缩，父亲会更加气恼，除了变本加厉地批评儿子以及让情况变得更糟，他可能别无他法。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让这位父亲相信，儿子这样是为了保护母亲——他这么羞怯和不愿出家门，是为了不让母亲独自面对空巢，那么这个家庭的动力就会发生转变。

为了评估家庭的状态，我们会追踪和观察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并提出问题。我们致力于揭示恶性循环是怎样形成的，期间会发生怎样的系列事件和模式——其中通常包括一个孩子不恰当地与父母中的一方形成同盟，或致力于保护其他家庭成员。在一些家庭中，某些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太过紧密，而是太过疏离。我们会对父母过度操心与父母完全放弃自己职责的情况保持同样的警惕。当发现这样的情况时，我们会指出来让家庭成员看到，敦促他们按照我们的指导去改变自己，也会告诉他们如何从新的角度充分理解担当家里的“替罪羊”的那位患者的行为。

尽管我们尝试理解的不是个体心理，而是整个家庭的病理状况，但我们像侦探一样探测疾病的程度，其实并不亚于那些我们不屑与之为伍、喜欢给来访者贴上诊断性标签的治疗师。我们是擅长诊断“整个家庭需要什么”的专家。当这些家庭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坚持下来、做出改变时，我们会给他们贴上“阻抗”的标签，并把这种阻抗解释为他们对陷在问题里的需要。这种“依据诊断行事”的态度对一些家庭相当有用，但会引起另一些家庭的反抗，对它们而言有害无益。在处理这种所谓的家庭“阻抗”时，自视为专家的心态促使我们采用“自相矛盾的禁令”来扭转他们的行为，比如告诉他们继续按原来的方式行事，期望他们反其道而行之。简而言之，在我们看来，家庭是令人生畏的对手，他们非常依赖自己的症状，以至于治疗师不得不将他们推向改变或者将改变强加于他们。

从北伊利诺伊大学的硕士项目毕业后，我带着这种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在我原来当助手的芝加哥医疗中心精神科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在这个以精神分析治疗为主的科室，我作为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家庭治疗师，主要负责为身体疼痛的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治疗。在这里工作的一年中，为了揭示疼痛在家庭动力中所起的作用，我问了很多让前来就诊的患者及其家属感到恼火的关于症状功能的问题。虽然这种做法在少数情况下是有成效的，但许多家庭因为我的暗示——他们的痛苦能够操纵别人，而感到被侮辱，自然也不愿意接受我提出的改变方案。这些治疗经历中的不顺让我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无知，于是我又回到了学校。

默里·鲍文和维吉尼亚·萨提亚

我选择了普渡大学研究生院，这所大学的工程学院非常有名，也有一流的家庭治疗博士项目。结婚之后，我来到了位于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市的普渡大学，师从道格·斯普伦克，一位著名的家庭治疗导师和研究人员。在那里，我了解到了家庭治疗师默里·鲍文（Murray Bowen）和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他们对于个体在家庭中的经历的关注，动摇了我的偏见。在那之前，我一直对我在医院接触到的精神分析治疗有所抵触，也一直拒绝思考个体的内在感受，觉得那是“线性的”而非“系统的”。而与此同时，维吉尼亚·萨提亚（1970，1972）在思考自尊的重要性，默里·鲍文（1978）在思考自我分化的重要性。有时候，他们也对个别的家庭成员展开治疗，而并不总是召集所有家庭成员进行治疗。

我一直以来都在无比努力地将自己与我的父亲和其他家人区分开来，所以对鲍文的方法很感兴趣。由于亲身经历，我深知要在不拒绝家庭价值观和父母赋予的特质的同时发展自己的独特观念实属不易。那时，我对家庭治疗的热情（以及已经取得的小小成就）已经让那些我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声音——“你真是失败”“你必须改变世界”安静了下来。定期的冥想帮助我保持着不错的状态。不管父亲怎样看待我的选择，我对自己的感觉都挺好。我认为自己成功地从原生家庭中分化出了自我，可以说是典型的正面案例。这时候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萨提亚对我的吸引力在于，她注重改变人们交流感受的方式。我感觉自己大体上还算幸福。我有时难过了会哭出来，有时会感到和妻子南希更亲近了，这让我自我感觉良好。但有时，如果南希说了一些在我看来很没脑子的话，我会勃然大怒。另外，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能意识到，在没有其他事情分散心神时，会有强烈的羞耻感和憎恶自己的感觉冒出来。萨提亚相信清晰、合宜的交流能提升人们的自尊，改善人际关系。如果她提出的沟通方式能改变我的行为，改变可能对我的婚姻关系造成严重破坏的情绪感受，那她就是我心目中的新英雄。

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了这样一种假设：改善夫妻之间的沟通可以提高个体的自尊水平。我和一位同学一起主持了一个促进夫妻沟通的项目，这个项目由谢罗德·米勒（Sherod Miller）发起，她的思路与萨提亚的理念非常吻合。我们还对参与项目的夫妇在参与前、参与后和项目结束一段时间之后的沟通情况和自尊水平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项目结束后立即调查伴侣之间的沟通和他们的自尊，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正相关；但项目结束一段时间后，这种相关性会消失。从这个结果来看，自尊似乎比我和萨提亚想象的要更难转变。失望之余，我接受了许多同行的看法：萨提亚可能太把情绪感受当回事（touchy-feely）了。我于是远离了她的观点，重新拥抱米纽庆和哈利更棱角分明、更具“专家气派”的观念。直到很久以后，在发展IFS疗法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站在萨提亚的肩膀之上，她对我的助益远远多于家庭治疗领域的所有其他先行者。

