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亭：古城里的秘密电波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从峨眉山上杀下来，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处在革命根据地包围之中的北平，被国民党抢去。当时，我党正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根据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城工部在北平设立了学委、工委、平委、铁委、文委等五个工作委员会。这时，刘仁同志把赵振民从天津调回正驻在北平西郊的城工部。1946年7月，又从张家口（当时城工部驻地）把他派往北平。1946年七八月间，城工部在解放区的电台开始发报，北平建立了收讯点，每天都能收到“家”中的信息。在解放区的报务员是艾山同志，她负责发报，北平城内的赵振民负责收报。双方每天保持联系，为正式通报做准备。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美帝支持下，撕下了“和平”的假面具，叫嚷三个月要“消灭”共产党、解放军，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猖狂发动了全面内战。解放区的军民对敌人的进攻是有准备的。1946年10月，城工部从张家口撤退。在炮火连天的行军路上，艾山也未中断与赵振民的电讯联系。

三套“人马”和两个据点

1947年初，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地下斗争的需要，李雪奉刘仁同志之命来到北平正式建立地下电台，准备北平地下电台与解放区正式通报。而要建立电台，首先要有人和设备。

最早派来的报务员是赵振民，只他一个人显然是不够的。根据刘仁同志指示的精神，地下电台逐步地配备了三套“人马”，即有三个报务员，三套设备，而且分别设在三个地点。有了三套“人马”，就不怕电台发生故障，也能防止敌人的彻底破坏。继派李雪回北平之后，1948年4月，刘仁同志把艾山派到北平。在这以前，1947年上半年，地下党学委曾在北平国民党中央社兼七区管理局稽查台的报务员、地下党员王超同志转到地下电台做报务员。这样，地下电台就有了三个报务员。译电员岑铁炎同志由佘涤清同志直接领导。1948年7月初，我被派进城来，任地下电台的译电员。

有了人，还要有收发报机，电台才能成为电台。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虽然可以买到些通信器材，而发报机则是“违禁”的非卖品。怎么办？只有自力更生。

为了解决自己制作发报机的问题，李雪经组织同意，用地下的工作经费，在西四北大街开设了一个龙云电料行，作为电台的一个据点。学委崔月犁同志（兼管机要工作）介绍来一个人，名叫刘志义，让他出面当电料行经理。他在北平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家住在一个尼姑庵中，这样很有利于掩护。赵振民最初就是利用刘志义住的尼姑庵作为掩护，与解放区电台试验通报的。电料行的“股东”是李雪，赵振民当“伙计”。这位神通广大的“股东”和这个安分守己的“伙计”，利用电料行提供的各种方便，躲在后院，自己动手组装了四部发报机，三部留在北平用，另一部设法运到天津，供天津地下电台用。

有了发报机，收报机就比较好办了，可以通过关系买到。刘志义买来一部，又托人在天津买了一部，共用了二两黄金。第三部是李雪用买来的一部短波收音机改装而成的。

除了龙云电料行之外，地下电台还有另一个据点，就是开设在西单商场的九九照相馆。这是地下党“倒”来的一个现成的照相馆。李雪是九九照相馆的“掌柜”，电台交通员张彬同志任会计，另一位交通员吴宽德同志借晚上值班看房子为名在这里存身。白天，他在西单商场北门外摆个临时小摊卖香烟糖果，暗地里则中转电报。崔月犁的交通员徐书林同志以“买”香烟为名，经常来取送电报。我也一度来这里买过“糖果”。

这个照相馆还有另一个用途，就是准备在北平停电时，把电台用的蓄电池拿到这里来充电。尽管后来没有派上用场，但也说明地下电台做了充分准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各种不测。

