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政治危机

在国民党军队持久包围与连续进攻之下，红军的消耗日益严重，兵员的补充日益困难。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以后，中央根据地面临着更大压力，出现了严重的军事危机。

根据地的军事危机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着密切关系。1932年秋天，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上海。1933年10月，李德到中央苏区后，“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苏联军事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进行瞎指挥”。[1]1934年4月，国民党军队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四月十日，敌人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左’倾路线领导者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提出像‘保卫马德里’一样地‘死守广昌、寸土不争’、‘胜利或者死亡’等拼命主义口号。”[2]有人认为：这个时期红军放弃了过去的运动战术而采取单纯防御战略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事实上，红军的运动战术在蒋介石新战略实施后越来越失去空间，要想保卫中央苏区只能在内线作战，采用阵地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斯诺认为：李德过高地估计了苏区的资源、红军在非机动作战中的战斗力、敌军的士气涣散，同时也过低地估计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实力，拟定了一个以阵地战为中心的大规模防御计划，并坚持改变战术。但是，在军事的失败面前，李德所负责任的实际程度可能被夸大了，“实际上几乎无法相信，不论由哪个天才来指挥，红军在遇到了他们在第五次围剿那一年所遇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之后，仍能胜利归来”。[3]必须承认，国民党军队的前几次军事“围剿”虽然失败，却都在不同程度上给根据地军民造成了各方面的困难。在此基础上，蒋介石新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失去了诱攻、伏击或者在广阔的战场上出奇制胜的机会”。[4]

“左”倾路线执行者的错误领导导致了根据地空前的政治危机，也深化着根据地的军事危机。“在政权政策上，它不是仅仅剥夺革命敌人的参政权，而采取了使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策；在国民教育政策上，它不是实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而强调了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此外，它在知识分子政策、兵运政策以及肃反政策等方面也都犯了同类性质的错误。”[5]同时，在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对国民党内部出现的分化也缺少清醒的认识，如无视福建事变领导者的反蒋诉求以及广东地方派的抗日要求，极大地孤立了自己。这些“左”倾错误所导致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当时因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在会昌等地出现群众倒向敌人的‘反水’现象。”[6]把一些富裕中农当成地主、富农进行打击，把数量不多的小私营业主当成资产阶级对待，残酷打击在扩红运动中的所谓“消极怠工”分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在组织上仿效苏联反倾向斗争和肃反的经验，采用宗派主义的手段，对党和红军内部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采取“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如所谓的“罗明路线”以及“江西罗明路线”。这些都使得中央苏区内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延续长达4年之久，最终使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7]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成立的第二年就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党的建立和成长、党的路线的正确与错误、中国革命的成功与挫折都同共产国际的领导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突出特点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综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可以说对的少、错的多，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错误的”。[8]其后果是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忠实执行的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9]

注释：

[1]《伍修权回忆录》，第7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2]《张宗逊回忆录》，第10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8。

[3]［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4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4]《毛泽东自述》，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93。

[5]《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60。

[6]蒋建农、郑广瑾：《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第25页，红旗出版社，1997。

[7]《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5、310页，人民出版社，1984。

[8]《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5、310页，人民出版社，1984。

[9]《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第26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