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被照亮的遗迹

孙　郁

三十年前，读到李何林先生谈论郑欣淼的鲁迅研究文章时，记住了郑欣淼这个名字。那时候郑欣淼在陕西工作，业余时间写出《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一书，一时成为鲁迅研究界关注的人物。我最早思考鲁迅的思想，也参照过郑欣淼的观点，印象深的是他行文中的温润。他的那本书，背后有多种知识背景，并未有今天所谓学科划分的痕迹，各种精神线条的盘绕，让论述有了立体之感。那些谈吐中，有彼时文化热的痕迹，也看得出走出禁区的知识人的某些渴念。

多年后，我们同在国家文物局系统工作，他分管的单位就有鲁迅博物馆。文物系统乃史学研究者聚集的地方，文学研究者介入其间，就有一点闯入者的意味。郑欣淼的爱好跨越几个学科，故打量历史的眼光就多了几种参照。我注意到他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视点在多个领域移动，鲁迅所云的“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情怀，日趋浓厚起来。他提出了“故宫学”的概念，且出版了《故宫学概论》等书，学问的空间增大。他的文物研究有不同于他人的地方，旧体诗词的写作亦多成就。但是在内心深处，鲁迅情结最重，这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的。他对于鲁迅的感情，超出了历史中的所有的人物。在古董的世界出出进进，没有染上匠气，也与此大有关系。

我觉得这“故宫学”的背后，是有“鲁迅学”的支撑的。其间有着一般博物馆人没有的思维。将不同学科的精神汇合的时候，思想便溢出传统博物馆学的边界。马一浮当年希望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意在文化建设里贯穿一个恒定的存在，这有着理想主义的特点，后人对此多有争议。而以鲁迅思想开辟博物馆学的天地，与马一浮的思路未必没有暗合之处。但鲁迅遗产是否也具有统摄的意义，不同背景的人可能看法不一，运用于文物界的实践，也并非没有意义。这个思路在文物界前辈领导者郑振铎、王冶秋那里有过，在某种意义上说，文物工作者对于鲁迅传统的借用，或可以推开诸扇精神之门。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郑欣淼就开始从鲁迅的参照里透视传统文化的难题。他在中国社科院所编的《鲁迅研究》上所刊发的《鲁迅宗教观初探》《鲁迅与佛学》等文，带有很深的文史的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痕迹历历可见。常常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思想史的难点，比如研究国民性问题，就有外来思想的启示，那时候讨论国民性，存在诸多禁区，因为阶级论的思想还在学界有相当的市场，谈论这些超阶级的话题，便不能不带着勇气。我感到作者小心翼翼处理着一些敏感话题，在开阔的视野里透视文本里的哲思。他注重历史的惯性作用，对于陆王心学如何影响晚清人的思想的论述，就很具特点。而思考鲁迅早期的宗教观，又能够从章太炎入手言之，扫六合于眼底，揽广宇于怀中，朗朗然有史家风度。应当说，这是很高的起点，鲁迅研究的历史化，是王瑶先生开启的风气，这影响了许多学子，郑欣淼在此基础上延伸下去，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那时候走进鲁迅研究的人，多是有复杂生命体验的一族。钱理群、王富仁无不如此。郑欣淼与他们不同，是一个非学院派。当时非学院派的人有多位，比如来自乡间的林贤治，就带有诗人气质，描述鲁迅的文字飘洒着血气。而郑欣淼则是另一种风格，笔墨间流动的是习习古风，自然没有锋芒毕露的尼采式风格。他在读人的岁月里读书，两相参照，遂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而借助鲁迅寻找精神的攀援之路，无疑也是内心的渴念。我注意到他对于鲁迅杂文内蕴的体悟，对于“五四”思想特征的把握，都非书斋中语，而是有着现实的启悟。但又不满足于现实的表层问题，而是纠缠着远去的时光里的遗存，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对象世界。在八十年代，李何林其实已经看出他的学术起点与同代人的差别。