1980年，也就是我的大女儿杰西卡出生的那一年，我从普渡大学毕业，并在著名的芝加哥青少年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venile Research，IJR）找到了一份家庭治疗培训师和研究员的工作。青少年研究所本质上是一个由国家支持的智库，许多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早期社会学研究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事实证明，这里的工作环境非常理想，能很好地帮助我形成和巩固自己的思想。我和几个同事［我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人合作，我的合作者包括道格·布伦林（Doug Breunlin）、霍华德·利德尔（Howard Liddle）和贝蒂·卡勒（Betty Karrer）］一起，在研究所的一个小型家庭治疗培训项目中任教，该项目为芝加哥西部的问题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治疗。由于教学和临床工作的任务量都很小，在为弱势家庭提供治疗时，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在单向镜后面观察和记录彼此以及我们的学生做治疗的过程。

在青少年研究所，我那“要改变世界”的部分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我深信自己已经身处一个完美的环境，并且找到了能帮助我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的颠覆性的想法。由于我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他一直希望我也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所以我非常急切地探索，想知道家庭治疗能否在治疗医学综合征方面起作用。我甚至这么觉得：也许没学成医学反而是件好事，因为现在我可以另辟蹊径，寻找解决医学问题的新方法。在青少年研究所的第一年，当一个年轻的来访者哭着告诉我，她经常吃大量食物，几分钟后又把它们全部吐出来时，我问遍研究所，才终于得知这种新近才得到命名和描述的综合征——“暴食症”（bulimia）。她的情况似乎与我的目标完美契合：这是一种刚被人们认识的综合征，难以被治愈，具有可量化的症状，我可以通过治愈她向我的父亲科学地展示我的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可想而知，做出贡献的空间很大！于是，我邀请玛丽·乔·巴雷特（Mary Jo Barrett）加入，与我共同主持这方面的研究，她是我的同事，也对进食障碍感兴趣。为了得到转介的患者，我们与当地的进食障碍机构建立了联系。到1983年冬天，我和同事已进入了深层的研究，并成功地应用了一种结构/策略模型来治疗这些患有暴食症的女性的家庭。

可惜的是，这项研究并没有按计划推进。有几个来访者没能很好地“配合”。尽管我按照米纽庆的建议，对她们的家庭进行了调整，但这几个女孩子还是会暴食和呕吐。预言失败了怎么办？我已经放弃了维吉尼亚·萨提亚，现在我又想放弃萨尔瓦多·米纽庆。要么是他夸大了自己治疗厌食症的成果，要么我是一个失败的结构性家庭治疗师。在我正准备盖棺定论，寻找改变世界的其他途径时，一位叫奎因的来访者身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

仅仅破除三角关系是不够的

23岁的奎因前来接受治疗时，对自己暴食然后呕吐的情况已经深感绝望。她和家人参与这项研究一年多了，一直反馈说治疗效果不错。长期以来，奎因在父母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是父亲的知己、母亲的竞争对手和照顾者——所有这些都是暴食症患者的通病。多次情绪激动的咨询会谈让我们意识到了这样一种三角关系，我们将奎因从她为父母扮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并帮助她的父母开启了直接的交流。随着父母关系的好转，奎因慎重地从家里搬到了自己的公寓，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并第一次交到了朋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经历过几次反复，父母的争吵和纠缠会像真空吸尘器一样把她吸回他们二人的关系之中。不过，他们最终鼓起足够的勇气，选择寻求婚姻关系咨询的帮助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在我看来，他们的家庭系统正在顺利步入新的阶段。

在家庭治疗的过程中，奎因的暴食症症状时而缓解，时而恶化。治疗结束后，她已能独立生活，对家庭危机和忠诚也有了新的理解，我原本期待她会彻底地摆脱进食障碍。毕竟，按照我的想法，奎因和她家人之间的三角关系已经被打破了，她不必继续维持这个糟糕的习惯。但让我失望的是，奎因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治愈了。尽管她相当虔诚地遵从我设定的每一个明确或不明确的任务，但治疗的效果最多可以说是暂时的：奎因仍有暴食症状，仍然开心不起来。我对我的研究成果无法取得进展而感到恼火。在万分失落的情绪下，我问奎因她的内心世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促使她继续暴食和呕吐。在回应这个问题时，她开始谈论内心相互冲突的那些部分。

重新探索内在

奎因无法控制她那些部分的所作所为，说它们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它们有着不同的声音，喜欢顶嘴，喜欢说些奇奇怪怪的事，并乐于表露自己的动机。我尽管被这一切震住了，但对于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是保持着相当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我所在的文化使我惯于将自己（和周围其他人）看成单一的整体。在20世纪，复合多元的心灵，即一个人具有多种内在的人格，它们共同起作用的主观体验被公认为一种病态。另一方面，在我的职业文化中，人们经常用一些词，如“匮乏”“敌对”“滋养”“过分卷入”等来形容来访者，好像他们的本质能用一两个词来概括。一旦我将目光转向复合心灵的范式，这些简单的描述，甚至那些标准化的诊断类型，就变得很不够用了。我知道，如果我走得更远，也许将会实现一个很大的飞跃。

不为人知的对话

越来越多的证据消弭了我的担忧，我终于承认，我的来访者对公认的所谓“单一心灵”的先见提出了合理的挑战。我想，我起码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关注来访者所说的内容。这样一来，我反复询问并接收到了同样的信息：喋喋不休的内在并非一个单一的整体，而是一个彼此关联的复合体。一天之中，我们所有人都会从一个人格转向另一个人格。只是对大部分人而言，这个转换过程是平常的、迅速的、灵活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尽管我们的词汇有限（至少在英文中是这样），难以通过语言辨识这些内在的实体，也因此难以觉察到这个内在复合体的活动，但我们的无知并不会阻碍它自行发挥作用。

