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韩林儿

公元14世纪60年代，高山云雾之下，一支十多万人的军队正在渡过鸭绿江，压向高丽境内。高丽北境出现了漫山遍野的中原骑兵、步兵，所在守军望风而逃，朔州告急，抚州告急，安州告急，开京告急！

礼失而求诸野，中原王朝在礼崩乐坏之后，习惯于将目光投放到藩属国那里，借以缅寻昔日的荣光，获得某种心灵上的慰藉。对待邻国，中原王朝理应遵照圣贤经传的教训，“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左传·僖公七年》）。藩属国自然以礼相报，愉快地围绕在中原王朝周围。事实情况远非如此，两下相安的乐章时不时遭遇休止符。

公元7世纪，高丽王国偏居一隅，却斗志顽强，让隋炀帝和唐太宗束手无策。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大将军李趁着高丽内乱一举攻破高丽王国，俘获国王高藏，[1]终于洗刷了李世民在安市城（今辽宁大石桥）战败的耻辱。武则天垂拱以后，高丽国稍稍自立。公元10世纪，王建取代高氏家族世袭的高丽王朝，兼并新罗、百济，完成国家统一，建都开京（今朝鲜开城）。[2]历经五代、宋、辽、金等朝代，王氏家族世袭的高丽王国与中原王朝保持名义上的藩属关系，国王的确立需要中原王朝的认可，军政内务则独立自主。

元朝建立前后，高丽国叛服无常：入贡臣服，则相对安宁；如若不然，就会面临蒙古军队的屡次征讨。从元定宗到宪宗年间，蒙古人就四次征讨高丽，攻陷了十四座城池。元世祖忽必烈在位的三十一年中，高丽入贡达三十六次之多。[3]元朝末年，高丽国自忖如例进贡，严守礼制，却不料还是有一支军队突入高丽境内。

突入高丽国境内的军队不是蒙古骑兵，战斗力却非常惊人。他们的军装一律是赤红色，讲的是汉语中的各地方言。经过几次交锋，高丽人才知道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潘诚、沙刘、关铎等人。对于高丽人而言，这些入侵者都被叫成了“红贼”。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经过多年的蓄势，红巾军领袖刘福通集结中央军队发动围攻宋朝故都汴梁的战役。同时兵分三路：以白不信、李喜喜等为西路军团，进攻关中；潘诚（号破头潘）、关铎（号关先生）、沙刘等为中路军团，进攻山西、河北；毛贵等为东路军团，进攻山东。突入高丽国内的正是潘、关、沙等人率领的红巾军中路军团。

中路军团采取的是不断游击战略，从山西到河北，转战元朝的上都，攻破之后，放火烧了上都的宫阙。上都是元朝的骄傲，元世祖忽必烈就在此处登极。自此，元廷无法举行从大都到上都之间例行的北巡之礼。[4]继而，他们攻破辽阳，将原属元廷的辽阳行省一部纳入宋政权的版图。

元至正十九年（高丽恭愍八年，1359），红巾军就突入高丽国境，年底攻陷高丽西京平壤，之后不断扩大战果。高丽军奋起还击，于次年（1360）赶走红巾军。至正二十一年（高丽恭愍十年，1361）十月，中路军团十余万人再次跨过鸭绿江，兵锋直指高丽首都。[5]国王王颛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首都开京陷落之前，一路南逃。[6]

依照礼制，高丽国应向宗主国元朝求救。此时的元廷自身难保，黄河以北三分之二的地区都落入大宋政权的手中。就在红巾军将要灭亡高丽的关口，求援无望的高丽王国只能展开自救。

