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9年是图书馆界公开倡导“全民阅读”十五周年。2004年4月23日国内首次“世界读书日”宣传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这次活动由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和文化部主办，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国家图书馆承办，北京科教图书馆协办。活动主题正是多年后脍炙人口的“倡导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中国”。近千名各界人士出席了本次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王选和文化部原副部长吕志先共同为“全民阅读”徽标揭牌；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成员、文化部领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先后致辞；中国图书馆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宣读了号召社会各界在4月23日走进图书馆的《倡议书》。

2019年是“世界读书日”来到中国十五周年。上述2004年4月23日的宣传活动标志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读书日”首次被引进中国。这是第九个“世界读书日”，400名来自高校、小学的师生，幼儿园的小朋友以及图书馆员们，与著名作家、艺术家一起进行了精彩的“经典美文百人接力朗读”。中央电视台《前沿》栏目对此做了专题报道，另有四十余家新闻媒体同时进行了报道。自此我国图书馆界每年都会庆祝“世界读书日”，在这一天举办倡导阅读的大型活动。这个充满书香的日子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知晓。

2019年是“文津图书奖”和“文津读书沙龙”创办十五周年。2004年，国家图书馆詹福瑞馆长提出了设立“文津图书奖”和“文津读书沙龙”的创意，希望以此为抓手推动“全民阅读”。自2005年首届“文津图书奖”评选结果揭晓以来，该奖项已经举办了十三届，与“文津读书沙龙”一起成为国家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品牌项目，影响力覆盖全国。2009年这两个姊妹品牌共同荣获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颁发的“全民阅读优秀项目”。

此外，2019年我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将满十五年。非常幸运，这正是图书馆倡导“全民阅读”的十五年，而且这十五年里的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从事阅读推广工作，负责过讲座、文津图书奖、文津读书沙龙、文津经典诵读、图书漂流等工作，也参与过培训、展览、阅读之旅、地铁图书馆等项目，同时与各界同人在阅读推广方面多有业务交流与合作，亲历并见证了十五年来阅读推广的发展历程。

虽然“全民阅读”从正式提出至今只有十五年，“阅读推广”一词的使用时间也不长，但阅读推广并非新生事物，关于阅读意义、阅读指导、阅读方法、阅读习惯、阅读兴趣的研究和实践早已有之。“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1这说明孔子对于阅读作用的重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2，“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3，是孔子提出的阅读和学习方法。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被一些学者视为“一部杰出的古代阅读学著作”4。唐代诗歌创作的繁荣也带动了关于诗歌阅读鉴赏的发展，例如王昌龄在其论诗专著《诗格》中提出的“三境”“三不”“三宗旨”“五趣向”和“五用例”，这些既是诗歌的创作方法，同时也为诗歌阅读提供了指导。朱熹强调读书穷理，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5。他的弟子概括归纳出“朱子读书法”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六条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按照内在逻辑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读书、求学、进业的程序和步骤。例如，“与其泛观而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6指出读书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抑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7指出读书要循序渐进、坚持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8指出阅读要与实践相结合；“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9指出阅读要用心投入。在《四书章句》中，朱熹不但推荐了必读书目，而且阐述了阅读和学习要有次第的观点。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论述了读书方法，在《治国学杂话》中不但推荐抄录笔记等具体方法，而且极为重视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的培养。他说：“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在……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但是将来这种愉快得着得不着，大概是在学校时代已经决定。因为必须养成读书习惯才能尝着读书趣味。……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终身的幸福。”10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古代文人的游学，古代书院的讲会，也都与阅读推广关系紧密。