奎因的困境仍在持续

事实表明，奎因的许多内在困境仍在持续。这些困境有它们各自的演化史，奎因家庭的变化并没有使它们发生积极的转变，这就是我的结构/策略性干预没有一开始期待得那么有效的原因。虽然奎因相信，如果她有机会和一个男人发展爱的关系，她就能摆脱暴食症，但她无法承受亲密关系。当一个有望成为她男朋友的对象喜欢她时，她会很高兴，但当他进一步靠近时，一种念头又会紧紧地攫住她：她是令人恶心的，而他是一个危险的压迫者。当这种渴望与恐惧之间的冲突变得难以忍受时，她就会选择逃离。最后，当这个男人不再打来电话，放弃追求她时，她又会陷入绝望，无法继续工作，整天坐在公寓里，坚信自己毁掉了仅有的去爱的机会。在最初的兴奋和最后的消沉之间，奎因会反复暴饮暴食。

暴食症既是爱人也是迫害者

通过成瘾来体会亲密、舒适、分心和放松的来访者，正如《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 22）中的人那样，既渴望爱，又认定自己得不到爱。尽管成瘾可以缓和这种困境，让人暂时转移注意力，但它会使自我意象变得十分消极——讽刺的是，成瘾又是消除这种意象的最快的办法。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与他人约会期间，奎因纠结于自己的外表和体重。如果体重秤上的数字不如她意，她就更想大吃大喝。

每次奎因从生活中撤退，食物就会成为她的安慰、滋养和快乐之源。食物能填满她的空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对呕吐没有任何常人在自然状态下会有的反感，呕吐能给她一种净化身体、平静内心的感觉，就像性高潮那样。但她一直生活在对体重增加的恐惧之中，在暴食和呕吐的循环中获得的任何平静都很短暂。当她约会时，男人对她而言是一种折磨；而当她没有约会时，浴室里的体重秤就是对她的折磨。不管哪一方面情况不妙，她都要通过大吃大喝和呕吐来安抚自己。

另外，暴食症也是她生活中的迫害者——她的狱卒和拯救者。她想着，要是自己能停下来该多好，只有停下来，她才能接近一个男人，最终得到她需要的爱。总之，不论奎因的心情灿烂还是阴郁，她都很难逃离进食障碍那安抚人心、诱发焦虑、惩罚身体的圈套。

打破禁忌

我发现只要继续“仅从外部着手”的家庭治疗，我就拿奎因没有办法。面对无法有效帮助她这个事实，我迫使自己思考这种治疗方法的局限。当我开始询问奎因的内心体验时，我就违反了家庭治疗“坚决从外部着手”的不成文规则。当时我已经想不到任何别的办法，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我最终还是问了她：在每次暴食和呕吐之前，她都经历了些什么。她说她会听到自己内在的“部分”和“声音”发出令人困惑的杂音，它们会争辩。当我请她进一步区分这些声音时，让我们都感到震惊的是，她能很轻松地分辨出几位喜欢激辩的常客。第一个声音对奎因的一切都非常挑剔，尤其是她的外貌；第二个声音常常为她辩护，把她的问题归咎于父母或暴食症；第三个声音听上去十分悲伤、绝望而无助；第四个声音会“掌控”她，让她暴食。

奎因的自述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于是向其他暴食症患者问了同样的问题，发现她们有着非常相似的体验。尤为显著的是：她们提到，自己的感受、思想和行为经常突然发生剧烈的转变，就像有一些非常不同的人在轮流支配着她们一样。比如，一位来访者抱怨：“在短短10分钟的时间里，我从一个方方面面都表现得很好的专业人士，转变为一个充满恐惧、缺乏安全感的小孩，又变成一个发飙的泼妇，最后变成一个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一心想着吃东西的进食机器。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我，但我知道自己很讨厌这样。”尽管这些年轻女性会在充满矛盾冲突的人格间跳来跳去，感到自己无可救药，可一旦她们真正去观察这些人格，这些人格就会自发地彼此区分开来。来访者称它们为自己的“部分”：“我的这个部分就像一个小孩子，那个部分很成熟，但很固执。”识别自己的各个部分之后，我的来访者发现这些部分不再那么难以对付、令人害怕。通过这种方式——观察而非回避他们内在的各个部分，我的来访者找到了看待内心体验的新视角。这些声音有时候听上去很极端，但似乎是有原因的，这提示我们：极端并非故事的全部。

提问题

那时候，我的一个极大的优势是：我对一切一无所知。我没有研究过任何内在心理的理论，脑子里没有先入之见。我所能做的就是仔细倾听和相信来访者向我讲述的内心世界的样子。由于这些探索没有受到任何概念的约束，我花了很多时间问奎因和其他来访者问题，了解他们所说的部分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它们想要什么？它们怎样共处？来访者喜欢谁，乐意听从谁？他们讨厌、害怕或常常忽视哪些部分？我探索得越多，他们的描述就越让我联想到家庭。每一个内在的声音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具备完整的气质、欲求和独特的交流方式。此外，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盟友和敌人。我们发现，那些脆弱的部分会被隐藏，或者用我的话来说，会被“放逐”；其他一些部分掌管着来访者的生活；还有一些部分则游走在冲突和痛苦之外。不管它们的角色是怎样的，我们遇到的大多数部分都不放心让来访者领头，它们总觉得她太年轻，而且身处险境。

