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映并推动经典词籍的编纂

民国时期的词学十分发达，期间编纂的一些重要词籍，均有传世的价值。在《词学季刊》创刊以后的数年里，这些重要词籍的编纂，大多与刊物有密切关联，不仅编纂者是刊物的重要作者，其编纂计划与编纂进展情况也往往在“词坛消息”栏目中首先披露。这些重要词籍的编纂，既是民国时期重要的词学活动，也是民国中后期词的创作与词集出版的重要背景。经初步梳理，当时编纂的重要词籍有如下几项：

第一，《全宋词》。《全宋词》是史上第一次全部宋词作品的结集，其学术意义无须赘言。此项工作的酝酿、启动以及进展过程，均在《词学季刊》“词坛消息”中有所记载。1933年4月，《词学季刊》创刊号以《唐圭璋搜集金元佚词》为题，报道唐圭璋先生的辑佚工作：“辑佚工作，至赵万里先生之《校辑宋金元词》，几无遗憾。友人唐圭璋先生，近复专精于此，先后从《永乐大典》及其他载籍，续有采获，足补赵辑之所未备。除本期由本刊登出二种外，续成《石刻宋词》《清真先生文集》等，其他方日出而未有已云。”此条消息的标题是“唐圭璋搜集金元佚词”，但文中提到的“本期由本刊登出二种”，则分别为《从〈永乐大典〉内辑出〈直斋书录解题〉所载之词》和《汲古阁所刻词补遗》(19)，基本上都是宋词。消息虽尚未提到编纂《全宋词》的计划，但对“唐圭璋先生，近复专精于此”的情况以及唐氏搜罗佚词的工作有所透露，可以视为唐氏编纂《全宋词》的预报或铺垫。同年8月，《词学季刊》第1卷第2号“词坛消息”即以《汇刻〈全宋词〉及〈词话丛编〉之拟议》为题刊发消息：

《全宋词》以善本为主，计校补毛氏《汲古阁所刻词》三十六家三千三百十三首；王氏《四印斋所刻词》二十八家，一千八百三十四首；江氏《宋元名家词》十家，四百十七首；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十一家，一千六百六十一首；朱氏《彊村丛书》一百五家，七千七百九十三首；易氏《北宋三家词》一百五首；赵氏《校辑宋金元人词》五十五家，八百七十一首，又从各选本辑录八百五十三家，一千六百六十一首；无名氏六百六十四首，共得词一万八千三百十九首。为两宋词作一大结集，信极词苑之巨观矣。二书细目，将由本刊分期登载。惟兹事体大，非同人财力所能胜，世倘有愿任刊印之责者乎？馨香祷祝之矣。(20)

这是《词学季刊》首次提到唐圭璋的《全宋词》，但从消息的内容看，编纂工作已经不是一个设想，而是有非常具体的计划。消息有两点很重要。首先，它不仅提供非常具体的收词数量，而且还透露选词的基本思路，就是注重版本，以“善本”为主，重点以毛晋《汲古阁所刻词》、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江标《宋元名家词》、吴昌绶《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朱祖谋《彊村丛书》、易孺《北宋三家词》、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为基础，再从各种选本中辑录。其次，《全宋词》的细目“将由本刊分期登载”。之所以刊载，除了丰富刊物内容的原因外，征求意见，完善选目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显然，《全宋词》的编纂，一开始就与《词学季刊》关系密切。另外，《全宋词》规模庞大，不仅唐圭璋先生个人难以承担出版的费用，即使刊物也难以承担，所谓“非同人财力所能胜”，刊物为此呼吁：“世倘有愿任刊印之责者乎？馨香祷祝之矣。”可见刊物支持《全宋词》出版的用心。

《词学季刊》第1卷第3号，在“附载”栏目如约刊登唐圭璋先生《全宋词编辑凡例》和《全宋词初编目录》。《全宋词初编目录》的词作主要采自毛晋《汲古阁所刻词》、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江标《宋元名家词》、吴昌绶《吴氏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只列词的作者名，然后在作者名下标明收词数量以及来源。《词学季刊》在下一期，即第1卷第4号刊出《全宋词初编目录（续）》，列出采自朱祖谋《彊村丛书》和易孺《北宋三家词》的词家姓名和词作数量，体例同前期。总体看，《全宋词初编目录》只展示出《全宋词》一个非常粗略的概貌，之所以刊出，如作者在《全宋词初编目录》小序中所言：“兹先写定初编目录，以明采辑之所自，并以俟贤达明教。”可见是借刊物来征求意见。

