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改革经验之根本2

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也谈农村改革的根本经验”。之所以要在主题里加个“也”字，是表示我谈的可能不重要，或者说这个问题有很多的谈法，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谈。

我想结合对历史的回顾来谈改革的根本经验，因为今年是改革30年，上上下下都在回顾和总结。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最重要的或者最亮丽的业绩就是家庭承包。农村家庭承包公认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出一个改革的根本经验，就是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或者说尊重农民的选择。

家庭承包这件事，说大确实很大，是个伟大创造，发生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假定我们是农民，当然我本身也曾经是一个农民，这件事其实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复杂：就是把集体经营的土地分给农民，分到农户去，从集体经营分包到农户经营，这个事过程很简单，方法也简单。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些地方就这样做过，也就是搞过土地的家庭承包。对农民来讲这件事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也不需要专业的经济学训练。小岗村的农民能有多少文化？我想从读书来讲肯定没有在座的人有文化，但是这些农民把事情做得那么漂亮。其中的道理也简单，就是农民从生活常识出发做选择，从切身利益出发做选择。

但是，为什么这件农民觉得很简单、很容易操作，而且很合理的事情结果被政府搞得那么复杂？引发了那么激烈的斗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修正主义”等，种种深奥堂皇的说辞、概念一大堆。从基层到高层，从文人学者到领导干部，大家卷入那么一场看上去很复杂的斗争里面去。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政治，因为这个简单的问题被政治化了，被意识形态化了。按照那一套政治理念，集体经营就是社会主义，就必须牢牢坚持，家庭经营就是资本主义，就要坚决反对。这个道理其实是不存在的，结果被搞得那么复杂。

把对农民来讲很简单的一个土地分包到户变成非常复杂的、牵动上下的政治问题，说明“政治”脱离了农民，陷入了误区。当时不支持农民的人，说得理直气壮，引经据典，讲得一套一套的。这么点儿事情，本来道理很简单，这个地是咱们大家一块种，还是自己种更有积极性？咱们一家三口种一块地还是和30户一块种地，哪个更有积极性？把这个事搞得这么复杂，就说明政治上出毛病了，政治脱离了农民，政治脱离了生活，政治脱离了常识。脱离常识的人、胡说八道的人，反而站到理论的制高点。要过生活要吃饭的人，反而成了被讽刺批判的对象。在今天来看依然有这个问题。好多都是常识，弄不清，还装神弄鬼。这可以说是很深刻、沉重的历史教训。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必须从认识这种教训开始。

大家知道，农村改革最开始在安徽突破，从时间上讲，突破的那段时间大概有两年左右，从1978年的秋天到1980年的秋天。1980年9月，中央开了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会上经过一番争论，为包产到户开了口子，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可以搞，一般地区不可以搞。随后，许多地方利用这个文件精神，突破了文件中的一些限制，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包干。

1978年秋天到1980年秋天，是争论最激烈的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应该是在1978年秋天到1979年春天。大家可能知道改革有个大背景，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人们开始反思当时的方针路线出了问题。另外一个引发家庭承包制度诞生的最直接因素则是自然灾害。因为1978年安徽大旱，从春天旱到夏天，夏天旱到秋天，所以到秋种的时候种不上麦子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滁县地区有些地方偷偷搞“借地种麦”，把地借给农民，然后分组，三五户一组，种上麦子，第二年的收成按照协议交给集体一些，留给自己一些。这种分散的经营方式，或者说新型的分配方式，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这个在当时的形势下有很大政治上的风险，基层干部采取秘而不宣的办法，所以被称为“秘密武器”。

事情反映到当时的安徽省委，省委必须要有一个态度。第一书记万里在省委会上有一个讲话，他说：“今年安徽农业基本定局，定了什么局呢？定的是重灾的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省比计划少生产几十亿斤粮食，4500万农民，一人一张嘴，每天都要吃三顿饭，这足以让我们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搞好秋种，不能够让农村大片土地抛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加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分出一定的耕地给农民个人耕种。在严重干旱的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害。”我们说的改革突破就在这儿，把地借给农民，分组、分户来种。但是马上就发生了争论，说把地借给农民自己种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用这种办法调动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资本主义积极性。万里的回应是这样的：“总的原则，不管是集体还是农户个体，只要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了，种上就可以有收获，总比荒废好，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

有一些人说农产“借地种麦”调动的是资本主义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万里说不管集体个体，种粮食都可以吃饱肚子，这就是早期改革的政治动员。那个时候的政治荒唐在脱离了常识，想象出来一个制度，认为这个制度是共产主义或者能通向共产主义，因此不按这个设计来做，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共产党，这都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这种想象出来的东西，制约了农民，制约了我们的国家发展。

