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十三篇题解

如何把握《孙子兵法》十三篇各篇的题旨？如何看待十三篇编排次序的内在理路？对此，古往今来的《孙子兵法》研究者非但远未达成共识，反而存在着诸多的歧解与争议。笔者在编撰《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孙子兵法》67一书的过程中，参考古今研究成果，写出了每篇的“题解”，或许能对读者领悟孙子思想的精髓提供些许帮助。

一、《计篇》

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一篇，《计篇》提出了统摄全书的重要理论，堪称全书的总纲。曹操解释“计”的内涵道：“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68可知此处的“计”，实即庙算，是指君臣在庙堂上的军事战略筹划。

本篇一开头便有摄人心魄的警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庙算是中国兵学理论史上第一个战略学概念，将其运用于军事斗争实际，它便成为战争决策者首先需要慎重落实的重要一环。“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个环节将关乎战争的最终结果，庙算的重要性因此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在“五事”的排序中，“道”位居首位，孙子将其界定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俞樾《诸子平议补录》认为孙子先言“道”，后言“天”“地”，与《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哲理思路吻合，因此附和前人“兵家源于道德”之说。实际上，《老子》的“道”与《孙子兵法》相比，其内涵要丰富复杂得多。据研究，《老子》的“道”包含了形而上之宇宙本原、本体和万物的运动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人类生活的准则、最高知识和智慧、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社会理想状态等诸多含义。69而《孙子》此处的“道”，其内涵则相对狭窄，仅限于社会政治领域。“地”“天”“道”在《老子》那里是不断递进的范畴，“地”“天”均要遵循“道”的规律，而在《孙子兵法》当中，“道”与“地”“天”是平行并列的，均为“五事”之一，“道”并不具有统领后两者的地位。两书所论之“道”各有不同指向，因而《孙子兵法》源于《老子》的说法即使不虚，但仅仅依据孙子此篇所论，是无法说清《孙》《老》必然具有渊源关系的。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西方人到了19世纪才由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明确揭示，所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70。而《孙子兵法》此篇的“道论”却在两千多年前就将军事斗争纳入政治领域中加以研究，充分显示了孙子的远见卓识。

除了“庙算”理论的构建外，孙子在本篇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兵者，诡道也。”这是他对以往战争注重旧“军礼”的一种变革与超越。春秋后期以降，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旧“军礼”渐成虚设，诈术则大行其道。“兵者，诡道也”的命题，在为诈术“正名”的同时，也从军事斗争原则的高度，强调了实施诈术的必要。孙子进而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可谓战胜敌人、争取主动的十二条妙计，受到后世兵家的高度重视。

二、《作战篇》

《作战篇》紧随《计篇》之后，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二篇。张预解释孙子如此排序的理由是：“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 71吴九龙说：“作战，即始战、战争准备，非指一般战阵之事。”72可知该篇的研究重心已由庙算环节，进入到战争物资的准备阶段。作，意即“始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提。此篇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孙子告诫统治者，发兵之前必须考虑国家能否承受庞大的军费开支，“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战时环境下，贸易无法正常进行，物价难免上涨，百姓财源枯竭。战争机器一旦发动，必将消耗巨大的“百姓之费”与“公家之费”。战争既考验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考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战线拉得越长，时间拖得太久，均会极大消耗国库的物资储备，导致“国用不足”的严重后果。为了解决深入敌境、粮草乏供的后勤保障难题，孙子提出了“因粮于敌”的原则，即动用武力劫掠敌人的粮草，还提出可将缴获的战车编入我方车队。这些均能有效弥补战时环境中的军需匮乏。

在深入考察了战争对物力、财力、人力的巨大消耗之后，孙子提炼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指导思想。速战速决堪称本篇的灵魂。孙子速战速决思想的提出，主要基于“顿兵挫锐，屈力殚货”的认识，即一是战争久拖不决将导致士卒战斗力的下降，二是战争对钱财物资的巨大消耗。以上两点引出了孙子对战争危害的深沉思考，他严正提醒统治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春秋以降，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在攫取土地财富的强大欲望的推动下，各国（尤其是大国）统治者多对战争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心驰神往。《孟子》书中的梁惠王即以“好战”者自居，并宣称其“大欲”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梁惠王章句上》），战争成为以梁惠王为代表的“好战者”满足“大欲”的重要手段。不断膨胀的欲望使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战争之利，而忽略或忘记了战争之害。孙子此篇对战争危害的提示，至今仍能醒人耳目。核武器的发明使未来战争具有灭绝人类、摧毁地球的可能。罗古诺夫与池田大作对话时说：“战争是犯罪，是数百万人的悲伤。在现代，战争就是毁灭，对全人类宣布死亡。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只能说他是狂人，或者是头脑极其浅薄的人。”73这番言论，完全可以看成是孙子“用兵之害”的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回响与放大。