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卢作孚担任峡防团务局局长后于1928年5月开办峡区图书馆，并通过媒体、宣传栏等各种渠道大力宣传图书馆“不专是收藏图书，重在供人阅览，重在指导人阅览”11，他举办读书会，开办学习班，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叶章和、李小缘等从海外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在《图书馆学季刊》上发表了关于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文章，引入了国外的阅读推广新理念，并提出了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的思路与新举措。一些图书馆将之付诸实践，开展了读书会、巡回讲座、读者竞赛等阅读推广活动。国家图书馆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参加、举办图书展览，至50年代更加重视阅读推广，内容与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北京图书馆建国以来逐步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图书宣传活动，指导读者阅览，推荐优秀图书。……讲演报告会也是北京图书馆经常用来指导阅读、推荐优秀图书、介绍作家作品、阐述学术问题的活动方式。”12在讲座会场上“还印发与课题有关的辅助材料，如提纲、参考书目等，或配合演讲内容举办有关的图书和图片展览、诗歌朗诵，放映幻灯、电影等”13。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办，会议纪要的第9条明确指出：“（图书馆）要根据图书内容、读者对象和工作需要，确定借阅办法，并加强读书指导。”14“经常进行读者阅览倾向的调查分析……举办专题或者综合性小型图书馆陈列和书评会……”是国家图书馆1972年工作计划的内容之一。1973年工作计划要点又专门提到“调查阅读倾向，开展书评活动，加强读书指导”15。1976年国家图书馆的工作总结中，书评作为一项专门工作予以体现，不但开展图书评论，而且与首钢等单位合办了《书评简讯》16。可以说，阅读推广始终是图书馆人的使命和追求。

2003年，文化部转变政府职能，将每年的“全民读书月”活动委托中国图书馆学会组织实施。学会秘书处对活动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在全国首次提出“全民阅读”的理念，并公开面向社会征集“全民阅读”徽标设计方案。这才有了上述2004年4月23日“倡导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中国”大型活动。2013年，文化部组织的第五次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指标中增加了“阅读推广活动”，同年举办的全国图书馆年会主题定为“书香中国　阅读引领未来”。2014年，也就是图书馆界正式提出“全民阅读”十年后，“全民阅读”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连年写入，至今已达五次之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先后出台，图书馆人为之振奋。“阅读推广已经成为公共图书馆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服务。”17

“阅读推广”一词来源于英文“Reading Promotion”，也可译为“阅读促进”。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王波先生曾指出：“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全民阅读’（Reading for All）活动以来，‘Reading Promotion’一词常见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大阅读’项目、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等倡导全民阅读的组织、机构的网站和工作报告。但是在英语世界，无论是机构网站、工作报告、期刊论文，还是维基百科，都没有赋予‘Reading Promotion’一个学术性的定义，人们普遍认为‘Reading Promotion’是一个意思清楚的词汇，无需作专门的定义。”18

国人讲求“师出有名”，但凡论证某个问题必先给出定义，这个本无需定义的词汇亦然。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关于阅读推广的定义最终几乎都落脚在“活动”上，将阅读推广等同于阅读推广活动，这使得图书馆员和阅读推广人自身对阅读推广的理解和研究不足，也使得社会公众对阅读推广的理解趋于肤浅，导致阅读推广往往流于形式。

“推广”和“促进”表达的都是行为的过程。阅读推广、阅读促进是推广阅读、促进阅读的行为过程。策划举办活动是阅读推广的重要方式，但并非唯一方式，建立制度、制定法律、优化环境、培养习惯、提供指导、完善服务等都是阅读推广的方式。以多样的方式使人认识到阅读的价值、激发人的阅读兴趣、提高人的阅读能力、帮助人实现有效阅读，从而促进人们独立思考、提升人们的综合素养，才是阅读推广应有之义。

因此，我认为，图书馆阅读推广，就是运用图书馆的文献、馆舍空间、社会影响力等各种资源，通过多样的方式，使人认识到阅读的价值，激发人的阅读兴趣、提高人的阅读能力、帮助人实现有效阅读，从而促进人的独立思考、提升人的综合素养的行为过程。我想要强调的是：一、阅读推广是一个过程，它伴随人类阅读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阅读推广也是一种追求，它是人类满足自身求知欲望和探索精神的需要。二、阅读推广活动是阅读推广的重要方式之一，但不等同于阅读推广本身。同时，考察阅读推广活动有助于研究阅读推广及其发展。阅读推广活动并不局限于某些形式，应该鼓励以更加多样的形式展示阅读的价值和魅力。三、阅读推广的终极目的并不在于使人阅读，而在于通过阅读促进人的独立思考、提升人的综合素养。正如叔本华和爱默生所说，“只有自己的根本思想才会有真理和生命力……阅读只是我们自己思考的代替品”19，“一个人得是一个创造者才会有效阅读”20。四、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优势在于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特点在于提供平等的、公益性的服务，这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所提出的“馆藏资料和图书馆服务不应受到任何意识形态、政治或宗教审查制度的影响，也不应屈服于商业压力”。五、阅读推广与创作的关系密切。创作是阅读推广的基础，阅读推广所推广的应该是体现人类文明的优秀作品，而不是相反。失去好的作品，阅读推广就没有意义。

