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本概念界定

概念是构成科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在对海外人士的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研究全面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界定几个相关的基本概念。

1．汉学和中国学

一般来说，海外的中国研究可通称为“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或China Studies）。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中国学”就是关于中国的学问，或者说是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但长期以来，海外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又常常被称为“汉学”。这说明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虽然海外学界通常把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称为“汉学”，但东西方国家对“汉学”概念的理解并不一样。东方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由于长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多把“汉学”等同于儒学。这是因为儒家思想与这些国家历史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这些国家某一历史阶段学术研究的全部内容，或者说“汉学”也“包括对其自身历史的研究”。

西方国家则完全不同于东方国家对“汉学”的解释。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 Franke）说，所谓汉学，就是“根据中文资料，采用语言学方法对中国及其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杜维明（Du Weiming）说，汉学的“重点在研究世界上业已消失了的文化，并力图恢复其历史原貌，所以传统汉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且十分冷僻的学问，所需基本功难度极大，不但掌握考古（如敦煌佛教变文的发现和甲骨文出土等都是汉学界的大事情）方面的原始资料，而且语言的要求很高，除了古代汉语外，还要掌握多种极难掌握的语言，如蒙文、满文、西夏文、鲜卑文等。从事这种研究的西方人士，或者出身贵族家庭，没有经济考虑，投入毕生精力精雕细琢；或者靠政府或大基金会长期资助，它不要求速效，完全没有现实性，不问家国天下事，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可见，西方国家学者所说的“汉学”，主要是指从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方面对中国进行系统研究的学问，他们注重的是对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西方“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后经历了传教士汉学、经院式汉学、学科化汉学等发展阶段。

“中国学”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随着美国“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的发展而来的，它强调运用社会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对当代中国进行专门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客观上推动和形成了对当代中国进行研究的“世界中国学体系”，“中国研究从此超越了旧汉学家的书斋，走进了各国的议会、政府、军队的研究室”。“二战”结束后，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美国学界普遍认为，应加大对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他们还认为，开展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不能仅限于语言文字方面，还要从文化、历史、教育、社会、科技、法律、经济、民族等方面展开，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区域研究在费正清等人的推动下，开始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出现。旅美学者、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晴佳认为，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鼻祖，“费正清之后，美国的汉学研究已为中国研究所取代，其标志是注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相互联系，而对中国古代文明只做背景的介绍”。正是由于费正清等人的努力，“美国的中国研究逐步与欧洲的传统分道扬镳，而将重点放在了近代中国”。

综上，“中国学”研究的基本内涵涉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人口、思想、文化、法律、教育、科技、外交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其研究时段以当代中国为主。此后，美国逐渐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心。近年来，定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学者对海外“中国研究”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当前，学术界对汉学和中国学概念的内涵界定并没有形成共识，有人主张两者并用，但这很容易造成混乱。华东师范大学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朱政惠主张以“海外中国学”取代“国际汉学”更为合适。他说：“‘汉学’之说，不仅现在看来欠妥，‘时代感不足’；即使在过去，也有牵强附会之感。‘中国学’可以包括蒙古学和满学的探讨，‘汉学’就很难说，而且还有个和汉代训诂之学的区分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何培忠教授也认为：“‘中国学’是传统‘汉学’在现代的延伸和发展，而使用‘中国学’这一称谓，不仅可以包容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也可以使人们对历史的中国有更深刻的认识，对现代的中国有更好的理解。”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当属“海外中国学”的重要内容。

2．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构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很有必要先对这四个基本概念进行界定。

道路问题至关重要，事关全局。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道路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条通往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人间正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奋勇前进。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自己的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理论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一理论体系扎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当代中国发展潮流，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制度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它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个方面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它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多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源自中华民族5 000多年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正如习近平所说：“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不可或缺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精神力量，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它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