三、《谋攻篇》

在前两篇探讨战前庙算与战时经济的基础上，本篇立足于“全胜”之说，揭示了战争的理想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赵本学曰：“庙计已定，战具已集，然后可以言攻。但攻人以谋攻为贵也，而不在于兵攻。以兵攻人者，决胜负于锋刃矢石之下，纵能尽杀之，安能自保其尽无伤乎！以谋攻人者，老成持重，制胜万全，攻期于无战，战期于无杀，不战不杀而人自服耳。此《谋攻》所以次《作战》也。”74可知本篇的侧重点是“谋”，是“谋攻”，而不是“兵攻”。如何运用高超的谋略取得“全胜”，是孙子探究的重点所在。

战争的最高目标是“全胜”，是迫使敌人全部降服，即所谓“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顺心降服，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述表述出自本篇第一段的结尾，已成为《孙子》全书广为传诵的名言，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当代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75。可知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

为了凸显谋略的重要地位，孙子还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对以下军事手段依次定位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最高级的是“伐谋”，次一等的是“伐交”，挫败敌人的谋略与外交，这两者是抵达“全胜”境界的重要途径。联系春秋以来的历史实际，可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是从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等政治、军事活动当中提炼概括出来的。齐桓公称霸天下的地位，依托于齐国雄厚的国力与军力，由此而造成的强大威慑，迫使其他诸侯不得不臣服。因此，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说军队可以放松提升实力的各项建设，更不是说将领可以忽视对攻城略地的战术研究。孙子在提出了“全胜”理论之后，随即提出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等用兵法则，论述了将领对于国君与国家的重要作用，概括了国君因瞎指挥而导致的三种危害。文章最后提出了预测战争胜负的“知胜”说，在呼应并拓展“五事”“七计”的同时，引出了孙子的又一不朽名句——“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经由毛泽东的借鉴与引申，这两句话已远远溢出军事斗争的疆域在国内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四、《形篇》

本篇主旨在于探讨军队的实力建设。军队的实力构成，既包括武器装备、粮草供应等经济基础方面的因素，也包括思想谋略、法规军纪、组织编制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两者汇总在一起而彰显出来的，便是众寡、强弱等军队外显的战斗能力。形，有“形状”“表露”之义。《毛诗序》曰：“形动于中而形于言。”以“形”字为本篇命题，盖欲凸显军事实力的外在表征。王皙曰：“形者，定形也，谓两敌强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变化其形，因敌以制胜。”76赵本学曰：“形者，情之著也，胜败之征也。见其形则得其情，得其情则得其所以制之之法。凡两兵未相见，彼此虚实各不相知，多用侦察、谍候，潜窥而窃听之者盖为此。然兵之有形，犹物之有影，虚实之可见，犹影邪正之难逃，惟先内自治而深秘之，然后徐观密察敌人之形而巧乘之，斯为用兵之善者矣。孙子以此篇次于《谋攻》之后何也？盖谋攻而不可得必主用兵，用兵之道形与势最为首务，故以《军形》次《谋攻》，而《兵势》次于《军形》。军形之义专以自固立言，若以诈形反示敌人而误之者，则诡谲之计精，实以后之事，故至《虚实篇》而后发之。此亦序次之所在也。”77以上分析有助于人们把握本篇题旨，体悟孙子编排各篇次序的逻辑思路。

一开篇孙子即提出“先为不可胜”的理论，强调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自己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实力的强弱，实乃判断是采取进攻还是防守的前提。“不可胜者，守也”，不能战胜敌人就采取防守；反之，“可胜者，攻也”，可以战胜敌人，就可实施进攻。在如何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问题上，孙子提出了“度”“量”“数”“称”“胜”等五大指标，并排列出了五大指标之间的层层递进关系，即所谓“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五大指标测量出来的，主要是一个国家的粮食产量与军队规模。在孙子所生活的大国争霸的历史环境里，这些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体现。篇末用譬喻的方式对“形”这一概念解释道：“胜者之战民也，若绝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突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一旦形成所具有的荡涤万物的巨大威力。