西北地区的鲁迅研究，向来带有古朴之气。单演义、卫俊秀都贡献了诸多坚实的文字。或许受单演义的影响，郑欣淼觉得学问应不涉空言，他的走向学术之路，不是在简单的文学趣味里，文字背后的学识、思想才是看重的存在。但这些思想，是纠缠着历史记忆的灵光，没有对那些记忆的理解，也无法认识鲁迅的知识原色。郑欣淼对于汉唐以来的文风颇多心解，是个深谙诗文之道的人，这些从他的旧体诗文的修养可以看出一二。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五四”新学的核心精神才是他心仪之所。这些集中体现在他的学术兴趣之中。他的许多学术贮备，似乎都为了走进鲁迅，又从鲁迅走到精神的高地，回到时代里，于是远去的存在，便与己身有了互动的可能。

许多西北人都有一个带着温度的文化概念，霍松林、贾平凹无不如此。与上述诸人相似，在郑欣淼那里，故乡古风里的民俗，都深融于体内，后又受到新文学沐浴，古今的流脉便彼此交汇，散出特别的情思，在精神内部成为一种调式。这决定了他不仅仅是从新文学的层面打量鲁迅遗产，而是在广阔的视域里看鲁迅的历史定位。他早期学术兴趣牵连着宗教的历史，材料梳理与思想钩沉，闪动出诸多独思。到国家文物局工作之后，面对各种遗存，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更为明显，除了文学层面的思考，还有文化遗产研究的整体理念在。寻找远去的文化的脉息，也是认识自身，古今对话的过程衍生的兴趣，对于拓展思维的空间，都有不小的推动作用。

这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了。蔡元培先生曾感叹鲁迅与乾嘉学派的关系之深，新旧之变乃文化的一种逻辑。郑欣淼多次和我谈起这个话题，觉得应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些精神的联系。他自己是注意细节的学者，在面对鲁迅遗物时，发现了许多别人忽视的东西。记得他对于鲁迅搜集佛教造像的解释，就有金石学的功底。这个话题没有相当的知识准备，谈起来颇多困难。郑欣淼从鲁迅的藏品及题记中摸索出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比如佛教造像如何刺激了鲁迅关于字体变迁的认识，那些形影中折射的思想、风俗、宗教状况如何进入鲁迅的视野，这些都是熟悉古代实物遗存的人方有的感觉。从这些文物出发，作者讨论鲁迅杂文的一些题旨，就还原了文本的背景元素，那些没有在文字间闪动的意象，便得到了很好的注释。

深入到鲁迅的知识体系后，会发现许多思想纠缠着佛教、道教、儒教的关系，如何把握这些现象，其实是有相当难度的。郑欣淼于此耗时甚多，且有颇多心得，不仅仅从文本里梳理了许多精神线索，还发现了别人不能体味到的幽微之思。这些属于鲁迅知识背景与历史背景的部分，其思考牵连出许多话题。《鲁迅论“三教合流”》有许多会心之语，在打量细节的钩沉里，印证鲁迅对于儒道释合流的观点。了解国人的性格，不从宗教入手讨论源头性的存在，总觉得颇多空疏之处，历代士大夫与宗教的关系，其实也透出精神走向的实质。这样的研究，首先要有史学根基，还需了解宗教史的方方面面，最后还应懂得宗教与士大夫文化的内在性互动。他从鲁迅语录里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又能沿此寻觅新的存在，在远离鲁迅的地方再走进鲁迅，透视三教合流对于国人性格的影响，可谓跌宕再三，有灵思存焉。

