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涤清、杨伯箴：解放前夕的北平学运

“七五”血案与“八一九”撤退

1948年7月5日，在国民党政府欺骗胁迫下到北平的五千多名东北学生，赴北平市参议会请愿，要求撤销“征召全部东北学生当兵”的议案。参议员避而不见。在群情激愤下，学生捣毁了参议会，包围了参议会会长许惠东的住宅。当学生整队回校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突然向学生开枪扫射，当场打死十三人，伤百余人，制造了“七五”血案。东北同学游行，事先我们并不知道。事情发生后，我们考虑如果不支援东北同学，学运就有被反动派气焰镇压下去的危险。但敌人刚刚进行了屠杀，如果出动队伍支援，又有可能遭受很大损失。为此，学委进行了充分讨论，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斗争的方针策略，决定7月9日游行请愿，抗议“七五”血案，支援东北同学。这一次行动是秘密发动的，行动前作了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当国民党当局发现时，队伍早已出动，敌人措手不及，而一万人的游行行列已达李宗仁公馆，然后静坐请愿。李宗仁迫于当时形势，接见代表时表示要保护学生的安全。李宗仁不敢扩大事态。我们的游行也组织得十分严密，因此没有发生问题。当天有一个随游行队伍采访的记者，几天前曾在“七五”事件中受惊，他担心地问在场的伪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白世维：“今天游行会出事吗？”白回答：“有北大领先，清华断后，今天不会出事，他们都是游行的油子了。”敌人的所谓“油子”，就是指我们党领导的青年学生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是敌人难对付的强手。这也说明，经过和敌人多次较量，学生运动已经锻炼得更加成熟了。

国民党虽然已面临崩溃，仍在垂死挣扎，对于学生的迫害也并未放松。1948年8月19日，公布了250名学生的黑名单，并限这些学生第二天到伪特刑庭投案。由于地下党事先就得到了情报，在“八一九”之前就通知了列入黑名单的部分党员、盟员和进步群众转移隐蔽，又及时组织各校地下党支部把在名单上的党员和非党员，以及暴露的学生撤回了解放区，我们的力量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八一九”以后，学委几个负责人从解放区汇报完工作回来，传达了中央城工部的指示，北平学运搞得很好，有的学校如清华、北大已经成了小解放区。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北平解放在望，因此当前主要是巩固学运的成果，以保存力量。一方面发展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向解放区输送干部。要开展统战工作，劝阻教授不要随国民党南下，争取他们留在北平。要利用学生的社会联系广泛这个特点，加强对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根据中央城工部的这一指示，“八一九”后北平地下党就没有再组织大的统一的游行示威等活动。由于一部分骨干和进步学生已离开学校去解放区，我们根据刘仁同志的部署，在各校整顿组织，巩固阵地，统一部署，并为暑期以后开学的学生自治会选举进行人事安排，继续把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地下党手里。同时，各校地下党组织广泛找教授进行工作，打招呼。这一时期我们陆续送到解放区的学生（包括“八一九”撤退的）达到一两千人。在解放区分别组织他们学习，为北平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准备了一大批干部。

1948年11月初，佘涤清接到紧急通知回到了泊镇（城工部所在地）。刘仁同志谈了当前形势，特别指出，我党要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与傅作义谈判有可能成功。但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谈判不成，就武装解放北平。总之，北平解放已指日可待。刘仁同志还说，要打的话，北平城内地下党的任务不是搞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而是配合解放军组织群众护厂护校，保存好文件档案和物资财产，并给入城的我军做向导。刘仁同志谈完就让佘涤清迅即返回北平。佘涤清回来后便与各委负责人杨伯箴、张鸿舜、赵凡、叶克明等见面，这是北平地下党第一次打通了各委之间横的关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准备迎接北平解放的指挥部，佘涤清是这个指挥部的召集人。在指挥部的会上商定分区建立分指挥部，并准备成立纠察队。从此，各校学生积极行动起来，搞调查研究，搜集资料，以便配合解放北平提供各方面的情报，组织群众保护文件器材，成立纠察队。在此期间，北平地下党进行了一系列的紧张活动。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了，北平的广大青年学生和200万市民一起，共同欢呼我党的伟大胜利，欢庆古都的新生。