组成“家庭”，建立掩护

地下电台的工作人员，都由党组织安排了可靠的关系做掩护。

赵振民刚到北平时，地下党通过关系给他找了个公开的职业，在国民党联勤总部所属的北平汽车修理厂电工车间当电工。他换了两次住处都不够理想。后来他“失业”了，又到龙云电料行当“业务员”。这时，崔月犁同志介绍了余谷似同志做赵振民的掩护人。余谷似的家从1946年起便成为我们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她的一儿一女都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工作，都是共产党员。她的儿子余琦同志，1948年在解放战争中英勇牺牲了。这位革命的老妈妈和她的一个小孙子余翔，与赵振民共同组成了一个美好的“家庭”，赵振民成了余谷似的“表侄”。他们第一次定居在旧鼓楼大街一一八号。余谷似不但做饭、搞家务，观风、放哨，必要时还和小余翔“跑交通”送电报。1949年初，在北平解放前夕，余谷似经过斗争的考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艾山1948年4月进城住在李雪父亲家。不久迁往地安门内北箭亭十二号，和王珏同志及其母亲组织一个“家庭”。后来，王珏去了解放区，她的母亲搬到李雪家中去住。于是，地下党安排我的母亲方渭英当艾山的“姨母”，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艾山的父亲在香山慈幼院教过小学，我母亲在香山慈幼院当过保育员，我和艾山自幼是同学，是“世交”，因此，她和“姨母”相处得十分融洽。

王超向在1947年底与黄君硕同志搭伴一块住，组成了一个“家”。他们先是住在牛街沙栏胡同，不久又搬到宣武门外西草场十二条。

这样，三个报务员都有了“家”，有了可以进行工作的合法的容身之处。

我在解放区还没被派出来时，刘仁同志就为我找好了“家”。1948年6月，刘仁同志把在城工部工作的石中同志的父亲钱缄三老人请来泊镇（城工部驻地），当面把我托付给这位老人。6月底，钱缄三老人以我“表叔”的名义，偕同我一起经天津转回北平。生活在这陌生的“家”中，我成了最被疼爱的一个。钱家住在西城按院胡同四十六号。我来后不久的一天，在“家”门口不远碰到一个姓马的中学同学，她也住在这条胡同里。我应付了她几句，赶快借故走开了。地下工作最忌遇到不知底细的熟人。为了免除以后可能遇到的“麻烦”，我向组织反映后，征得钱老夫妇的同意，全“家”又搬到西城武定侯胡同去住了。

李雪和丁文夫妇住在西交民巷兵部洼。地下党学委派沈千同志做他们的“交通”。沈千切断了同学委方面的联系，和她父亲成了李雪夫妇可靠的保护人。

我们这些“家庭”，是由于革命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我们虽然不是一家人，却互相关心，亲密无间，胜似一家人。

掩人耳目的“富裕人家”

我们这些“家”，都布置得像个样子，用来掩人耳目。拿赵振民、余谷似一“家”来说吧。余谷似那时在西单亚北糖果店有股份，住房挺宽敞，外人看来生活也颇富裕。她故意把一张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照片挂在墙上，作为挡箭牌。开马车行的保长一来串门，余谷似就和他东拉西扯地谈生意经，故意显示自己是个有家业、有根底的人。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兵，地下党组织拿出一两黄金做报酬，由余谷似通过关系，设法给赵振民买了一张国民党骑兵上士的身份证做护身符。

艾山和我母亲后来的住房，原是一个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新婚居室。我们一个地下关系在这个飞行员一家匆匆南逃之前，从他们手里连房子带家具一起买了过来。新翻修的房屋，一律西式家具，摆设得也挺漂亮。

像我们这种深居简出、不惹是生非、规规矩矩的“富裕人家”，愚蠢的敌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去注意呢？

李雪是地下电台的负责人，电台的设置、经费的筹措、技术的指导、机器的维修等，都由他一手包办。必要时，他还负责地下电台与解放区的联系，多次来来往往。他经常戴着一副墨镜，骑着一辆摩托，在北平城内风驰电掣般奔跑。势利眼的国民党军警大概把他当成了有钱人家的阔少，从没有怀疑到他头上。

用多变来对付敌人

在地下工作中，电台是极为秘密的，是完全“非法”的，也是敌人千方百计要破坏的目标。1948年春，李雪从解放区回来，传达刘仁同志的指示说：“国民党有十辆载有仪器的吉普车在北平城内进行流动侦察，你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电台保护好。”为了保护好电台，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来对付敌人。

我们主要的对策是多变。电台的波长、呼号和密码经常变换。三个报务员都各搬过几次家，变更住处，因为电台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过久就容易被发现。1948年9月以前，发报量不太大时，三个电台轮换作业，收发报时间相互错开，来往电报的电文也都很短。多变就使敌人很难抓住我们电台的活动规律，不易发现我们的电波信号。即使一时听到了可疑信号，又很快消逝了，再也找不到。