鲁迅所以能够在儒道释的问题上有超越性的认识，其翻译眼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西学背景里重审旧迹，一些沉在底处的精神就浮现出来。鲁迅认识历史遗产，是深浸其间，又能够跳将出来，以世界的眼光视之，这是以往读书人没有的修养和境界。这些问题梳理不清，许多话题无法打开。鲁迅自己欣赏小乘佛教，对于大乘佛教的看法令人深思。郑欣淼对此有会心体味，论述经典文献与世俗文化间的问题，则有自己特殊的叙述逻辑。这一方面来自鲁迅的暗示，另一方面与故土的经验密不可分。鲁迅自己是受到佛经的影响的，其辞章间的跳跃与整合，有古今翻译经验的影子，故总能够于表达中露出新意。郑欣淼看到鲁迅借用佛经的经验的活用，便于古今互动里受到启示，文章的厚度自然出来。这是研究鲁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一旦进入鲁迅世界那个幽微的部分，所得的快慰，便不由自主地涌来。

在鲁迅研究中，教育部时期的活动一直在一个朦胧的暗区里，重要的钩沉文章甚少。鲁迅这个时期的活动多在文学之外的领域，与图书馆、博物馆建设及金石研究关系甚密。有一年我与郑欣淼去西北参加“鲁迅读书生活展”活动，他做了《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演讲，对于沉入历史深处的遗存，进行了多角度钩沉。因为他多年在文物界工作，深味文物、考古研究的沿革，故能从特殊角度切入先生世界，于琐碎里觅出系统，在行迹中窥见深思。鲁迅注意过的文物与历史旧迹，郑欣淼亦贴近其中，且玩味再三。于是能够看清鲁迅思想流变的痕迹，惊异后的欣然于此流出，就有了悟道的快慰。这文章对于鲁迅在教育部工作的环境有细致的描述，而且从一些点滴资料里生发出许多线索，对于鲁迅从事的文物研究做了诸多解释。他特别注意到鲁迅对于考古学者和文物研究学者的影响。在言及郑振铎、王冶秋的时候，看重的是鲁迅的考古之趣在两人身上的延伸。郑振铎与王冶秋都做过新中国的国家文物局长，他们对于文化遗产研究的贡献，被世人公认。很少有人对于两人的文物观念的背景进行类似的透视，郑欣淼看到的是，有一段时间，中国的文物保护界的掌门人，都是鲁迅的友人，在对于旧的遗产的态度上，鲁迅的影子常常出现。一些辐射到考古领域，一些催生出新的博物馆的理念，对于文化研究都有推进。认真说来，文化遗产研究与新文化人关系甚深，只是他们反传统的声音过高，那些心音被遮蔽了而已。蔡元培与自己的同事当年对于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的影响，也构成了新文化的一部分。它的延伸过程，细思起来也颇多趣味的。

提倡新文化的学者中，有许多人对于金石、考古之学很是关注。不过他们的考古理念与今人不同，像鲁迅的考古理念，属于文化遗产研究的部分，概念的边际十分宽泛。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博物馆的建立，都与鲁迅有关。而一九二七年考古学在中国出现的时候，亦能够见到鲁迅的一丝影子，比如对于西北考察的支持，对于域外考古学的思考，都在文章里有所体现。郑欣淼注意到鲁迅对于大内档案的态度，这些恰是他在故宫要面对的遗产。当他主管故宫工作的时候，鲁迅的声音对于他的提示，我们都能够从其文字中感受一二。

在故宫博物院近百年历史里，许多人物深刻在紫禁城的深处。王国维、罗振玉、沈兼士、马衡都是值得注意的人物。这些人要么有金石学研究的基础，要么是音韵训诂的专家，与新文学的关系似乎不深。但对于郑欣淼而言，故宫与新文化的关系千丝万缕，对于文物的研究，恰是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面。审视那些古老的遗存，不能遗忘的，恰是“五四人”的精神。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对于文物界的昏庸和颟顸的批评，以及对于文化保护的期待，大约都影响了郑欣淼的工作。他强调“以物解史，以史为鉴”，看得出对于历史遗产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从《紫禁内外》一书里，能够感受到，大量的整理文物和展示文物的过程，并未淹没在岁月的烟雾里，精神常常聚焦于开放的语境。

