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祭天祭地

第一节 孤独的上帝

公元15世纪到17世纪，不乏游客到安徽凤阳府游玩。来到凤阳府，第一站要去观光的地方便是龙兴寺。龙兴寺在府城东边三里外的盛家山南麓，寺庙不大，却蔚然可观。山民和僧人可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游客，龙兴寺大有来头，本名皇觉寺，乃我朝太祖高皇帝龙兴之处，洪武初年才改了今名。到了龙兴寺，你还会有幸看到太祖御书的“第一山”三个大字。如果万历年间来此，僧人还会骄傲地告诉游客，本寺有皇帝钦赐的藏经。[1]正是沾了真龙天子的贵气，龙兴寺的香火素来旺盛。游人香客相信，此处的神祇比别处都要灵验，太祖高皇帝当年就是在这里获得的神启。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一个二十多岁的和尚在寺庙里诵经念佛，挑水扫地，过着平淡如水的日子。之前，寺庙几乎断炊，便打发他到外地云游，一晃就是三个春秋。如今，寺里艰难度日，生活勉强维持。这个年轻和尚原本的梦想就是活下去，如果一辈子待在寺庙，幸运的话，会做到方丈。就在二月份，下山的僧人回来报信，让大家赶快逃命。郭子兴、孙德崖等人谋反，攻占濠州城。人心惶惶之际，没过多久，乱兵就赶到山上，放火烧了皇觉寺。夜晚将至，小和尚茕茕孑立，饥寒交迫，人生陷入了绝望。

无计可施之下，他顺手从怀中摸出了一对半月形的筊。此时此刻，是留在残破的寺庙中，还是换到别处？两枚筊投掷出去，同是正面为阳，吉；同是反面为阴，凶；一正一反，平。一番虔诚的祝祷之后，他开始掷筊。留在寺庙？掷筊，阴。去其他寺庙？掷筊，阴。和尚大惊失色。留也不是，去也不是，难道要我下山当兵吗？现在去当兵，就是造反，九死一生。如果天意如此，也就无话可说！他忐忑地将两枚筊掷了下去……[2]

虽然无法确定朱元璋祈祷的是哪位神祇，但是这次占卜的结果后来确实应验了。他从一个走投无路的小和尚，因为掷筊的启示，转而参军，峰回路转，后来成为天下独尊的帝王。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从那时起，他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有神论者。即位之后，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将要成为中国礼制史上自秦汉以来所有皇帝当中祭神最为殷勤的一位。

正月初四是明王朝的国庆日。公元1368年的这一天，应天府城南郊，人山人海。军队进入一级戒备，文武百官一片肃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出身的皇帝应运而生。朱元璋即皇帝位，明朝正式建国，年号洪武。[3]

改天换日之际也是礼臣焦头烂额之时。如何从战乱之中重制礼乐，打造文明恢弘的大明气象，这一难题让礼臣们既兴奋不已，又手忙脚乱。相国李善长作为文官集团的首脑，责无旁贷地接过新王朝制度建设的重担。其中，祭天大典首当其冲。

祭天又称郊祭、郊天、郊祀等，因为一般都在京城南郊举行，所以得名。祭天是天子最重要的礼仪，《明集礼》作为洪武开国时期最重要的礼制文献，开篇第一句就是“天子之礼，莫大于事天”。[4]1368年的即位礼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祭祀天地，向天地宣告新天子降临人间。自兹以后，朱元璋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言人，负责将上帝的旨意施行人间。

祭天的对象是笼统的天，天也有具体的名称。在《周礼》一书中，祭天有多种不同的措辞，比如“大旅上帝”（《天官冢宰》）、“祀昊天上帝”（《春官宗伯》）、“旅上帝”（《春官宗伯》）、“类造上帝”（《春官宗伯》）等等。昊天上帝或者上帝作为天神的称谓，也是祭天大典中至高无上的神祇。

