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盈：笼城中的北平文化界

笼城安定 学术高扬

1948年12月的北平虽已为笼城，但城内人心安定，学术空气浓厚。这个月份将要到来的“盛典”，一是北京大学于本月中旬举办建校五十周年纪念会；一是将在月尾由清华大学举办梅贻琦校长六十岁大庆，也是一次学术界盛会。

四郊的炮声断断续续，城内听得越来越清楚，美国司徒大使主办的燕京大学，首先表示“不受时局动荡的影响，本校课业照旧进行”；接着是北京大学教授会表示，“本校决不迁校，将来亦不迁校”。清华大学教授会并不后人，此时亦做出了“不迁学校”的硬性决议。朱家骅部长派的代表黄曾樾，就在这个时候来北平传达疏散的意图。结果只说动了东北四个大学的头目，允做内迁的准备，实际上也在一摇三摆中，而同学们是不走的。

应当说黄曾樾是一位有能力的说客，他在说不动华北主要院校搬迁之后，就对从东北迁来的院校作了多次硬性的表示，言道：“收复东北不是一个短期间的事，既然在华北是‘做客’，迁到南方也还是‘做客’，那就不如迁到食粮来源充足，离战火较远的适宜读书的南方去。教育部的意见是希望东北大学迁福建；沈阳医学院迁歌乐山（重庆）；长白师范迁衡阳；长春大学迁赣州。”

但从总的方面来说，此时北平各大学都表现出特有的沉静。除了成群结队的“西行客”外，留下的都照常走进图书馆，走进实验室，甚至在体育馆内也满是锻炼身体的同学。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饶毓泰说，这和抗战初期大大不同了。同学要求我们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照旧开放实验室和图书馆。他们说，时间已经不够了，再不加紧学习就没有机会了。还有一位文学院教授说，虽然战争就在眼前，但大家却像不知道有这场战争似的，学术空气反而更加浓厚了。北大与清华两所大学的“盛典”，从一方面讲，是乱世中求安定；反之从另一方面讲，这是对于现秩序的反抗。

从12月16日起，北京大学开放热闹了三天。这时的北大，六个学院中五十年来不同时代的校友，一律被称为“北大人”。原来规定每人捐献五元（金圆券）钱，建一座校友大楼。但在那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此数远远不够。所以，只好借“孑民堂”（为纪念蔡元培先生所建）前的小广场开会，内定胡适校长向全国广播，说明北大不是属于哪个政府的，而是经历了三个朝代的老学校。届时还有校史展览及敦煌文物展览。六个学院分别举行自己的专题讲演。内定为文学院由陈垣讲《乱世与学术》，陈寅恪讲《切韵的社会性》；法学院请钱端升讲《海外归来》，陈达讲《国情普查》。实科则各有专题，并举办讨论会。付印的专刊大半用英文写作，表示进入于国际学术之林。此外，还有一个二百多种《水经注》版本的展览（是胡适的一部分藏书）。

与空前扩张的北大比肩前进的清华园中，师生及职工则在准备庆祝清华大学第一届出国的留美学生梅校长的花甲大寿。如果说，北大造就的是偏于政治方面的人才，那么清华四十年来陶冶出来的则多是理工人才。西南联大的民主作风，主要是由梅校长创造的。中央研究院的大批院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出身的。梅校长门墙桃李满天下，此言不假。

“不干涉主义”似在抬头

清华大学原学生，曾任北大政治系主任的钱端升教授讲，一年前，他应美国哈佛大学之聘，主讲《中国政府》一年。他在其母校教学之余，又赶写成《中国政府》一书，实现了二十年来的愿望。8月初，在美国西海岸罢工声中，他候船一个月之久，才同吴有训挤上一艘护送军眷的军舰。又历时一个月，军舰才驶入弥天大雾的吴淞口，进口时还几乎撞翻了一艘英国军舰。

钱教授颇有预感地说，美国对远东的政策变了，军事顾问团正在撤回，似是“不干涉主义”在抬头。在上海以北各口岸的军眷们都要乘原船回国。“他们在中国有房子，有家具，满以为要在中国过好日子，哪知道连北平还没有看见就要回去了。美国水手们说：‘早点回去吧，好赶上过圣诞节。'”

钱端升环行京沪一周，就飞回北平，他很有兴趣地讲了在美国军舰上举行的一次假投票“盛典”。钱氏说，各级船舱的客人不同，头等舱住的以政府官员为多，可能全投杜鲁门的票；三等舱的旅客，可能选杜威。谁知开票结果出人意料，选出来的却是华莱士。这说明，企图用战争刺激繁荣的杜威虽然能给大资本家带来利益，但公教人员及中产者却一天苦似一天。老百姓还是怀念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则用他这二三年的缺点代替了十几年新政的成绩，美国人民还能够原谅他？