在本篇第三段，孙子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该如何把握此处“道”的内涵？一般注家都会联系《计篇》“五事”中的“道”，认为指的是“令民与上同意”得以实现而采取的政治举措。然而，如此理解似有偏狭之嫌。在何守法看来，“修道而保法”的“道”，“所包者广，乃用兵之本，敌之不可胜我者也。要虚虚说，犹云道理法度之谓”。钮先钟也说：“我个人认为作较广义的解释似乎比较适当。”78联系《形篇》的语境，可知“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的命题提出之前有一段文字，对“善战者”具备的素质作了具体的描述，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笔者在《〈孙子〉譬喻的历史文化阐释》一文79中说：“‘胜于易胜’与‘修道’是有内涵上的相互关联的，后者是前者的思想准则，前者则是在军事实践中对后者的贯彻。‘胜于易胜’指的是决策者能够洞察军事领域暗藏的玄机，找准软肋，加以攻击。这种胜利看似容易，实则超难，需要用兵者具备对‘道’的体悟与认识的卓绝能力。在这一语境中，‘道’已越过政治领域的疆界，扩展到复杂多变的兵家世界，涵盖了军事指挥的‘道理法度’与本质规律，堪称‘用兵之本’。如果这一解读能够成立，那么‘修道而保法’的‘道’与《老子》的‘道’便有相通之处。它虽然还未达到《老子》‘道’的哲学高度，但毕竟显示了《孙子》对军事斗争原则与规律的某种概括与揭示。”

五、《势篇》

如果说孙子通过“形”这一范畴，探究的是军队实力建设的重大问题的话，那么通过“势”这一范畴，探究的则是在“形”的基础之上，如何合理调配、正确使用各种战争力量以取得胜利。张预曰：“兵势已成，然后任势以取胜，故次《形》。”80钱基博曰：“势与形不同。形者，量敌而审己，筹之于未战之先。势者，因利而制权，决于临战之先。”81也就是说，《势篇》之所以位列《形篇》之后，是因为“形”的建设主要是在战前，而“势”的运用则是在战时，两者大致分属前后有别的时空领域。

“形”和“势”堪称全书最为重要的两个范畴，对此，江贻灿曾有如下精辟阐释：“军事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林林总总，概而言之，无非分为战争力量的建设和战争力量的运用两大类，《形篇》和《势篇》正是从不同角度，分别对这两类问题的一般规律做了研究。把握了孙武有关形的积聚和势的运用艺术，也就等于领悟了《孙子兵法》中的核心理论问题。”82关于战争力量准备的诸多范畴，诸如“道”“财”“将”“兵”“法”“卒”“天”“地”“分数”“形名”等，以及关于战争力量运用的诸多范畴，诸如“虚实”“奇正”“专分”“久速”“迂直”“攻守”“死生”等，均由“形”“势”两个范畴所涵盖、所统帅。因此，抓住了这两个范畴，也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核心问题，抓住了《孙子兵法》战争思考的灵魂。

在《势篇》的第一段，孙子分析了四个范畴——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在李零看来，“它们是分属于‘形’和‘势’两大类。‘分数’‘形名’属于‘形’，‘奇正’‘虚实’属于‘势’”83。而本篇接下来探讨的，主要是“奇正”这一范畴。所谓奇正，原指阵法中的奇兵与正兵，后引申为特殊战术与常规战术，以及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法。孙子在第二段探讨了奇、正的变化多端与相互转化，指出“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深刻揭示了军事斗争方式方法的丰富无穷。本篇第三段提出了“节”的概念，突出的是兵贵神速、出其不意的理念。篇末同《形篇》一样，也使用了一个譬喻句式：“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显示了正确使用战略战术之后所形成的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的巨大力量。

值得深究的是，孙子在第四段，由“势”引申出“任势”的概念，并进而提出“择人而任势”的命题。笔者在《〈孙子〉譬喻的历史文化阐释》一文84中指出：“‘择’，即‘释’，放弃的意思。‘释人’，并非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放弃那些自以为是的谬见；而要实现‘释人’，就需做到‘任势’，即任用、依赖‘势’。《孙子》在此凸显了‘势’的左右并制约军事行动的客观性。”“此外，由于‘势’的形成关乎战争力量的运用，而这必然牵动天、地、人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故而‘势’的客观表现就具有无限宽广的外延，已有将整个宇宙世界隐含其中的意味。”由“任势”所倡导的尊重客观军事态势，到《老子》所推衍的“法自然”思想，其间的思想演进线索是可以寻绎的。围绕着“势”这一范畴所做的探究，标志着《孙子兵法》的哲学思考达到了最高峰。