我对这些年轻女性的内在家庭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感觉到：家庭治疗的概念，如内在稳态、三角关系、替罪羊等，能贴切地反映她们内在的动态。我从结构性家庭治疗中学到的一切似乎都适用于理解内在家庭。于是，我开始与来访者合作进行实验，旨在运用家庭治疗的方法重组他们的内在系统。

我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像许多心理疗法预设的那样，信以为真地将那些部分表现出来的样子当作它们本身。比如，我认为批判、挑剔的部分是父母最糟糕面向的“内化”，暴食的部分则象征着失控的冲动。这种想法让我紧接着犯了第二个错误：鼓励来访者在她们的部分面前摆出一副主人的姿态。我想教来访者忽略、控制这些部分，或与之抗争。因此我问她们：“当批判你的那个部分攻击你时，你通常怎么应对？”她们大概会说：“我一般会同意它的评判，然后感觉很糟糕。”我让她们回家后遵循我的指导，与那个批判她们的部分对质。但后来她们反馈，情况反而更糟糕了：批判的部分说话更加苛刻、无情，变本加厉地骂她们。尽管情况已经演变成这样，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建议，决心帮助来访者要么忽视这些极端的部分，要么迫使这些部分服从——直到我遇到罗克珊。罗克珊患有暴食症，她向我展示了内在部分的本质，并教会了我如何与之相处。

罗克珊

在我们第一次面谈时，罗克珊就说，她相信自己的暴食症与小时候被邻居性侵犯有关。她是我治疗的第一个性侵受害者，我决心帮助她克服那次侵犯导致的所有严重后果。几次面谈之后，她给我看了手臂上的新伤，并告诉我她经常这样割伤自己。那时候，我已经非常喜爱罗克珊了，看到这些伤口时，我吓坏了。我决心在她离开之前让割伤她的部分收手。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在试验格式塔疗法中的空椅子技术：让来访者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对着一张空椅子，想象自己与坐在空椅子上的某个部分对话。这一次，我利用空椅子技术做了些不一样的事情。我让罗克珊坐到空椅子上，这样我就可以直接和割伤她的部分对话。我问这个部分为什么要割伤罗克珊，它回答说罗克珊很坏，受伤是她自找的。我告诉那个部分，割伤罗克珊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它必须找些别的事情做。我还让罗克珊告诉这个部分：不能再割伤她。罗克珊勇敢地传达了这个信息。这个部分很不屑，所以我和它纠缠了两个小时，直到它答应在我和罗克珊下次见面之前不再伤害她。可一星期后罗克珊来访时，我一打开门就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罗克珊脸颊的中下方有一道很深的伤口。正是我那大男子主义的、“不要在我的辖区作乱”式的高压手段，给罗克珊带来了灾难。当我看着她的脸时，我内心所有的斗志都瓦解了。我感到自己是那么无能为力。我对割伤罗克珊的部分说：“我放弃。你赢了。这是一场危险的博弈，我无法打败你。”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时，那个部分不再虚张声势，而是温和地对我说：“我并不想打败你。”听到这句话，我感到十分好奇。我问：“那你为什么要割伤罗克珊？”意识到我是真心想知道答案，它向我描述了它这部分长久以来的两项工作。过去，当罗克珊遭到性侵犯时，它把她从身体里带走，压制那份会带来更大危险的愤怒。如今，当罗克珊感到害怕时，它仍然需要把她从身体里带走，控制她的愤怒，这就是为什么它还会伤害她。听到这些，我开始欣赏这个部分，也真心钦佩它在罗克珊的早年生活中扮演的英勇角色——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它。

另一个出乎我意料的情况是，这个部分仍然活在过去，活在罗克珊被侵犯的那段时间。它似乎被冰封在了过去，就像许多发展出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孩子那样，被困在了自己的角色里。基于我对家庭内部动力关系的了解，我推测只有在两种情况下，这个部分才会愿意改变自己：一是它从过去中解脱，二是罗克珊的恐惧和愤怒有所缓解。与此同时，由于我意识到这个部分表现出来的情况并不等同于它真实的样子，所以我问它，如果有朝一日它能摆脱现在的工作，那么它更愿意做什么。它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会做与目前相反的事，她想帮助罗克珊更强烈地体会自己的感受。

那天晚上，我激动得睡不着觉。也许破坏的部分其实在好心办坏事？也许它们也不喜欢自己迫于无奈而扮演的极端角色？也许我们心理健康领域的所有人都在不经意中错误地强化了来访者与家庭内部的恶性循环？也许我们越是说教、用药，越是试图驱逐或控制这样的部分，它们就越会拼命保护我们的来访者？也许我们也在将这些具有冲动和强迫性质的部分当成替罪羊，给它们贴上疾病的标签，就像芝加哥医疗中心住院部的青少年沦为他们家庭问题的替罪羊那样？也许我们能做的就是消除这些部分的恐惧？他们能从极端的角色中解放，就像青少年通过家庭治疗得到解脱那样吗？这些部分的内心世界能否反映出外部的家庭关系？

在之后的工作中，我尝试怀着一种温和、开放的好奇心，与其他来访者的极端部分——厌食、自杀、愤怒、暴食等部分对话。好消息是，它们的反应与罗克珊割伤自己的部分类似。它们表明，自己当然更愿意把精力用在积极的方面，如果那样做足够安全的话，但它们的工作是保护来访者。这些交流促使我进一步询问：在一般情况下，内在系统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来访者回答的过程中，我听到这些部分描述了相同的动力关系和模式——经过多年的家庭治疗研究与实践，我对这些内容已经再熟悉不过了。