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地位是一天比一天降低了。他讲路过马尼剌（拉）时，除了他的护照上注明可以登陆外，船上其余的中国人一律禁止登岸，连船上的白人也为黄色朋友抱不平。一位讲授现代政治学的学者，面对这样的现实，感慨是比任何人都要多的。他说：“今天的杜鲁门还是那个做过三度声明的杜鲁门，今天的马歇尔，还是那个八上庐山的马歇尔，中国还能希望他们什么呢？”

国内局势混乱

北大毕业生、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讲演题目是《构成国内混乱局势的几个因素》。这是一个多年来没有人正面触及的敏感性问题。

周氏以一个老国民党员的身份，呼吁不能用武力解决现实问题。他讲演的主旨是，近百年来中国的中心问题是要求改革，但社会进步又不可能跳跃，而是一天天地演进的。谁要想解决中国问题，就应当是不迷信武力，并要有肯容纳异己的雅量，在和平中求进步。他是个对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帮闲与帮忙”问题发表议论最多的人，此刻讲的这番话，弦外之音，大足令人推敲。

周炳琳说：“近百年来，中国经常在混乱中。辛亥革命、北伐和目前的局势，不过是混乱中演得特别热闹的几幕戏剧。中国可能还有五十年、一百年、二百年，或更多年的混乱，或许有更多的戏剧节目出现。”

周炳琳曾有意在国民参政会中提出“政治混乱”四个字，得到多数人喝彩。他指出国民党政府对于内政、外交、抗日战争等大事都没有一定的计划，这就是混乱，但是政府方面却认为还有那么多维持秩序的军警，就不能说是“混乱”。结果，这位改良主义者辞官而去，重登北京大学讲席。

他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混乱，是因为中国自与外国接触以后，许多人都想到有改革的必要，于是就产生了一个要把古老的国家变为近代的国家的问题，而这一变革又谈何容易。一方面因为中国有古老的文化，这文化不仅没有死亡，而且仍有活力，不论我们怎样革新，这旧的遗产仍然压在顶上支配我们；另一方面是近代化的因素一天天地在推进，我们却始终没有达到工业化的程度，还在工业化的开端起步。“这就自然发生了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倾向古老，一种是要求迎头赶上，以致百余年来，政治始终不能上轨道，而经常在混乱的局势中。”

周炳琳最后说：由于旧的势力太强，新的也不可能太乐观，进步并不能越级，武力亦不能统一。因为他一开场就已表明，他作的不是政党性的演说，而是属于学术的分析，所以说到这儿，他就避开现实，有意不予触及了。

炮声断断续续。但北平的学者们认为，不能让乱世影响学术振兴。陈垣校长这几年专门研究佛教史料，从出世的人们中找寻其积极成分。徐炳昶教授讲起文化史，说中国文化吸收了佛家文化、阿剌（拉）伯文化，近年又吸收了西方文化，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成果。

然而，现实是严酷的，城外的炮声，使胡适校长不得不放下《水经注》；祝梅校长六十大寿的学术会亦未开成。混乱中的学人，靠着他们各自的顽强自信，爬行在饥饿与苦难的现实线上，希望出现一个不同色调的明天。

古城北平何处去

三百年前供皇帝狩猎的南苑，此时已成军用飞机场。就在12月6日晚上，南苑发生了两次巨响。据说这声音竟震动到二百里外的天津市。物价的上升、人心的波动，远远超过了炮声带来的不安。在大气压的洗刷过去后，登临景山顶端，眺望皇城，除了红墙上残破的标语纸乱飞外，依旧是金碧辉煌，全然无恙，似乎这就象征着北平有其不可摧毁的力量。

北平是东方著名的文化古城，凡能移动的文物，多半正在搬运出去。故宫博物院的古董一批一批地运走；点缀盛世的中央博物院的重要资料，已搬到广州，职工分三批裁光。留平的中央研究院的箱笼，也在南运转往台湾。知情人是那些看守的人，其中有不少是抗战时期的文物护卫者，如今却像无事人似的说，“算了，算了”，甚至称病不肯参加这次“大迁移”。

有一位饱经事故的老人说，这文化古城到处都是古董，看他用什么工具来搬，用多少钱来搬。抗战之前，我们搬过一次，那时候，还有四通八达的火车、汽车、飞机和轮船，今天能用的又是什么？在那银圆改法币的时代，还有值钱的票子；而今天，钱是那么毛，就是用那时候一年的经费也许还不够。

百年战争的疲倦，一齐涌上人们的心头。那些老住户怕战争，但又不怕战争。他们知道即将来临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便自自然然地拖度岁月。文化界的人们，也过惯了这种日子，虽在危世中，却能凑成几个“盛典”来点缀一下生活中的寂寞。教育部的那位北上的督学黄曾樾在碰了软钉子之后说得好：“北平是东方唯一文化古城，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相信在贤明的军政当局保护之下，北平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绝不会受到损失。并且希望人民本着爱文化艺术的心理，不要使这座文化古城受到丝毫的损失。”

时间不会停留，笼城的文化“搬迁”梦，瞬息之间，成为过去。

（本文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标题为本书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