高丽恭愍十一年（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正月，朝鲜半岛的春天像往年一样寒冷，雨雪霏霏。高丽统帅郑世云指挥安祐、李芳实、黄裳、韩方信、李余庆、金得培、安遇庆、李龟寿、崔莹等一干将领，集结二十万军队开到京城之下，随即发动收复国都的总决战。京城克复之后，沙刘、关铎两位主将阵亡。关铎将军作为义军中少数擅长诗赋的将领，当年“西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7]的梦想彻底破碎，沦为异域他乡的一具冰冷的尸体。红巾军被斩首十余万级，高丽军队缴获了元帝玉玺，还有金印、银印、铜印、兵仗等物。破头潘带着残兵败将，渡过鸭绿江，逃回中原。

数年的隐忍与坚持获得了回报，高丽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复国的狂欢之中。对高丽而言，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胜利，具有礼制上的正义性。对元廷而言，高丽王朝作为藩属国，表现忠勇，于是颁授了诸多赏赐，以示嘉奖。

至于获胜的原因，按照高丽将领安遇庆的说法，是高丽国上下一心，“我军大发，一扫无余”“吾王赫怒，诸将奋勇”。[8]另外一种解释是，中路军团占领高丽城池之后，从军团将领到将校以下都迎娶高丽女子，或者纳妾。长此以往，军队安于享受，放松戒备，削弱了战斗力，成就了高丽君臣的复国功勋。[9]

对宋政权而言，中路军团的败逃还不是最坏的消息。中路军团本来的战略目的是攻占元大都，直插敌人心脏。四处游击，迁延太久，便有在高丽国割据一方的嫌疑。当时，西路军团在关中遭遇惨败，余部溃逃四川。东路军团在山东实现短暂的割据之后，也被击溃。在丧失山东的前夜，中央主力所在的首都汴梁也被元廷夺回。宋政权日薄西山，一蹶不振。

高丽人在驱除红巾军之后，还是一头雾水。中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宋朝不是早就灭亡了吗，怎么又来一个宋政权？刘福通是谁，皇帝韩林儿又是一个怎样的人？[10]

当朝廷的礼制与千百年来的习俗无法发生效力的时候，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往往将希望寄托于宗教理想。中国人的宗教和西方的宗教虽然迥异，却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西方的基督教宣传弥赛亚的降临，元末中国的百姓在韩山童等人倡导的白莲教影响下，坚信弥勒佛将要转世，明王即将降临人间。[11]到那个时候，在救世主的英明领导下，所有的苦难都会终止，从此人间就实现了太平。明王将要恢复大宋的政权，重新收拾山河，凝聚人心，而国家变天的信号则是独眼石人的出世，“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2]

这其中混合了多种多样的元素：佛教、白莲教、礼俗、政治革命、正统思想、民族冲突、阶层仇恨、转世信仰、救世信念、童谣、异象、复国情怀、乱中渔利思想……总之，独眼石人问世之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区的起义风起云涌，席卷中原。各地的起义力量亟待整合，是时候建国了。

韩林儿自从父亲韩山童被杀之后，和母亲杨氏逃落民间，隐姓埋名，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在安徽省砀山县城西南五十里处的夹河，一支军队搜寻到他们母子两人，[13]随即把他们送到了亳州。惊魂未定的韩氏母子看到全副武装的军队，完全不清楚情况，前途黯淡，险象环生。

杜遵道、刘福通等人像叔叔一样簇拥着韩林儿，提起当年和他的父亲韩山童一同抗击元军的光辉岁月，唏嘘不已。此次迎接韩氏母子来到亳州，不为其他。四处逃难的日子已经过去，如今的义军家大业大，足以称帝，与元朝一决雌雄。韩林儿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宋政权的皇帝，又号小明王，母亲杨氏成了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刘六知枢密院事。由于建造皇宫缺乏木材，他们索性把亳州城的太清宫拆掉。[14]

身处新修的皇宫中，坐在精心打造的龙椅上，韩林儿几乎相信这些面善的叔叔、如今的臣子当真在一心一意做事业，拥护自己成为天子。丞相杜遵道的专权跋扈，让他很快意识到，所谓的圣旨只能传达杜丞相一个人的意图。就在韩林儿快要适应杜丞相的行事风格时，刘福通派人杀掉了杜遵道，自立为丞相。时人对亳州发生的一切似曾相识：亳州就是许昌，刘福通就是曹丞相，而韩林儿半道出家，充其量不过是半个汉献帝。