六、《虚实篇》

“势”是《孙子兵法》全书最重要的一大范畴，“奇正”与“虚实”等均为其所统领。《势篇》已探究了“奇正”的内涵，此篇则全力揭示“虚实”的意蕴，故以“虚实”二字命题。张预曰：“《形篇》言攻守，《势篇》说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两齐之法，然后知奇正；先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知虚实。盖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实由奇正而见。故次《势》。”85这里分别概括了《形篇》《势篇》《虚实篇》论述的重心，揭示了孙子依次编撰上述各篇的内在理路。综合孙子本篇所论，所谓“虚实”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强弱优劣状况，以及针对这种状况而巧妙创造战机的作战方法与指导原则。深谙兵家三昧的唐太宗对本篇推崇备至，称颂道：“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军事将领若想取得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就必须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孙子在本篇第一段即对此做了精辟的揭示——“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这是使用“虚实”“奇正”之术所欲达到的最佳状态，即李靖所谓“（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同上）。毛泽东在论及军队的主动权时指出：“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阵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打败的危险。”86堪称是对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理论的最佳诠释。

孙子围绕“虚实”这一范畴在本篇展开的论述，均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为目的。为了充分拥有战场上的主动地位，孙子提出了“避实而击虚”的原则。根据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敌情，准确判断敌人的兵力部署，查明何处为“虚”、何处为“实”，一拳击中软肋，使敌无力招架。在摸清敌情的同时，也要善于隐蔽我方实情，做到“形人而我无形”，以高明的伪装，迷惑、欺骗敌人，这样敌人才更容易暴露出弱点。

敌我双方的“虚”与“实”，在孙子看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想方设法使敌人由有利转向不利，由强大转向虚弱，由主动转向被动，然后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当敌众我寡时，“我专而敌分”可谓扭转我军不利态势的良方。“我专为一，敌分为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部分敌人，进而各个击破，彻底歼敌。

军事斗争形态多样，奥妙无穷。孙子在本篇深有感触道：“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此处的“微乎”“神乎”与《老子》的“惚兮恍兮”，此处的“无形”“无声”与《老子》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绝不仅仅是表述上的偶然相近，而是在感受并揭示客观规律的复杂性上英雄所见略同，有着精神旨趣上一脉相承的关联。

七、《军争篇》

在《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整体框架中，《军争篇》堪称一道分界线。刘邦骥曰：“此一篇，论两军争胜之道也。庙算已定，财政已足，外交已穷，内政已饬，奇正之术已熟，虚实之情已审，即当援为将者以方略，而从事战争矣。”87陈启天曰：“本篇以前，如《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等篇，皆泛论尚未实行战斗前之要务，必须预为讲求者。自此以下各篇，乃分论关于实际战争之各事，临敌决胜必须注意者。” 88可知此前的六篇探讨的是较为抽象的军事理论，从本篇开始，《孙子兵法》进入到对实战内容的研究。自本篇至《九地篇》的五篇，被李零概括为“战斗组”，最后两篇则为“技术组”。“军争”意即两军争利。两军相争有无数环节，本篇聚焦于行军，探究的是军队如何利用行军争夺先机，顺利到达预定战场。

孙子一开篇便根据实战经验，指出在两军对垒、即将决战之前，“莫难于军争”，通过行军抢得先机，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较之其他军事斗争环节，可谓最难实施。作者进而揭示了落实这一环节的难点，所谓“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要求决策者在调动部队行军时，需有辩证思维，要懂得“迂”与“直”“患”与“利”之间的转换规律，以实现“后人发，先人至”的行军效果。

两军各争先机之利，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不要只看到它的好处，还要看到其中潜藏的危害。孙子在第二段首先指出：“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接下来着重分析了在行军的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速度与粮食辎重、速度与士卒体质等关系，将会导致最后决战的失败。一味追求速度，而丢弃武器装备、后勤物资，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作者郑重指出：“是故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兵法》的《作战篇》已充分论述了物资装备的重要性，此处从“军争”的实战角度再次凸显了这种重要性。除了《作战篇》的题旨，其他篇章的一些重要思想，也在本篇当中得到了呼应与贯彻。第三段的“不知诸侯之谋，不能豫交”，是对《谋攻篇》“伐交”“伐谋”思想的运用；“兵以诈立，以利动”，是《计篇》“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的回响。

第五段提出了“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四治”说。如果说其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治气”，“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的“治变”，以及“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饥待饱”的“治力”，是落实了《计篇》的“诡道十二法”、《虚实篇》的“避实击虚”等作战原则的话，那么“以治待乱，以静待哗”的“治心”，则是对《作战篇》“故杀敌者，怒也”的军事心理思想的深化，明确显示了部队心理建设的重要。“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将士若无良好的作战心态，则将导致兵败如山倒的严重后果。

