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瓯社词钞》与社集、社作

传统的文人雅士，登高作赋、临流吟诗，因声气相应而聚集结社。降至民国，虽说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社团最为重要的一项活动仍是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社员雅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为诗词唱酬。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社员雅集，就有时间与地点的选择，诗词唱酬也有同题、同调、同韵的讲究，在这种情形下因社集而产生了社作，进一步产生了以社命名的作品集。传统社作集往往能够清晰地呈现社集的前后次序，每一集参与人员的作品等等，然而分析《瓯社词钞》中收录的作品，它们似乎与传统的词社作品集所呈现的状态有非常大的区别。

既然瓯社以词文体为尚，自然在其存续期间应该有词社集、有词社作，这点得到瓯社社长林鹍翔的印证，他曾云：“余在瓯时，曾于东山书院隙地，建永嘉词人祠，并集同人举词社，月课一词。”(12)社员夏承焘亦云：“予之获闻绪论，始于辛酉、壬戌之交。师时观政瓯海，暇尝举瓯社以道词学，唱酬之雅，无虚月也。”(13)这也表明瓯社以词唱酬是非常频密的。研究者曹辛华、李艺莉均透过《瓯社词钞》对瓯社的唱酬活动进行过研究。前者认为：“由社作《瓯社词钞》可知，此社进行过两次社集，一以《百字令》《满江红》，一以《高阳台》。”(14)后者认为：“瓯社的关系可谓融洽，在成立之后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共有过十六次唱和。”(15)对同一文本的研究，却得出差别如此大的结论。我们如果用上文林鹍翔以及夏承焘所述来衡定，后者当为可信。但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瓯社词钞》的作品并非全部来自瓯社社作，其作品来源存在三种情形：慎社雅集、瓯社唱和以及社员独立创作。下面，以此为基础来理解词钞辑录原则，再现词社社集、社作的产生过程，希冀能更好地理解瓯社。

林鹍翔于1921年初抵任瓯海道尹，很快便加入了慎社，其名字《慎社交信录（三）》有载。道尹作为当时地方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无疑是社中重量级社友。梅冷生说：“林鹍翔于视政之暇，笃好文学，且工于填词，是词学专家朱祖谋彊村、况周颐夔笙的大弟子，著有《半樱词》。入社后与我等少数社友每月均有书词叙谈，我正有意接近他。林的本意在于教我们填词，他认为温州在南宋时词学很盛，如卢祖皋蒲江、薛梦桂梯飙等人均有极大成就，应在这时重振风气。我偕王渡向林献策，建议再创立一个词社。”(16)也就是说，瓯社应是专以词为尚的专门社团，然而慎社本来设有词部，《慎社》从第一集起也辟有“词录”专类，慎社与瓯社社友的两属性质，以及《慎社》第三、四集“词录”部分的编者为林鹍翔等等因素造成了慎社与瓯社社集、社作彼此不分的情形。不仅《慎社》第三、四集“词录”部分收录瓯社社集社作，而且《瓯社词钞》中也收录慎社社集社作。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林鹍翔的特殊身份，《慎社》第三、四集“词录”部分中瓯社社集社作的比重加大了。

《慎社》第一集载有社约，其中第六条规定“雅集常年两次，择春秋佳日举行（临时雅集无定）”，既然有雅集，必定有社作产生，不管是常年两次的雅集还是临时的雅集。然作为专门以词为尚的瓯社，其社作集《瓯社词钞》并不天然排斥词作是否出自慎社社集，即使是也依然收录。如《瓯社词钞》中有以“仙岩纪胜”为题，调寄《百字令》的一组词，关于作词缘起，林鹍翔曰：“辛酉（1921）春仲，与王梅伯年兄游仙岩，梅伯旋录示此调新词，并慎社诸君子和作，属为审定。雨窗不寐，倚此奉酬，藉志一时唱和之盛。”(17)这也就意味着，这组词的产生背景乃是源于慎社的一次游历，毫无疑问只能算是慎社的社集，是属社约所说的临时雅集之类。另有《八声甘州》组词，林鹍翔说词因“辛酉（1921）季春，孤屿文丞相祠祀事礼成，集慎社同人澄鲜阁禊饮”而作；社友王理孚说词因“辛酉（1921）上巳，铁尊道尹与慎社同仁公祭孤屿文丞相祠，即集澄鲜阁禊饮”(18)而作；梅冷生也说这次是“慎社在江心屿举行第三次雅集”(19)，因此认定这组《八声甘州》词缘于慎社社约所规定的一次常规雅集是没有疑义的。《瓯社词钞》收录慎社社集社作的取向，显示了作为专门的词社瓯社与慎社之间复杂的关系。

