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国词集的发展与流变

从词集创作与出版的角度看，民国词坛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前后连贯，但又在不断发展变化，总体上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一致。

一、第一时期：民国词集形成与发展期

第一时期从民国成立的1912年至1927年，这中间虽然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如上文所说，在旧体诗词创作领域，这场新文化运动实际影响不大，因此这一时期的民国词集总体状况与晚清相差不大，基本上是晚清词坛的自然延伸，无论在创作上还是词学观念上，都受到常州词派的影响。当然，由于辛亥鼎革，晚清遗老遗少从国家的政治中心跌落到边缘，其心态以及创作倾向均有一些改变，因此这一时期常州词派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国家政治的关心较之前少了，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他们在创作中除了抒发遗民的黍离之悲与沧桑之感外，比较多地将兴趣转到词的技法方面，沈曾植曾用“取义于周氏而取谱于万氏”(4)来评价王鹏运的词。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常州派，或称临桂派，在“取谱于万氏”方面更为偏重一些，也即沈曾植所说的“彊村精识分铢，本万氏而益加博”(5)，这种特点使之与清代的常州词派产生一定的差异。

在词的创作和词集的出版方面，以晚清四大家为代表的后期常州派依然在词坛占据主流位置，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此时王鹏运已经去世，但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三家依然比较活跃，尤其是况周颐，词的创作与结集都处于十分旺盛的状态。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中国书店将其《存悔词》《新莺词》《玉梅词》《锦钱词》《菱景词》《蕙风词》《二云词》《餐樱词》《菊梦词》各一卷一并刊出，合称为《第一生修梅花馆词》，合集中的《二云词》《餐樱词》《菊梦词》三种，均创作于民国时期。此前，况氏已将咏梅词编成《秀道人修梅清课》一卷，有民国九年（1920）木活字本。其晚年删定的《蕙风词》二卷，有惜阴堂民国十三年（1924）刻本。况周颐这些重要的词集都刊刻、出版于这一时期。除了况周颐，朱祖谋于民国七年（1918）取旧刊各集，益以辛亥（1911）以后词作，编成《彊村乐府》，与况周颐《蕙风琴趣》合刊。民国十三年（1924），朱氏又据《彊村乐府》续加删订，刻成《彊村语业》二卷，亦即托鹃楼本《彊村语业》。这是朱氏词集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本子。郑文焯的《樵风乐府》九卷，在民国二年（1913）由仁和吴昌绶双照楼刊刻。词集前有“岁在癸丑仁和吴氏双照楼刊”牌记，序言部分由易顺鼎《瘦碧词序》、俞樾《瘦碧词序》、陈锐《冷红词序》、王闿运《比竹余音序》组成，具有较强的史料价值。郑文焯南下苏州时开始创作词，逐步形成《瘦碧词》《冷红词》《比竹余音》《苕雅余集》等集，《樵风乐府》即在此四部词集的基础上删存而成。《樵风乐府》是郑文焯生前认定，代表己作的精华本，因而流行颇广，影响也比较大。民国九年（1920），《樵风乐府》九卷作为“大鹤山房全书”之一，再次由苏州交通图书馆重印。

其他老一辈文人，如张上龢的《吴沤烟语》、陈衍的《朱丝词》、樊增祥的《樊山诗词文稿》、沈曾植的《曼陀罗寱词》，以及年辈更高一些的词人，如王闿运的《湘绮楼词钞》、吴重憙的《石莲闇词》等，也都在这一时期刊刻过。此外，南京遗老孙正礽的《忆香词》也刊行于这一时期，而邓嘉缜的《晴花暖玉词》则由后人辑录而成。这些词集有的是初刻，有的则是重刻，均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这些晚清遗老的词集加起来，数量在当时词坛占据较大比重。

除了占据主流地位的晚清遗民词人词集外，这一时期还有两类词集比较值得关注。

第一类是女性词集。这一时期的女性词集不仅数量比较多，而且由于时代的原因，个别词集还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表达了女性独立与解放的内在要求。许禧身的《亭秋馆词钞》和左又宜的《缀芬阁词》属于传统女性词集，在这一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影响也相对大一些。《亭秋馆词钞》规模较大，共四卷，有民国元年（1912）刻本。词集由徐琪题签，有叶庆增序、陈夔龙序，以及徐琪、冯煦、郭宝珩的题辞。许禧身是晚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陈夔龙继室，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许乃恩是清道光举人，曾任山东等地知县；哥哥许祐身曾任山东道监察御史、苏州知府等职，是俞樾的女婿。许禧身诗词俱佳，除《亭秋馆词钞》，还有《亭秋馆诗钞》十卷。据陈夔龙序：“（许禧身）吟诗之暇，尤好填词。每当花朝月夕，酒阑茶罢，兴之所至，一寄于倚声。”(6)叶庆增则以为其词“枨触多端，郁伊善感”，并“多悼女公子之作”(7)。左又宜《缀芬阁词》规模稍小，只一卷，有1912年刻本和1913年刻本两个版本，其中民国二年（1913）巾箱刻本封面有癸丑人日朱祖谋题签，内有壬子九月绍兴诸宗元序，并有庐江陈诗题辞，后有陈三立《夏君继室左淑人墓志铭》和夏敬观《左淑人行述》。左又宜为左宗棠孙女，湖南湘阴人，夏敬观继室。夏敬观是晚清民国时期重要的词人、词学家、画家。左又宜虽出生于显贵之家，但其时左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左氏从小即有文采，尤擅于词，生前应著有诗、词各一卷，但诗集可能未曾刊印，现仅有《缀芬阁词》一卷存世，收词六十四阕。集中词作大部分写成于清末，从内容看，主要写家庭日常生活与自己的闲情逸致，犹多咏物之作以及与夫君的酬唱之作，取材比较单一，眼界、格局也比较小，大致沿袭了晚清闺秀词的余风。除了这两人，这一时期还有福建著名女词人薛绍徽的《黛韵楼词集》（收入《黛韵楼遗集》）、湖南长沙女词人刘鉴的《分绿窗词钞》（与其诗集合刊）、湖南湘乡女词人杨延年的《椿荫庐词存》（与其诗集合刊）等刊刻出版。