另外，还规定送到电台来的电报和从电台送出去的电报，一律密写。由于电文很短，可以写在一张小而薄的纸片上，因此携带起来就方便，万一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及时处理。当时密写的方法很简便，用稀米汤或面汤写在白纸上，干后不露痕迹；收电人只要用碘酒一擦，字迹就显现出来了。我们在取送电报的路上，几次碰到军警临时检查，都平安无事地闯过去了。

此外还规定，地下电台收发报一律使用密码。我们用的电报密码，是在刘仁同志亲自参与下，由电台人员精心编制的。刘仁同志从1946年起，先后和李雪、何钊苦心研究过几套密码，并且从搜集到的若干版本字典中选定四角号码字典作为电码本。1948年夏，刘仁同志把我从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调回城工部，决定派我进城搞译电，何钊便是我的老师。她从1946年起便在刘仁同志身边当译电员。她先教我如何按照我们的特殊要求使用四角号码字典，又教我译电方法。学会这些以后，她告诉了我一套新的密码用法，确定我进城以后换用这套新密码。刘仁同志说，搞密码要利用合法的条件，例如，一些公开卖的小说、歌本、字典等，都可以作为密码工具。我到北平后，在西单商场书摊上买了两套同名的章回言情小说（书名忘了），四册一套。书的内容很无聊，我随意确定了其中一册中的一页若干行做密码底，然后密写通知何钊，连同那一套小说一块儿通过地下交通送回城工部。何钊核对校正后，通知了我。此后，我就使用这套密码正式开始工作了。何钊后来进城又带了另一套密码她自己用。

另外，报务员把收发报机都收藏得很严密。艾山把收发报机藏在床边壁橱的夹层里，上边堆满衣物。赵振民则在墙上凿了一个洞，里边藏着机器，外边钉着挂衣架。王超向的电台藏在电话机木板后面的墙洞里。电台使用的天线，也都设法加以伪装。

我们的地下电台没有发生过电影中那种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惊险镜头，没有格斗，也没有枪击。我们有的只不过是平凡琐碎的工作，小心谨慎的行动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在蒋介石集团重要的巢穴北平，我们的三处地下电台，一处也未被敌人发现，这似乎是一个“奇迹”。其实，“奇迹”并不奇怪。这是因为：除了采取以上种种技术措施之外，我们电台工作人员还自觉地执行了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从政治上保证我们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正确方针。

自觉遵守严格的纪律

地下电台的同志进城之前，刘仁同志都亲自个别谈过话。他讲形势讲任务，讲地下工作的方针，谆谆告诫我们要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讲到后来，他还对我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要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可能被捕，甚至牺牲。艾山被派回北平之前，刘仁同志和她做了一次长谈，除了交代任务，告诉她地下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外，还严肃地对她说：“到敌占区去，环境是残酷的，很可能被捕。但不要怕，最多不就是一个死嘛！你如果牺牲了，我们给你开追悼会。”艾山和当时在场的城工部电台译电员何钊和卡笛同志，以及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同志，听了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都十分激动，深深受到了教育。我们共产党人这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比起古人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低沉悲壮格调，要高昂得多、自豪得多。我在临行之前，刘仁同志和我也长谈了一次，他谈完话以后，交给我两个金戒指，嘱咐我说：“万一出现危险而又与组织失去联系时，用这两个戒指做路费，设法返回根据地。”党的领导为我们的安全考虑得多么无微不至啊！

我们都严格地遵守刘仁同志亲自为我们制定的地下电台工作的纪律。我们所有电台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报务员、译电员，一概不参加群众活动，不去公共场所，不看影剧，不看进步书刊，不与外界发生联系，三个电台之间也不发生横的关系，并且暂时停止过组织生活。这些要求，我们都不折不扣地一一照办。