参与即位礼的礼臣们都清楚，祭祀天地的礼仪看起来顺风顺水，却还是有失观瞻，即便为了这种登极大礼，他们准备了近一年时间。吴元年（1367）正月，由李善长领衔的礼臣团队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建国后天地、宗庙、社稷等方面的祭祀礼仪。经过长达八个月的紧张建设，于当年八月，圜丘、方丘及社稷坛这三个最重要的祭祀场所宣告竣工。

作为祭天场所，明朝最早的圜丘坐落在京城东南方的正阳门外，钟山之南。作为祭地场所，方丘最初在京城太平门外，钟山之北。此时的圜丘和方丘仿效汉代的制度，各有上下两重，都是方形。圜丘的第一重宽七丈，高八尺一寸，第二重宽二丈五尺，高八尺一寸。方丘规模略小一些，第一重宽六丈，高六尺，第二重宽二丈五尺，高八尺一寸。[5]祭坛变方为圆，还是后来的事情。[6]

就在圜丘、方丘及社稷坛建成的次月，平江方面传来特大喜讯，张士诚被俘，南部中国即将一统。[7]这一切既是上天显灵，也是将士效力。吴王下令，将平江路改为苏州府。浙西平定之后，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公，徐达为信国公，常遇春为鄂国公，其他人依次封爵，赏赐金银布帛。按照封赏礼制，受封的官员次日要来谢恩。朱元璋问众人：“公等昨晚回家都摆酒欢庆了吗？”众人回答：“赖主上的恩德，我们回家后都摆酒庆贺，非常欢乐。”朱元璋说：“我却没有。难道本王不想和众位将军一道摆酒庆贺吗？中原还没有平定，现在还不是寻欢作乐的时候。你们看看张士诚，他们当时终日饮酒作乐，结果落到国破身亡的下场。你们要引以为戒！”[8]众人皆醉之际，朱元璋表现出领袖独有的清醒。通过这番训诫，他将冷酷的意志与顽强的决心下贯到每一名将士的骨髓之中，中国必须统一。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得有丝毫懈怠！

同年十月，也就是歼灭张士诚的次月，吴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征虏副将军，统兵二十五万，从淮河出发，北伐中原。[9]十一月，又派出廖永忠、汤和两员大将，从海道出发，南征方国珍，并攻取福建等地区。

重制礼乐与统一战争几乎同时进行，桴鼓相应。就在冬至的前一天，朱元璋带着世子朱标到建成不久的圜丘视察。视察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建成的圜丘、方丘是否符合古制？随侍的起居注官员熊鼎诚惶诚恐，回答道：大同小异。吴王表示理解，周代以来已有两千多年，想要完全恢复周代礼制基本不可能，姑从汉制，也是退而求其次的最好选择。接下来，朱元璋、熊鼎君臣二人的一番对话讲明了郊外祭天的意义。

（熊）鼎曰：“主上创业之初，首严郊丘之祀。既斟酌时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终尽其诚敬，此诚前代之所未及。”

上曰：“郊祀之礼非尚虚文，正为天下生灵祈福。予安敢不尽其诚？”[10]

天子祭天是为天下百姓祈福，寒冬行礼也是代百姓受苦。趁着视察圜丘的时机，朱元璋给年仅十三岁的世子朱标上了一课，让人带他到附近农家去考察，亲自体验百姓的疾苦。世子回来之后，又谆谆告诫：

汝知农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11]

吴王这次视察圜丘的目的，是在为次年称帝正式祭天做准备。包括朱元璋在内，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达成了相当程度的默契。视察圜丘之后，朱元璋内心不无波动。根据之前的听闻，他告诉侍臣：当年慕容超祭天的时候，遇到了一只大得像马一样的老鼠，太史成公绥占卜之后，归咎于国家信用小人公孙五楼之辈，杀害贤人，赋役繁重，所以天降异象。本王怎么能像慕容超一样再犯“亲奸佞，远贤良”的错误？你们这些近臣，如果见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一定不要对我隐瞒。[12]

