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清代及后世经学研究的贡献

两宋经学，尤其程朱一派，言心言性以持风俗人心，讲论天理以佐帝王之治，因此颇合后世统治者心意，故多被立为官方正统。清朝立国之后亦是如此，朱熹配享孔庙，科举用朱注《四书》，熊赐履、李光地等理学家皆居高位，并有《性理大全》《朱子全书》之纂。

而学术界的情形则并未与官方步调一致。清初长期存在汉学、宋学之争，乾嘉之际汉学大盛，晚清经学则出现了汉宋兼容的趋向。然而无论哪个阶段，宋元理学始终是清代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便是汉学最盛的乾嘉时期，学者也未曾轻弃宋学。如惠栋红豆山斋楹帖所题即为“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江永尝注《朱子近思录》，又其所著《礼经纲目》亦本朱子《仪礼经传通释》；戴震所著《诗经补注》从朱子《诗集传》之说者颇多；段玉裁跋朱子《小学》，亦不以汉人之小学而轻朱子之《小学》；孔广森撰《春秋公羊传通义》，其源即出于元赵汸《春秋属辞》；而作为乾嘉考据学重要内容之一的辑佚学，实南宋王应麟辑《三家诗》与《周易郑康成注》开其端绪。所以清代乾嘉考据学虽以复兴汉学为特色，但于宋元诸儒之经说亦潜心研读，对宋元两代经学成果颇多参考利用。清代经学能够繁荣，必然以前人之成果为基础，而宋元诸儒的成果自然是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清初大儒顾炎武尝言：“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注60清人治经，实际大致经历的就是先宋元再唐汉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

《通志堂经解》荟萃宋元两代经学要籍一百三十种之多，将流传不广而又意义重大的宋元经解著作刊刻以传，又加之所据多为宋元善本，来源可靠，这样给清代及后世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大容量且高质量的资料库，使之在《十三经注疏》《五经四书》等传统经学典籍之外，得以获见更为丰富的经部文献，大大开拓了他们的学术视野，扩展了经学研究的范围。清代经学的昌盛，《通志堂经解》可谓功不可没。

清道光间萧山沈豫撰有《群书提要》一卷，其中《周易郑注》条云：“壬辰夏仲，得雅雨卢氏所刻丛书，李鼎祚《集解》后缀康成《周易注》。遗珠碎璧，弥深宝爱，翻绎者久之。癸巳春，豫惜汉《易》之尠，取架中《通志堂经解》及阮芸台相国所刻《皇清经解》言《易》者各数种，荟萃排比，纂辑诠解。意欲见我朝《易》学跨越汉魏，且使童髦放开眼界。四圣之书牢笼万有，而于《本义》《大全》《缉说》《会通》诸集以外资其玩索也。”注61文中所述，可谓是清人治经的典型方法，亦可见作为文献资料汇编的丛书于学者治学的重要意义。此类取资《通志堂经解》以治经的具体实例记载不在少数，此不一一罗列。而查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与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多见以《通志堂经解》本诸书为底本的批校题跋本著录，此为后人对《通志堂经解》加以利用的更为直观的体现。今对此类校跋本略做搜罗并列为一表以便观览：

表1 以清康熙刻《通志堂经解》诸书为底本的校跋本

① 《善目》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998年。

清人治经重考据实证，这在文献材料的使用上表现为尤其注重其真实性与原始性，故辨伪、辑佚、校勘之学于清代特别繁盛。《通志堂经解》诸书清人批校本的大量著录，一方面反映出清人的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则可见《通志堂经解》在清儒治学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表中可见，清代学者如惠栋、段玉裁、陈奂、臧庸堂、黄丕烈、顾广圻、顾之逵、江沅、管庆祺、王筠、查慎行、卢文弨、翁同书、丁晏、陆沆、严元照、丁丙、王国维等都曾批校或题跋过《通志堂经解》本的经解著作，近人傅增湘所校跋过的也不少。如宋聂崇义集注《新定三礼图》一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国内各馆藏有《通志堂经解》本之名人批校题跋本四部，作校作跋者则有清戈宙襄、韩应陛、周辨麦、近人傅增湘四人。又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一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录以《通志堂经解》本为底本的名人批校题跋本多达十三部，台湾地区《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又著录四部，作校作跋者则有何煌、惠栋、江声、段玉裁、钮树玉、黄丕烈、袁廷梼、顾之逵、臧庸堂、江沅、顾广圻、管庆祺、潘锡爵等十数人，故近人黄焯撰《经典释文汇校》一书之时，虽有宋刻本可用，但仍取《通志堂经解》本为底本，即“因它保存宋刻规模，又清世诸师校语都依此本为说之故”注62。由此亦可见后世学者对《通志堂经解》的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