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最初可以更多或者更偏重于用强制力甚至暴力去实现其制度目标，但当国家治理到一定阶段时，不仅公共服务占据了最主要的地位（甚至最初的警察职能也可以视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而且完全依靠暴力统治，无法有效进行国家治理。因此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这些柔性的治理手段慢慢地开始出现，因为其越来越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意愿和利益，且治理成本具有相对优势，国家往往愿意用这种柔性方式来实施统治、管理、治理、服务，这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其中协议是必然的选项之一，而且一直为大多数人所推崇。

2014年修正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明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开启了行政协议诉讼的新时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从行政诉讼角度对行政协议进行了专门的规定，极大地丰富了行政协议的实体和诉讼法律制度，也指导了行政协议在各方面顺利开展实践。在理论上，虽然一致认为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和协议性，但是，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论上都阐释不清，在实践中更是困惑，导致许多问题争论不休。我们认为，行政协议很多问题模糊不清，主要是因为没有理解其理论基础与制度逻辑，而理论基础与制度逻辑和其之后的实践选择是有密切关联的。本书依托《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行政合同理论和制度，收集了近百个近年来法院裁判的行政协议案件，归纳阐释其裁判规则和实务指引，供读者借鉴和参考。

归纳和阐释行政协议案件的裁判要义是本书真正的关注所在。对所选案例的评析，无关裁判本身的对错，这是司法最终原则的必然要求；同一问题不同法院有不同的裁判，也不一定是裁判尺度不统一，其往往是不同情境下法官结合个案进行的最优选择，也是裁判规则走向统一和合理的必由之路。本书虽力求准确和科学，但因水平所限，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欢迎斧正。

郭雪 杨科雄

2021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