十二月，北伐、南征两路大军捷报频传。山东的益都、济南、济宁等地先后被攻克，福建的福州也被略取，就连之前叛服无常割据温州的方国珍也归顺天命。当朱元璋驾临新建成的宫殿时，李善长等人突然下跪，奏请称帝。朱元璋表现出惊慌失措的举状，频频让众臣起身，连连称自己“不敢当”：四年前，我称王都是“被迫”的，如今岂敢称帝？一种且惊且喜且怨且无辜的姿态瞬间附体。结果群臣还是像着了魔一样伏地不起，高呼“万岁”。无奈之下，朱元璋“被迫”答应先去祭祀上帝，听听上帝的意见。大致的意思是说：如果微臣朱元璋真的是生民之主，那么，祭祀上帝的那一天，上帝显灵，天朗气清。如若不然，狂风不止，天降异象。[13]朱元璋的这番表态，一方面让群臣舒了口气，另一方面却让太史院（钦天监的前身）[14]的官员感到格外的压力。接下来，他们面临的是明朝天文观测史上最具挑战性的工作，空前绝后。如若失误，岂止是杀头之罪！经过万分谨慎的观测与检查之后，太史院建议，即位大典最好安排在正月初四，而非正月初一。原来，天意也是可以制造的。

就在自惭德薄的八天后，朱元璋手里正拿着一份奏疏仔细端量，内容是李善长领衔草拟的即位礼仪。这封奏疏内容过于冗长，朱元璋竟然从头到尾反反复复读了几遍，并作出最高指示：内容一切都好，就是仪仗旗上有几个字过于招摇，必须删除。李善长看了一眼这几个字：“天下太平皇帝万岁。”[15]

在古代中国，名义上讲，享有最高权力的既不是君主，也不是民众，而是天命。天命是公认的最高主宰。天命不会直接发布，而是借助日食、月食、地震、旱灾等异象表达，提醒人间注意。按照儒家的传统，天命的人间代理人便是天子。尤其是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畅行以来，君主经常会因为天变发布罪己诏书，向臣民宣告自己德行的亏欠与能力的渺小，借以获得上天的垂怜与原谅。除了罪己诏书这种事后弥补措施之外，天子获得神助的提前措施即为祭祀。洪武帝也不例外。

朱元璋登极之后，天地并不开心，因为明朝还欠他们一个正式的祭礼。洪武元年（1368）二月，根据李善长、傅、陶安等人的奏议，我朝应当聿遵古制，分祭天地于南北郊。今年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用大明、夜明、星辰、太岁等神祇从祀；夏至，祀地祇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等神祇从祀。[16]依照礼臣的建议，当年夏至，洪武帝要到方丘参加开国后的第一次祭地大典，然而这一次，他缺席了。

礼制进程绝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不可避免交织到当时的军政格局之中。易言之，礼制、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的纠葛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当中。离开礼制去谈军事、政治，总给人感觉有隔膜，彰显不出中国历史固有的特色；离开军事、政治等背景去谈礼制，也只是在单方面地构筑理论礼制的空中楼阁。结合天地祭祀而言，明朝的礼制走向同样离不开军政格局的进展。

三月，大将军徐达在平定山东之后，继而攻克元朝的中原重镇——汴梁。四月，朱元璋听闻一种说法：汴梁居天下之中，是宋朝的故都，天子应当巡幸此处。建言者没有留下姓名，建言的内容却引起了朱元璋的强烈关注。朱元璋巡幸汴梁还有另外一层军事考虑，那就是与徐达会面，确保君主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同时务必保证顺利攻克元大都。于是，他留下李善长、刘基居守应天府，无暇顾及夏至祭地的礼典。安排妥当之后，车驾向汴梁进发。[17]

五月，朱元璋抵达汴梁，将汴梁路改成开封府，并召唤徐达、常遇春等将军速到行在密事。六月，在面受机宜之后，徐达、常遇春宣誓效忠，尊奉圣意，北征元廷，兵指元大都。此时的洪武帝错过了祭地大典，作为补偿，他亲自祭祀开封府里里外外诸多神祇，还派遣官员祭祀河南境内的山川。七月，洪武帝回銮。