时隔一年多，1935年4月出版的《词学季刊》第2卷第3号刊出《全宋词之辑印》的消息：

江宁唐圭璋君，曾有《全宋词初编目录》，附载本刊。兹闻唐君将依词人时代先后，重行写定，综合诸大丛刻，及诸选本，旁及地志杂纂，以至《永乐大典》诸书之所采录，汇为一编。计自无名氏外，凡得千有余家，有词万八千余阕。国立编译馆将为设法印行。唐君以兹事体大，当先印成目录，分寄海内专家鉴定，并登报征求宋人佚词，以期完备云。(21)

与一年前的《全宋词初编目录》相比，《全宋词》此次的编纂思路有了重大调整。一是在编排体例上不再以《汲古阁所刻词》《四印斋所刻词》等前人所刻宋词集为编排顺序，而是以词人的年代先后为序，彻底打乱原先的词总集，建立一套自己的编排体系。现在来看，这是《全宋词》能够成为独立的、迄今最大宋词总集的重要一步，否则《全宋词》只能作为前代所刻宋词集子的集合体，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将受到影响。二是与此相应，在编纂方法上也做了调整，除了采辑前人现成的词集外，也注重从“诸大丛刻，及诸选本，旁及地志杂纂，以至《永乐大典》诸书之所采录”。这两点使《全宋词》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从消息看，《全宋词》此时已确定由国立编译馆出版与印行。编纂者为了进一步完善编目，与此前一样，也打算“先印成目录，分寄海内专家鉴定”，“并登报征求宋人佚词”。三个月后出版的第2卷第4号“词坛消息”中，再次以《〈全宋词〉草目之刊布与〈词话丛编〉之出版》为题刊发消息：

唐圭璋君所辑之《全宋词》，曾交国立编译馆商定刊行。惟以兹事体大，尚虑不免遗阙，爰由该馆先将草目印布，广征海内词学专家及藏书家之批评与补正。如《四库存目》所著录之宋伯仁《烟波渔隐词》，张德瀛《词征》所著录之闽刻本李元伯《大观升平词》，世间或尚有传本。其他旧钞精椠，或零章断句，有为草目所未录者，如承指示，请径与南京山西路国立编译馆周其勋先生函洽。事关赵宋一代文献，想亦海内学者所共乐助其成也。(22)

这则消息强调向海内外藏家征集文献，以补遗阙。和上期相比，这条消息写得更为具体，征集文献的迫切性也表达得更为强烈，消息作者不仅列举《四库存目》所著录之宋伯仁《烟波渔隐词》等词集名，还告知联系的具体地址和联系人，并说“事关赵宋一代文献，想亦海内学者所共乐助其成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刊物代为唐先生征集文献。再过一年，《全宋词》的编纂工作接近尾声，1936年9月底出刊的《词学季刊》第3卷第3号又发了一条题为《〈全宋词〉与〈后箧中词〉》的消息，说道：“唐圭璋先生所辑之《全宋词》，汇合诸大丛刻，益以年来搜采，仿《全唐诗》之例，成此巨编。一代歌词，网罗悉备。宋词之最大集结，端推此书。全稿早由国立编译馆交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之期，当不在远。”此乃宣告《全宋词》的编纂工作已大致完成。这一期也是《词学季刊》正式刊印的最后一期。