除了传统的女性词集，这一时期还有两部女性词集比较有特点，值得关注。其一是郭坚忍的《游丝词》（又名《延秋馆词》）。《游丝词》有民国二年（1913）铅印本，前有癸丑冬初芷渔题签，郭坚忍小像一帧，甲寅年真州吴恩棠序、兄宝珩（号薯厂）序和妹少槐序，另有癸丑冬郭坚忍自序一篇，丙午除夕臧谷题词一阕。郭坚忍原名宝珠，字韵笙，后改字延秋，出生于扬州书香门第。她平素喜吟咏，尤工倚声，旁及绘事，为文“无丝毫儿女嗫嚅态”(8)。郭坚忍以倡导女权、创办女学闻名，是扬州妇女界的著名领袖，也是近代扬州妇女解放的先驱，曾创立女子学校，成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子参政月刊》，并被推举为扬州妇女会会长。郭坚忍曾著有文集、讲学时的讲义，以及《延秋馆诗钞》和《四十日避地诗》铅印本，惜皆已散佚，唯存《游丝词》一卷。其自序云：“于诗词一道，并不谙其音律。惟早岁从夫，高堂远隔，乌恋之私，未能或已。每托兴于吟咏，积牍连篇，不忍自弃，已成一卷。”(9)《游丝词》摒除无病呻吟之积习，不以雕琢辞章为能事，风格兼有婉约与豪放。其二是吕碧城的《信芳词》[《信芳集》诗一卷、词一卷，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吕碧城字遁天，号明因，后改作圣因，别署晓珠、信芳词侣等，安徽旌德人。吕氏工文藻，善填词，早岁为樊增祥所赏。曾任《大公报》编辑、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民国后受袁世凯礼聘，任公府咨议；后一度旅居国外，晚年心依空门。吕氏早年为人旷放，晚年潜心佛理，又兼游历美、英、法、德、意、奥和瑞士诸国，故词作题材广泛，气象万千，有“近三百年第一女词人”之誉。其域外词描摹海外风光、异域人文，皆雄奇瑰丽，宛在目前，尤其为人称道。

第二类是南社词人的词集。南社创立于1909年，解体于1923年，由当时的同盟会成员柳亚子、陈去病等倡议成立。取名“南社”，含“操南音而不忘本”之意，有反抗满清、坚持民族气节的政治追求，因此社员之间“以文章相砥砺，以气节相标榜，以诗歌相酬唱”。按道理来说，南社词人与满清遗老词人在政治立场和生平经历上都有很大差异，势成水火，但有意思的是，他们之间不仅能够相互包容，甚至还存在着词学上的传承关系。如上海的舂音词社公推晚清遗老朱祖谋为领袖，而社员中不乏庞树柏、陈世宜、王蕴章、徐珂、叶玉森等南社成员。至于南社成员中向朱祖谋学习词学，乃至拜朱祖谋为师的，也大有人在。这一时期南社词人有词集结集或刊行的不少，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傅熊湘、庞树柏、沈宗畸、徐珂等人。傅熊湘，号钝安。据《钝安先生行状》，傅氏初名德巍，字声焕，又字文渠，次更名尃(10)。后又梦神人赐名，方改名熊湘。后因避当道耳目等原因，更字君剑，并先后用了湘君、钝根、屯艮、尹佥、倦还、倦翁、青萍、孤萍、更生等笔名。傅氏是近现代湖南著名报人、教育家，早年与宁太一等创《洞庭波》杂志，继办《竞业旬报》，“抨击清吏不遗余力。复与江苏柳亚子、广东蔡哲夫等结南社，一以文字鼓吹革命，名益大噪”(11)。他曾主办《湖南月报》《天问周刊》《通俗日报》《醴陵旬报》《民国日报》等，后又主持《南社湘集》。他的《钝安词》有两个版本，除常见的《遗集》本外，本时期还有一个钞本，附在《钝安诗》后，共两卷。卷前有宁调元、卜世藩、张无为、高旭、刘师陶、胡德莹、黄堃等人题辞，以及作者甲寅年（1914）所作的自序和跋尾。据作者自序，“两卷本”“录自己酉（1909）至壬子（1912）作”，主要是民国之前的词。庞树柏号芑庵，别号剑门病侠，江苏常熟人，为同盟会会员，南社发起人之一。在圣约翰大学任中国文学讲习时，他参与策划上海光复，后归隐；又曾与黄人等组织“三千剑气社”，以词闻名，可惜英年早逝。他所作《庞檗子遗集》在他去世后由王蕴章刊刻出版，集中收入其《玉琤馆词稿》一卷。除了这两人外，号称“南社才子”的沈宗畸也在这一时期出版了词集《繁霜词》，词集是附在《南雅楼诗斑》后刊行的。《南雅楼诗斑》有民国五年（1916）铅印本，前有江阴何震彝所撰《南雅楼诗斑序》以及沈宗畸自序。沈宗畸字太侔，号南雅、孝耕、繁霜阁主，广东番禺人。沈氏“四十后始学为词”，故《繁霜词》乃作者四十岁之后的词作。词人认可清项鸿祚在《忆云词》自序中所言“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观点，认为“不幸生丁丧乱，孤愤伊郁，舍诗词又将焉托”(12)，以诗词为寄托生涯之具，讲究真情真性。其词多有忧生之嗟，或以戏谑笔调出之，有较高的艺术性。此外，著名学者、南社成员徐珂《纯飞馆词》及其续集也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徐珂，字仲可，浙江杭州人，曾任职商务印书馆，师事周苕湄、宗啸吾、俞小甫诸人，后为谭献入室弟子。民国三年（1914），徐珂之子徐新六刊《纯飞馆词》一卷，入《天苏阁丛刊一集》；民国十二年（1923），又刊《纯飞馆词续》一卷，入《天苏阁丛刊二集》；民国十四年（1925），《纯飞馆词三集》一卷由朱景彝校印，入《胥山朱氏宝彝室集刊》。《纯飞馆词三集》，收录徐氏癸亥（1923）以后词作共95首，朱景彝序云：“年来国家多故，甲子、乙丑间江浙且骚然，仲可燕居无俚，乃有幽忧之疾。即事抒感，复得数十首。”(13)徐珂受业谭献，祖述常州，重寄托，标意格。朱景彝于序中特载徐氏之言：“愿今之学者，薄小慧侧艳而不为，于明以后词悉屏弗观，惟以两宋名作涵泳玩索，求之于体格神致间，以蕲臻于浑成及重拙大之境。”(14)可知其晚年用力所在，故其词作能得两宋之长。南社成员在这一阶段出版的词集还有不少，如上述女性词人吕碧城也是南社重要成员。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词人出版了词集，这些词人在创作上也颇有成就与影响，如赵熙、夏仁虎、李绮青等，其中又以赵熙及其《香宋词》较为著名。赵熙，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他为光绪庚寅（18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转江西道监察御史；清亡后携眷返籍，以逸民自处。赵熙初不填词，民国五年（1916）后始涉倚声。《香宋词》两卷本收录其丙辰（1916）、丁巳（1917）两年居乡所作，民国六年（1917）由成都图书馆刊刻，封面由林思进题签，牌记题“丁巳秋成都图书馆督雕”。前有作者自序：“云‘香宋’者，汉许君有言，宋，居也，《离骚草本疏》中‘其芳菲菲，树之维宜’，而余今实无一椽之庇。噫！自欺而已。”(15)后又曾益以戊午年（1918）作，合为三卷，此后不再作词。赵熙词作内容以咏物、山水、酬答、抒怀为多，下笔常含悱恻之思，寄骚雅之意；又于时事变幻感慨尤深。《香宋词》时誉颇高，在民国词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此外，夏仁虎《啸庵词》有民国九年（1920）刊刻本，内有《淮波词》《和阳春词》《燕筑词》《梁尘词》各一卷，即《啸庵词》的甲乙丙丁稿，再加上后刻的《零梦词》一卷。李绮青《草间词》有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夏仁虎、李绮青在词的创作方面也有较高的成就，是民国时期比较著名的词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有一些青年学者也出版了词集。如在民国元年（1912），二十来岁的王易就出版了《镂尘词》，作者自言从辛亥就开始学词，每有感怀，便寄之于词，日积月累，得数十章。又如黄侃从日本留学回来，同年也出版了他的《纗华词》。

