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学教授群体

大学教授是民国词集作者中另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大学教授群体的形成，和现代学校的大量出现有关。民国时期的高等学校普遍比较重视传统诗词的教育，不少大学专门开设词学课程，既讲授词作、词史，也重视词的创作实践。当时比较著名的词学家，如吴梅、王易、刘永济、龙榆生、易孺、夏承焘、唐圭璋、卢前等等，都到高校担任过词学教授，从事词学人才的培养。一些学校还有学生词学社团，由词学教授具体指导词的创作，师生互动，进行具有一定教学性质的创作，如南京的潜社、梅社，上海的因社等等，有的词社还刊出社集。高等学校词学教学的兴盛，一方面吸引了词学专家到高校从教，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促进了高校师生的创作，形成民国时期词集作者中的教授群体。这一群体从创作时间上看，整体上要比遗民词人群体晚一些，但人数较多，影响力也不小。暨南大学教授龙榆生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创办《词学季刊》时，创刊号“词坛消息”栏目有一条题为“南北各大学词学教授近讯”的消息，曰：“南北各大学词学教授，据记者所知，南京中央大学为吴瞿安梅、汪旭初东、王简庵易三先生，广州中山大学为陈述叔洵先生，湖北武汉大学为刘洪度永济先生，北平北京大学为赵飞云万里先生，杭州浙江大学为储皖峰先生，之江大学为夏臞禅承焘先生，开封河南大学为邵次公瑞彭、蔡嵩云桢、卢冀野前三先生，四川重庆大学为周癸叔岸登先生，上海暨南大学为龙榆生沐勋、易大厂韦斋两先生。除吴、卢两先生兼治南北曲外，余并词学专家，且大多数赞助本社，愿为基本社员云。”以此可略见当时高校中词学的兴盛和词学教授的大致分布情况。这里提到的还只是比较大的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中的情况，人员也限于比较知名的词学专家，如果加上其他较小的大学和私立大学，词学教授的人数是比较可观的。尤须指出的是，上述词学教授大部分在民国时期都有词集刊出，如吴梅有《霜厓词录》，文通书局民国三十一年（1942）铅印本，又有民国时期的油印本；王易有《镂尘词》，民国元年（1912）石印本；陈洵有《海绡词》，民国十二年（1923）铅印本；邵瑞彭有《扬荷集》，双玉蝉馆民国十九年（1930）刻本，又有《山禽余响》，壮学堂民国二十五年（1936）刻朱印本；蔡嵩云有《柯亭长短句》，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卢前有《中兴鼓吹》，独立出版社民国二十七年（1938）铅印本；周岸登有《蜀雅》，民国二十年（1931）铅印本；龙榆生有《忍寒词》，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本；易孺有《大厂词稿》，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石印本；等等。一些未及在民国时期将词作专门结集刊刻的词学教授，民国后也基本上有词集刊出。

除了上述消息中提到的，民国时期刊出词集的高校教授还可以开列出一份数量较为庞大的名单，其中不少教授在词的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并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杨铁夫，民国时期历任无锡国专教授、私立广州大学教授、国民大学教授等，曾师从朱祖谋治梦窗词，以《吴梦窗词笺释》擅名学界，创作上也奉梦窗为宗，有《抱香词》，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詹安泰，早年任教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韩山师范学院前身），后以名士身份受聘中山大学，民国二十六年（1937）刊有《无庵词》。此集为詹安泰任教韩山师范期间，由弟子蔡起贤辑录而成，收词100首。黄侃，民国时期著名的经学和小学专家，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高等师范、中央大学等，室名量守，有《量守庐词钞》，民国三十四年（1945）铅印本。顾随，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平大学、中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有《无病词》，民国十六年（1927）铅印本。刘肇隅，民国时期曾任教于湖南省立一师、上海光华大学、正风文学院、群治大学等高校，刊有《阏伽坛词》，收词74首，系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杨公庶编《雍园词钞》，收入叶麐的《轻梦词》、吴白匋的《灵琐词》、乔大壮的《波外乐章》、沈祖棻的《涉江词》、汪东的《寄庵词》、唐圭璋的《南云小稿》、沈尹默的《念远词》《松壑词》、陈匪石的《倦鹤近体乐府》等，这些词集的作者，基本上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一带的大学教授。如果将履历中曾担任过高校教授的词集作者，如著有《摩西词》的黄人，著有《春灯词》《春灯词续》的刘麟生，刊有《柳溪长短句》的向迪琮，刊有《珏庵词》的寿鑈等也算入教授群体的话，这份名单将会更加庞大。毫无疑问，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作为文化人中的精英分子，在传统诗词创作中比较活跃，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