除了在“词坛消息”栏目不断发布有关《全宋词》编纂工作的计划和进展外，《词学季刊》其他栏目在此期间还不断刊发唐圭璋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均与《全宋词》关系密切，如第1卷第4号“辑佚”栏目的《〈四库全书〉宋人集部补词》，第2卷第1号“专著”栏目的《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第2卷第2号“专著”栏目的《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续）》，第2卷第4号“专著”栏目的《宋词互见考》，第3卷第1号、第3卷第2号、第3卷第3号“专著”栏目分别发表的《宋词互见考》续一、续二、续三。可见，《全宋词》从酝酿到推进，再到最后完成，《词学季刊》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确实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第二，《词话丛编》。《词话丛编》和《全宋词》一样，也是二十世纪编纂的重要词籍，两者一为作品，一为词话，堪称双璧。编纂《词话丛编》的消息最初也是由《词学季刊》披露的，该刊第1卷第2号刊发了《汇刻〈全宋词〉及〈词话丛编〉之拟议》的消息，其中关于《词话丛编》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说“往年郑振铎先生有汇刻词话之议，曾以总目示予，会郑北行，事遂中止。顷唐圭璋先生，重申斯旨，并有汇刊《全宋词》之计划，并以写定目录见示，计词话得八十种”。但这简单的几行字透露出两方面的信息：其一，汇刻的想法最早由郑振铎先生提出，唐圭璋先生是“重申斯旨”；其二，唐先生已编出初步目录，计有词话80种。但这里只是提供80种的总数，并未透露细目。一年以后，1934年10月出版的《词学季刊》第2卷第1号在《〈词话丛编〉之校印》的消息中首次提供了细目，并透露《词话丛编》打算分甲、乙两编的设想，“甲编据刊本，乙编据辑本”。消息在甲编中胪列了包括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陈霆《渚山堂词话》等历代词话共49种（江顺诒《词学集成》8卷后所附郭麐《词品》、杨夔先《词品》单独算，共计为3种；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12卷和《续词话》5卷算2种）。乙编是“辑本”，收入包括黄昇《花庵词话》、吴曾《能改斋词话》、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周密《草窗词话》、杨绘《本事曲》等词话41种。甲、乙编相加，总共90种，超过原先计划的80种，说明在这一年时间里，唐圭璋先生又搜集到了一些新的词话。消息还透露：“江宁唐圭璋先生所辑《词话丛编》，以一身任校印之役，已成大半，约于年内可以出书。”又说：“（该书）用江南连史纸精印，八开本，约订二十册，共印五百部。洵为各大图书馆，及研究文学者必备之书也。”报道内容详细到列明所用的纸张以及具体册数和印数，可见“已成大半，约于年内可以出书”的说法并非虚语。

三个月后，1935年1月出版的《词学季刊》第2卷第2号再次以《〈词话丛编〉发售预约》为题，在“词坛消息”栏目发文：

江宁唐圭璋先生甄采宋元以来之词话，都六十五种，其细目业于上期介绍。是编所录，多采自各大丛书，或诸家全集中，为词话之总汇，最便学者探讨。他如精校本、增补本、注释本，以及罕见之珍本，网罗一处，尤为可贵。唐君节衣缩食，躬任校勘，积三载之力，以成此编，洵词苑之功臣，而为治文史者及倚声家必备之要籍也。全书用六开本江南连史纸排印，约二千二百页，线装二十四册，预约价大洋十六元，邮费在内。预约期自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起，至二十四年一月底止，全书准于二十四年二月中一次出齐。预约处为北平隆福寺街文奎堂、上海西藏路大庆里中国书店。苏州护龙街来清阁、杭州新民路浙江书局、南京高楼门富厚里中国文艺社、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南京花牌楼花牌楼书店备有样本，可分向上列各书店索阅云。(23)

这里提到的词话是65种，与上期公布的细目相比，少了25种，显然是出版前临时删除了一些。事实上，《词话丛编》正式出版时收录的词话是60种，到底是这条消息有误还是刊印前又作了调整，有待进一步考证。从《词学季刊》的报道看，《词话丛编》收录的词话数一直在变，经历了由少（80种）到多（90种），再由多（90种）到少（65种、60种）的过程，说明唐圭璋先生在编纂时也经历了广搜词话到严选词话的过程。将已经出版的《词话丛编》和《词学季刊》第1卷第2号公布的细目对比，发现唐圭璋先生删除的，主要是乙编中的一些“辑录”的词话，如毛晋《汲古阁词评》、汤显祖《花间词评》、戈载《宋七家词评》、夏承焘辑《宋元词话钩沉》、唐圭璋辑《清代词评》、赵尊岳辑《论词绝句》等，这些词评、论词绝句等，严格算来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词话，估计唐圭璋先生意识到这点，才作了删除。从装订的册数上看，第2卷第1号消息预计的是“约订二十册”，此处改为“线装二十四册”，已经与最后出版时一致。消息的后半段主要是为即将出版的《词话丛编》做广告，具有一定的商业目的。可见，《词学季刊》对《词话丛编》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并且十分细致。半年后，1935年7月出版的《词学季刊》第2卷第4号在刊布《全宋词》“草目”的同时，再次发布《词话丛编》的消息：“至唐君编印之《词话丛编》，早经全部出版，除预定者外，存书无多，现仍发售特价为二十圆云。”商业倾向更加明显。

第三，《全清词钞》与《明词汇刊》。叶恭绰《全清词钞》和赵尊岳《明词汇刊》也是民国时期开始编纂的重要词籍，对明清词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这两部词籍的编纂过程也与《词学季刊》关系密切。