刚到北平，我定期和崔月犁同志的交通员魏宝贤同志联系，但他的名字我是解放以后才知道的。后来我和另一个交通员联系，每天互相传送电报。我们不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地址，只能在街巷接头，每次都约定三个时间、三个地点，以防万一有什么变故而中断联系。第一次接不上头，可以依次按原规定再碰头。有一阵，我和他天天见面，西四北大街路西一带的胡同，西单北太平桥以北附近的胡同，都被我们走遍了。我们素不相识，见面也不过三言两语。一连两三个月，他是我唯一能够看到的自己的同志，可是双方从来不互相打听，直到临近解放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名叫张彬。艾山也一度和张彬交换电报，别说真名实姓，连个假名姓也不通报，艾山只好暗暗把他叫作“猴子”（张彬同志很瘦），张彬向组织提到艾山时便称她为“小辫子”。

我幼年丧父，母亲守寡，把我这个独生女儿抚育长大。我去解放区已经四年半，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平，是多么想见一见亲爱的妈妈啊！但是，我母亲虽然“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因为地下电台工作人员除了必要的工作关系之外，是不允许发生任何别的关系的，包括亲人在内。我抑制住了对母亲的渴念。

再拿我和艾山的关系来说吧。北平解放前两个月，组织上为了工作的方便，批准我和艾山住在一起。我是译电员，艾山是报务员，电报由她收发，由我译成文字，但电报内容她却丝毫也不知道。那时，我和艾山已是十几年的同学、朋友和同志，情同手足，十分知己；但是，每当译电报看到令人兴奋的消息时，我只能把喜悦深深藏在心头，而不能向她吐露一个字。

搞地下电台工作，因为活动范围有限，接触的人很少，不能读书学习，缺乏文娱生活，因此，有时不免产生寂寞的感觉，希望能到集体中去，特别是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但是，每当这种思想一冒头，我们都能自觉地克服。有一次，艾山路过北大红楼，听到墙内沸腾的革命歌声和口号声，她是多么向往那战斗的生活啊，多么想进去看一眼啊！这时，她想起了离开解放区时和刘仁同志的一段谈话。艾山问：“如果在大街上遇到学生游行，我怎么办？”刘仁同志回答：“搞群众运动不是你的任务。你的任务是收发电报，保护电台。”艾山想到这里，想到地下工作的纪律，想到肩上的重任，便很自觉地克制了自己的激动心情，从那十分吸引人的地方匆匆走开了。我们那时都很年轻，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

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

遵照党中央关于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刘仁同志对于地下电台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他要求地下电台必须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平日，凡是时间允许可以回解放区口头汇报，或能利用地下交通传递情况的，都不发电报，尽可能保存电台的力量。为了保持电台畅通，每天定时联络，但工作量较少。我们工作最紧张的时期是北平解放前两三个月。

这时，辽沈战役已经胜利结束，我军歼敌47万余人；淮海战役正在进行，我军团团围住了国民党精锐部队50多万人；平津战役也在酝酿，蒋介石王朝处在迅速崩溃之中。被孤立在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还有60多万人。在我军巨大军事胜利的震撼下，敌人急忙收缩兵力，在北平、天津、塘沽、张家口、新保安一带，摆成了一字长蛇阵，企图垂死挣扎。正当国民党官兵纷纷拥入城内、敌人一片慌乱的气氛中，12月1日，译电员何钊忽然进城来了。进城之前，刘仁同志对她说：“平津很快要解放，需要电台更加发挥作用了，你准备好密码立即进城。虽然胜利在望，但斗争还很残酷。这就是打仗上战场。”何钊刚刚到，人民解放军就实现了对北平的战略分割包围，平津交通线就被我军切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跑交通的活动已很困难，电报就成为解放区领导机关与北平地下党主要的联系手段。电报大量增加，而停电和戒严却更加频繁。电台领导考虑到原来的联络交通方式已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为加强时效性，减少电报中途往返，把人员适当集中以适应特殊形势的需要，这样就不得不打破报务员和译电员不能见面的规定，命我搬到东单洋溢胡同三十六号艾山的“家”中来住。我和我的母亲也团聚了。这时，王超向的电台撤销，也合并在这里一起工作。交通员吴宽德来给我们做饭。一个新的战斗小集体组成了。我们甭提有多高兴了。革命同志欢聚一堂，关起门来我们低声哼着解放区的歌曲，我们的“家”成了小解放区了。