当时在面对种种非议和争论的时候，万里讲：“你们说共产主义是天堂，天堂上穿不上裤子，老百姓还去不去？”“有的公社包产到户，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地种上，我说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包产到户如果有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在三十多年前的社会环境下，这是在政治上最具有震撼性的言论。

中央知道了安徽等地的突破，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了读者来信，配了编者按，批评包产到组责任制的做法。题目叫作《“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认为包产到组破坏了人民公社，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编者按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3月16日，万里到了滁县地区，干部都很紧张地跟他讲这个事情。他说：“不就是一封读者来信吗，就引起这样的震动，报纸就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打票乘车，我也可以打票乘车，你可以写读者来信，我也可以写读者来信。他们说包产到组是四级核算，老百姓家庭也讲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对不对？究竟哪种办法好，要秋后看结果。如果到秋后老百姓没有饭吃，是找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要告诉老百姓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你们不要受他的影响，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然后，万里又给县乡村干部开会，他说：“《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一广播，有的地方就动摇了，这个正确不正确你们自己不知道吗？”

万里把《人民日报》报纸比作乘公共汽车。大家知道《人民日报》是公共汽车吗？都知道《人民日报》来头很大，代表中央的声音。关于这封信，当时是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领导批示给《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是由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主管部门主持起草的。万里为了化解干部的这种紧张情绪，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万里的胆量和智慧。

到了1980年2月，万里离开了安徽，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离开安徽后，安徽新的省委开始批判包产到户，开了很多会。中央农村工作部门最权威的一个刊物，叫《农村工作通讯》，连续发表文章批评包产到户。万里到了北京，当了中央领导，这个刊物还在批安徽、批万里。管农村工作的国家农业委员会还坚持不能搞包产到户，要维护人民公社。5月31号邓小平有一个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谈话，9月份中央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上有的省委书记提出：人民公社是阳关道，包产到户是独木桥，我们要走阳关道，不能走独木桥。经过这个会议的争论，政策才出现突破，随后中央发了75号文件，在边远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责任制势不可挡，很快席卷全国。

我们要总结的是，本来对农民来讲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被政治化以后却变得如此复杂难办。这里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政治？如何对待农民？后来，中央总结改革的根本经验，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尊重农民的选择。这句话里面有几层意思：

第一，农民生活的好坏是区别好政治、坏政治的根本要素。

第二，光说执政为民还不够，还要充分相信农民的智慧。万里在安徽的时候，很善于从小事里面发现一些大道理。比如他到一个农民家里看农民种大蒜种得很密，他说你种得太密，这样大蒜头就长不大了。农民说，现在看上去很密，但是我是大蒜长大的过程中不断拔了卖，卖到后来，大蒜之间的距离正合适，并不影响长蒜薹和蒜头。万里跟随行的人说：“你们看看，中国农民多聪明。如果他们有了好的制度，他们就一定能够吃饱饭。”

万里常说，中国农民勤劳智慧，积累了几千年农业方面的经验，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自己创造，就能够解决中国农业的问题。有一次万里跟新华社记者谈话，他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了解情况吗？我们能管得好吗？所以我提出个自主权问题，这个问题应当说很大，实际上是如何对待农民问题。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不管农民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种什么、怎么种要管，农民生产的产品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委会上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都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解决。”这里讲到相信农民的智慧，政治的标准应该以农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就是要相信农民有智慧解决自己的问题。

第三，要保证农民的权利。1980年1月，万里在嘉山县说，基层干部没有选举的是否可以选举？让老百姓自己选组长、队长，看看谁能带领他们三增加，奖励基层干部，县里可以建议，决定权在群众，在“选、撤、奖”方面，群众都比干部有权。万里在1980年提到农民应当有权制约、监督、奖惩干部。这就是说我们尊重农民，不仅要以农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政治衡量标准，不仅要相信农民的智慧，还要给农民充分的权利，或者说还权于民。

怎样保证农民的权利？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万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讲话，是在1986年7月31日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他说：“为了创造民主、平等、协商的政治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仅对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实行这样的方针，对于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实行这个方针，不仅对自然科学实行这个方针，对社会科学也要实行这个方针，这个方针应该是我国政治生活、思想理论、文化建设中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这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变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便是学术问题，也变成政治问题，一股脑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吴晗同志一篇《海瑞罢官》究竟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来说，学术和政治就更难分开，有时候是三分学术七分政治，有时候是七分学术三分政治，总之这两者难舍难分，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于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万里在这里倡导坚持政治上的双百方针，实际上就是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坚持政治上要开放、民主。我们在二三十年后重温这段话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本人认为，总结农村改革的根本经验，最重要的是要有这样的“政治”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