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玉澜词社得名与雅集活动

玉澜词社之最初名为“玉兰”，是因为词社骨干成员王禹人、王梦龙等喜欢曲艺，当时京韵大鼓演员林红玉、张翠兰非常有名，于是取二人名中各一字组成“玉兰”，后来觉得“兰”字近俗，最终改定成“玉澜词社”(5)。根据刊载玉澜词社信息较为集中的《新天津画报》《立言画刊》提供的信息来看，玉澜词社大致存续于1940年上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前后大约一年；期间进行了六次较有规模的雅集，兹将相关情况胪列如下：

玉澜词社成立于1940年上半年，当时天津《游艺画刊》《尊古书画半月刊》各有刊载消息。其中，《游艺画刊》云：

玉澜词社成立

天津文风夙盛，尤重诗章。以诗名世者，代有闻人，而于填词一道，似不甚重视，未始非文艺界之缺失。

刻有骚坛名宿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三人发起，联合冷枫社友高守吾等，有词社之组织，命名为玉澜词社，公推老名士胡峻门先生为社长，已于端阳日在王禹人君恬静斋中举行第一次雅集，列席者均为名诗人，颇为一时之盛云。(6)

《尊古书画半月刊》云：

玉澜词社成立　孝廉胡峻门任社长

津市年来文风极盛，城南诗社与冷枫诗社，每月集社，从未稍停。近有王禹人、王寰如、赵琴轩、高守吾、张□远等词家，鉴于词之一道更为一时风尚，较诗尤为幽雅有趣，特成立一“玉澜词社”，公推孝廉胡峻门先生为社长，日前在河北关上土地庙后王宅开成立大会，到有社员三十余人，规定以后每月均有集社宴会，从此津门则又多一文社矣。闻胡峻门先生并特约王吟笙孝廉加入该社任指导，王氏词学极深，为同侪所钦佩，想该社不久必将有杰作公诸社会也。(7)

二则报道的侧重点、详略有所不同，但其中也透露出一些相同的信息：天津本地过于重诗略词，玉澜词社成立实为纠偏之举；词社的发起人、社长、第一次雅集地点等均同。就描述的细致程度而言，第二则稍胜，诸如社集的具体点、成立大会时社员三十余人的规模、社集每月均有集社宴会的制度性安排、社长之外的指导以及对于词社的预期等等，较为鲜明生动，给出的信息更多。

约随着形势发展，以上雅集仅被视为预备会议，玉澜词社在九月举办了更为正式的成立大会暨第一次雅集，其相关情形由署名莲谛者撰文《玉澜词社雅集志略》，刊发于《新天津画报》1940年第9卷第14期，文曰：

玉澜词社于九月七日晚八时，假座法租界致美斋饭庄举行雅集，社友周公阜、金致淇、张吉贞、杨芝华、杨轶伦、张国威、高鸿志或赴北京，或因事未到。胡峻门、童曼秋、王伯龙、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姚灵犀皆先后莅临。洎向仲坚先生来，社友共起欢迎，互与周旋，以为时已宴，即相携入座。坐甫定，冯孝绰适至，于是觥筹交错，谈笑欢极。向先生初述词学源流，及清初诸词家派别，嗣又谈及王半塘、朱彊村、郑叔问、况夔笙诸家词，并盛称蒋鹿潭词，皆为诸家所喜，从之入手；后始取法北宋，各专一家，小令以二晏为主，初学者所应该揣摩。又谈及词集版本之良窳，及校雠之精粗，指示极为详尽，终席皆由向先生滔滔发言，可谓循循善诱矣。其言甚多，容易记录，俟送审阅后再披露。间有发问者，亦指导甚当。此次命题为《望海潮·吊费宫人故里》及《好事近·中秋》，社友作成后，寄交赵琴轩汇呈评改（非社友亦可填词择作一题，亦可交卷），释(8)尤在本刊发表。是夕向先生及诸社友兴致均豪，畅谈至十时许始散，并摄影纪念，实为玉澜词社第一次之盛会也。(9)