二、第二时期：民国词集繁盛期

第二时期从1927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是民国词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民国词集刊刻、出版最为兴旺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词的创作，还是词集的刊刻、出版，都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特征。出生于清道光、咸丰时期，以朱祖谋为代表的老一辈词人，这时已经开始步入人生的暮年，虽然他们在词坛上依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朱祖谋，直到1931年去世，一直是词坛公认的领袖人物，但从词的创作而言，已不如过去活跃。从他们现存的词作看，一些名作往往都是此前创作的。就词的结集而言，他们这一时期比较多的是整理之前的词作与词集，有的则是在旧作基础上加入一些新作，修订成新的词集，以便于存世。换句话说，老辈词人正在慢慢退出词坛，他们的词集虽然还在刊刻，但完全以新创词作结集，或者以新创作品为主结集的，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与此相反，以龙榆生等人为代表的一批1900年前后出生的新生代词人开始在词坛崭露头角，逐步成长起来。这批词人不仅与道咸时期出生的晚清词人不同，而且与当时在词坛上正处于创作旺盛期、同光之际出生的词人也不同。同光之际出生的一代词人虽然因年龄以及成长环境的关系，能够容忍新观念、新事物，甚至接受新观念、新事物，身上的遗民气息比较少，但他们毕竟出生在晚清，接受过完整的封建传统教育，有的还考取功名，担任过清廷的官职，其本质基本上还是晚清文人。而新生代词人却不同，民国成立时，他们大部分只有十岁左右，对旧朝尚未产生感情，政治上没有包袱，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接受新式学校的教育，具有新的观念与眼光，已经是新一代的文人。因此，他们的观念、眼界以及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都与前人不同。他们一方面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与训练，可以熟练地用传统的方式进行词的创作；另一方面也能接受新的词学观念，并用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来研究词。中国词学的现代化转换，主要是由他们完成的。因此从1927年到1937年，除了词的创作非常繁荣外，词坛的新旧转换也在此期间逐步完成。这是中国近现代词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十年。

从刊刻与出版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词集，以晚清遗民词人整理自己或前辈的词作、词集为主。这些遗民词人此时普遍年事已高，正陆陆续续离开人世；整理和刊刻词集，既是对他们词的创作进行总结，也是他们在行将离开人世时对自己作品的一种安排。当然，从客观上看，这也是一种保存历史文献的行为，符合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惯做法。整理、刊刻词集都是晚清遗民词人的个人行为，有各自的打算与安排，但将这些行为集中起来看，无疑又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集体意识，整体上是对过去的一个时代进行总结。

朱祖谋整理、辑录的《沧海遗音集》，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这样的词集。这部词集在朱祖谋生前没能来得及刊刻，是由龙榆生在民国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间刊刻印行的。对于这部词集，新加坡国立大学林立先生的《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一书已经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可以参考。《沧海遗音集》以汇集晚清遗民词集为主，标题“沧海遗音”，本身也体现了这一点。全书总共收入11家清末民初的遗民词集，包括沈曾植《曼陀罗寱词》一卷、裴维侒《香草亭词》一卷、李岳瑞《郢云词》一卷、曾习经《蛰庵词》一卷、夏孙桐《悔龛词》一卷、曹元忠《凌波词》一卷、张尔田《遯庵乐府》一卷、王国维《观堂长短句》一卷、陈洵《海绡词》二卷附《海绡说词》一卷、冯幵《回风堂词》一卷、陈曾寿《旧月簃词》一卷。据龙榆生为《沧海遗音集》所作的题识，朱祖谋辑此集“一以昔同游处而国变后不复从政者为归，其或集已刊行，暂从割舍，故别目如临桂况周颐夔笙、武陵陈锐伯弢、荣赵熙尧生、顺德麦孟华孺博、南海潘之博若海诸家皆不及收入，又有德清俞陛云阶青、宜兴蒋兆兰香谷二氏则存目待访”(16)。可见朱祖谋是有意识地收集遗民词集，而且按原定计划，规模还要大一些。除了这部书，陈乃乾所编的《清名家词》，一定程度上也是一部具有类似性质的词总集。此书与《沧海遗音集》不同，是一部清词总集，规模更大，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上海开明书店刊印。按理陈乃乾无论是身份还是年辈，均与朱祖谋不同，属于1900年前后出生的新一代词家，没有总结过去、留存文献的主观动机，但这部大型词集客观上有总结清词创作、保存一代文献的功效。按照原计划，编者打算分期、分批刊出所有清代名家的词集，此书只是第一辑。编者着眼于全清名家词，自然也包括晚清民初，因此收入了陈锐《袌碧斋词》、王国维《观堂长短句》、况周颐《蕙风词》、郑文焯《樵风乐府》、王闿运《湘绮楼词》、冯煦《蒿庵词賸》等词集。此书1949年以后由上海书店重印，有较大影响。