在驻跸汴梁的三个月中，朱元璋做了三件事情，两件做成，一件搁置。做成的两件事：其一，笼络徐达、常遇春，指示下一步北伐策略；其二，通过祭祀等手段，安定中原地区的神意民心。没有做成的一件事就是迁都开封。由于汴梁城“天下之中”“宋朝故都”的特殊性，符合建都的条件。将都城从应天府迁到汴梁，对接下来的北伐和西征策略也大有裨益。迁都一事至关重要，必须取得文官和武将集团的支持，还要考虑民意。应天府已经在自己手中经营了十三年，汴梁一地虽然重要，却没有扎实的群众基础，此时贸然迁都，是否会引发骚乱？有资格商讨迁都大计的官员最终显示了保守的一面，朱元璋迁都汴梁的计划像洪武元年夏至的祭地大典一样，最终搁浅。直到同年八月北巡刚攻克不久的元大都，朱元璋在诏书中提到，在中原人眼中，都把应天府视作南京，开封府视作北京，朕以后就在春秋之间往来巡狩。[18]迁都大计落空之后，这番说辞不失为自我慰藉之举。

出于北巡汴梁的客观因素，祭地大典告阙。故此，明王朝的第一次祭地大典推迟到洪武二年（1369）五月的夏至才举行。[19]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北巡，将元大都路改名为北平府，就在十月，车驾匆匆南返，朱元璋要赶去参加十一月冬至的祭天大典。“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周易·系辞上传》），这一次，他不会缺席，不敢触怒上帝。这也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祭天礼。

毋庸置疑，祭天大典在所有祭祀礼仪中地位最为崇高。按照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念，越是崇高的礼仪，仪式反而越简单。祭天礼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简单，所谓“扫地而祭”（《礼记·郊特牲》），随便打扫出一块干净的地方就可以祭天，根本不需要什么建筑、仪式之类。即便后世不断修饰礼典，和其他礼仪横向比较，祭天还是保持相当程度的简单性。这种至高至简的哲学观念同样影响到称谓，比如皇帝作为上天的独生子、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偏偏是寡人，寡德之人。

整个祭天大典遵循斋戒七天、视察祭祀牲畜（祭前两天）、迎神（当天）、燔柴（焚烧柴，升出烟来，沟通上帝）、进献青色的玉璧与布帛、进献青色的小牛、皇帝亲自初献酒、读祝官跪读祝文、亚献与终献（不读祝文）、饮福受胙（喝掉福酒，接受祭肉）、彻豆（撤下祭祀物品）、送神、望燎（看着把祝文和布帛等焚烧）。在相应的环节，乐生要演奏相应的音乐，舞生表演相应的舞蹈。之后皇帝回到奉天殿，百官行庆成礼。祭天大典的次日，朱元璋在奉天殿大宴群臣，[20]只是这种赐宴的福利并没有作为惯例延续下去。明王朝的第一次祭天礼还是相对粗疏，因为很多条件并不具备。职此之故，从洪武元年（1368）到九年（1376），祭天礼始终处于不断修订之中。

正式的祭天礼是从斋戒开始的。从皇帝到参加祭祀的文武百官都要严格遵守斋戒的礼制规定，祭天大典需要散齐（“齐”通“斋”）四日、致齐三日。散齐是斋戒的预热期，可以办公，服丧的人暂停服丧，要惩戒的罪犯一律停刑。官员在衣、食、住、行上要洁身自好，不能饮酒食肉，不能参加娱乐活动，尤其不能和妻妾同床。致齐三日就是在祭天大典的前三天，皇帝要到专门的斋宫，断绝一切政事，一心一意侍奉神灵，同时排练礼仪。洪武二年（1369），加入了仁祖配祀上帝的环节，所以朱元璋在进入斋宫致齐前，还要到他的父亲仁祖的宗庙中完成告庙礼。[21]致齐时，与祭官员也要统一住到斋所，放下政务，连续习礼三天。