叶恭绰本人即是《词学季刊》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全清词钞》后记中说：“我编辑《全清词钞》，始于一九二九年。其时方为当局所忌，故居沪从事于文艺编辑工作，以自韬晦。又朱彊村先生亦方寓沪，为词坛尊宿，与夏剑丞、冒鹤亭、黄公渚、龙榆生诸君及余结词社。余复与龙榆生创编《词学季刊》，又校刊《淮海词》，葺印《广箧中词》，同人因以编辑全清词相属。”(24)这里提到其编纂《全清词钞》的缘起以及与《词学季刊》的关系。但作为史料，文中所涉及的时间有点模糊。《词学季刊》创刊于1933年，叶氏开始编《全清词钞》是1929年，因此“同人因以编辑全清词相属”云云，当在《词学季刊》创办之前。尽管如此，《词学季刊》与《全清词钞》的关系仍十分密切。刊物创刊号即以《〈清词钞〉与〈后箧中词〉(25)》为题，对《全清词钞》和《广箧中词》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

十八年冬，由叶遐庵先生之提议，约集沪上词流朱彊村孝臧、徐积余乃昌、董授经康、潘兰史飞声、周梦坡庆云、夏剑丞敬观、刘翰怡承幹、吴湖帆、陈彦通方恪、易大厂韦斋、黄公渚孝纾诸先生于觉林素菜馆，议决设立清词钞编纂处，并推定彊村先生为总纂，同时广约南北专家，分主选政，兼征海内藏家所有清人词集。历时三载，其初选稿本，已积至百余巨册，所收专集约五六千家。初由遐庵先生汇送彊村老人鉴定。自彊翁下世，乃由遐庵先生自总其成，近复续得数百家，进行不少懈；虽杀青尚犹有待，而清词一大集结终竟全功，殆可预卜。遐庵先生又自选录清代及并世词家作品，为《后箧中词》。闻已编纂竣事，不久即可刊出流布云。(26)

相比叶恭绰先生1952年写的后记，这段文字对编纂《全清词钞》的缘起和早期编纂工作的介绍要详细得多。从1929年冬天开始算起，至1933年，连头带尾已经五年了，文中说“历时三载”，当是十足的三年。由于《全清词钞》规模较大，三年多时间主要是搜集、鉴定词集，故“杀青尚犹有待”，但编者充满信心地说，“清词一大集结终竟全功，殆可预卜”。消息对《广箧中词》也附带作了报道。从消息看，《广箧中词》因为规模较小，当时已经编得差不多了。

1933年8月出版的《词学季刊》第1卷第2号继续对《全清词钞》进行报道，除了介绍编纂情况外，着重指出编纂工作的艰巨性：“叶遐庵先生主纂之《清词钞》搜罗选录，瞬经数载，所有词人别集，渐臻完备，惟范围过大，一时未易毕功。顷先生移居，将特辟一室，从事采辑清词之散见各总集或其它记载者，一面进行编次并详考作者之身世，严定作品之去取，期归于至精至当，然后镂板印行云。”报道中强调了编纂工作“惟范围过大，一时未易毕功”。此后三年，《全清词钞》未被提及，直到1936年6月出版的《词学季刊》第3卷第2号，再次报道《广箧中词》与《全清词钞》，但主要介绍《广箧中词》出版的消息：

番禺叶遐庵先生恭绰搜辑清词，最为繁富，本刊亦已屡为披露矣。比闻先生所辑《后箧中词》业经全部脱稿，印行有日。其书体例一依谭氏《箧中词》，补正其遗失，兼采并世作者，而自成其为一家之书。至《清词钞》，以范围过广，编选又特矜慎，约须一载之后，方克毕功云。(27)

下一期，即《词学季刊》第3卷第3号以《〈全宋词〉与〈后箧中词〉》为题，再次介绍《广箧中词》的出版消息：“至叶遐庵先生所选辑之《后箧中词》，亦经写定，并付沪上某印刷所排印千部，两三月内，即可出书云。”此次将《广箧中词》与《全宋词》放在一起报道，并没有提到《全清词钞》，按上期消息的说法，该书“约须一载之后，方克毕功”。“一载”的说法，当时或有比较确定的预估，但可能连消息的作者，乃至叶恭绰自己也没有想到，没过多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氏“旋将全稿运至香港”，后“倭攻香港，藏稿处适当火线，幸为一张童子先移出，未与他物同烬”。战后叶氏返沪，“遂誓毕其役，延陆微昭助任编次，大体粗完，而余又患病，几于不救”(28)。历经磨难，直到1952年始毕其役。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书一直未能出版，1975年方由中华书局在香港印行。此时距1929年众人在觉林素菜馆议决设立清词钞编纂处，已整整四十六年。