礼乐征伐每每出自权臣。君臣名分在一开始就有名无实，仅仅是名分而已。红巾军的诏令名义上来自小明王的圣旨，各路将领心照不宣，明白这一切都是刘丞相的旨意。礼书上“君天下曰天子”（《礼记·曲礼下》）的说辞，多数情况下都只是安置在典籍上的理想，能够具备自由意志的皇帝寥寥无几，遑论真正君临天下。

在古代中国，但凡行事（尤其是起义这种大事）又特别讲究名分，刘福通纵然大权在握，他本人在创造时势的同时也在受制于时势。韩林儿就像他手中的提线木偶，固然可以按照他的意志随意把玩；可是，他又必须设法让百姓们相信，韩林儿就是宋徽宗的九世孙，就是救苦救难的弥勒佛转世，就是可以再造太平的小明王。

东京汴梁作为北宋的都城，自从南宋以来一直是士人、百姓心中宋朝的化身，也是繁盛的代名词。在南宋孟元老的魂牵梦萦之中，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城歌舞升平，风光无限：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15]

如今，当年“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等繁华景象都成了过往云烟。元廷统治越是昏庸无道，百姓越是思念当年赵宋天下的太平。宋朝不再是曾经真正存在过的宋朝，而是经过层层美化后的一道印象。印象落实到实体才有价值，汴梁就是这个实体。红巾军需要夺回汴梁城。

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就在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在南部中国扩张地盘之际，刘福通攻下了元廷的中原重镇汴梁，将韩林儿迎到这里。[16]从此，汴梁城摇身一变，成了宋政权的首都。迁都汴梁之后，红巾军士气大增，越来越多的百姓开始熟稔红巾军鼓吹的旗号：

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17]

民族革命的浪潮四处蔓延，民心逐渐沸腾，元朝的统治仿佛用不了多久就会土崩瓦解。

红巾军与元军的较量表面上是军事上的抗衡，背后也不无礼法冲突的因素。至正十五年（1355），就有人向朝廷谏言：我朝建立以来，蒙古族依然遵循本来的习俗，既不行三年之丧，又延续收继婚的制度——儿子可以娶庶母，侄子可以娶婶子，弟弟可以娶嫂子，传到后世，恐怕让人耻笑，应当改革，“绳以礼法”。[18]元廷对此充耳不闻。两种截然不同的礼法之间的冲突在乱世之中遇到被放大的机会，成为义军拉拢百姓对抗元廷的一大口实。

由于立场不同，蒙汉两方都有坚持自身礼法的充分理由，互相鄙夷。当这种礼法的冲突无法调和时，军事对抗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形式。迁都汴梁前后，固守在汴梁的红巾军以及三路军团都给元廷造成了重创。但是，元军并不像红巾军预料的一般不堪一击。想要重开大宋之天，单凭礼制上的正义性并不能实现。就在次年（1359）八月，察罕帖木儿集结元军主力对宋政权的首都汴梁城发动总攻。局面突变，星移斗转，“妖人”刘福通带着韩林儿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红巾军被赶出了河南。[19]

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一月，山东益都城（今山东青州），一位元军统帅正在举行血祭。

这种残忍的血祭不知道具体出自什么时期，也不局限于特定的族群。祭祀仪式越血腥，说明复仇动机越强烈。满目疮痍的城池，四处堆积的尸体，简陋的祭祀器物，益都城正在进行的这场祭祀仪式确实足够血腥。

祭祀主体：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元朝将领察罕帖木儿的养子。

祭祀对象：刚遇刺身亡不久的元军名将察罕帖木儿。

祭祀仪物：守城将领田丰、王士诚等人的心脏。[20]