很显然，当内在的领导权或家庭功能出问题时，我们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各种极端的部分联合起来，争夺掌控来访者日常生活的权利。而我们通常认为的“思考”其实是一组存在争议的内在对话（“尽管吃吧”vs.“不要碰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会致命”），伴随着一个警惕、批判的声音（“你真可悲、真让人恶心”）。这样强烈的内在冲突会惊吓到来访者内在系统中较为年幼的部分。它们的恐惧会促使更多起保护作用的部分出现，这些保护者会做一些冲动的事情，比如嗑药、发火、使身体生病或随便找个人做爱等，以这些方式帮来访者分散注意力或将来访者隔离在冲突之外。然而很快，这种转移注意力的举动也会受到攻击：“你真是无可救药……你这个瘾君子、暴躁狂、有注意缺陷障碍的笨蛋！”在这个典型的循环中，我能看到绝望感是如何驱使给予保护的部分通过极端反应和相互斗争来固守自己的。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内在的部分有能力赢得其他部分的信任，获得领导权。结果，虽然这些部分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大家无法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我开始运用萨提亚、米纽庆、哈利和曼登尼斯（Madanes）的治疗技术，指导来访者的内在家庭更直接地交流，更好地厘清边界，尝试扮演新的角色，并建立适当的领导层级。我不和来访者一起生活，不想成为她们内在世界的中心人物，而是请她们关注自己的内在，与她们的各个部分对话，并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会指导她们有技巧地和这些部分相互交流，从而改善自己的内在关系。

可我发现，来访者无法很好地运用内在沟通技巧，因为她们的内在满是混乱和冲突。所以，我试着让他们进行一场非强制性的对话，一次只与一个部分对话。结果证明，这也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一旦她们试图与某个部分交流，就会感到愤怒、厌恶或是害怕，她们那开放、好奇的态度也会立马消失。作为一个家庭治疗师，我很熟悉这种局面。当我们让两位家庭成员展开对话时，其他家庭成员经常插嘴、站队、火上浇油。我知道怎样为喜欢插上一脚的家庭成员“设置边界”，我会叫他们放松下来，有时甚至会要求他们离开现场，这样一来，对话的双方就不会因为看到他们而分心。现在，我试着用同样的办法应对这些内在的部分。

科拉

科拉是一位患有进食障碍的年轻女性，她说她心里有一个悲观的声音，还有一个喜欢挑刺的部分，它们会对她采取的每一个积极行动，做出灾难性的预测。与此同时，其他声音会反对这些可怕的预测，还有一些部分会感到无能和羞耻。科拉相信无能和羞耻才是真正的科拉。我对她内在部分的冲突很感兴趣，请她重新梳理了对立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试图改善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我看来，家庭治疗与我对科拉等年轻的进食障碍女患者的治疗的唯一区别在于，后者需要来访者体会自己的其他想法和感受，与这些想法和感受对话。

我引导科拉询问她心里的悲观主义者，为什么总说科拉无可救药。它回答说，它不想让科拉去冒险，不希望她受到伤害。这个答案听上去让人充满期待。如果这位悲观主义者的初心真的是善意的，也许科拉可以帮它找到一个新角色。可是科拉并不想这么做。她非常生这个悲观主义者的气，（粗暴地）叫它不要打扰自己。当我问她为什么态度这么粗暴时，她开始滔滔不绝地咒骂这个部分，指责它给她人生的每一步都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听着听着，我突然意识到这其实是科拉的另一个部分在说话——一个与悲观主义者抗争的部分。在此前的一次谈话中，科拉曾说起过内在的一场从未熄火的内战，一方呐喊着推动她朝着目标前进，另一方则坚称她无可救药。现在上场的正是推动她的那个部分。

因此，我引导科拉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个进取、愤怒的声音上，并请求它不要再干扰科拉的对话，而是“退后一步”，回到她心里去。令我惊讶的是，这个部分很配合，科拉的态度也立马转变了。这时我问科拉，她现在对悲观主义者的感觉如何。这一次，回答我的是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同于科拉的人。她的语气平静而关切，她说她很感激悲观主义者想保护她的心意，这个部分那么辛苦地工作，却感到如此孤独，她对此感到抱歉。此时，她的表情和姿态也传达出了这种共情。从这时候开始，与悲观主义者的交谈变得轻松起来。之后，我在其他几位来访者那里尝试了同样的“退后一步”的技巧。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让两三个声音退后，才能让来访者进入科拉那样的状态，但终究我们还是做到了。现在，我重新振奋起来：说不定人们只要主动请求，就可以在谈判中让极端的声音暂停，不论它来自内在的部分，还是来自家人或上司。也许在所有部分都退后一步之后，剩下的那一个总像科拉最后那部分那样有同情心。于是我问我的来访者，他们内在那个平静而共情的部分究竟是谁。

他们的回答大致是这样的：“它不像其他声音那样是我的某个部分，它是我真正的样子，它就是‘我本身’（my self）。”尽管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偶然发现了后来被我称为“真我”（Self）的东西——对，以一个大写的S开头，世界各地的精神传统都在以许多不同方式描述和触及这个实体（Schwartz & Falconer，2017）。而在当时，我只是觉得来访者的确有一个内在的领导者，发现了这一点后，治疗对他们和我而言，都可能更轻松和有效一些——我为此感到兴奋。