近年来我曾在国家图书馆及多家省市图书馆讲授过关于阅读推广的课程，2016年11月，在国家图书馆培训中心举办的“开启未来新形态——图书馆创客研习营”上我做了题为“一本书的图书馆之旅”的分享，内容是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朱祖希先生的著作《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在国家图书馆的“旅程”为线索，将文津图书奖、展览、讲座、讲座联盟、阅读之旅、图书漂流、网络公开课、地铁图书馆等阅读推广项目贯穿起来，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思考。之所以选择朱祖希先生的这部著作作为案例，是因为它恰巧出现在我负责或参与的大多数阅读推广项目中，当然最主要的是由于作品本身极好地兼顾了学术性和普及性。朱祖希先生本人也出席了这次“图书馆创客研习营”并做了发言，他当场肯定了我的分享，又在次日专门打来电话表示认可和鼓励，笑称“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成了国家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经典案例”。这使我有了写作本书的想法，希望通过本书考察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同时对十五年来我在阅读推广方面的所做所见所闻提出一些思考。

本书重点讨论的是近十五年来的图书馆阅读推广，但同时也对阅读推广的历史做了追溯，以求厘清发展脉络。本书从国家图书馆的部分阅读推广项目入手，但同时也涉及其他图书馆及其他行业的阅读推广工作，以联系的观点进行考察。同时，书中还涉及国外阅读推广的发展情况，因为阅读推广是全人类的事业，理应互相了解、借鉴。

据统计，2016年国家图书馆共接待到馆读者5639886人次，比2015年增加10.03%。其中培训、讲座、参观、展览等各项活动共接待读者1551300人次，比2015年增加24.8%，占到馆读者总数的27.5%21。也就是说每10位到馆读者中就有大约3位是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因此，本书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仅仅成为一本业务用书，而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本书重新认识图书馆的功能，了解图书馆的多种“打开方式”，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相信本书的读者可以了解到：一本书来到图书馆，在经历采编阅藏的“旅途”之后并没有“止步”，还可以在阅读推广中持续“旅行”；图书馆里的文献除了可以借阅之外，还可以通过各种阅读推广的项目与大家深入交流互动，为大家提供服务；这些阅读推广项目并不仅仅是一场场活动，它们对于推动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制定、环境的优化、习惯的培养、服务的完善都起着潜移默化却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阅读推广是一种提升自我的追求，一种鲜活的、生动的、人人可参与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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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16年，第650页。

2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22页。

3 同上书，第23页。

4 李志红：《一部杰出的古代阅读学著作——〈文心雕龙〉新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8卷，第4期。

5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68页。

6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29页。

7 ［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二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1页。

8 同上。

9 同上书，第374页。

10 梁启超著，沈鹏等主编：《梁启超全集》（十四），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242页。

11 《峡区周年来经营的事业》，《嘉陵江日报》，1928年6月30日。

12 《北京图书馆十年》，《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845页。

13 李希泌、王树伟：《北京图书馆》，北京出版社，1957年，第3—8页。

14 陈源蒸等：《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94—195页。

15 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1909—2008），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593页。

16 同上书，第604页。

17 范并思：《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发展趋势》，《图书馆杂志》，2015年第4期。

18 王波：《阅读推广、图书馆阅读推广的定义——兼论如何认识和学习图书馆时尚阅读推广案例》，《图书馆论坛》，2015年第10期。

19 〔德〕叔本华著，韦启昌译：《叔本华美学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页。

20 〔美〕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著，〔美〕查尔斯·艾略特主编，孔令翠、蒋橹译：《哈佛百年经典第26卷：爱默生文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页。

21 参见《国家图书馆年鉴》（201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