除了词的合集，这一时期对单个遗民词人别集的整理、刊刻也在进行，其中对朱祖谋词集的刊刻比较有代表性。朱祖谋在托鹃楼本《彊村语业》刊刻后，曾将癸亥（1923）以后词作删定成《彊村语业》卷三，然未及刊刻而逝。民国二十二年（1933），龙榆生将卷三手稿与前二卷合刊，成《彊村语业》三卷，编入《彊村遗书》；又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将卷三手稿交付开明书店影印出版，题为《彊村语业卷三手稿》，又名《朱彊村先生手书词稿》。此外，龙榆生复取《彊村语业》删余之词以及其他未刊手稿，刻成《彊村词賸稿》二卷、《彊村集外词》一卷，皆入《彊村遗书》。除了朱祖谋，魏元旷《潜园词》《潜园词续钞》和李孺《仑闇词》也在这一时期刊刻。魏元旷（1857—1935），江西南昌人，字斯逸，号潜园、潜园逸叟，又号蕉庵。光绪二十一年（1895）进士，历任刑部主事等职；清亡后归乡，以遗民自处，专心著述。《潜园词》共四卷，收词77首；《续钞》一卷，收词29首，两者相加共106首。词中内容大抵送别、抒怀、题画、酬赠之作等，多寓故国之思、世变之慨。有《魏氏全书》本，刊刻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李孺（1861—1931），原名宝巽，字子申，后更名孺，字思徐，晚号仑闇，河北遵化人，世隶内务府正白旗汉军籍。李孺先任职地方，后赴日本为留学生监督；回国后一直在湖北任职，辛亥事发，一度遭革命党人囚禁。被释放后，李孺辗转至天津，以鬻文卖画为经济来源，生活颇为蹙迫。他常与三五耆旧结词社，诗词唱酬。《仑闇词》一卷，附有作者诗歌，前有太平花画扇、金带园芍药画扇以及王嵩儒的《仑闇先生传略》，民国二十二年（1933）由李孺门人阚铎董理付刊。

此外，还有一些年龄比朱祖谋稍小的词人，也刊刻了一些词集。他们从身份上说，不能算是晚清遗民，但同样经历了晚清的世变，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去世。他们词作的结集与刊刻，整体上看，也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与总结，如汪兆镛的《雨屋深镫词》《雨屋深镫词续稿》合刊本。汪兆镛出生于1861年，1938年去世。晚清时他曾两次进京应试，均不中，辛亥后侨居澳门，闭门著述。汪氏曾于壬子（1912）春刻《雨屋深镫词》一卷，与《微尚斋诗》合刊，收乙酉（1885）至辛亥（1911）间的词作共42首。此合刊本即以1912年刻《雨屋深镫词》为底本，并增补《雨屋深镫词续稿》一卷，于民国十七年（1928）铅字印行。《续稿》收词25首，是作于壬子（1912）至丁卯（1927）间的词作。汪氏去世以后，其家人又曾辑其晚年词作，于1940年刊行，名《雨屋深镫词三编》。又如程颂万的《定巢词集》。程颂万，字子大，一字鹿川，号十发居士，湖南宁乡人。出生于1865年，1932年去世。平生擅诗、文、词、书、画、印，曾与湘中名士易顺鼎、袁绪钦、何维棣等人结湘社，以诗词相赠答。《定巢词集》曾有民国十三年（1924）的武昌刻本，但民国十八年（1929）再次刊刻，并加上作者己巳年（1929）所作的自跋，以之作为《十发居士全集》的第五种，总结的意味更浓。据作者自跋：“予少作《美人长寿庵词》六卷，刻于光绪庚子岁，今删订为《定巢词》。前五卷依韵订律，于原刻收十之五，改十之七，觊合于古。”(17)可见《定巢词集》十卷乃是词人对自己作品精选的结果，以便留存于世。再如潘承谋的《瘦叶词》。潘承谋，字铁仲，号省安，出生于1874年，1933左右去世，江苏吴县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副贡，曾官农工商部员外郎。潘承谋为吴门潘氏后裔，擅长倚声。《瘦叶词》由邓邦述题签（钤印“沤梦词人”），有张茂炯序，录词95首，附编二卷，录《己巳消寒词》《庚午消夏词》作品各12首。集中所收词作约始于1906年，讫于辛未年（1931）重九，是年词人遭太夫人丧而吟事遂废。《瘦叶词》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石印出版，多题画、饮宴、记游、赠答之作，反映了词人清雅、舒徐的生活状态。

这一时期除了晚清遗民以及其他老一辈词人词集的刊刻，词坛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词学季刊》词人群体的形成。《词学季刊》1933年4月创刊于上海，主编龙榆生。该刊最初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第2卷起移交开明书店继续出版发行，至第3卷第3期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停刊，共计出了11期。第3卷第4期为残卷，仅有部分校样。刊物以发表研究文章与词学文献为主，但辟有“近人词录”和“现代女子词录”两个栏目专门发表作品；“现代女子词录”后改名为“近代女子词录”。可能因稿源的关系，《词学季刊》有几期没有“近代女子词录”栏目。在两个栏目发表词作的基本上都是当时著名的词人和社会名流，后逐步形成了一个《词学季刊》词人群体。《词学季刊》属于现代词学刊物，没有明显的词派特征和词学倾向，加上主编龙榆生与词坛新旧两派词人均有交往，因此《词学季刊》词人群体只是经常在刊物上发表词作的同好而已，人员成分、年龄层次等均比较多样。从人员成分看，《词学季刊》词人群体既有晚清民初的遗民词家，如张尔田、陈洵、夏孙桐等，也有属于南社的词家，如邵瑞彭、易孺、寿鑈、吕碧城、汪兆铭等；从年龄看，既有出生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年辈较长者，如夏孙桐、廖恩焘、吕凤、蔡宝善、金兆藩等，又有出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及以后，当时四五十岁，正处于创作旺盛期的词人，如张尔田、朱师辙、易孺、邵章、胡汉民、陈洵、林鹍翔、仇埰、夏仁虎、吕碧城、邵瑞彭、张默君、寿鑈、郭则沄、任援道等，还有夏承焘、唐圭璋、赵尊岳、严既澄、陈翠娜、丁宁、陈家庆，包括龙榆生自己在内的新一辈的词人。这个词人群体无论是创作的质量还是数量，在当时都非常突出，影响也比较大。