此外，与我所学的内容相反的一点也让我感到震惊。我曾经相信，正如大多数基于依恋理论的心理疗法所教导的那样，只有在逐步疗愈外部关系之后，有效的、可信赖的内在领导力才会发展起来。这使我相信，治疗必定是缓慢而艰辛的，治疗师需要做很多塑造角色和矫正经验的工作。我还想过，既然存在这么一个内在的大家庭，我们可能需要慢慢发现和发展一个有能力领头的部分，而且要在付出极大努力之后，在一个安全、关系和谐的环境下实现这一点。设想中的这种劳心劳力的情景使我悲观地觉得，大多数来访者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资源走到全面康复的那一步，尽管我已经有些乐观地认为起码我们能帮上一点忙了。

新的事实

现在，我发现了新的事实：我发现来访者不仅能从极端的感受和想法中解脱出来，还会自发地表现出纯然真我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无法用我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加以解释。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仅缺乏足够好的养育，更有着充满恐惧和堕落的童年；有些人一生中从未得到过拥抱和抚慰，也没有良好的依恋对象。我正在见证的发生在来访者身上的一切，以及它们蕴含的意义，不论对发展心理学，还是对依恋理论而言，都非常不可思议。我在想：“难道这些好品质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不必从环境中获得？”也许，我们的心理学、哲学和宗教从根本上低估了我们所谓的人性（human nature）。虽然我已经练习冥想多年，只要花上几分钟专注于我所念的冥想词，就能从消极转为平静（有时甚至能达到欣喜的状态）。可只要我一段时间内没有冥想，那种无价值感就会像雾一样悄悄爬上我心头，给我的平静和自信蒙上阴影。现在我发现，来访者开辟了另一条通往平静和自信的路。我开始尝试不念冥想词，而是抱着试验的心态关注我内在的部分，要求它们退后一步。神奇的是，这样竟然起作用了。于是，我继续以这种方式冥想，就这样持续了差不多35年。

与此同时，我并不急于提出任何重大结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继续试验这个新方法，直到最后确信，任何人都可以借此在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内从悲痛转为平静。我看到，许多来访者在将她们的各个部分区分开之后，能够自发地展现出真我的品质，因而我终于相信：我们自身所具有的东西，是我们做梦都无法想象的。不管是叫它真我还是其他什么（我的来访者喜欢称它为“真我”或“我本身”，我也就随之这么命名了），它显然不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它总在那里，只要我们的部分允许它进入。

这种用心的真我状态不仅是一种平静的状态，人们还可以在此见证和超越世界，而且可以疗愈、创造和增强生命的表现力。当我的来访者进入“真我状态”（Self-state）时，她们不只是被动地觉察自己的部分，还会创造性地与部分互动，而这似乎能起到疗愈的作用。她们会带着自发的关怀、洞察力和智慧，去理解和关心这些内在的人格。在我的印象中，科拉的悲观主义者是内在的创伤受害者，它被困在过去，被冻结在童年的巨大痛苦之中。这样的内在部分是活跃分子，它们需要来访者了解它们的动机。而其他一些部分最需要的往往是倾听、拥抱、抚慰和爱。

最神奇的是，只要来访者“处于真我状态”，她们似乎就知道每个内在人格需要什么。我决定验证这个猜想。在感觉到来访者已进入真我状态后，我不再告诉她如何与部分建立联系，而是问一些问题，比如“你现在想对这个部分说些什么”。每一次，来访者都会几近完美地说出最应当说的话，或是靠近那个部分，抱持它。我觉得自己教她们的交流方式不可能比这更好。因此，我的工作主要是帮助来访者保持在真我状态。当她们“在真我之中”（in Self）时，我就能走开，在一旁看着她们养育自己的内在家庭。当我将这个方法用在自己那个沮丧、认定自己不被爱的部分时，我发现了一个小男孩。我立即对他的索求产生了不屑的感觉。在要求那个不屑的部分退后一步之后，我想拥抱那个小男孩，告诉他我很抱歉这么久以来一直不在他身边。在这样与我接触了几次之后，那个小男孩感觉到了一种更紧密的联结，也变得更快乐了，我再也用不着费力控制他的感受了。

受到这些结果的鼓舞，我开始帮助来访者从她们的部分中找出那些痛苦的部分，好好爱它们。好消息是，每次面谈结束，来访者学会接纳和安抚自己孩子气的人格之后，她们都会感觉好多了。而令我头疼的坏消息是，下一次面谈时，我会发现她们自上周离开我的办公室不久后，就经历了一些糟糕的事情。一位来访者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另一位发高烧，体温飙升到了43摄氏度；还有一位患上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偏头痛，整整一周都只能卧床。这些事情震惊了我，也给了我警告。我脑海中反复回响着父亲的话：“最要紧的是不要造成伤害！”突然之间，改变内在系统变得比我设想的更加复杂、危险和艰难。我考虑要不要放弃整个实验，退回到相对安全的典型家庭治疗。但就在这时，我想起罗克珊割伤自己的部分说过的话：她想保护罗克珊。说不定这种激烈的反应来自那些感受到了我的威胁的部分？也许是我太快地注意到了来访者的脆弱之处，从而惊吓到了它们？

于是我让每一位来访者将注意力集中在这股反冲力上，用心倾听。他们的确听到了内在的愤怒的声音，这些声音带着想要实施惩罚的怨气。但由于我们耐心地倾听，这些愤怒的部分逐渐平和下来，并解释说：我们未经它们的允许就接近那些脆弱的部分，这破坏了它们敏感的防御系统。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一不小心闯入了守卫森严的复杂生态系统——和我们交手的还是这样一群受过严重创伤的来访者。我决定尊重这些部分，学习接触内在系统时应当遵守的规则，并对整个生态更加敏感。作为一个秉持系统观的思考者，我没有预想到“内在稳态”会对这种愣头愣脑的入侵做出反应，说来真是惭愧。如果人们的内在真的类似于一个家庭系统，那么强烈的反应的确是可以预见的。我们必须同家人建立联系，消除其疑虑，并得到机警的保护者的许可，才能专心治疗家庭中的脆弱成员——这可以说是家庭治疗师的基本常识。在对待内在家庭时，情况又怎么会有所不同呢？