在深奥的天意面前，个人显得非常渺小。无论是南征，还是北伐，明军都势如破竹，诸事顺遂。究竟鹿死谁手，谁将坚持到最后，一切又都没有绝对性可言。当年，红巾军也取得过席卷长驱的压倒性胜利，攻灭元廷唾手可得。然而，没过多久，红巾军就被元廷彻底击溃，功败垂成。

即便军事上取得捷报，此时如果后方发生叛乱，或者遇到重大的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意外，所有的策略都可能无限期搁浅。纵使没有这些灾难，连续遇上天文异象，也会让新生的明政权神经紧张。

早在洪武元年（1368）的祭天大典之前，礼臣就请求把朱元璋的父亲仁祖配享上帝，遭到朱元璋的果断拒绝。朱元璋提出，之所以不同意仁祖配天，是因为去年上天就显示了很多异象，先是发出莫可名状的声音，然后雷电引发了大火，焚烧了御船，并且击中了大殿的鸱吻。诸多异象表明，朕德行不足，此时如果罔顾天意，妄自尊大，用父亲的神位配天，恐怕会惹怒上帝。因此，仁祖配天之事务必缓一缓。[22]

洪武三年（1370），刚过了正月初一，朱元璋又遇到了天文异象。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天子就是太阳，就是光明。故此，任何和太阳有关的天文现象历来都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关心。正月初一以来，根据司天台的奏报，太阳频频出现黑子。朱元璋十分焦虑，认为日中出现黑子和自己祭天不当有关。祭天礼过于简单，从今以后，增加从祀神祇。此时，礼部尚书崔亮提出不同意见。周朝祭天仅用日月从祀，汉朝祭天十分烦渎，祭天从祀神祇多达一千五百十四位，唐宋以来，损益不同。我朝祭天从祀之礼简繁得当，本身并不存在问题。[23]崔尚书有理有据的回答让朱元璋恢复了一些理智，停止了增加从祀神祇的计划。

今天看来，太阳黑子本是常见的天文现象，和君主德行、祭天得当、国家稳定等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可是，在古代中国，这种天文异象的多次出现，足以引发一时的动荡。崔尚书暂时阻止了洪武帝增祀的冲动，可在三天后，朱元璋就派遣使者分别到安南、高丽、占城等纳表称臣的藩属国祭祀山川。至于此举的用意，按照朱元璋的解释，我大明朝不能仅想着自己通过祭神获得保佑，也要让尔等藩属国共享福利，一视同仁。[24]洪武八年（1375），根据礼部尚书牛谅的提醒，朱元璋才意识到这种行为的荒谬。依照礼制，四夷山川根本不用天子祭祀。[25]天子去祭祀山川，而且是属国的山川，多少都是在自我降格。明朝没有官方宗教，在大大小小的祭祀中，朱元璋心中却燃起了宗教徒一般的热忱，坚信祭祀和神佑的必要性和真实性，所以才有“输出祭祀”的举动。原来，祭祀也是可以让人上瘾的。

农历十一月冬至，天寒地冻。一群文武大臣按照品级头戴梁冠，正从一品官戴七梁冠，二品六梁冠，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统一穿着青罗衣，手捧着笏版。[26]经过多日斋戒之后，他们今日一大清早就从斋所出发，排着整齐的队伍，庄严肃穆地走向圜丘。

圜丘上下两重祭坛，即便周围有墙，坛下却还是像广场一般空旷，在凛冽的寒风面前，基本没有任何御寒的功能。对官员来说，能够参与祭天既是一种荣耀，也是一份苦差。在祭祀过程中，稍有差错或者举止失仪，还会面临罚俸半月的惩处。[27]

洪武四年（1371）之后，朝廷对参加祭天大典的官员执行新的遴选标准：其一，武官四品、文官五品以上才可祭祀；其二，又老又病以及有疮疥的官员不许祭祀；其三，受过刑罚、刚经历过丧事的官员不许祭祀；其四，身上有狐臭以及其他刺激性气味的官员不许祭祀。[28]祭祀官员的队伍越来越精干，祭天大典落选的官员不知道该笑该哭。