本篇篇末的“用兵八戒”——“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分别从地形、计谋、心理、强弱等不同角度研究敌人，指出以上八种状况绝不可用兵。八句之中出现了七个“勿”字，加强了表达的力度，以便将帅牢记“八戒”，谨慎用兵。

八、《九变篇》

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九变》是内容编排得较为混乱的一篇。此篇的篇题，以及篇中“五利”等词语，由于作者语焉不详，注释者难免聚讼纷纭。围绕着篇题“九变”，长期以来主要形成了以下五种意见：

第一种是“五变”说，以梅尧臣、张预等为代表。曹操在本篇“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的后面注曰：“谓下五事也。‘九变’一曰‘五变’。” 89张预曰：“曹公言‘下五事’为五利者，谓‘九变’之下五事也，非谓‘杂于利害’以下五事也。”90认为“九变”实为“五变”，指的是本篇开头“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五句，意谓军队在以上五种地形下机变灵活的作战原则。

第二种是“九变”说，以李筌、贾林、何廷锡为代表。贾林在“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的后面注曰：“九变，上九事。将帅之任机权，遇势则变，因利则制，不拘常道，然后得其通变之利。变之则九，数之则十。故君命不在常变例也。”91认为“九变”指的是“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九事，“君命有所不受”一句不在“九变”之列。《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的整理者亦支持此说。汉简有佚篇《四变》，整理者认为该篇在解释“途有所不由”等四句以后说：“‘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据此，九变当指‘圮地无舍’至‘地有所不击’九事而言。”92

第三种是“错简”说，以张贲、刘寅、赵本学为代表。他们认为《军争篇》与本篇“简编错乱”，《军争篇》的末尾“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八句，与本篇开头“圮地无舍”一句，句型相近，原本蝉联一体，却被割裂错置。“高陵勿向”八句与“圮地无舍”一句合在一起，即为“九变”。

第四种是“泛指”说，以郭化若、杨丙安为代表。郭化若说：“本篇讲各种特殊情况下的机断措施。‘九’泛指多，‘变’指不按正常原则处置。”93

第五种是“九地之变”说，以李零为代表。他指出：“今按‘九变’实即《九地》‘九地之变’。”“我有一种怀疑，《九地》可能是《孙子》各篇大体编定后，最后剩下来的材料，整理工作有点差，因此结构松散，前后重复。《九变》又是从《九地》分出来的一部分。”94

如果本篇文字确实源自《九地篇》，那么“九变”应该指的是兵家在熟知各种地形的前提下，机动灵活地变换战法以战胜敌人。本篇的第二段有言：“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只有通晓“九变”原则的好处，才算懂得用兵，否则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利用地形之利。由此可知：依托不同的军事地形，强调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当是《九变篇》的主旨所在。

战术原则运用得当，便能实现既定的利益诉求。在追求战争利益的过程中，如果一味求“利”而不知“害”，便会导致亡国丧家的危险。孙子在本篇的第三段提出了“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观点，要求战争决策者辩证地看待“利”与“害”，不仅做到两者兼顾，还要能够化害为利，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导权。本篇最后一段概括出了军事将领有可能存在的“五危”，即五种致命的缺陷。“五危”是“兵家之灾”，能导致“覆军杀将”的恶果。显然，只有了解“五危”，克服“五危”，军事将领在人格建设方面，才能更好地领悟《计篇》中的“智”“信”“仁”“勇”“严”等各项标准的丰富内涵。

九、《行军篇》

“行军”在现代汉语中，意即“军队进行训练或执行任务时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而本篇篇题的含义却与此有别，指的是行军过程中的“处军”。“处军”，指的是军队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作战、驻扎与宿营。赵本学曰：“行军者，军行处境须知之事也。次舍之处，则有水泽山陆之不同，经由之路亦有坑堑阻险之不一，果何择而何避乎？军行见敌，敌人则有动静进退之迹，有障蔽疑似之计，有治乱虚实之形，果何觇而何察乎？处军不得其法，相敌不得其情，皆有败衄之祸。《孙子》此篇专载其事，上言处军，下言相敌，周悉详尽，无复余蕴矣。”95指出了“处军”与“相敌”之术对于战争结果的重要意义，因而被《孙子兵法》充分重视，详加分析。张预曰：“知九地之变，然后可以择利而行军，故次《九变》。”则指出了本篇与《九变篇》在内容上的前后衔接。