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北平城里已能听到隆隆的炮声，敌人在市内各要道口构筑了工事，堆上沙袋，拉上铁丝网，战争气氛笼罩着古城。我们也在忙于备战：一方面储备大量干电池，以备电源断绝以后能照常通报；另一方面还买了许多粮食，什么黄豆、咸菜、煤柴等生活必需品，都存了一批，准备长期坚持。余谷似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字画，购进面粉等物品。有了粮草，打起仗来就不愁断炊了。我们做好了物质上的充分准备，精神上的准备更不待说了，地下电台的同志早就急不可耐地渴望迎接更紧张的战斗了。

解放前夕的两次虚惊

我刚搬到洋溢胡同来的时候，两个译电员合在一起工作，我天天到何钊那里去上班，早去晚回。她住在沙滩北边腊库胡同四十九号李雪父母家里。我每天到了大门口，只要看到墙头露出的竹竿上挑着的纸灯笼，这是平安无事的标志，我就敲门进去。如果纸灯笼不见了，就是报警信号，不过这种信号一次也没有出现。那时每天晚八点北平全城戒严，行人一概不许通行，大街小巷一片漆黑。一天，我从何钊那里出来迟了，快到戒严时间还没有回到“家”。平日没有过这种情况，“家”里的同志急得团团转，以为我出事了，李雪那天正好在我们“家”，赶忙派人到何钊那里去探听情况。艾山把收发报机装在提箱里准备马上转移，她刚刚要动身，我进门了，大家心上的石头才落了地。从此以后，组织上决定：外出“上班”不太安全，让我在“家”里工作；赵振民和余谷似也在半年前乔迁到地安门帽儿胡同十二号安了“家”，离腊库胡同不算远，何钊就近到他们“家”里去“上班”。张彬则每天跑这两个电台取送电报。

不久以后，又发生了一场虚惊：

1949年1月初的一天，早上8点左右，我们的电台正在工作，忽然听到敲门声，掀起窗帘一看，门外站着地方保甲和防护团的四个人。我和艾山猝不及防，急忙从里屋出来，并把门掩上，然后打开外屋门让进这伙人。我们一看没有国民党的军、警、宪，心里先踏实了一点，和他们一交谈，才知道来意是看中了我们住的这所产权还有纠葛的房子，心里就更有底了。于是，我们便和这几个人周旋起来，说原来住在这儿的空军军官是我们的朋友，在北平我们还有一些军界的关系。这时，我母亲坐在床上也诉起“苦”来，说自己的儿子也是飞行员，因为她患关节炎行动困难，没有来得及坐飞机走……我们从容地瞎编一气，真把这几个家伙唬住了。当时，发报机的天线伪装成收音机的天线，凌空从外屋拉进里屋，这几个草包站在里屋门口不远，天线就在他们头顶上，他们竟没有注意。等我们把这几个愚蠢的家伙打发走后，收发报机还摆在里屋的床上呢！交通员张彬来取送电报正赶上这幕“演出”，他不敢贸然进屋，便紧张地和吴宽德商量对策。那几个家伙走后，我们真有点后怕，但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这场虚惊表明，我们没露什么“马脚”，敌人没有注意我们。但是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们：越是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越要加强革命警惕。

电报内容的零碎记忆

地下电台译出的电报是不能留存底稿的。解放区的收报发报都必须留存。据解放区电台的译电员卡笛同志说，解放后不久，刘仁同志亲自和她一起将所有的电报加以整理，并包成一包，上交中共中央华北局存档。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华北局被撤销了，这包档案经过十多年来的浩劫，已找不到下落。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无数的电报稿像雪花一般在我的脑海中盘旋飞舞，然而，对于电报的具体内容，却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回忆了。

我还记得，在那一段紧张的日子里，发出电报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有关敌人的军事情报。地下电台几乎每天都把敌人军队的调动、敌人军用列车的去向等，向“家”（我们对解放区的亲切称呼）中汇报。由于这类电报译发的次数特别多，所以什么十六军、三十五军、九十二军、九十四军等这些敌军的番号，以及新保安、张家口、南口、昌平、丰台、廊坊等地名，它们的阿拉伯电码我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