我们通过学生运动，宣传、教育、组织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学委领导下的各大、中、专科学校的党组织，不但团结了大量的进步同学，也争取了广大的中间群众，党的威信日益提高，党组织从小到大，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北平解放时学委系统地下党员已达到两千人左右，民青、民联盟员有四千多人，并建立了成百计的支部和总支。我们深深感到，在地下斗争中，群众和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和群众息息相关。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爱护和掩护，我们就无法在敌人的反动统治下安身和开展活动；也正是因为我们紧紧地依靠了广大群众，才能够领导反美反蒋运动的不断开展，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特别是配合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党的群众路线在学运的斗争实践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北平学运的经验

北平四面受解放区包围，因此，地下党从开始就是依靠根据地进行工作，这是北平地下工作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比过去进行大城市工作有利的条件。这样地下党可以经常派人去解放区学习训练，也可以随时回去汇报工作，一旦有同志暴露了，可以迅速撤回解放区。北平是我国近代史上学生运动的发源地，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回顾解放战争时期的北平学生运动，我们认为有一些经验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一、群众运动的斗争策略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

当时北平虽然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但在北平城内仍然是敌强我弱，不能与敌人死拼。我们必须坚定地执行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因此，应当逐步地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斗争，斗争的目的很明确：通过斗争发动和教育群众，揭露国民党，扩大我党影响，发展党的组织和进步的群众组织。

第一，在有理方面。在党处于非法的情况下，我们每次运动的斗争口号，都是以群众的名义提出的，并且要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特别注意要能为中间群众所接受。我们还注意到提出的口号不但要为学生所能接受，而且也能争取到社会其他阶层的同情。这样敌人就无法以“共产党搞的”为借口来镇压群众运动。例如，1946年12月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我们组织了抗暴运动，提出了“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这不但符合群众的民族观念，也充分利用了社会道德对强奸这类事的公愤。1947年“五二〇”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代表了各阶层的要求，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

第二，在有利方面。斗争中我们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因此，每次斗争后我们的力量不但没有损失，相反地却扩大了。斗争往往是在有利于我们的情况下结束，这就保持了群众的积极性，保持了锐气。我们不但在每次斗争的具体要求上有所收获，例如，被捕的人得到释放，而且更重要的在于锻炼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我们挑选在斗争中经过考验、表现好的积极分子，将他们吸收入党或党的外围组织，不断扩大我们的队伍。

第三，在有节方面。我们的斗争不坚持当时不可能达到的要求，不提过高的脱离群众的口号，不冒险死拼，适可而止。我们每搞一次运动，国民党总是要用各种方式来进行镇压。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每搞一次大的运动后就一面复课，一面休整，巩固胜利，避开敌人惨败后实行报复的锋芒；间时开展分散活动，进行深入的群众工作，待机攻击敌人的弱点，再搞运动。另外，我们对不同的敌人区别对待，尽量缩小打击面，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利用反动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即美蒋。我们一般不打击地方实力派，争取地方当局不积极反对我们，甚至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

二、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和日常工作要很好结合起来

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要以坚实的日常群众工作为基础。每个党员都必须做群众工作，团结好一批群众。要用适合群众不同要求的各种方式广泛地团结群众，防止限于进步群众的小圈子。除了学生会、班会、系会的形式以外，还有各种社团：有政治性很强的进步的壁报社、读书会，有为学生谋福利的伙食团、互助组织，有研究文学艺术的歌咏队、剧团、新诗社、文艺社、美术社，等等。在教会学校中利用宗教团契、青年会开展活动，以至带有封建性的同乡会、同学会组织也有用处（如国民党飞机轰炸开封，就由河南同乡会出面开会抗议）。我们注意发动群众办好伙食。为了帮助经济上困难的同学，各校普遍开展了助学活动，搞好互助救济等生活福利工作。

三、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特别在学校中要做好对教授的团结争取工作

学生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学生毕业后要从事各种职业，利用这一点，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工人工作，将一些党员关系转给工委。此外学委领导下的文化战线上的地下党也十分活跃，戏剧运动与学运相配合，对促进反美反蒋的民主运动很起作用。因为学生家长分布在各行各业，还有不少上层人物，所以学生运动的社会影响很大，学生也有条件进行广泛的统战工作，包括在敌人军警内部进行工作。学委中的崔月犁就主要负责统战工作。在学校，我们用各种办法去做教授的工作：如访问教授后用大字报发表访问记，推动进步教授组织更多的教授发表宣言支持或响应学生运动，动员教授去向当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通过各种关系争取教授，等等。即使对反动的校长如胡适等，也利用他们的假民主面目，使他们不敢公开出来和学生对立。