可能是词社成立时社员都是天津本籍，加之成立玉澜词社之期望是能够产生杰作，但可能经过几个月施行，效果不是很明显，故扩大社员群体，引进更有影响的词人向迪琮。这次成立大会开得很成功，被认为“实为玉澜词社第一次之盛会也”。《玉澜词社雅集志略》对成立过程交待得非常清楚，玉澜词社成立暨第一次盛大雅集举行的时间是1940年9月7日晚八时，地点在法租界致美斋饭庄。部分社友因各方面原因未到，到者有胡峻门、童曼秋、王伯龙、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姚灵犀、向迪琮、冯孝绰十人，词社社员奉向迪琮为导师。这次雅集，向迪琮即开坛讲座，讲座内容包括词学源流、清代词家派别、清末四大词人以及蒋春霖词，显示了向迪琮对于词学史的独到理解。至于初学词，向迪琮的意见与常州词派门径以及晚清民初重吴文英词明显不同，提出从诸人所喜欢的清人词入手，上溯取法北宋某一家，如小令重点推荐“二晏”；同时涉及词集的版本校雠良窳精粗，提出学词要在晚清词集版本校雠的基础上择善而从等等。随后导师现场回答，即时解决了词社社员的疑惑。这些表明，玉澜词社社员先前较少留意词，普遍词学素养不足；他们希望利用词社这个平台，向名家学习作词，提高词的创作水平。第一次雅集，向迪琮布置的词调词题为《望海潮·吊费宫人故里》与《好事近·中秋》，社友作品汇交赵琴轩呈导师向迪琮评改，好的作品将择优发表在《新天津画报》上。那天他们兴致颇高，社集之余摄影留念，照片发表于《新天津画报》1940年第9卷第26期，题曰：“庚辰八月玉澜词社成立合影”，照片上从右向左依次为：王伯龙、胡峻门、向仲坚、童曼秋、冯孝绰、王寰如、姚灵犀、张异荪、王禹人、赵琴轩，也就是上文记载的这十人。从文章以及照片互相证明，真正主持玉澜词社风会的是向迪琮，非杨味云。《同声月刊》中所提及的社友周维华、巢章甫，在第一次社集时并未参与。

1940年，《新天津画报》第10卷第6期刊有一则消息，曰：

本市玉澜词社已订于重阳节前一日（即十月八日）仍假廛法租界致美斋举行第二次雅集，除导师向仲坚、胡峻门外，闻预定出席者约二十余位之多，名诗家孙正荪、石松亭，亦决定参加云。（孟）(10)

以报纸为媒介，呼朋引伴，传递词社消息，这次雅集社友参加规模大大超过第一次，有二十多人出席，并有著名诗人孙正荪、石松亭等莅临指导。第二次雅集如期于重阳节前一天举行，自然词题围绕重阳展开。本次雅集的具体情形，暂时没有发现文献记载，但随后相关杂志登载了参加此次雅集的相关词社社友的作品。

玉澜词社第三次雅集以及词调词题等创作情况，不知为何在《新天津画报》等报刊上都没有记载。1940年12月4日，《新天津画报》直接刊载有关第四次雅集情况的文章《玉澜词社四次雅集》，作者署名为“梦”：

本市玉澜词社，于十一月三十日仍在致美斋举行雅集，到社者向仲坚、杨芙、胡峻门、杨芝华、张吉贞、冯孝绰、张靖远、姚灵犀、张异荪、韩世琦、王禹人、赵琴轩、王寰如等十三人。向仲老以自著词集《柳溪长短句》分赠社友。仲老为当代词宗，早以飞名海内，此集为二十年来之杰作，原印数百本，已无余存，仲老因鉴于我津词风甚盛，社员之求学极切，新由北京印来二百本以饷后进，且将前两期所交课卷批改传观，并每篇详述应改正之处，力求改善。谆谆教导，获益匪浅，可谓诲人不倦矣。又杨味云先生，对社友亦多奖掖，阐述词学綦详，如向、杨二公之热心，启迪后学，诚不可多得者也。席间向老畅谈词律，及与当代词家况夔笙、邵次公两先生之唱和。有一次，次公夜半得句（彼时仲老尚在故都），以电话示仲老，得意非常，足见老人等之对于词之兴味极浓。本期课题二则，一为《洞仙歌》（限东坡作三十八字体），一为《鹧鸪天》（不限体韵），希望社内外同志踊跃交卷。又由王禹人、王寰如、赵琴轩三君提议，旧历本月初八日为社友王伯龙先生夫人增丹玲女士寿辰，本社与冷枫诗社同人合送寿联一幅，当场由冯孝绰先生拟上联为“诗禅画味神仙眷”，张异荪先生拟下联为“美酒奇花福寿人”，并又张靖远先生法书，送至英租界大兴村二十号王公馆云。（梦）(11)