1949年1月，在我解放军大军的重重围困之下，北平守敌已成瓮中之鳖。他们企图留一条后路，在危急时刻逃跑，便在东单广场抢修了一个临时的简易飞机场。我人民解放军为了断绝敌人的逃路，向这里开炮。开始，命中率较低，有些炮弹打偏了方向。那时我军炮兵瞄准仪器比较落后，也没有校正炮弹落点的侦察机，于是由地下党派人直接观察每一发炮弹的具体落点，然后通过地下电台及时报告解放区。在地下党的配合下，我炮兵逐步校正了弹道，越打越准，终于很快地用炮火封锁了这个短命的飞机场。国民党飞机从此再也不敢来了。

为了准备解放军攻城，地下党曾接受任务，对北平的各个城门及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进行详细的调查，并将具体资料由地下电台转发给我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不久前，我看到当时围城部队一位负责同志写的一篇文章中讲道，北平内城的城墙基厚十八米六，顶厚十五米，外城城墙基厚九米九，顶厚六米六。文章说，我军根据这一调查材料，已做好了攻城时的爆破准备。这些具体数字，唤起了我的记忆：这一内容的电报正是我经手译发的呢！

刘仁同志不断来电指示地下党各个委员会，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北平的解放。虽然胜利在望，黎明前的斗争却是十分艰苦的。1948年12月底，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同志去一个地下关系的家中联系工作时被捕了，平委书记赵凡同志因叛徒的出卖也被捕了。地下党马上把这一情况电告刘仁同志，刘仁同志迅即回电指示，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据后来卡笛说，接到这份坏消息的电报，刘仁同志那天饭也没有吃，那么刚强的人，也焦急得落泪了。在这以后与傅作义谈判时，刘仁同志提出，要把释放佘涤清和赵凡作为一个条件。北平解放前夕，他们果然出狱了。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解放北平要立足于打；另外，为了保护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特别要花大力气去做傅作义将军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中央曾经来电报指示：傅作义与蒋介石有矛盾，要做争取工作。在刘仁同志的直接领导和具体布置下，地下党早在1948年上半年就对傅作义周围的上层关系开展了工作。当时佘涤清、崔月犁以及王甦等同志联系了傅作义的一些亲近关系，如“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傅作义的把兄弟和老同事曾延毅，傅作义的联络处处长李腾九等几位先生，还有我党地下党员、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冬同志。这几方面的工作进展情况，有不少都经由地下电台向解放区汇报了。对傅作义在和谈期间的动态和情绪变化，我地下党了解得很具体，如他在徘徊观望、举棋不定的时候，晚上怎么睡不好觉，如何在屋里焦虑地踱步，甚至急得把火柴棍放在嘴中咬。这些细节也都及时进入了我们的电报内容。

据卡笛回忆，北平解放前的一段时期，平津前线司令部负责人聂荣臻同志常常到城工部的电台去亲自看电报。

1949年1月初，我军全歼平绥线的敌人。1月14日，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了八项和平条件。15日我军解放天津。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攻势下，通过我党的大量争取工作，傅作义终于接受我方条件，同意和平解放北平了。天津解放后不久的一天，邓宝珊将军告诉崔月犁同志说：“傅先生的问题谈定了，思想问题都解决了。”当天，崔月犁同志给刘仁同志发出急电，“傅先生已同意我和平条件”。这份电报发出后时间不长，交通员送来一份不寻常的电报，它的字数大大超过一般报文，这就是傅作义将军将于1月22日发表的有关和平解放北平的文告。这是我党我军一个有深远影响的重大胜利，它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使得200万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文明古城能够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我惊喜异常，小心翼翼地把这份电报译完。我们日日夜夜地在盼望北平解放，也准备着在炮火的洗礼中迎接北平的新生，而这一胜利竟来得这样意外的迅速！

1949年1月29日，电台收到了刘仁同志一份电报，“一月三十一日中午一点，我军从西直门鸣礼炮入城，组织群众夹道欢迎。通知地下各委负责人三十日下午在何钊家里开会”。第二天下午，刘仁同志和周荣鑫同志乘坐吉普车风尘仆仆地到了何钊同志的家。刘仁同志进门以后，一眼看见正在院中等候的李雪同志，第一句话就问：“电台出事了没有？”李雪汇报说，大家都很平安。刘仁同志很髙兴，他大声地当场宣布：“通知电台，停止联络。”在北平解放的欢庆声中，北平地下电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胜利地结束了自己的战斗。

（本文节选自《难忘的战斗岁月——关于北平地下电台的回忆片断》, 《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标题为本书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