这些词人大部分都有自己的集子，虽然刊刻、出版的时间各不相同，但从总体上看，在这一时期相对集中一些。其中年辈大一些的夏孙桐、廖恩焘、吕凤、蔡宝善等，在这一时期都有词集刊出。除了夏孙桐《悔龛词》收入《沧海遗音集》外，吕凤、蔡宝善、廖恩焘的词集都是单独刻印。吕凤（1869—1933），字桐花，武进人，晚清进士赵剑秋妻。工篆书，兼擅绘事，尤工倚声，人称桐花夫人。吕凤《清声阁词四种》六卷，约民国二十五年（1936）刊刻。词集由邵章丙子（1936）冬题签，前有同郡董康丙辰（1916）十月所作的序、向迪琮丁卯（1927）重九的序，并附有樊增祥于丁巳（1917）七月为《同心集》所作的序。《同心集》为吕凤与女词人张韵香唱酬的合集，其时已无存。序文题下有小注：“集本景印，今已无存，序稿尚在，附刻于此。”(18)其后是徐兆玮、孙师郑、樊增祥、庄蕴宽、冒广生、管联第、曾懿、张一麐、刘宗向、陈韬、夏孙桐、李哲明、邵章、谭祖任、汪曾武的题诗。全集六卷，包括四种词：第一至第三卷为《清声阁词》，按时间为序，第一卷收录光绪壬辰（1892）至辛亥（1911）的词作共128首；第二卷收录壬子（1912）至癸亥（1923）词作共100首；第三卷收录甲子（1924）至庚午（1930）词作共102首。后面三卷按题材分类：第四卷为《和小山词》，共收词作255首；第五卷为《和漱玉词》，共收词作57首；第六卷为《和淑贞词》共收词作31首。全集共收词673首。向迪琮谓其深合王鹏运“拙重大”之旨，并说：“邵次公谓‘漱玉、断肠、魏夫人后，兹集当推第四’洵非过情之誉、阿好之言。”(19)蔡宝善（1869—1939），字师愚，号孟庵，浙江德清人。曾任江苏省政务厅厅长、金陵道道尹、苏常道道尹等职，1930年卸任后，卜居苏州沧浪亭畔，与张茂炯、费树蔚、邓邦述、吴梅等结词社，诗酒唱和，不问政事。《听潮音馆词集》三卷有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词集由《绿芜秋雨词》《萧心剑气词》《瓶笙花影词》三集组合而成。《绿芜秋雨词》有光绪戊申（1908）胡薇元序、宣统己酉（1909）姚熙敬序、光绪十八年（1892）作者自序，继后有冒广生、邵启贤、邓邦述、吴梅等的题辞。《箫心剑气词》前有光绪戊申（1908）刘福槐题序。《瓶笙花影词》有高潜乙丑年（1925）题序。词集后有蔡宝善女弟子谢芝1930年跋，跋语云：“右词三卷，吾师德清蔡孟庵先生所作，前两卷辛亥以前西安图书馆曾为印行，后一卷则近年所作。顷徇朋好之请，并付校印。”(20)据跋语可知，1930年印行的《听潮音馆词集》乃是词人裒集先前已经刊行的词集以及近作而成的。蔡宝善《听潮音馆词集》刊行后尚有词作，经过词人生前自订，集为《沧浪渔笛谱》刊行，刊行时间约为1936年。至于廖恩焘，其《忏庵词》八卷，于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出版，《忏庵词续稿》四卷，也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刊刻出版。

出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词人，这时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这一时期也纷纷刊刻词集，如邵瑞彭、易孺、邵章等。邵瑞彭（1887—1937），字次公，又字次珊，别署梧丘，室名次室、榆庐、壮学堂、铁砚山房、小黄昏馆等，浙江淳安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南社。其《扬荷集》四卷，有民国十九年（1930）双玉蝉馆红印刻本。词集由郑沅题名，卷末有跋，记录是集刊刻时友人出资情形。四卷收词二百五十一阕，时间大致从庚戌（1910）秋至辛未（1931）。是刻封内有牌记镌“岁庚午二月上旬双玉蝉馆刊”，但集内收词又有“辛未灯夕”的小序，可能卷四是后来增刻的。除《扬荷集》外，邵瑞彭另有《山禽余响》一卷，有壮学堂民国廿五年（1936）朱印本。易孺（1874—1941），原名廷熹，字季复，号孺斋、大厂，广东鹤山人。早岁肄业于广雅书院，专习朴学，后转入上海震旦书院，中年东渡日本，研习语言及师范教育。归国后流寓京沪间，讲学北京高师、暨南大学、国立音专等校，又因精擅篆刻，一度受聘印铸局技正。易孺《双清池馆词录》一卷，有民国十九年（1930）石印本，与《双清池馆诗录》合刊，统名《双清池馆集》。是集系据易孺门人胡塙手录本石印，书前有庚午年（1930）易孺、胡塙及王薳序各一篇，又有龙榆生题诗五首、题辞一则。《词录》部分有朱祖谋、叶恭绰题辞各两则，及龙榆生所题词作一阕，另天头印有朱祖谋、叶恭绰及胡塙三家批语。易孺另有《大厂词稿》九卷及《寿楼春课》一卷。其中《大厂词稿》九卷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商务印书馆石印本，系据易孺、陈运彰、吕贞白、郑雪耘、阮季湖分写本石印，封面由鲍廉澄题签，内封由王璹庑署检。前有乙亥（1935）五月陈运彰、吕贞白联句分书序言及易孺自述。全书共九卷，依次为《依柳词》《欹眠词》《双清池馆词》《宜雅斋词》《湖舠词》《花邻词》《绝影楼词》《简宧词》《湖梦词》，每卷前各有小序，略述结集始末。其中《双清池馆词》一卷与石印本《双清池馆词录》内容略同，惟删去4首自度曲。《寿楼春课》一卷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铅印本，与《孺斋丁戊稿》合刊。邵章（1872—1953），别名伯褧，号倬庵，浙江杭州人。清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历任编修、湖北法政学堂监督、奉天提学使等。1929年任班禅秘书长。富于收藏，精书法，擅辞章。邵章为谭献弟子，其词集自序称“弱冠游复堂先师门，习闻词学绪论。中岁人事牵萦，未遑操翰”，至五十二岁始学为词，与夏孙桐、张尔田、邵瑞彭等相商榷。其词在民国备受名家推崇。邵章《云淙琴趣》三卷，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本。词集由章钰题名，时署“乙亥（1935）春月”，有邵章自序。《云淙琴趣》有两个版本，按刊刻先后，分别为：《云淙琴趣》二卷本，所收词作始于1923年，讫于1929年，共收词200首，朱印，依年次分为二卷；《云淙琴趣》一卷，1935年倬庵邵氏补刻本，是集有邵章自记，收词始于1923年，讫于1934年，计100首左右。