《瓯社词钞》共收录词作134首，除去慎社两集唱和词作25首之外，其余109首多数为瓯社社友彼此唱和之词。李艺莉《瓯社研究》已将《瓯社词钞》中16次唱和情况进行统计并列表(20)，除去慎社2次唱和之外，尚剩下14次瓯社社集。和传统的社集不同，瓯社社集没有刻意选择一个有特别意义的地点或时令节日等，社作题目往往因时、地而产生。虽然在上文中林鹍翔说“余在瓯时，曾于东山书院隙地，建永嘉词人祠，并集同人举词社，月课一词”(21)，梅冷生亦云“永嘉词人祠堂建成后，即在此设立词社，取名为‘瓯社’”(22)，似乎说永嘉词人祠为词社的雅集地点，但夏承焘1922年12月13日日记却说“接瓯报，许笃人任教温州师范学校。林铁尊先生近于东山筑永嘉词人祠堂，报端见联语颇多”(23)，林鹍翔在《瓯社词钞序》中亦说“自二月间举瓯社”，这说明永嘉词人祠堂建成于1922年下半年，在夏承焘离开温州之后，而这显然与1921年2月间林鹍翔举瓯社时间冲突。如此只能说明，瓯社大部分雅集地点不可能在永嘉词人祠堂。永嘉词人祠堂的奠立应是温州词人群的一件大事，如果雅集于此，一定会在某一次词题中有所反映，但遍阅《瓯社词钞》，其中竟无一次社题涉及此事，这也只能说明瓯社社集地点不可能在永嘉词人祠堂(24)。我们先来看瓯社社集社作的词题。《瓯社词钞》中仅慎社社集的词题涉及地点，其中无一关涉永嘉词人祠堂。瓯社社集词题的产生多或因事、或因物，因事有：“浙人重葺白文公祠，附祀樊谏议”“广仓学会于辛酉（1921）春三月举行乡饮酒礼……爱俪园主即为罗友兰、友山昆仲，行婚礼，先期修冠笄之典，酌古准今，厘然悉当，词以颂之”“左园赠宋木感赋”“陈子万孝廉赠杨梅并媵新作，倚此酬之”“纪陈节妇及其女燕姑事”；因物有：“茶山桃花”“题白石道人像”“题半樱簃填词图”“梅伯为绘莼菜鲈鱼隐囊纱帽小幅，欲题词其上，适彊村先生寄示新作，属和，走笔成此”“题三游洞，六一题名、山谷题名墨榻”(25)、“题朱晓岩面壁图”“题风雨填词图”“和灵峰摩崖词”(26)、“唐花”等，纪事纪物，根本不涉及某一特定时空，以此可知，将瓯社雅集地点定为永嘉词人祠堂，显然与《瓯社词钞》词作的创作背景不符。在词钞所录14次社集中，社长林鹍翔有7次参与，首唱6次，参与唱和1次，如果雅集遵循传统上实在的社聚形态，考虑到林鹍翔地方首长的特殊身份和职务之繁忙，可能很难做到。因此，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即瓯社社集不是传统的那种实在的社聚形态，而是虚拟的社集，即可能只是某一人首唱，有兴趣的社友赓作唱和而已。从唱和方式看，社集社作限题不限调、不限韵，诸如“题白石道人像”这一主题，即有《卖花声》《暗香》《烛影摇红》《疏影》《琐窗寒》《石湖仙》《风入松》《绿腰》等，这和传统上狭义的词社限题、限调、限韵等唱和方式相比也有着很大不同。

《瓯社词钞》中还有第三种类型的词作14首，词题、词调独一无二，无和作，呈现为独立无和的情形，如王渡《月上海棠》（楼头已听三更鼓）、《蝶恋花》（柳絮依依风欲起）；林鹍翔《绛都春·章味三以细君张夫人所作百花图卷属题》；等等。但在实际中，在《瓯社词钞》中呈现为独立无和的作品是有和作的，如王渡的《月上海棠》，至少有林鹍翔同调和作《月上海棠·和梅伯见怀之作》(27)。《瓯社词钞》中出现独立无和的词作，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编辑者主观上放任和作散离。放任和作散离在《瓯社词钞》之外，这样的事例可能不在少数，使得作为社作集的《瓯社词钞》与严格按照社集社作来编辑的社作集相比较，具有一些非典型性特征。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作为瓯社社作集的《瓯社词钞》的编辑方式与传统社作集具有很大差异，遵循的逻辑是社友原则，即只要是瓯社社友之作，即使是在另一社社集中产生的作品，即使是一些独立无和的作品均可以录入；传统词社词集往往以社集前后的顺序进行编排，而《瓯社词钞》编辑时依据的是词题原则，即将同一词题词作聚为一处，前后词题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或意义、或时间上的先后次序。由《瓯社词钞》呈现的一些特点可以推断，瓯社社集组织形态较为松散，社集唱和无固定地点，社题产生往往因日常文艺生活中某一话题而起，社友自发唱和，唱和时并不严格遵守同调、同韵的原则，据此可以说瓯社是一非典型性词社，《瓯社词钞》亦是一非典型性的词社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