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古今学变》到了明治时代（1868～1911）也是儒学史的好教材。例如，岛田重礼从1879年到1898年去世为止都在讲授汉文学、中国哲学，被认为是在日本进行实证性中国古典学研究的第一人的岛田重礼（1838～1898）通常使用的是汉籍教材，据说也曾破例使用过《古今学变》注43。在京都帝国大学刚刚成立时即就职，京都支那学的先导、岛田的学生狩野直喜（1868～1947）也在明治末年讲授过《古今学变》注44。

狩野在讲义录《中国哲学史》中屡次引用《古今学变》，在论述陈澧（1810～1882）《东塾读书记》时叙述如下：

这本《东塾读书记》体裁适宜，从目录上来看，从《孝经》开始到其他经书，接下来还有诸子、西汉、东汉、郑学、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朱子、辽、金、元、明、国朝、通论，逐次列举诸家之说并进行评论，然而还未完成，他就离世了。可以说是中国经学史著作或者哲学史著作，与伊藤东涯的《古今学变》一样，是了解中国学术沿革的推荐读物。只是，未免被人评价为平凡。注45

话说得十分不客气，但是从他写作《古今学变札记》（未完成）注46来对东涯的学说进行补充这一点来看，狩野是很重视《古今学变》的。

经学史名著，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与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问世于20世纪初，是狩野刚开始在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现在我们虽然有很多儒学史论著可参考，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今学变》学到其抵抗非历史倾向的态度、抵抗将儒教德目从其历史形成过程中剥离出来而视其为普遍性言说的倾向的态度。

不过，实际上，东涯并不是彻底的历史主义者。因为他在另外一部著作《训幼字义》中提及，仁义礼智之道不只是圣人之行，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具备的品质，是超越时代和国度的普遍性行为注47。本来“古义学”就是以可以追溯至儒学本质为前提的学问，对于东涯而言，那就是“天地自然之道”，是所谓的“道者在人伦日用之间”（《古今学变·论万世道化之所本》）的“道”。

现在，人们常说儒学本来就是卑微之学，是日常生活中的教训，如此看来，东涯的观点未免有点过于朴素。而想要追寻原本就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注48。但是，有意思的是，东涯通过对儒学历史的考察达到与朱子学普遍性不同的另一种普遍性的过程。或许可以说，对于历史性的重视不仅促进了历史主义的发展，还可以提示我们其促使大家发现一直忽略的普遍性的可能性。

（鲁东大学文学院  姜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