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共时研究？

我们先说一个例子。假设我今天肚子痛，要去看医生。如果看的是中医，医生可能会问我：“你最近吃什么了？什么时候开始疼的？”他想从前后相继的事件中，以及病症的发展变化中找病因，这是历时研究。如果看的是西医，医生会马上给我开两张单子：“去验个血，做个B超。”他想从血液成分中看看是否有炎症，从腹部B超中看看是否有病灶，从异常数据和异常形态上找原因，这是共时研究。

所谓共时研究，也即悬置了时间影响，不考虑前因后果的动态演变过程，将特定研究对象看作一个静态的、封闭的、不受外部影响的自组织系统，对系统进行结构分析，对各结构要素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所展开的研究。打个比方，它相当于生物学中的解剖学，主要研究生物体的结构，以及各结构要素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当然，系统也是分层级的，可以层层细分，不断深入，当我们以生物体为系统展开研究的时候，器官就是子系统；当我们以器官为系统的时候，细胞就是子系统。所以说，共时研究常常会和系统论、结构主义、形态研究、功能分析相提并论。

共时研究的概念是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1857—1913年）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来的。他借用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用来说明语言单位对于语言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和作用，相当于我们平常所说的“功能”。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通俗地说就是：所有语言单位都是整个语言系统中相互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个语言单位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功能）。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的“价值系统”中，只有同一时期共存的语言单位能够组成一个有效的集合，不同时期的语言单位之间没有价值关系。索绪尔由此发展出共时研究的一般法则。他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区分为两种状态——静止的“共时态”与演变的“历时态”，可以用两条互相垂直的轴线来表示。他说：“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依照图1分出：（1）同时轴线（AB），它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的关系，一切时间的干预都要从这里排除出去；（2）连续轴线（CD），在这轴线上，人们一次只能考虑一样事物，但是第一轴线的一切事物及其变化都位于这条轴线上。”索绪尔由此区分出两种语言学：在CD轴线上展开的“历时语言学”（演化语言学），在AB轴线上展开的“共时语言学”（静态语言学）。

举个例子，武大郎卖的“炊饼”与现代食品中的“三明治”就不在同一个价值系统，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可以在CD轴线上讨论从“炊饼”到“馒头”或者“烧饼”的演变关系，也可以在AB轴线上讨论“三明治”与“馒头”或者“烧饼”的价值关系，但是无法严肃地讨论“炊饼”与“三明治”的关系。

索绪尔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以证明AB与CD彼此垂直、互不兼容。他举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棋局”的例子，用来说明共时研究完全不必考虑历时性问题：“在一盘棋里，任何一个局面都具有从它以前的局面摆脱出来的独特性，至于这局面要通过什么途径达到，那完全是无足轻重的。旁观全局的人并不比在紧要关头跑来观战的好奇者多占一点便宜。要描写某一局面，完全用不着回想十秒钟前刚发生过什么。”面对一个象棋残局，我们要考虑的只是面对现在的局面该怎么办，而不必考虑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

根据索绪尔的二重性示意图，我们可以用更多的系统轴线（横轴）和时间轴线（纵轴）将之具象化，如图2：

A、B、C、D分别代表不同的系统要素，我们从图2中可以看出，沿着共时的x轴线，A、B、C、D共处于一个x系统之中，在不同的时间段，它可以是A1、B1、C1、D1组成的x1系统，也可以是A3、B3、C3、D3组成的x3系统，不同的系统必须分别加以考虑。同样，沿着历时的y轴线，A、B、C、D各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各有自己的y轴线，关于A的历时变迁经历了A1、A2、A3、A4，表现为y1的发展史，关于D的历时变迁经历了D1、D2、D3、D4，表现为y4的发展史，不同的要素必须分别加以考虑。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不同时间不同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样元素，没有相提并论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比如A1和D3，它们既不在同一个共时系统中，也不在同一条历时轴线上，放在一起讨论就容易引起逻辑混乱。

索绪尔认为，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的区分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是一种实际需要，甚至是绝对要求，他说：“我们可以向学者们提出警告，如果不考虑这两条轴线，不把从本身考虑的价值的系统和从时间考虑的这同一些价值区别开来，就无法严密组织他们的研究。”[1]我曾经将自己学习索绪尔理论的心得体会写成论文《民间文学的形态研究与共时研究》，其中对历时研究的批评部分就不重复了，这里强调一下共时研究优越性的部分：

1. 索绪尔将共时语言学定义为“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索绪尔认为，个别语言符号的生产和变化是任意的，符号间的关系才是相对稳定的、更为本质的。

2. 语言是对言语活动的规范，它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它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除了它自身各项要素的暂时状态之外，并不决定于任何其他偶然的历时因素。比如一块地产的价值，它不取决于这块土地的历史价格，而是由同时代的价值系统所决定。语言作为一个系统，它的任何部分都可以而且应该从它们共时的连带关系方面去加以考虑。共时研究是价值系统内部的逻辑研究，恰恰能够用以担当这一使命。

3. 价值系统越是复杂，组织越是严密，就越有区分轴线、顺次加以研究的必要，而不是搅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价值系统是一种共时态，如果我们要了解这种状态，就必须把产生这种状态的一切过程置之度外，坚决地撇开历时态。

4. 共时研究的对象不是同时存在的一切，而只是与特定语言系统相关的全部事实。以“棋局”为例，共时研究面对的是即时状态的棋局与棋法，而不是某一个棋子在棋局中所走过的步骤。共时态中的每一个棋子，都处在互相制约和互相作用的关系之中，这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系统，具有自给自足的特征。[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故事内部的时间进程、情节推进、人物成长、结局安排，等等，这些都属于故事结构，是共时性问题，不是故事的历时演进问题。所谓故事的历时演进，指的是从这一个故事向另一个故事的演变过程。比如顾颉刚所研究的孟姜女故事，从杞梁妻到孟仲姿到孟姜女，就是一个历时演进的过程。故事的历时演进与语言的发展演变一样，都会受到各种随机事件的作用与影响。如果我们追踪故事演变的历时进程，那么，我们所能找到的只是一系列影响故事变异的外在因素，它们的出现总是偶然的、随机的，它们并不属于故事本身。

历时研究只是挖掘了偶然性，没有发现必然性。所以说，只有共时研究的故事学，才是故事的本体研究。[3]中国民俗学者在共时研究方面的经典成果，是刘魁立的《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之所以将故事比喻成“生命树”，是因为故事和生物体一样，拥有自足、完整的价值系统，能够自我生长、自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