除了文武高官之外，祭天大典需要一批执事人员。《明集礼》上列出了一份不完全清单：

国朝设皇帝大次、皇太子幕次官二人，扫除坛上下官一人，御史监扫除二人，洒扫斋舍神厨官二人，设馔幔官二人，设昊天上帝、仁祖淳皇帝龙椅龙案，从祀神案官一人，设御位、皇太子位官二人，设燔柴官二人，设分献及文武官诸执事官版位官二人，设仪仗官二人，设庭燎坟烛官二人，设牲榜省牲位及割牲官二人，牵牲十五人，掌鼎镬视涤濯官二人，协律郎一人，舞士一人，乐生一人，舞生一人，撰祝、书祝官各一人，读祝兼捧祝官一人，导驾奏礼官六人，导引皇太子官四人，分献官执事八人，引陪祭官执事四人，纠仪御史四人，奉爵官六人，捧币官六人，司香官六人，掌祭官十二人，举饮福案官二人，进福酒官一人，进俎官二人，授胙执事官一人，司御洗捧匜一人，进巾一人，司分献罍洗各酌水二人，进巾二人，司御盥洗酌水一人，进巾一人，司分献盥洗位酌水一人，进巾一人，司御酒尊所官一人，司分献酒尊所各二人，进正配位馔官六人，举案斋郎十二人，举从祀馔案四十八人。[29]

这份庞大的清单在后来的执行之中有所调整，宣告了皇家祭祀的气度。除了皇帝、太子、文武高官、执事之外，还有圜丘管理队伍与护卫队伍。祭天的神位版上，正位题“昊天上帝”，配位题“仁祖淳皇帝”，从祀则题“风伯之神”“云师之神”“雷师之神”“雨师之神”等等。除了祭天之外，明廷祭礼繁多，所用大量牲畜均由神牲所专门饲养，中间三间房舍喂养祭天的牲畜，左右各三间分别喂养祭祀宗庙、社稷的牲畜。所用币帛也由神币局专门负责纺织，务必精良。[30]作为识别标志和特殊荣耀，凡是参与祭天大典的执事人员都会领到御赐新衣。[31]

为了扩大祭天礼的影响，明廷还规定，祭天之前，丞相和太常官员要到城隍庙发文，告诉百神祭天的日期，事后还要到各大神庙烧香。[32]祭天这种天底下第一重要的事情，理应让人、鬼、神三界众生都知晓。于是乎，冬至这一天不仅成为明王朝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日子，也成为三界众生最熟稔的日子。

祭神如神在，朱元璋还让中书省在祭天的时候，把全国户口簿、钱粮簿等一一陈列在祭台上，恭候上帝的查阅。[33]洪武八年（1375），明朝还颁布了一条特别的规定：为了凸显我朝祭天的最大诚意，从皇帝到文武百官，再到寻常执事，所有人都要在祭祀当天把鞋子脱了，放在圜丘的墙门之外，之后方可入坛。[34]农历十一月寒冬，天还没亮，北风呼啸，明王朝最核心的统治阶层通过这种近乎自虐的年度性礼仪，向上帝展露赤诚之心。不知道上帝有没有体会到洪武君臣的良苦用心，至少洪武八年（1375）的祭天大典让所有参礼者都铭记终生，回想起来都是从脚部升起的侵肌入髓的寒冷。

咚……咚……咚……

洪武六年（1373），一座钟楼屹立在圜丘斋宫的东北方。钟楼里藏有大钟，八尺一寸高，镶以九龙环绕的霸气纹饰，名为太和钟。当洪亮的钟声响起的时候，与祭官员都清楚，圣驾已经启程。钟声和祭天的乐声交替响起，伴随祭天大典的始终。[35]南郊外，圜丘边，肃雍的太和钟声正是天威的象征。