至于1900年左右出生的新生代词人，由于年龄的关系，这一时期出词集的并不多。值得提一下的是女词人陈家庆《碧湘阁集》中的词集。陈家庆（1904—1970），字秀元，号碧湘，湖南宁乡人。陈家庆青年时代就读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后转学至南京东南大学，先后受业于李审言、刘毓盘、吴梅等人。其《碧湘阁集》为诗词文合集，各一卷，前有吴梅癸酉（1933）元夕题签，内有陈家庆肖像一幅以及刊刻时间，并有徐英手写题记和用印，另有林损、黄侃、高步瀛、徐英、陈家英、吴梅等人的题辞，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出版。陈家庆词受刘毓盘、吴梅的影响颇深，既重视词的寄托，又注意词的雅正，讲究立意、意境和音律的浑融，在众多民国女词人中别树一帜。此外，女词人陈翠娜因为其父陈栩（天虚我生）的原因，词的结集也很早，民国十八年（1929）有《绿梦词》（收入《翠楼吟草》中）铅印出版。

三、第三时期：民国词集低迷期

第三时期从1937年至1949年9月。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大背景就是连续不断的战争，先是八年抗日战争，然后是三年内战，中间只有很短的一段和平时期。由于战争，词人的生活普遍比较动荡，词的创作和结集自然也受到影响，和上一时期相比，词集的刊刻、出版数量直线下降。这是民国词集在发展过程中的低迷期。这一时期的词坛有两个特点：

其一是《同声月刊》吸引了一大批词人，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词人群体。此群体中的大部分词人具有一定的社会声望与创作经验，他们的创作从整体上看，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在当时词坛有较大的影响力。但与上一时期《词学季刊》词人群体不同的是，这些词人主要生活在沦陷区，成分也比较复杂，虽然绝大部分属于纯粹的文人，但也有人与汪伪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就是明确的汉奸文人。与此同时，一些曾在《词学季刊》上发表过文章或词作的词家，这一时期有的离开上海或南京，到了西南大后方，如唐圭璋等；有的虽然还生活在沦陷区，但不在《同声月刊》上发表文章和词作，如夏承焘等，在民族气节上更值得称道。《同声月刊》词人群体在年龄上有一定的梯度，老中青都有，反映了当时词坛上词人年龄构成的实际情况。当时以朱祖谋为代表的遗民词人大部分已经去世，同光之际出生的一批词人也已六十岁上下，成为了词坛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同声月刊》上也最活跃。龙榆生等二十世纪初出生的一批词人大致在四十岁左右，渐渐进入创作的旺盛期，代表了词坛一种新的力量。而朱庸斋等更年轻一些的词人，这时二十来岁，也开始成长起来。《同声月刊》词人群体中，前两个年龄层次的词人大部分都出版了自己的词集，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词集来源。

其二是西南大后方词人群体比较活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到西南地区的重庆，一大批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以及工商界人士也随之来到西南地区；而更为重要的是，一大批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也撤退到西南，一时群英云集。这些文化人士的到来，以及随之开展的诗词创作和酬唱活动，无疑为西南大后方的词坛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客观上促进了该地区诗词创作的繁荣。这批文化人士中，高校教师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活跃的中坚力量。其实高校教师一直是民国时期诗词教学和创作的重要力量，这点在上一时期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但彼时大学分布在全国各地，高校教师虽然活跃，但并不集中，只有到了这时，著名高校纷纷随政府迁到西南地区，人员聚集起来，其创作活动才更容易产生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重庆中央大学教师围绕《雍园词钞》展开的创作、编选和词集刊印活动。

以下分别对这两部分词人的词作以及词集刊刻情况作简要述评。

首先是围绕在《同声月刊》周围的词人与词集。《同声月刊》1940年底由龙榆生在南京创办，1945年停刊，总共出了39期。从宗旨和栏目设置看，该刊与《词学季刊》有一定的相似度，也可以说是后者的一种延续，但《同声月刊》的文章除了词的研究外，也涉及到诗和乐歌等其他文类，范围稍大一些。与《词学季刊》一样，《同声月刊》也设置“今词苑”栏目，供各地词家发表自己的词作。综观全部的《同声月刊》，在“今词苑”发表词作较多、表现比较活跃的词人有：俞陛云、龙沐勋、夏孙桐、陈方恪、廖恩焘、张尔田、丁宁、陈曾寿、何嘉、溥儒、高燮、汪兆铭、陈洵、向迪琮、吕传元、郭则沄、黄孝纾、夏敬观、杨秀先、黄孝绰、夏仁虎等，他们均发表有10首以上（包括10首）的词作。其他在此栏目经常发表词作的词人有：汪曾武、俞平伯、吕碧城、李宣倜、章柱、梁启勋、吴庠、蔡晋镛、赵尊岳、钱仲联等，他们均发表有5首以上（包括5首）的词作。此外，在上面发表词作的还有：夏纬明、董康、任援道、林黻桢、王蕴章、林葆恒、胡子敬、杨寿枏、周麟书、黄孝平、陈能群、张伊珍、石凌汉、袁毓麐、张伯驹、朱庸斋、汪彦斌、罗庄、刘祖霞、黄璧如、章士钊、顾随、鲍亚白、包莺巢、梁鸿志、郑德涵、陈巽昭、许廷芬、仇埰、叶恭绰、陈允文、冒广生、王瀣、杨无恙、李宣龚、何达安等。

这些词人，尤其是发表作品比较多、比较活跃的词人，大部分都刊有自己的词集。他们在《同声月刊》上所发表的词作，有的本身就是从词集中抽出来的一部分，这从词作标题就可以看出。如《同声月刊》创刊号“今词林”除了李宣倜的弁言外，共发表9位词人的词，分别为：张尔田“遯庵乐府4首”、陈曾寿“旧月簃词2首”、郭则沄“龙顾山房词2首”、汪兆铭“双照楼词5首”、溥儒“溥心畬词2首”、黄孝纾“碧虑簃琴趣1首”、黄孝平“黄君坦词2首”、龙沐勋“风雨龙吟室词4首”、夏纬明“夏纬明词2首”。可见，大部分词人都是有词集，或者准备结集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所刊刻出版的词集中，《同声月刊》词人群体的词集不仅数量上占据一定的比例，有些在词坛上的影响也比较大。如刊物主编龙榆生的《忍寒词》二卷，该词集民国三十七年（1948）由其门人钱仁康、戴天吉出资铅印出版，封面由陈曾寿题签，正文前有方君璧女士所作忍寒居士四十七岁画像、夏敬观所作《彊村授砚图》、夏敬观与张尔田的序。词集分为甲、乙两稿，甲稿为《风雨龙吟词》，收录龙榆生1930年至1936年所作的词；乙稿《哀江南词》，收录他1937年至1947年所作的词。该词集为龙榆生一生中最重要、影响也最大的词集。又如张尔田《遯庵乐府》龙氏忍寒庐民国三十年（1941）刻本。词集由吴庠题名，落款时间是辛巳（1941）三月。正文前有夏敬观己卯（1939）秋的序以及忍寒楼主龙榆生辛巳所撰的弁言。其实《遯庵乐府》此前出过一卷本，收词54首，由朱祖谋编入《沧海遗音集》。这次刊刻的是两卷本，系在上述54首的基础上，加上张尔田己巳（1929）之后所作以及原散佚在外的词作60首，共收词114首。前面54首为第一卷，后面新收的60首为第二卷。龙榆生所撰弁言对此有所交代：“孟劬先生生平所为词，往往不自存稿，多散在朋好间。此乐府前一卷吾师彊村翁曾刻之《沧海遗音》，后一卷则勋（指龙沐勋，即龙榆生自己——引者注）从箧衍中选录者也。”(21)其他如向迪琮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刊成的《柳溪长短句二集》、黄孝纾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左右刊成的《碧虑商歌》（又名《匑厂词乙稿》）、汪曾武于民国三十年（1941）铅印出版的《味莼词》（又名《趣园诗余》《趣园味莼词》）六卷、李宣龚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铅印出版的《墨巢词》、俞平伯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出版的《古槐书屋词》德清俞氏石印本等等，都是比较有影响的民国词集。