故宫的展览一向以皇家典藏为主，但博物院如果没有皇家以外的文化思考，恐怕是一个问题。沈兼士当年在故宫从事的工作，就有反省宫廷文化的内容，他与人组织编辑的《清代文字狱档》，近代革命的情结起了作用，批判的意识显而易见。郑欣淼对此也是颇以为然的吧。在对外交流中，跳出文物界的思维，引来思想史的元素，也属于突围意识的伸展。二○○六年，故宫推出中国比利时文物展，在当年吸引了不少观众。在那展览的致辞中，他以画家麦绥莱勒为入口，言及对现代中国版画的影响，发表了《鲁迅与麦绥莱勒》的演讲。他从鲁迅与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的关系，阐发东西方知识分子对话的重要性。鲁迅当年如何从麦绥莱勒那里获得灵感，又如何推进版画运动的开展，都得到了说明。东西方交流，不都是文物的呆板的陈列，而是透过时光里的存在，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这样，这个展览背后的精神哲学就暗自漂浮出来，在看似普通的资料介绍里，观众却窥见了一道迷人的风景。

如此钟情于鲁迅传统，看得出其精神明快的一面。鲁迅作为精神之源，在他那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味。他也将此当作一种内力。最能够系统体现其思想的，是那一篇《鲁迅是一种力量》的文章，作者从多个角度论述了鲁迅的价值，印象深的是对于鲁迅思想的立体性的把握。比如，认为鲁迅首先是爱国主义者，但这背后还有世界主义的视野，离开世界主义讨论爱国主义，自然是危险的。再比如言及鲁迅的关爱大众，但在慈悲感的背后，还有不迎合大众的人的独立精神。在论述科技文明的时候，鲁迅一方面对于其改变世界有一种期待，但另一方面则警惕社会进入冷冰冰的无人性的王国。这样讲鲁迅，就不是扁平的描画，而是立体的勾勒。感受鲁迅的时候，没有全面了解其知识结构和话语结构，世俗化的理解就亦滑入荒谬之径。学术研究的非偏执化的态度，不是每个学者都拥有的。

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与态度，对于研究古物的博物馆人与考古人无疑有着新意。其实许多学者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从北京大学李零先生治学中，就能够看出鲁迅、胡适的影子，他在处理考古文献时的语境，也流动着《新青年》的某些余音。对于传统的再认识，没有现代人文主义的眼光，必然囚禁在士大夫的笼子里。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强调，“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就是引入新的观念，重新发现历史，并拓出新文化的路径。对于文物研究与考古研究者而言，现在的任务“是用不断更新的现代科学理论与方法重看旧东西”（曹兵武语）。鲁迅、胡适那代人的经验，可以摄取的，真的很多很多。

一百年来，讨论鲁迅、研究鲁迅从未停止过。鲁迅思想的丰富多样，也导致了他的研究者的多种多样。王富仁曾把鲁迅研究分为启蒙派、人生哲学派、先锋派等，其实还远不止于此。我个人觉得，郑欣淼算是鲁迅研究领域的文化遗产派的学者，他展示的视角和思路，提示我们不要在封闭的系统里面对前人的遗产。博物馆系统的研究往往停留于物的层面，但倘能物物而不物于物，以思想照亮历史的幽暗之所，那么旧有的遗存便会分解出新质。我们不仅仅生活在现实世界，也在历史的影子里。但那影子有时会遮蔽存在的本真，没有精神的穿越，便不免沉沦到幽暗里。所幸的是，我们拥有五四传统与鲁迅传统，它照耀着已有的遗迹，并吸引我们如何认识人的有限性。应当承认的是，以现代的眼光重审旧有的文明，时间还短，这个未尽的话题，我们一时说它不完。

本文原载《读书》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