以人为牲的祭祀传统由来已久。考古学家在殷商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存在的人和动物的骸骨，证明“人殉”的制度确实一度流行于中国。在《礼记》一书中，周人按照四时的轮转分别把牲畜的脾、肺、心、肝、肾等器官充当本季节优先使用的祭品（《礼记·月令》）。在周代以来的祭祀系统中，也不乏利用动物酱、植物酱的祭品。利用人心和肉酱祭祀就另当别论，显然超出了寻常祭礼的范畴。

察罕帖木儿作为元末最著名的将领，先后转战河南、河北，让红巾军的中路军团无法攻击元大都，同时又在关中地区击溃了西路军团。此外，正是此人集结元军主力收复汴梁，给红巾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之后，他领军进入山东，收降了红巾军的将领田丰、王士诚等人，山东即将平定。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就在他推心置腹巡视田丰、王士诚军营的时候，被伪降的王士诚派人刺杀。一代名将就此陨落，元廷朝野大为震动。危难之际，一切仪式从简从速，元顺帝派人在军中就地册封他的养子扩廓帖木儿为太尉、中书平章事、知枢密院事，让他全权指挥平定山东的军务。[21]

扩廓帖木儿不负所托，打败了刘福通的援军，最后通过挖地道等方式攻克了益都城，并活捉了仇敌田丰、王士诚二人。这场血祭表面上是复仇后的礼仪，实际上宣告了一条重要的历史信息：红巾军最后的根据地山东被元军平定，红巾军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在剿除红巾军主力之后，扩廓帖木儿被封为河南王，总领天下兵马。在这个历史关头，元廷也不无实现中兴的可能。可惜，元军内部很多人并不把新任的河南王放在眼里。在李思齐、张思道等老将军看来，扩廓帖木儿不过是侥幸取得胜利的侄孙后辈，根本没有资格对自己指手画脚。

在古代中国，有时候辈分的力量要凌驾于能力与名位之上。一个人哪怕能力很强，哪怕名位很高，如果不能恪守后辈的谦卑，难免会遇到来自前辈的阻力。如果这些前辈刚好又是实权派人物，阻力就会演变成大冲突、大动荡。这种礼制上的逻辑，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古代中国人们总是把教人谦卑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扩廓帖木儿并不熟谙此道，就像迦太基的名将汉尼拔一样，他懂得如何赢得胜利，却不懂得如何保住胜利的果实。在李思齐、张思道等割据军阀的眼中，礼制如无物，天子之命如无物，国家存亡亦如无物。礼制作为治国手段，核心任务在于维护国家稳定，必要的时候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乃至生命换取大局的稳定。礼制的对立面则是混乱、无序，人自为政。割据者们宁肯彼此之间互相攻击，或是出于抢夺地盘的利益考虑，或是仅仅出于泄私愤的意气用事。包括扩廓帖木儿在内，谁都不愿意调兵遣将去应付南部中国正在崛起的朱元璋军团。元朝的首都危在旦夕，他们还像群狼一样互相撕咬，沉迷在血腥味中无法自拔。由于扩廓帖木儿等人救援不及，大都陷落，元顺帝提前北逃。元亡。[22]

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君臣名分相对固定，附着明确的权力和责任。在国家混乱之际，帝王林立，究竟谁是君主、谁是臣子，并没有定论。既然没有定论，个体又该如何自处？

韩林儿建国之后，流落江淮之间的丁国珍获得了施展才干的时机，被宋政权任命为监察御史。丁御史能言善辩，享有良好的声誉。[23]等到张士诚手下的悍将吕珍攻破韩林儿最后盘踞的安丰时，丁国珍改投在朱元璋的麾下。名义上，朱元璋依然尊奉韩林儿为宋政权的皇帝。实则，众所皆知，韩林儿不过是朱元璋手中的木偶。

