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对中国文化以及儒教的接受

（一） 平安时代之前

作为日本和中国之间最早的接触而被周知的是1784年在九州志贺岛发现的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被认为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物品（《后汉书》光武帝中元二年（57）有印绶倭使的记载）,虽然围绕此金印,至今还有各种真伪之说,如果是真的,就证明了日中两国在东汉已经有了交流。

其后见于文献的载录是《魏书·倭人传》（东夷传倭人项）里出现的卑弥呼。《魏书·东夷传》记载:大和（倭）国由一个叫卑弥呼的女王依靠巫行使政治。

当时,日本将中国称作“汉”,以后在日本对于有关的中华文化一般都附上“汉”的称呼,比如“汉字”“汉文”“汉学”“汉人”等。

关于从中国传来的书籍，《古事记》《日本书纪》里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285）,王仁献上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当时是经由朝鲜半岛的百济输入中国文化的时期,从三韩来日的不只是书籍、中华文化，还有五经博士。这个时期日本对于中华文化的接受主要是经过这些来自朝鲜半岛和来自中国定居日本的人。

继体天皇十六年（522）,佛教传到日本。此后,日本的政治文化在佛教的强烈影响下发展。到了钦明天皇时期,从百济传来释迦牟尼佛金铜像,同时有佛教律师、禅师、比丘尼、佛师来到日本，有关中国的知识因他们得以增加。可以说至此为止,日本还是依靠这些来到日本的外国人来接受中华文化的时期。

到了推古朝，上面说到的这种与中华文化由间接的联系变成了直接的联系。这就是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推古天皇十五年（607），派遣小野妹子作为第一次遣隋使。此后奈良朝也有不少贵族（大伴氏、藤原氏等）、学问僧、留学生相互往来。唐僧鉴真来日本就是这个时期（754）的事情。

说到书籍的影响,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里,引经据典的对象有《诗经》《书经》《孝经》《论语》《左传》《礼记》以及《管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甚至还有《文选》,而《日本书纪》袭承荀悦的《汉纪》。至此日本的“文”对中华文化的全面接受就开始了。

（二）平安时代

养育了菅原道真和僧人空海的平安时代，是在和唐朝交流中使得日本汉学（向中国学习的学问在日本的称呼）的水平急速提高的时代。这个时期担负汉学的是佛教僧人和贵族（大江氏、橘氏、源氏、菅原氏、清原氏）。大学寮的教育里，作为大经学习《礼记》《左传》，作为中经学习《毛诗》《周礼》《礼仪》，作为小经学习《周易》《尚书》。在文章方面《文选》《白氏文集》是权威。贡举制度有秀才、明经、进士，也举行释奠。这个时期,汉籍的阅读开始采用音读以及使用和音的所谓训读。到了奈良时代转换为吴音,奈良末期则转变为用汉音接受唐文化。

（三）镰仓时代

平安末期开始,与宋的交易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到了镰仓时代,佛教僧人几乎垄断了日本和宋的交流。荣济的临济宗、道元的曹洞宗就是这个时期被引入的。

与宋的交往也带来了在经典解释上的变化，相对于清原氏、菅原氏、藤原氏等贵族们一直保守地坚持秘传的情况，进入宋朝的僧徒们立刻引进了宋学,又因为和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宋学越发得以渗透。

宋学新注的研究是在后醍醐天皇、花园上皇的殿堂之上进行的。同时后醍醐天皇重视《韩昌黎集》而不是重视《文选》，在史书上也重视《资治通鉴》而不重视《史记》和《汉书》。这一点作为日本学问从中国的汉唐训诂学转向宋明理学的转折点而应该注目。

至此,被贵族和佛教僧徒这样一部分知识分子所独占的中国文化、儒教文化的现象,展现新的发展是在下一个时代,即江户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