事实比骄傲更重要

多年来，我一直不认为心理动力学派的治疗师在某些方面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比如过去的确在深刻地影响现在；人们被无意识现象，即不被意识察觉的现象驱使着；情绪和身体是治疗起效的关键；治疗关系也非常重要，其中包括移情和反移情过程。

在吞下傲气，学会将事实置于先见之上后，我意识到，IFS视角能帮助我们从传统精神分析的观察中获得不同的理解，并利用它开展工作。我们可以直接进入无意识并与之互动，探索内在系统的欲望、扭曲、原则和使命。作为回应，来访者的部分会明确地做出回答，直接将来访者带入过去的重要场景，解释这些经验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而无须我们猜测、重构、解释或指导。过去那些痛苦的场景常常引起强烈的情绪波动，这些情绪波动很容易吞没来访者，让他们不知所措。但我们可以帮助来访者，让他们处于真我状态，哪怕真我似乎也受情绪所困。我们会在本书后面的部分对此进行阐述。

当真我在场并引领整个内在系统时，来访者的各个部分终将感到被看见，其负面的情绪也终会消退。我注意到，当它们进行这种内在工作时，有时候来访者的身体会以不同寻常甚至令人惊讶的方式运动。我为此担心了一段时间，然后再次意识到，为了让自己完全被看见和理解，某些部分需要暂时地掌控整个身体。现在，每当我看到来访者的身体被掌控的迹象，哪怕极其细微的迹象，我都会鼓励来访者与这种状态共处，甚至主动放大这种体验。如果某些部分感到害羞或害怕，我们会先停下来，让它们感到安全，这样它们就会愿意退后一步，然后我们再继续。

我发现我不必告诉来访者应该对他们的部分说什么或做什么，因为他们的真我知道。因此我可以放松下来，以一种非常愉悦的状态在场。比如，如果有一个孩子气的部分认为它应该受到虐待，来访者的真我就会和它讲道理，告诉它为什么不应当受到虐待，直到这个部分相信。通过来访者的真我开展治疗会更容易一些，因为这样我们不怎么需要教导或引领来访者。当然，大部分时候，我们也应当以真我的状态在场。当来访者感受到我在无为地与他们同行时，他们会更靠近真我，最终得到疗愈。

我还认识到，我与来访者的关系对疗愈而言至关重要，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能给来访者带来一种全新的关系体验，带来一种接纳和同情，另外，我的真我状态能使他们给予保护的部分放松下来，从而让他们的真我得到表达。接下来，就像他们从我这儿得到新体验那样，他们也可以给自己的部分带来新的体验。此外，由于来访者的真我与其各个部分相互作用，他们的真我能带来内在的平静和稳定，因此我受反移情投射的影响较小。但当移情出现时，我会直接、简要地澄清来访者对我的误解，再请来访者找到抱有这些旧认知的部分，为这些部分卸下重负。

真我状态不只是一个概念。处于真我状态时，人们会明显地感觉到身体发生的变化。比如，来访者会感到心境开阔自在；一些人会感到自己在与流动的能量共振，他们也会感觉内心澄明，不被任何外物牵绊。慢慢地，我发现我能够训练其他治疗师，让他们觉察到真我在场和不在场的迹象了。这样一来，当我们的部分通过身体表达自己时，我们都可以觉察和识别它们——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觉察到对来访者产生反应（反移情）的是我们的哪一个部分，从而让它们退后一步，同时让真我在场。会谈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帮助我们的部分，防止它们干扰之后的治疗。

我们也可以和来访者谈论自己的反移情，如果这样做可能有用的话。如果是这样，用部分的语言去交流是有利的，因为我们不必说自己感到愤怒、害怕或不耐烦，而会说“一分钟前，我的某个部分感到……我会帮助那个部分，这样它就不会干扰我们了”。总而言之，关于部分的语言可以帮助来访者和治疗师在不必感到难堪或发生争执的情况下表达强烈的情感。承认自己的一些部分感到受伤或愤怒使人觉得羞耻或受威胁的程度，比说我感到受伤或愤怒要低得多。

我们的读者可能想知道，内在部分与解离性身份认同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解离性身份认同障碍患者的“子人格”确实是内在的部分，但这类患者的内在系统更加极化和分裂。这是因为童年时期严重的虐待会促使警觉的保护者靠遗忘机制来屏蔽伤痛，从而阻碍内在关系网络的日常沟通。在危险时期，这样的做法能起到保护的作用，但它也会加剧被孤立的受伤部分的痛苦，固化年幼的保护者过于僵硬的生存策略。这种极端的内在状态会让来访者难以信任自己的真我或其他任何人。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把这种障碍渲染成了一种神奇而怪异的现象，这强调了它的病理性，让那些内在系统并没有极端解离的来访者在接触自己的内在部分时，担心自己疯掉，而那些符合这种障碍的诊断标准的患者往往从未有机会意识到，拥有各种部分是一件正常的事。