如果认为朱元璋殷勤祭天完全出乎迷信，这恐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36]祭天之礼由来已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元素。朱元璋是创立明朝的君主，并不具备抛开汉唐以来祭天传统的自由意志。作为取代元朝的新政权，明朝难免要网罗前朝罪证，然后反其道而行之，树立本朝政权的合法性。

在明朝列举的元朝罪证之中，祭天混乱即是醒目的一条：

听民人祀天地，祈祷无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间，祈天者不知其几。渎礼僭分，莫大于斯！[37]

按照明人的逻辑，本朝在批驳元廷之后，就有义务担当起重建祭天礼的责任，接续唐宋以来的儒家礼仪传统。

古代中国，名义上是独尊儒术，敬鬼神而远之，实则长期以来都是多神崇拜。多神崇拜之中又有一个核心，就是上天崇拜。上天保佑、天意弄人、天运如此……诸如此类的上天崇拜落实到行动上，就是全民祈天，通过各种仪式希冀上天的庇佑。乱世之中，政权尚且不保，国家不可能干预民间的这种朴素信仰。天下一统之后，既然有了天下共主，祭天的权力必须从民间统一收归中央。为了强化祭祀权力，明朝甚至将禁止祭天写进了《大明律》。私人如有告天、拜斗、焚烧夜香、燃放天灯等行为，杖责八十。妇女犯罪，株连家长。[38]如果毁坏祭天大祀的祭坛，就会面临严厉的惩罚：杖责一百，流放两千里。如果毁坏祭祀用物，也会杖责一百，并判处三年有期徒刑。[39]

明廷不仅禁止百姓祭天，也把元末流行的白莲教、明教等定性为旁门左道。主犯处以绞刑，从犯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甚至装扮神像、举行迎神赛会也会被杖责一百，为首之人还要被问罪。除了本人受罚、家长连坐之外，里长如果匿而不报，也会被鞭笞四十。[40]将禁令渗透到基层，让百姓彻底明白，从今以后，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人可以祭天。

国家趋于一统，皇帝独揽大权，包括对天文星象的唯一合法阐释权。天文图谶的禁书绝对不准阅读，未经朝廷允许，任何人都不得私自学习天文。为了落实天文禁令，明廷鼓励检举揭发的行为，在《大明律》中明确规定，许诺给举报人十两白银作为奖赏。钦天监的官员如果没有及时观察呈报，则会面临杖责六十的惩罚。[41]

皇帝作为真龙天子，在垄断祭天权的同时，也对龙凤纹饰进行严格管控。《大明律》规定，官民如果在房舍、车辆、服饰、器物等方面僭用龙凤纹饰，会被杖责一百，处以三年徒刑。对于检举揭发者，官府会给予五十两白银的重赏。[42]三年徒刑并不是最严厉的处罚，僭用龙凤装饰往往被认为居心叵测，甚至和谋反联系起来。开国将军廖永忠被赐死的一条罪状，就是僭用龙凤装饰。[43]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洪武八年（1375），明王朝的祭天祭地二礼都走到了拐点。当年夏至，皇帝没有按照本朝礼制的规定亲自到方丘参加祭地大典，转而让皇太子摄祭。[44]经过几年的多番修订，明朝在复古制方面已经做足了功夫。锐于复古，步伐迈得太快，很容易走到极端。每年祭天，不仅天子本人深受其苦，参加祭祀的文武百官也视如畏途。本来简单的郊祀，逐渐演变为洪武朝君臣不堪负荷之重。

洪武八年（1375）十一月，朱元璋对分别祭祀天地的兴趣也接近峰值。一向不擅长写诗作赋的他居然亲自撰写了祭天和祭地的乐章，下令颁布施行。在祭天组曲中，《迎神曲》云：

仰惟兮昊穹，臣率百职兮迓迎。幸来临兮坛中，上下护卫兮景从。旌幢缭绕兮四维重，悦圣心兮民获年丰。[45]

《送神曲》云：

旌幢烨烨兮云衢长，龙车凤辇兮驾飞扬。遥瞻冉冉兮去上方，可见烝民兮永康。[46]