本篇前两段谈“处军”。孙子依次分析了在山地、江河、盐碱地和平地等四种地形下的“处军”原则（如在山地“处军”，要“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均蕴含着充分利用各种“地利”以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旨归。作者还从军需供应与卫生防疫的角度，论证“处军”时为何需遵循“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原则。士卒身体的健康与否，亦直接关乎作战成败，因而将帅需掌握卫生保健的基本知识，才能正确“处军”以使“军无百疾”。作者还提出了我军必须快速离开的“六害之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并提醒将领途经“险阻、潢井、蒹葭、山林、蘙荟”之地，需小心谨慎，认真搜索，以防敌人伏兵的袭击。

本篇第三段谈“相敌”，一共举出了三十二种“相敌”之法。“相敌”，即侦察与判断敌情。受军事科技水平所限，孙子时代的人们观察敌情主要依靠眼耳，但这看似原始的“侦察工具”，仍能获知各种敌情，高明的将帅透过表象抵达本质，便能掌握敌人的作战意图、战略部署、士卒心理、官兵关系等，从而因势利导，因敌制胜，在充分“知彼”的前提下战胜敌人。在当今高科技的武装下，侦察工具早已摆脱了孙子时代的原始简陋，但三十二种“相敌”之法所贯穿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精神思想，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辨方法，仍极具价值，永不过时。

本篇最后一段提出的一些观点，也闪烁着作者睿智的光芒。如“兵非益多也”，提出兵员并非多多益善，质量建设常比扩充数量更重要，在吴如嵩看来，这堪称“我国最早提出的精兵思想”96。又如“令（应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提出在治军方面应“文”“武”兼用，不可偏废。刘庆评价这一原则道：“这一思想比单纯鞭笞杀戮的强制性方法要进步，且与崇尚‘中庸’之道的中华民族文化相吻合，故几千年来一直被兵家奉为治兵准则。古代兵书《吴子》提出的‘总文武，兼刚柔’的将帅素质要求，近代兵书《曾胡治兵语录》中蔡锷的评语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仁慈贴切。能存此心，则古今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97指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军原则对后世兵家的深刻影响。

十、《地形篇》

本篇第一句的前两个字是“地形”，作者遂“首章标其目”，以“地形”二字名篇。“知地”是本篇的重要题旨之一。赵本学曰：“上篇水陆山泽，险阻潢井，牢罗隙陷之类，乃军行在途所经所处之地耳，所经所处亦当设备，是以处之各有其道。此篇《地形》乃论战场之形势，安营布阵之所也。”98可知《行军篇》与本篇虽均研究地形，但却角度有别，前者是从行军过程中“处军”的角度，而本篇则是从战场上“对敌作战”的角度。

第一段首先提出了“通者”“挂者”“支者”“隘者”“险者”“远者”六种地形概念，继而揭示了在不同地形条件下所应采用的战术原则。前三种地形是从敌我双方进出往来方便与否加以区分命名的；后三种则分别是从狭窄、安危、远近的角度命名的。作者强调，以上六种地形的探究，实属“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第三段进而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若在制定对敌战术时，用兵者不知“地”，不懂得地形作为“兵之助”的重要价值，不能根据地形“险厄远近”的不同，机智灵活地运用相应的战术，便难免沦为败军之将。“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这是孙子对军事将领的谆谆告诫。“地”是《计篇》中的“五事”之一，在战前“庙算”环节，“天地孰得”（《计篇》）是考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然而，关于“天地孰得”的具体考量内容，《计篇》却语焉不详。本篇、《行军篇》以及《九地篇》对各类地形的研究，为人们筹算“地”之“孰得”提供了各种路径，可视为对《计篇》“地”论的展开与深化。

本篇末尾有警句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要求将领具备“四知”，即知彼、知己、知天、知地。陈启天曰：“本篇始终以将为言焉。为将者能先知此四者，然后乃可开始战斗，以求全胜。然则本篇之要义也。”99他还指出：对于以上“四知”，本篇并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有所侧重，“知彼知天之事，已见于他篇，故本篇不甚详。本篇所详论者，则以知地为主，而知己次之。虽以《地形》名篇，而实不仅论地形也”。的确，除了“知地”之外，本篇的另外一大题旨是“知己”。对于将领而言，“知己”的关键是清楚自己的弱项，极力避免“六败”。“兵有走者，有驰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以上“六败”的出现，究其缘由，“非天之灾，将之过也”，是将领用兵不当，特别是治军带兵出现重大失误造成的。将领既要关心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但又不能过分宽松，以免陷入“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的窘境。将领带兵用兵素质的提高，与其是否具备高尚品德有关。本篇对将帅的政治品格提出了一个重要标准，即“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若将其中的“主”改成“国”，去掉了其中的忠君思想，而替之以爱国情操，那么这一标准便应成为当代用兵者须臾不能忘记的座右铭。