以下是IFS疗法的一些要点。

（1）其系统观、整体观鼓励我们对内在生态保持敏感。

●阻抗是给予保护的部分对于对内在系统具有潜在威胁的事物（治疗师）的反应（通常是正确的）。

●来访者在尝试接近脆弱的部分之前，应该对给予保护者表示理解、感激和安抚。

●给予保护者的职责是确保即将施行的治疗方案不会让情况变得更糟。这是它们的使命。它们比治疗师更了解来访者内在系统微妙而脆弱的生态，以及过快干预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给予保护者有权先审查治疗师的专业能力和安全性，再决定是否允许其进入内在系统。要做到不负保护者的信任，我们必须跟从真我的引领。治疗师有责任证明自己。

（2）如果内在系统一直那么脆弱，极端保护者的态度通常不会改变。因此我们不会强迫保护者改变，即使对那些有破坏性症状的部分也是如此。我们会建议它们允许来访者的真我提供帮助，这样它们就可以从保护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我们也会请它们考虑，在那些被放逐的部分不再需要保护时，它们更倾向于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我们会请它们允许来访者的真我疗愈它们所保护的那些部分；最后，我们会问它们是否准备好进入它们更喜欢的新角色。

（3）恢复对真我的信任是提升内在领导力、达成内在和谐的最快途径。因此，与其让治疗师直接帮助各个部分，不如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致力于让来访者的真我与各个部分交流，再向治疗师讲述交流的情况。但有些时候，治疗师直接与部分对话起效最快，最有价值。这种方式被称为直接接触，我们会在后文中对其进行介绍。治疗师的主要作用是在来访者的真我探索心灵的大观园时给予一定的引导、训练和陪伴。另外，治疗师也能提供能让来访者耳目一新的对关系的体验。当来访者持续关注并与其部分共处时，他们会逐渐意识到：他们正在治愈自身。

（4）我们会帮助来访者意识到，部分和真我是混合在一起的；又或者，我们会帮助部分意识到，当它们分开或“退后一步”时，真我就会涌现。为了使来访者的真我区别于各个部分，我们将家庭系统理论对边界和分化的看法迁移到了治疗中。当真我在场时，部分会感到安全。出于同样的思路，IFS治疗师会不断地检视自己的内在，找到与真我混合在一起的部分，并请它们分开，这样治疗师才能回归真我引领全局的状态。

（5）保护者相互畏惧，这会让它们保持极端对立。每个部分都相信，只要自己一松懈，对立的部分就会掌控全局、带来灾难。因此，在IFS治疗中，我们会不断地留意和关照极端对立的部分。就像家庭治疗师那样，我们会给彼此较劲的“家庭成员”做工作，请它们面对彼此，一起讨论怎样做才能更好地相处。不同的地方在于，只要情况允许，来访者的真我就会参与调节这些内在对话，确保各个部分能够以礼相待、相互倾听。一旦真我能够参与调节，对立的各个部分终将看见对方，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来访者的安全），那些长久以来的针锋相对往往会迅速消融。

（6）总体而言，IFS取向的治疗师最根本的主张是以礼相待和极力避免有病诊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部分，这些部分和人一样，有自己的天赋和资源，但它们被困在过去的创伤里，这些创伤给它们带来了极端的情绪和想法（负担）。就像外在的家庭成员一样，这些内在的部分由于早年生活中遭遇的忽视、遗弃、暴力或性侵犯而身负重担并走向极端：它们在系统中的角色限制了自身，那些角色往往是保护者憎恶却又觉得必要的。“内化”“内倾”这类现象在IFS中被视为可以摆脱的负担，而不是部分所具有的某种品质。因此，IFS治疗师并不假定来访者有某种障碍或缺陷，而是关心各个部分嵌入的内在关系网络是怎样的，以及这些部分可能具有的极端想法。

（7）在运用IFS治疗时，我们能在其各个系统层级间灵活地变换位置，这就是这种方法能够成为一种全面的、适用于各系统层级的心理疗法的原因。当我们寻找干预的限制条件和最佳切入点时，IFS治疗师可以将来访者的外在关系网络也考虑在内。比如，我们可以从夫妻的内在世界开始探索，然后外在地关注夫妻二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再回到他们的内在世界。就这样，IFS治疗师在每个系统层级上运用相同的概念和技术，而不必在从个人治疗转向伴侣治疗或家庭治疗时，转而戴上一顶新“帽子”。这本书将用五章的篇幅讲述IFS方案在家庭、伴侣关系和其他外部系统中的运用。读者也可以在托尼·赫宾-布兰克（Toni Herbine-Blank）所著的《由内而外的亲密关系》（Intimacy from the Inside Out）中，找到更多基于IFS模型开展伴侣治疗的内容。

（8）最后，秉持系统观的思考者相信生命具有自愈力。当我们的身体运用各种复杂的治疗策略应对身体上的伤痛时，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其实在应对情绪伤害时，身体的反应亦是如此。当我们帮助来访者找到他们的真我时，我们就激活了他们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如果我们信赖心灵与生俱来的资源，我们就会感恩于能够帮来访者一把的机缘，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会心怀敬畏。

结论

这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将讲述：我们脆弱的内在生态如何适应各种经验并生存下去；我们如何帮助来访者安全地、毕恭毕敬地在这一生态领地中航行；我们如何目标一致地实现内在和外在世界的疗愈与和谐。IFS治疗的目标是帮助来访者成为受真我引领的个体，这意味着他们的部分能够感受到真我的爱，同时能够信任真我的领导。在应对生活的挑战和其他人时，与真我的这种关系能给内心带来极大的平静，以及清晰、冷静、自信、勇气和关怀。受真我引领的个体将重获很多能量——这些原本是保护者用于压抑、限制、分心和反抗的能量，并由此获得极大的愉悦感；真我也能从原本被放逐的孩子气的部分那里重获创造力、乐趣和纯真，帮助这些部分再次自由地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