两首乐章朴实无华，全然不受文辞对仗等常规的限制，彰显了洪武帝我行我素的一贯作风。在祭天的同时，他也不忘致敬个人偶像汉高祖刘邦。《送神曲》明显借鉴《大风歌》的韵调，即便文不雅驯，这位作词人也真的已经用尽自己的才力。天若有情，也许会垂见他的辛苦。

[1] 沈葆桢、吴坤修等：《（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五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652册，第546页。

[2] 《明太祖实录》卷一，壬辰年二月乙亥，第4页；《国榷》卷一，第261页。

[3] 《明通鉴》卷一，第173页。

[4] 徐一夔等：《明集礼》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49册，第66页。

[5]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吴元年八月癸丑，第354—356页。

[6] 洪武四年（1371），明廷重修圜丘、方丘二坛，变方为圆。改建后的圜丘坛上面一重面径四丈五尺，高五尺二寸。方丘也是两重，上面一重面径三丈九尺四寸，高三尺九寸。（参《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二，洪武四年三月丙戌，第1195—1196页。）

[7] 《明通鉴前编》卷四，第155—157页。

[8]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吴元年九月辛丑，第377—378页。

[9]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甲子，第395—396页。出于为清王室避讳的考虑，夏燮编纂的《明通鉴》将“征虏大将军”篡改成“征讨大将军”。（《明通鉴前编》卷四，第162页。）

[10]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吴元年十一月甲午，第414页。

[11]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吴元年十一月甲午，第414—415页。

[12]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七，吴元年十一月丙申，第416—417页。

[13] 《明通鉴前编》卷四，第170页。

[14] 太史院的前身是至正二十五年（1365）设立的太史监（《明太祖实录》卷十七，乙巳年七月壬午，第237页），吴元年（1367）改名太史院（《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午，第384页），洪武元年（1368）改名司天监（《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七，洪武元年十二月壬申，第710页），洪武三年（1370）又改名钦天监（《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庚午，第1040页）。

[15] 《明通鉴前编》卷四，第170页。

[16]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洪武元年二月壬寅，第509页。

[17] 《明通鉴》卷一，第195页。

[18] 《明通鉴》卷一，第206页。

[19]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二，洪武二年五月癸卯，第828—830页。

[20]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六上，洪武元年十一月庚子，第660—664页。

[21]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洪武二年十一月乙巳，第930页。

[22] 《明集礼》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49册，第69页。

[23]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八，洪武三年正月丁酉，第953—954页。

[24]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八，洪武三年正月庚子，第954—955页。

[25] 《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七，洪武八年二月癸巳，第1657页。

[26] 《明集礼》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49册，第81页。

[27] 《大明律·礼律》，《皇明制书》，杨一凡点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24页。

[28]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洪武四年九月甲辰，第1283—1284页。

[29] 《明集礼》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49册，第83—84页。

[30] 俞汝楫：《礼部志稿》卷八十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98册，第464页。

[31]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九，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第1287页。

[32] 《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八，洪武四年九月甲辰，第1284页。

[33]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洪武三年二月癸酉，第968页。

[34]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洪武八年十一月乙丑，第1720—1721页。

[35] 《明太祖实录》卷八十五，洪武六年九月戊午，第1514—1515页。

[36] 南炳文撰文指出，明朝建国前后的祭祀活动消极与积极并存，需要仔细分析。（南炳文：《消极与积极并存：明朝建国前后祭祀活动述论》，《求是学刊》2011年第1期。）

[37]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甲子，第1037页。

[38] 《大明律·礼律》，《皇明制书》，第921页。

[39] 《大明律·礼律》，《皇明制书》，第920页。

[40] 《大明律·礼律》，《皇明制书》，第921页。

[41] 《大明律·礼律》，《皇明制书》，第923、927页。

[42] 《大明律·礼律》，《皇明制书》，第926页。

[43] 《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廖永忠传》，第3806页。

[44] 《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九，洪武八年四月甲辰，第1680页。

[45]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洪武八年十一月丁丑，第1722页。

[46]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洪武八年十一月丁丑，第17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