十一、《九地篇》

本篇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文字最多的一篇，约一千二百字，篇幅超过了全书的六分之一。同《地形篇》一样，本篇探究的重心也是军事地形，但两篇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从战场作战的角度划分出六种地形，本篇则依据对“人情之理”的深入揣摩，从军队进入敌国的“为客之道”出发而划分出“九地”。赵本学曰：“上篇《地形》之地，排兵布阵之地也，以宽狭险易言之。《九地》之地，侵我所至之地也，以浅深轻重言之。兵之所至，其地有九等，其法不同，大要皆本于人情。善用兵者，深达人情之理，驭之以术，发之以机，则人可用而地不困。《孙子》是篇，首序地法于前，次究人情于后，且复覆说而再申之，详悉周密，毫发无漏，其秘旨隐诀告人尽矣。”100可知本篇具有“本于人情”“详悉周密”的特点。本篇可以第六段开头“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后一部分对前一部分的话题再次给予层层论述，故而呈现出赵氏所谓“复覆说而再申之”的特点。

“九地”分别指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泛地、围地、死地。本篇第一段对“九地”的概念一一定义后，指出了在每种地形条件下应当采取的战术原则，即“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以上原则显然基于作者以下三种可贵认识：其一是重视士卒作战心态。比如为何不宜在散地打仗，是因为在本国土地上作战，士卒易因怀乡恋土而逃散。“散地”这一名称便源于士卒可能出现的这种逃散状况。其二是凸显了趋利避害、化害为利的思想。要抢先占据并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如争地、衢地，快速通过不利的地形如圮地，并要善于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扭转危局，如“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或运用高超的谋略，或激发士卒高昂的斗志，便能冲出包围，脱离险境。其三是军事斗争须辅以外交手段。“衢地”是四通八达的兵家必争之地，用兵者不但要有积极争夺衢地的战略思维，更要在这种争夺战中展开外交攻势，所谓“衢地则合交”，广交外援，争取同盟，以实现战略意图。

显然，在对“衢地”等地形的研究中，作者已脱离战术层面，而进入战略层面。这种较为宏观的战略视野，在文章其后对“为客之道”的探索中，得到了鲜明突出的呈现。吴如嵩将本篇具有战略高度的用兵原则，依照文脉依次概括为以下八条：（1）面对强敌，必须打敌要害，一战而胜。（2）兵贵神速，攻无备，击不意。（3）投之死地，愚兵激士。（4）同舟共济，齐勇若一。（5）秘密开进，愚卒耳目。（6）威加于敌，其国可毁。（7）并敌一向，千里杀将。（8）秘密决策，隐蔽准备。101以上各条，深化并拓展了本书其他篇章的相关论述。尤其是《作战篇》“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指导思想，以上第（1）、（2）、（5）、（6）、（7）、（8）等条，多围绕这一思想展开；合而观之，便是一套较为系统的“速胜论”。当然，本篇也有一些必须剔除的糟粕，如“愚兵”思想，正视于此，当无损《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兵学领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

十二、《火攻篇》

水火无情，两者均可成为战争利器。本篇强调火攻与水攻均为战争进攻的重要辅助手段，所谓“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但由标题可知，火攻是本篇论述的中心题旨。张预曰：“以火攻敌，当使奸细潜行；地里之远近，途径之险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102陈启天曰：“本篇主旨，乃论战斗进行中实行火攻之方法。战斗以能击败敌人为目的，然有时仅恃兵力，尚感不足以击败敌人，不得不用火攻以补助之，庶易于取胜。此在实行决战前及实行决战时，最有斟酌使用之必要，故次于《九地篇》而论之。”103上引分析，均有助于人们理解本篇何以编次于《九地篇》之后。