四、关于党的秘密工作

党的组织必须隐蔽精干。地下党员三人以上成立支部，人数多时，在一个单位里还有平行支部，支部和支部之间、小组和小组之间没有横的联系。不开支部大会，小组不超过三四人，情况紧急时不开小组会。上下级单线联系，即个别联系。

合法和非法，秘密和公开严格分开。在组织上有三线配备。第一线的党员是公开出面的学生会负责人。根据保密的需要，这些党员单独编组。第二线的党员是大多数，他们活动在各种社团和广大群众中。第三线的党员不能公开活动，如当时大学委中的张大中和项子明，分别负责领导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要求他们秘密隐蔽在群众之中。“八一九”敌人公布了几百名要逮捕的学生名单，第三线的党员都未在名单内，而名单上第一线、第二线的党员，在敌人下手之前已撤回解放区了。敌人声势很大，其实虚弱得很，因为它根本了解不到我们党组织的内部情况。我们在组织上并没有受到什么破坏。

发展地下党员。在群众斗争还没有开展起来时，主要是通过党员的社会关系、亲友关系，发展那些经考察了解清楚合乎条件的可靠的人入党，这样发展的党员数量不可能多。群众斗争起来后，就主要是在斗争中吸收经过斗争考验、有为党的事业牺牲个人利益甚至自己生命的积极分子入党，这时党的发展就比较快。对入党后的党员要经常进行气节教育，在情况紧张时更要进行，同时也教育党员要准备一旦被捕时的技术措施，如怎样对付敌人的口供等。

经常进行秘密工作的纪律教育。教育每个党员只应该知道他必须知道的事，不应该知道他不应该知道的事，不应去问他不该知道的事。除了直接联系的党员外，对别的党员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党内指示只用口头传达，不用文件，必须用文件时，用毕即烧毁。对已经暴露的党员坚决撤退，以保护组织的安全。这一点在当时北平处于解放区包围的情况下，是很便利的。

派遣有条件的、忠实可靠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同时也利用学生党员和统治阶级联系多，有些学生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子女的特点，使我们可以及时掌握敌人的情况。例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同志为党提供了不少情况。又如打入三青团的北大法学院的沈同同志也提供了有关三青团活动的情报。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在敌人公布名单之前就为我们提供了“八一九”大逮捕的名单。

五、关于建立党的外围组织的工作

我们在学校中广泛建立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名称的进步青年组织，吸收了大量在学运中的积极进步的分子。这些组织的成员数量数倍于党员的数量。到解放时，在几个主要的大学中，党员、盟员的比例达到了全校学生的20%左右。有了党的外围组织，就使我们能够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在斗争中发挥战斗作用，保证我们能够团结最广泛的群众。同时有了这些外围组织，也使我们党的组织更加容易隐蔽。

这些组织的纲领是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小组长和支部书记大都是党员。每个盟员同党员一样都必须做群众工作，接受组织分配的任务。这些外围组织的组织原则也是民主集中制。对所有成员同样要组织各种学习，进行气节教育和遵守秘密工作纪律的教育。党的外围组织是党的后备军，许多成员经过工作的锻炼和群众运动的考验后，被吸收入党。北平解放后，盟员都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北平学运的历史证明，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组织是坚强的，成绩是显著的。在和敌人严酷的斗争中，组织上没有遭受过大的牺牲和破坏。我们在工作中，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遇有紧急情况也敢于当机立断。当年刘仁同志总是及时地向我们传达中央的指示，具体地指导我们，要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北平当时当地的情况和条件出发，既要防止右的倾向，也要防止“左”的倾向。以上的这些经验都是刘仁同志多年来结合实际斗争反复向我们指示和贯彻的。而这些经验也正是刘仁同志教育我们把毛泽东同志关于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的原则；搞好统一战线；照顾最大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等一系列斗争的策略原则，灵活地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的结果。因此，我们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我们所有成功的经验，无一不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

（本文节选自《第二条战线上的先锋——回忆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的学生运动》, 《文史科料选辑》第5辑，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标题为本书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