赵尊岳《明词汇刊》也是民国时期编纂的一部重要词籍，与《全清词钞》一样，编纂工作在《词学季刊》创刊之前已经着手进行，但《词学季刊》同样对编纂工作给予关注与支持。《词学季刊》创刊号即以《赵氏惜阴堂汇刻明词》为题进行介绍：“武进赵叔雍先生，所藏明人词集最富，久有汇刻流布之议；海内言词学者，无不盼其早日出书。顷据南京刻书处来人言：已陆续刻出者越七八十种。本社同人，拟商请赵先生先印若干，公诸同好云。”因汇刻工作陆续进行，此后刊物相关报道不多，但《词学季刊》第3卷第3号在“词林文苑”栏目刊出著名明清史专家、北京大学孟森教授所撰的《惜阴堂明词丛书序》，孟氏曾任《东方杂志》主编，在学界有很高知名度。在接下来的一期，即第3卷第4号，《词学季刊》又在“论述”栏目刊出赵尊岳的《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详细介绍编纂《明词汇刊》的缘起、过程和体例等，而该期为《词学季刊》的最后一期，仅有校样残存。《词学季刊》创刊号和最后一期均刊载有关赵尊岳《明词汇刊》的信息，表明刊物对此项工作的关注与支持。1940年底，《同声月刊》在南京创刊，创刊号的“词林近讯”栏目又以《赵氏惜阴堂汇刊明词仍在续刻中》为题，继续进行报道，可见词学刊物及其主编龙榆生先生对《明词汇刊》的关注与支持可谓自始至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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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赣一创办的《青鹤》杂志也刊载词作和研究文章，但涉及其他旧文学样式，并非专门的词学杂志。

(2)《同声月刊》创办之初就有“今诗苑”栏目刊载诗作，在第1卷第11号以后，尤其是第2卷第10号设置“文录”栏目以后，也发表一些散文类作品，并在“论著”栏目中不时刊载一些研究诗文的论文，但这些作品和论文的数量在整本刊物中所占比例较小，因此可以看作是专业的词学杂志。

(3)《近贤新刊词集》，《词学季刊》1934年第2卷第1号。

(4)时旸：《岭南词家新刊词集之介绍》，《词学季刊》1936年第3卷第1号。

(5)居易：《夏臞禅撰十种词人年谱将全脱稿》，《词学季刊》1934年第1卷第4号。

(6)时旸：《杨铁夫〈吴梦窗笺释〉第三稿出书》，《词学季刊》1936年第3卷第1号。

(7)雪：《北平词坛近讯》，《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1号。

(8)雪：《海外词坛近讯》，《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1号。

(9)雪：《各大学词学研究会近讯》，《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1号。

(10)雪：《南北各大学词学教授近讯》，《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1号。

(11)《龙榆生拟撰彊村本事词》，《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2号。

(12)叶恭绰：《全清词钞后记》，《全清词钞》，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068页。

(13)雪：《沤社近讯》，《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1号。

(14)马强：《沤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7页。

(15)《须社唱酬之集结》，《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2号。

(16)《京沪词坛近讯》，《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4号。

(17)《燕沪词社近讯》，《同声月刊》1940年第1卷第1号。

(18)焦艳：《午社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3页。

(19)见《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1号《目录》。

(20)《汇刻〈全宋词〉及〈词话丛编〉之拟议》，《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2号。

(21)《全宋词之辑印》，《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3号。

(22)《〈全宋词〉草目之刊布与〈词话丛编〉之出版》，《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4号。

(23)《〈词话丛编〉发售预约》，《词学季刊》1935年第2卷第2号。

(24)叶恭绰：《全清词钞后记》，《全清词钞》，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068页。

(25)叶恭绰《广箧中词例言》专门谈到“后”与“广”的区别：“是编乃继谭仲修先生《箧中词》而成，以不尽属后起，故称之曰‘广’。”因此，消息中的“后箧中词”，当是误称。

(26)雪：《〈清词钞〉与〈后箧中词〉》，《词学季刊》1933年第1卷第1号。

(27)睦宇：《〈后箧中词〉与〈清词钞〉》，《词学季刊》1936年第3卷第2号。

(28)叶恭绰：《全清词钞后记》，《全清词钞》，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0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