这次雅集的时间为1940年11月30日，雅集地点仍旧在致美斋。为激励后学，向迪琮将版行于1929年且早无余存的《柳溪长短句》新印二百本遍赠社友；向迪琮将认真批改后的前两次雅集的社友词作传观，详细指出其中优缺点；向迪琮认真阐述了词律的观念，大谈当年与词坛耆宿况周颐、邵次公词学交往的掌故，感染词社社友颇深。本次课题有二：《洞仙歌》（限东坡作三十八字体）、《鹧鸪天》（不限体韵）。直到这次，杨味云才莅临指导，从报道看，显然词社主要导师仍旧是向迪琮。

1941年2月3日（旧历正月初八），玉澜词社亦在致美斋饭庄团拜，是为词社第五次雅集：

翌日（旧正八日），玉澜词社亦在致美斋饭庄团拜，到会者如杨味芸、王伯龙、周公阜、姚灵犀、杨芝华、张吉贞、石松亭、张国威、杨少岩、王禹人、王寰如、张异荪、赵琴轩等。向仲坚导师因事未与会，而杨味芸侍郎惠然肯来，同人甚为忻然，即恳味老命题，而味老一再谦，不肯拟题，经同人再三坚请，始拟定两阕，一为《玉楼春》（首句平起），一为《蓦山溪》（后三字句均叶韵，从黄山谷体），并畅述填词取法，顺力求格律，可由浅入深，如熟练时，较诗尤有兴趣，同人拜服。以七秩高龄之文坛耆宿，每次到会，启迪后进，诲教不倦，诚可钦佩。又本月底为社友周公阜秘书寿辰，是日预为庆祝，壁悬寿字，点缀寿堂，同人齐向寿星祝嘏，均各进酒为介寿。席间以王伯龙、杨芝华、姚灵犀、王寰如四君酒量为最宏云。(12)

这一次到会者有杨味云、王伯龙、周公阜、姚灵犀、杨芝华、张吉贞、石松亭、张国威、杨少岩、王禹人、王寰如、张异荪、赵琴轩等十三人，向迪琮因故未能与会。杨味云拟词调词题有二：一为《玉楼春》（首句平起），一为《蓦山溪》（后三字句均叶韵，从黄山谷体），并畅谈对于填词的认识等等，社员听后颇受启发。在向迪琮缺席的情况下，杨味云承担着导师的职责。

虽然第三次雅集的情况不明，但我们综合以上信息，玉澜词社的有些问题依然可以得到澄清。《同声月刊》中刊发的短消息提到玉澜词社的导师分别为“杨味云、向仲坚两先生”“社友有周维华公阜、巢章甫诸君”等等，揆诸以上相关报刊记载可知，玉澜词社的真实情形与《同声月刊》所载有所不同，其首任社长是胡峻门，词学指导是王吟笙；后来没有提及社长之说，社务核心乃是词学导师向迪琮，其次才是杨味云；词社核心社员为1940年9月词社成立大会的出席人，他们参加前后雅集的频率非常高，分别是胡峻门、童曼秋、王伯龙、张异荪、王寰如、王禹人、赵琴轩、姚灵犀、冯孝绰、向迪琮等十人，至于《同声月刊》提到的“社友有周维华公阜、巢章甫”等均是偶一与会。然《同声月刊》记载不准确，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相比较而言，杨味云的资历高于向迪琮，周维华、巢章甫等人的名气大过其他核心社员，这样报道可以扩大玉澜词社的影响力。当时天津名流聚集，今天很多研究者多根据一些回忆录确认玉澜词社的情形，诸如“（天津）玉澜词社。期限未详。山东人林修竹喜古诗词，寓津期间在其书斋‘澄怀阁’藏有大量书籍，有《四部丛刊》一套，古今诗词集藏得最多。他每天必要吟诵诗词。1940年，与张梦熊、王伯龙、俞伯明等词友结词社”(13)；寇泰逢“1939年尝参加林修竹组织之玉澜词社”(14)；等等，将隐居天津的山东人林修竹擢升为玉澜词社的实际组织者，更是离开事实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