其次是西南大后方词人的创作活动。西南大后方的诗词创作活动以《雍园词钞》的创作、征稿、选编以及刊印最有代表性。《雍园词钞》由杨公庶夫妇编选，周光煜校雠。从征集词作起，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最终刊印，前后历时达九年之久。杨氏为杨度之子，于倚声之学颇有兴趣，因其时住在重庆中央大学附近的雍园地区，词集由是得名。该合集共收八家九种词集，计有：叶麐《轻梦词》、吴白匋《灵琐词》、乔大壮《波外乐章》、沈祖棻《涉江词》、汪东《寄庵词》、唐圭璋《南云小稿》、沈尹默《念远词》《松壑词》、陈匪石《倦鹤近体乐府》，另附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诗》。书前有杨公庶序：“仆往与内子溯江入蜀，卜居巴县沙坪坝之雍园，并嗜倚声，雅志蒐访。越明年，抗战军兴，并世词客多聚西南，刻羽引商，备闻绪论，比九更寒暑矣。遂用弘基、公谨故事，裒为总集，兼志游从。第限于物力，聊尝鼎脔，加诸家惠草先后不时，每得一集，辄付手民，未遑诠次，命曰词钞云。”(22)以此可略见编纂背景。此书虽说是“用弘基、公谨故事”，也即仿赵崇祚编《花间集》、周密编《绝妙好词》的故事，但“抗战军兴”的历史背景和高校教师为主体的作者身份，使其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色。唐圭璋先生在谈到《南云小稿》时有一段回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只身到成都任教。国难家愁，生离死别，我写了一些小词，辑为《南云小稿》，收入杨公庶《雍园词钞》中。”(23)词集的情感色彩以及题材内容于此亦可略知一二。《雍园词钞》作者中，除沈祖棻和唐圭璋外，乔大壮与陈匪石在当时及以后的词坛也均有较大影响，其词集尤其值得关注。

乔大壮《波外乐章》除收入《雍园词钞》的本子外，另有二册四卷的民国二十九年（1940）成都茹古书局朱印本。乔曾劬（1892—1948），字大壮，号壮殹，别署波外翁、伯戢、劳庵、桥瘁、瘁翁、乔痀，四川华阳（今成都）人。毕业于北京译文馆，精通法文。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经济部秘书、监察院参事等，后到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职，民国三十七年（1948）又返中央大学。因受流言所伤，决意辞世，遂自沉于苏州梅村桥下。乔大壮自幼博习经史，“岁乙巳、丙午间，始事声律”(24)。乙巳为公元1905年，乔氏时年十三岁。此后他作词终生未辍，曾入如社。汪东誉其为“一代词坛飞将”。《波外乐章自跋》述及其整理词集经过：“兴至抽琴，境迁辄止，积草盈寸，久贮箧中。比偶取观，十九已忘所指。举从芟汰，犹余三卷，以付写官。”(25)可见四卷本《波外乐章》的前三卷是作者精挑细拣的结果，第四卷大约是由精挑细拣之后无法舍弃的词作罗列而成；而收入《雍园词钞》的，依然是三卷。

陈世宜《倦鹤近体乐府》除收入《雍园词钞》的本子外，也另有民国三十八年（1949）油印本，共五卷。词集有作者写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的跋尾及李敦勤跋识。陈世宜（1883—1959），字匪石，号小树、倦鹤，江苏南京人。早年就读于江宁尊经书院，曾从张仲炘学词，后又随朱祖谋研究词学，所著《声执》二卷、《宋词举》二卷，论析透辟，为学界推重。陈世宜作词谨饬不苟，刻意创新，于旧作多所删改，以求称意。此《倦鹤近体乐府》五卷即为其晚年据旧集删削而成，由门人李敦勤、霍松林等移录油印。卷一分别录自《市箫集》（3首）、《娵隅集》（4首）、《芦中集》（12首）；卷二录自《渐筑集》（51首）；卷三录自《桓笛集》（46首）；卷四录自《麻鞋集》（65首）；卷五录自《松径集》（21首），陈氏四十余年词作精华大抵萃集于此。1949年后，陈世宜又编有《倦鹤近体乐府》续集一卷，收词止于甲午（1954）。陈氏逝后，其长女陈芸将《倦鹤近体乐府》六卷手稿汇编整理，收入《陈匪石先生遗稿》，于1960年油印刊行。

除了《同声月刊》词人群体的词集和收入《雍园词钞》的词集，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词集值得关注。首先是卢前的《中兴鼓吹》。这是一部写于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有特色的专题性词集，民国二十七年（1938）由独立出版社铅印出版。词集封面有陈铭枢的题签，前有陈立夫序，又有欧阳竟无、潘伯鹰、龙榆生、任中敏、李冰若、郦承铨、许凝生、江絜生等人题识。卷一有《中兴乐·代序》一阕，词云：“渐觉摩胸剑气沉。问谁肯作狂吟。辛刘语，冷落到而今。　　新词鼓吹中兴乐。雄风托。莫嫌才弱。将我手，写余心。”(26)这大致已经点出词集的主要内容与风格追求。卢前（1905—1951），原名正绅，字冀野，号小疏，别号饮虹，江苏南京人。1922年入东南大学，师从吴梅，以曲学擅名，亦能词。早年有《红冰词》一卷，收入1928年饮虹簃刊《卢冀野少作》，叶恭绰誉为“出色当行”。此集则为作者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为鼓吹民志，振奋人心而作，一如潘伯鹰题识所云：“中兴之音，充沛而雄，闻之者懦夫有立志，彼哀以思者不得比。”又云：“金陵卢冀野出乐府一帙，余读之跃起曰：在斯矣！遂题之为‘中兴鼓吹’。”(27)故斯集一出，随即畅销于世。后又有成都黄氏茹古堂民国二十九年（1940）刻本、贵阳文通书局民国三十一年（1942）铅印本、福建永安建国出版社民国三十二年（1943）铅印本、桂林汉民中学民国间油印本等，卷数篇什屡有增益。其词或直写抗日战争时事，或托物抒怀，皆慷慨悲歌，时人以稼轩、放翁拟之。