在跟随吴国公征讨彭蠡之后，丁国珍被任命为九江知府。等到朱元璋的军队回师建康，九江附近的山民突然发动叛乱。仓促之间，丁国珍一介文臣，居然靠着临时组建的一批乡勇平定了叛乱。朱元璋大喜过望，赐名丁玉，并将其擢升为武将。[24]丁将军在此后十几年的戎马生涯中，功勋卓著，一直做到了左御史大夫、大都督府左都督，成为洪武帝颇为倚重的文武全才。意外的是，洪武十三年（1380），丁都督因为曾与胡惟庸联姻，受到牵连，被朝廷诛杀。[25]

谁之名分？丁玉的宦海沉浮只是当时众多文臣武将的一个缩影。如果认定元顺帝是天子，丁国珍只是旅居江淮之间的落魄文人，终其一生可能都寂灭无闻。如果抱定忠臣不事二主的想法，继韩林儿死后，在龙凤朝廷任监察御史的丁国珍应当殉国明志。在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成为中原共主。丁玉将军鞍马劳顿，在江西、广西、四川等地辗转，为新生的明王朝连续服务了十几年，下场却是被牵连进谋反大案，死于非命。既然参与谋反，突破理应恪守的礼制底线，在大明臣子眼中，乱臣贼子丁玉死不足惜。

谁之名分？仕宦生涯中，丁玉在四川镇守最久，恩威并行。四川的番人非常钦敬丁玉，他们只认丁大夫。[26]当年为了和番人建立友好关系，丁玉煞费苦心，特意铸造了印有誓词的银锭，轻重不一。番人当中，谁要是得到了丁玉的银锭都会如获至宝。[27]多年以后，在他们心中，丁玉不是死有余辜的反臣，而是值得拥戴与怀念的丁大夫。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高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7页。

[2] 《明史》卷三百二十《外国传一》，第8279页。

[3] 《元史》卷二百八《外夷传一》，第4610—4613页。

[4] 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3册，第252页。

[5] 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三十九，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25、1233页。

[6] 朱孟震：《河上楮谈》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28册，第583页。

[7] 朱孟震：《河上楮谈》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28册，第583页。

[8] 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一百十三，第3455页。

[9] 朱孟震：《河上楮谈》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28册，第583页。

[10] 公元14世纪后期，天下大乱之际，高丽军中也有人蠢蠢欲动，意图刷新名位。其中，一位名叫李成桂的将军趁乱废黜高丽国王，终结高丽王朝在朝鲜半岛近四百年的统治，并于1392年建立李氏世袭的朝鲜王朝，史称“李氏朝鲜”，简称“李朝”。五百多年后，时值1910年，李氏朝鲜被日本吞并，王朝灭亡。

[11] 杨元裕：《读史关键》，《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

[12] 郎瑛：《七修类稿》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1123册，第64页。

[13] 《读史方舆纪要》“夹河”条载：“元末刘福通等作乱，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为帝，即此。”（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409页。）

[14]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94页。

[15]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伊永文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页。

[16] 《明通鉴前编》卷一，第37页。

[17] 蒋一葵：《八朝偶隽》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714册，第678页。

[18] 《元史》卷四十四《顺帝纪七》，第921页。

[19] 曹金：《（万历）开封府志》卷三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6册，第831页。另据史载：“安丰即寿州也，元曰安丰路。”（《读史方舆纪要》卷八，第358页。）

[20] 《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五，第202页；《明史》卷一百二十四《扩廓帖木儿传》，第3709页。

[21] 《明史》卷一百二十四《扩廓帖木儿传》，第3709页。

[22] 《明史》卷一百二十四《扩廓帖木儿传》，第3710—3711页。

[23] 雷礼：《国朝列卿纪》卷六十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3册，第787页。

[24] 《明史》卷一百三十四《丁玉传》，第3909页。

[25] 雷礼：《国朝列卿纪》卷六十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93册，第788页。

[26]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七《四裔考》，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第3562—3563页。

[27] 杜应芳、胡承诏：《补续全蜀艺文志》卷五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677册，第6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