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林兰之前的童话出版状况

童话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本义是“儿童的故事”。1909年至1926年18年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孙毓修主编的《童话》，将寓言、小说、神话、历史故事和科学故事包括在内，即是这一“童话”观念在出版领域的实践。由于概念过于宽泛，张梓生与赵景深讨论“童话”时指出“孙先生童话集里的东西，不全是纯粹的童话，只能说是儿童文学的材料”68。孙毓修《童话》的意义在于第一次有了面向儿童的姿态，并进入大众阅读视野，使“童话”一词深入人心。因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最初10年，虽有林纾所译准童话《海外轩渠录》（即《格列佛游记》），周桂笙用文言所译《一千零一夜》《格林童话》《伊索寓言》（收录于《新庵谐译初编》），鲁迅、周作人用白话文所译《皇帝的新衣》《安乐王子》（收录于《域外小说集》），但都未特别针对儿童，因此也未形成明确的儿童读者观念。69

孙毓修针对儿童编写的77种作品中，外国民间故事和名著占48种70，表现出“以译介为主”的出版风尚。赵景深《童话概要》书后附有徐调孚整理的《童话书目》一份，记录了1925年9月30日以前出版的26种童话71，其中除林兰编《徐文长故事》《吕洞宾故事》72、赵景深编《中国童话集》（四本）和叶圣陶创作的童话《稻草人》之外，其余均为译著。《童话论集》73中所附“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之“童话类”书籍19种，其中译著多达18种，占绝对优势。民间故事方面的译著除多个版本的格林童话以外，还有章铁民译《波斯故事》（北新书局）、梁得所译土耳其民间故事《凯亚》（良友图书公司）、唐小圃译《俄国童话集》（商务印书馆）、顾均正译挪威民间故事《三公主》（开明书店）、杨钟健等译《德国童话集》（文化书社）、郑振铎译《高加索民间故事》（商务印书馆）等。74林清《儿童文学与上海出版业的渊源》一文研究了20世纪初儿童文学出版界的两大主力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图书书目，也注意到这一情况：商务版的童话作品“书目数量由多到少依次是译作、仿作、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原创作品”75；中华书局较商务印书馆更关注中国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但总体而言仍以译介为主。因此吴其南指出，中国童话最初是由译写外国童话而产生了文体的自觉76，这与在收集和改编民间童话的过程中形成的欧洲童话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国外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童话理论和比较完备的收集写定范本，周作人、赵景深等童话研究者以此为鉴，形成了颇有见地的童话观念，为此后民间童话的征集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最早对童话概念进行译介和梳理的是周作人，1913年他先后发表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两篇文章，提出了“以民俗学为据”立论童话和研究童话的思路，此后又陆续发表了《古童话释义》（1914）、《童话释义》（1914）、《儿童的文学》（1920）、《童话的讨论》（1922）、《儿童的书》（1923）、《关于儿童的书》（1923）等，反复申论童话对于民俗学与儿童教育的价值。1922年前后赵景深与张梓生、周作人就童话概念、翻译及收集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学术讨论。这些讨论扩大了“童话”研究的话语影响，因此周作人说“从这时候（1922年）起注意儿童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渐出现”77。这些专门研究的人中最突出的是赵景深，1922年至1930年之间，他的童话研究颇有成效，陆续出版了5本童话方面的论著。其中1924年出版的《童话评论》收集了张梓生《论童话》、冯飞《童话与空想》、胡愈之《论民间文学》、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胡适《儿童文学的价值》、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等重要文章。周、赵二人的论述与这些文章共同为童话研究确立了“民族”“文化”“儿童”“文学”等关键词。此外，“民间童话”这一名称也首见于赵景深1924年2月发表的《研究童话的途径》78一文。赵景深在文中将童话分为“民间的童话”和“文学的童话”，并主张在两者之中选出适宜儿童阅读的“教育的童话”。当时，本土作家撰写的童话也已陆续面世，如1922年商务印书馆创刊的《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创刊的《小朋友》都刊有叶圣陶、沈雁冰、赵景深、周建人等撰写的作家童话；1923年商务印书馆将叶圣陶发表于《儿童世界》的23篇童话结集，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

总之，林兰民间童话结集出版之前，中国学者的童话理论著作和中国作家的童话作品都不匮乏，外国作家童话和外国民间童话作品则更为主流，安徒生、王尔德、格林尤其受到了大力推介，唯独中国民间童话的收集记录和刊登出版显得寂寥。据赵景深称，张梓生、胡愈之、冯飞等人曾在《妇女杂志》推出忠实于农夫村妇之口的民间童话，由于完全用方言记录，没有考虑童话的最大读者群是儿童，所以仅进行了一年便偃旗息鼓了。79

与此产生强烈反差的是，外国人先行出版了一些中国民间童话，以至于赵景深因为费尔德在他的《中国童话集》再版序中说自己收录的故事是“连中国本国的书里也找不出来的”80而不禁脸红；钟敬文在对当时日本人编《支那童话集》所做评论中也遗憾地说：“神话、童话、传说等，在中国学术界上，素来未有相当的认识与位置，所以它之不被人重视注意，那是当然的。但外国人却早在代我们留心了。”81据赵景深和钟敬文所见，由外国人出版的中国民间童话有皮特曼《中国童话集》、费尔德《中国童话集》、马旦氏《中国童话集》、亚当氏《中国童话集》、白朗《中国夜谈》、池田大伍《支那童话集》。其中有些集子比较注意中国的民俗：如马旦氏集中提到了蚕马传说和蚕花娘娘信仰，亚当氏集中则有长命锁、月下老人、玉兔捣药，可见他们都十分留意于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但赵景深和钟敬文指出，外国人由于与中国文学和文化存在隔膜，辑本总是存在一些错误和不妥，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多取材于典籍而非口语。如皮特曼集多采录《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史记》《孟子》等书，白朗集则多取自《聊斋志异》《列子》和说部故事，大部分属于文士创作。二是对童话、神话和传说故事等不加区分。如从正史和说部选取故事的《支那童话集》，所列类目几乎都是上古神话、英雄传奇和聊斋鬼话；而费尔德在汕头居住17年，将从中国人口中听来的故事写定出版，名为中国童话，实则以趣事居多，在文化形态上不如童话原始。由于编者对童话文体不够自觉，童话应有的幻想因素没能得到重视。三是中国元素泛于表面，实际上则为“西洋童话的乔装”。最明显的是亚当氏集中《中国美人与鞑靼野兽》一篇，讲富翁为三女儿取长城之砖，砖一松动就出来一个鞑靼，威胁要娶三女儿。结婚那天，三女儿亲了鞑靼，解除了他的魔法，使他变回美丽的王子。这种美女与野兽的故事模式，与格林童话雷同，是西方童话的惯用套路。欧美对于中国元素的汲取普遍如此，取民俗的形象和细节为点缀，故事的内核却完全是西方人的观念和方式。82所以，中国人更迫切地需要自己的故事，以使文化身份的认同有所寄托。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新书局以林兰之名，在《语丝》杂志封二上登出了一则“征求民间故事”的启事，号召大家采录民间流传的故事，“用明白浅显的语言，如实写出，勿点染增益以失其真”83。然后在寄来的大量稿件中，选取地道的民间幻想故事，做成民间童话丛书，与民间趣事丛书和民间传说丛书并列为北新民间故事三个系列。林兰编童话集扎根中国民间、面向中国儿童，所录童话充满原始色彩，不仅满足了民国学人因匮乏地道的中国民间童话而产生的文化饥渴，也为后人留下了优秀的传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