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中国发展道路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在国内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理解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内涵。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著名左翼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Alif Drlik）曾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中国国内及国际范围内都引起了争论。在中国国内，“当今中国社会在进行根本的改革，这种改革在思想上引起中国社会姓‘资’还是姓‘社’两种观点之间的激烈斗争”。在国际社会，“人们提出诸如‘革命后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社会资本主义’之类的不同观点”。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天儿慧教授更是提出，按原有的概念已无法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了。这充分说明，有些海外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涵缺乏客观认识，他们并没有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没有中国的贡献，世界经济早已陷入衰退。”尽管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但西方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述则是观点各异，甚至有些人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一次又一次地臆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出现颠覆性的问题。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剧变后，有些西方人士更是热烈欢呼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战胜了与之竞争的一切意识形态。美国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曾提出所谓的“历史终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人类社会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发展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如西方学者所愿，不仅顺利地推进到21世纪，而且不断取得新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在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顺利地步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恼羞成怒，他们着意把社会主义中国描述成一个国家政权与人民群众完全对立的国度。张维为曾对此进行过精辟的分析，说一些欧洲人“甚至认为中国就是一个放大的东德或放大的白俄罗斯，正等待着一场‘颜色革命’”。他们对中国作出了很多悲观的预测，“先是预测1989年天安门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他们又认为中国也会步苏联后尘而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他们又预测中国将出现大动荡；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预测中国将大乱。”但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令西方预言家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一些学者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无法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迅速发展的事实。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由于西方无法全面了解中国及中国相关政策，西方产生了‘中国综合症’。这个症状表现为心理烦躁、情绪歇斯底里以及将中国妖魔化。”

其实，这些人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也令很多国外客观、正直的学者极为反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就明确指出：“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会对这个世界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是国际学界和政界的争论热点。在西方，已经有很多波‘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及其随之而来的各种有关‘围堵’中国的论调。可以说，中国是在一片‘威胁’和‘围堵’声中崛起而成为大国的。”一位曾来中国学习和考察的中非陆军中校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一些心怀叵测的外国人总是辛辣地批判中国人民，并把其批判建立在西方媒体那些歪曲事实的数据之上。”国外人士的这些分析充分揭示了少数人在国际社会上诋毁、污蔑中国形象的险恶用心。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充分表明，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继续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对世界构成威胁，反而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何正确看待国外有些人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美国知名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说得好：“如果你认为‘中国威胁论’是错误的，那么你就有责任纠正外国人的错误观念。”因此，我们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正面评价的同时，也很有必要对国外学者的妖魔化描述给予重视，敢于批驳各种谬说，以期对海外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研究有全面科学的认识和理解。

尽管在海外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和政界人士中不乏冷战思维的人存在，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依然有众多客观分析和正确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