其次是吴梅的《霜厓词录》。吴梅《霜厓词录》仅一卷，有民国三十二年（1943）吴县潘氏陟冈楼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刻本重写影印本。封面有邵章的题签，牌记题“癸未秋吴县潘氏据庚辰刊本重写影印，陟冈楼丛刊乙集之一”。前有夏敬观乙卯年（1939）序及作者戊寅年（1938）自序。后有潘承弼庚辰年（1940）正月跋及癸未年（1943）六月续跋。吴梅（1884—1939），字瞿安，一字灵鳷，晚号霜厓，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大学、金陵大学教授，主讲古乐词曲。吴梅晚年曾删定旧作，成《霜厓词录》一卷，然未及刊刻而逝。其弟子潘承弼得手稿副本，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交文楷斋刊印，然刻工拙劣。后潘氏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以文楷斋本为底本，重写影印，入《陟冈楼丛刊》乙集。另《霜厓词录》又有民国三十一年（1942）文通书局铅印本，为卢前编校；又有民国间油印本，其源皆出自吴梅生前手定词稿，除文字上偶有出入，与潘氏《陟冈楼丛刊》本基本无异。吴梅平生作词千有余阕，晚年苛删严汰，仅存十一，故集中所收皆为其平生得意之作，体格高逸浑厚，情韵深远沉丽；尤其晚年之后，饱经离乱，感慨渐深，又多用常调抒写悲怀，往往商音变徵，力透纸背。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刊刻出版的词集还有：袁克文《洹上词》，民国二十七年（1938）油印本；林葆恒《瀼溪渔唱》，民国二十七年（1938）刻本；刘麟生《春灯词》，民国二十八年（1939）铅印本；蒋兆兰《青蕤庵词》，民国二十八年（1939）刻本；汤国梨《影观词稿》，民国三十年（1941）油印本；叶恭绰《遐庵词甲稿》，约民国三十一年（1942）铅印本；仇埰《鞠词》，民国三十六年（1947）铅印本；等等。这些词集都有一定的影响，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创作风貌和创作成就，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词集数量和影响力都不及上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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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中国知网”（https://www.cnki.net/）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

(2)求洁：《民国词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4页。

(3)当时也有一些民国词家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如浙江的冯幵，但他们的传统词创作并没受到此事件的明显影响。

(4)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朱祖谋：《彊村丛书·附彊村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民国二十二年（1933）刻本，第8729页。

(5)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朱祖谋：《彊村丛书·附彊村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民国二十二年（1933）刻本，第8729页。

(6)陈夔龙：《亭秋馆词钞序》，许禧身：《亭秋馆词钞》，民国元年（1912）刻本。

(7)叶庆增：《亭秋馆词钞序》，许禧身：《亭秋馆词钞》，民国元年（1912）刻本。

(8)吴恩棠：《游丝词序》，郭坚忍：《游丝词》，民国二年（1913）铅印本。

(9)郭坚忍：《游丝词自序》，《游丝词》，民国二年（1913）铅印本。

(10)尃，一作“旉”。两字均为“敷”的异体，故民国时期即有混用现象，如《钝安遗集》收入吴恭亨所撰《傅钝安墓碑》、李澄宇所撰《傅钝安墓志铭》《钝安先生行状》等，其中《傅钝安墓志铭》《傅钝安先生年谱》作“旉”，《钝安先生行状》则作“尃”。然而南社在民国五年（1916）印行《重订南社姓氏录》时，傅熊湘用的名字是“傅尃”，考虑到此书在傅氏生前出版，“傅尃”之名显然得到其认定，因此用“尃”字更加妥当些。

(11)李澄宇：《钝安先生行状》，傅熊湘：《钝安遗集》，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

(12)沈宗畸：《南雅楼诗斑自序》，《南雅楼诗斑》，民国五年（1916）铅印本。

(13)朱景彝：《纯飞馆词三集序》，徐珂：《纯飞馆词三集》，民国十四年（1925）《胥山朱氏宝彝室集刊》本。

(14)朱景彝：《纯飞馆词三集序》，徐珂：《纯飞馆词三集》，民国十四年（1925）《胥山朱氏宝彝室集刊》本。

(15)赵熙：《香宋词自序》，《香宋词》，成都图书馆民国六年（1917）刻本。

(16)龙榆生：《沧海遗音集题识》，朱祖谋辑录：《沧海遗音集》，民国二十二年（1933）刻本。

(17)程颂万：《定巢词集跋》，《定巢词集》，民国十八年（1929）刻本。

(18)樊增祥：《同心集序》题下注文，吕凤：《清声阁词四种》，民国二十五年（1936）刻本。

(19)向迪琮：《清声阁词四种序》，吕凤：《清声阁词四种》，民国二十五年（1936）刻本。

(20)谢芝：《听潮音馆词集跋》，蔡宝善：《听潮音馆词集》，民国十九年（1930）铅印本。

(21)龙榆生：《遯庵乐府弁言》，张尔田：《遯庵乐府》，龙氏忍寒庐民国三十年（1941）刻本。

(22)杨公庶：《雍园词钞序》，杨公庶、乐曼雍编选，周光煜校雠：《雍园词钞》，民国三十五年（1946）铅印本。

(23)唐圭璋：《我学词的经历》，《文史知识》1985年第2期。

(24)乔大壮：《波外乐章自跋》，《波外乐章》，民国二十九年（1940）成都茹古书局朱印本。

(25)乔大壮：《波外乐章自跋》，《波外乐章》，民国二十九年（1940）成都茹古书局朱印本。

(26)卢前：《中兴鼓吹》卷一，独立出版社民国二十七年（1938）铅印本。

(27)潘伯鹰：《中兴鼓吹》卷前题识，卢前：《中兴鼓吹》，独立出版社民国二十七年（1938）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