本篇前三段集中论述了火攻的类型、条件、实施方法、重要性等。孙子将火攻分为五类，即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实施火攻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烟火必素具”，需提前准备好火攻的器具；二是选择气候适宜的时日。在《孙子兵法》的《计篇》中，“天”乃“五事”之一，“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地孰得”则为“七计”之一，《地形篇》则有“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精警表述，将“知天”列为“四知”之一，但两篇却仅此而已，均未展开论述。本篇谈火攻条件的相关文字，能够稍稍弥补此憾，分析了合适的天文气候条件是火攻的前提，说明用兵者必须“知天”方能实施火攻。在谈到火攻方法时，孙子提出了一条原则，即“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因”“变”二字，凸显了这一原则的思想基础实即“因利制权”，在进行火攻时，要根据五种火攻所引起的变化，机动灵活地采取相应的办法对付敌人。孙子还通过比较火攻与水攻，来凸显火攻的重要性，认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火攻具有更为强大的威力。在孙子生活的春秋后期，火攻战例并不很多，但他却看到了火攻的重要，并设置专文加以研究，足见其见识超前，眼光独到。

在最后一段，作者集中阐释了他的慎战思想。战车一旦发动，便很难适时停止。孙子提醒统治者在取得作战胜利后，要适可而止，不要沉迷武力，更不要受一时的恼怒情绪而悍然兴兵。“非利不动，非得不用，不危不战”，或有利于国，或稳操胜券，或陷入危境，在类似情境下方可出兵作战。战争不是儿戏，一旦失败便有亡国丧家的可能。“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这几句犹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主题变奏，充分展示了孙子“安国全军”的慎战思想。作者为什么在《火攻篇》的篇末郑重论述其慎战思想？赵本学解释得好：“愚谓水火之害，酷烈惨毒，固仁人所不忍为者。然水火无情之物，其机难制，攻人而一不中，焚溺之祸反在于我，要亦不可恃之以为利也。故孙子于上篇，虽深入死地而其机变活转绝无危词，独于《火攻篇》深以用兵为戒。如医者之用毒，切切为病者丁宁，岂其恶其惨，畏其危而言之慎欤！”104

十三、《用间篇》

作为《孙子兵法》全书的最后一篇，它在内容上与第一篇《计篇》遥相呼应。如果说《计篇》强调先计后战，要求从“五事”“七计”的角度，一一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强弱，做到“知己知彼”，但“庙算”的首要内容毕竟是“知己”的话，那么《用间篇》的论述重心则在于“知彼”，从探知敌情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使用间谍的角度，说明“知彼”对于军事斗争的重大意义。《用间篇》堪称是一篇“知彼”论的专文，对此，陈启天有精辟的阐释：“本书以《计篇》开宗明义者，乃首示知己之必要，而以《用间篇》殿全书者，乃专示知彼之必要也。战争之事，计与间贯彻始终，而复互为关联。非有计，则不能用间，非有间，则不能定计。计始于战争之前，间亦用于战争之前。计用于战争之中，间亦用于战争之中。其所以先计而后间者，诚以不先求知己，虽知彼亦无益耳。先求知己，复求知彼，作战之能事，得其大半矣。关于知彼之事，《计篇》以下各篇虽曾偶涉及之，然非专论，故终之以《用间篇》云。”105

本篇第一段的开篇八句，内容表述与《作战篇》第一段相近，均显示战争将极大消耗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影响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而与战争的巨额开支相比，用在间谍身上的钱财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决策者因为吝惜钱财而不愿使用间谍，导致“不知敌之情”而最终战败，那么这种人就是“不仁之至”。在作者看来，明君贤将之所以战无不胜，功业超群，就在于“先知”。“知”的对象，不仅有“己”，更要有“彼”，要掌握敌人的军事信息。孙子以冷峻的笔调，写出了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语句：“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在两千多年前，孙子便能排除鬼神迷信的干扰，睿智地提出“必取于人”的思想，极大地凸显了人的理性，凸显了掌握敌情对于战争结果的决定性作用，这标志着《孙子兵法》在唯物观与认识论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其后四段，孙子论证了间谍的分类、功用，以及使用间谍的原则和条件。他把间谍分成五类，即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一一揭示了每类间谍的特点，强调了“五间”之中“反间”的重要，并将“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也就是“关系最亲近”“待遇最丰厚”“事务最机密”，作为使用间谍的三大原则。只有这样，间谍才有可能甘冒风险，传递出有价值的情报。理想的间谍应有伊挚、吕尚一样的“上智”，因此对于用间者而言，他们自然需要具备极高的素质，要集“圣贤”“仁义”“微妙”三方面的才德要素于一体，否则便无资格使用间谍，所谓“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用间”。篇末指出：“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揭示了用间对于谋划军事行动，决定斗争胜利，具有巨大价值和重要作用。

（本篇文字原为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孙子兵法》的题解，

陈曦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