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次论学：京师论学（1056—1057）

第一节　张载、程颢、程颐生平

一、张载生平

张载，字子厚，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卒于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世称横渠先生。张载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出生于长安。祖父张复仕真宗朝，担任过给事中、集贤院学士等职，后赠司空。父张迪仕仁宗朝，担任过殿中丞，后知涪州，赠尚书都官郎中。张迪病逝涪州任上，张载和他的弟弟张戬均尚年幼，(1)无力返回汴京（今河南开封），在护送灵柩的归途中将父亲安葬在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大镇峪口，于是他们一家在横渠镇定居下来。张载从小“志气不群……涪州器之”，(2)父亲去世后，张载一边守墓耕读，奉母教弟，敝衣粗食，一边立志求学。长在关西的张载，深受边关环境的熏陶，“少喜谈兵”。(3)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初，宋军与西夏交战连连失利，这对年轻气盛的张载来说是极大的刺激，他想抗击侵略，夺回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于是，二十一岁的张载和自己的伙伴们骑着快马亲赴延州前线，拜谒范仲淹（时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掌管边境防务），上书陈述御寇守边的策略。“先生负才气，弱冠游穷边。麻衣揖巨公，决策期万全。谓言叛羌辈，坐可执而鞭。”(4)说的就是张载这一时期的事迹。见到张载后，范仲淹识其可成大器，认为让张载当一名将领，是大材小用，便责告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5)范仲淹引导张载寻儒家名教之乐，勉励张载读《中庸》。自此张载由“建功立业”之志转向探索儒家“名教之乐”。张载认真研读了《中庸》，虽然喜欢，但却感到未足，又主动访求释老之书研读，结果仍然感觉不满足，于是又返归六经，重新研读儒家经典，从中找到了精神寄托与终极目标。

宋仁宗嘉祐初年（1056），张载赴京赶考，在京师期间，张载在当时非常有名的相国寺讲《周易》，并与来访的二程兄弟讨论《周易》，张载与二程之间初次有了学术交往。二年（1057），张载中进士第，先是被派往祁州担任司法参军，后又调到丹州云岩县当县令。张载治理社会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这期间，张载与程颢书信往来讨论“定性”问题。之后张载又迁著作佐郎，又任渭州军事判官公事，截止熙宁二年再次入京之前，张载一直在地方任职。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张载应文彦博之聘，在长安当了一年学官。(6)次年（1066），京兆府“王公乐道”，将张载请到郡学讲学，张载多以儒家道德教人。四年（1067）在渭州，张载到西部前线任签署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环庆经略使蔡珽（字子正）特别尊重张载，军府中的大小事务都要向他咨询。张载在治理军务给予了蔡珽很大帮助，曾说服蔡珽在大灾之年取军用物资数十万救济灾民，提出罢除戌兵换防，招募当地土人取代等多项军事建议，写有《与蔡帅边事画一策》、《经略司画》、《泾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等。熙宁元年（1068），张载从边关返回关中，讲学于绿野亭。(7)二年（1069），神宗启用王安石准备变法，广招天下贤士，在御史中丞吕公著的举荐下，张载被召入朝。神宗召见，问以治道，张载以“回复三代之治”为答，神宗很满意，准备重用张载，但张载认为自己刚从地方到中央，对朝中的情况不熟悉，希望了解一段时间再做计议，神宗应允。由于和王安石所倡导的改革方式存在很大分歧，张载在朝中并没有被重用，而是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此时程颢也在京师，两人再次会面并论学，后又与程颐书信论学。由于受朝中改革派排挤，张载被派到浙东去解决狱案。张载办完狱案还朝，正赶上其弟张戬（时任监察御史）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获罪被贬，张载便谒告西归。

熙宁三年（1070），张载回到横渠镇，自此过着耕读与讲学的生活。他依靠家中的数百亩土地，过着虽不富裕，但却安然自得的生活。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思想最为精进的阶段，对道学的探索在这几年形成周全完备的体系。九年（1076），张载“感异梦，忽以书属门人”，(8)将自己一生精思所得，择其精要合为一书，命名为《正蒙》。十年（1077），由吕大防举荐，张载再次入京。此次出行，张载已是身有重疾，但因为感念皇上曾经的知遇之恩，还是带病入朝。入朝之后，张载并没有被适得其用，只是知太常礼院，负责一些制定龙女衣冠之类的小事，并且与礼官议礼总是不合，于是“引疾而归”。在途经洛阳时与二程讨论道学与政事，后在归途中病逝于临潼驿馆。张载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清贫无资，无以为殓，直到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并将灵柩运回横渠镇，享年58岁。张载的著作主要收在《张载集》中。

二、程颢生平

程颢，字伯淳，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卒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世称明道先生。程颢祖籍是安徽徽县，高祖程羽“赐第京师，始居开封”。(9)父亲程珦将先人之墓迁到河南伊川，并在洛阳定居。高祖程羽受到宋太祖提拔并为宋太宗重用，官至兵部侍郎，赠太子少师。以后，程家累代推恩为官。曾祖程希振，官至尚书虞部员外郎。祖父程遹，赠开府仪三司吏部尚书。父亲程珦又因荫庇获官，历任黄陂、庐陵二县县尉，润州观察支使；后任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龚州、徐州沛县；又任监在京西染院，知凤、磁、汉三州事；宋神宗熙宁中，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七十岁乞致仕。

程颢生于黄陂，父程珦在县尉任内。他自小聪慧过人，十岁能为诗赋，十二三岁时“如老成人，见者无不爱重”。(10)十五时在父亲程珦的引导下，与汝州周敦颐从学，“逐厌科举之业，慷然有求道之志”，确立了求道的志向。(11)周敦颐引导程颢致力于寻找“孔颜乐处”，其实是将其引入“向上一路”，即探究儒家的内圣之学。但是程颢并没有找到进入圣门的途径，于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12)广泛涉猎各家学说，研究佛道二教之学近十年之久，但是他在佛道中并没有找到真正的依托，所以又返归六经，最终，找到了精神归宿和终极目标。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程珦升任国子博士，二程兄弟随父来到京师，程颢准备参加应试，他在儒生中声望很高。在京师，二程兄弟与张载有了第一次学术交往。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程颢中进士第，与张载等人同第。次年（1058），他请调到风景秀丽的京兆府，担任鄠县主簿，(13)在此期间，张载、程颢保持书信来往，有《定性书》传世。在任期间，程颢的行政能力初步显示出来，他不但断案英明，治役有方，而且破除迷信，整顿风俗。五年（1060），程颢调任江宁府上元县主簿，在任期间，他抑制土地兼并，整顿讼事，率领百姓防洪堵坝，救助船卒，破除迷信等等。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程颢迁任泽州晋城令，过磁州探望父亲（母侯氏已卒于1052年），此时，邢恕以师礼“初见先生于磁州”。(14)在晋城，他施仁政，重教育，民风为之大振。

在地方任官期间的政绩大大提高了程颢在政界的声望。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程颢改任著作佐郎，由地方调到中央。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变法开始，程颢等被调任三司条例司属官，四月，王安石派程颢等八人到各地去视察新政实施之后农田、水利、赋役等方面的情况。八月，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程颢授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即见习御史）。神宗对程颢的名声早有所闻，所以对程颢很器重，频频召见他。程颢对神宗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先”。(15)王安石在变法的过程中，没能广泛征求意见，尤其是青苗法的实施更是引起各界强烈反对。程颢与王安石的分歧愈来愈大，他不断上书批评王安石新政的种种弊端。此时，张载因与王安石意见不同，被神宗派往明州办理狱案，程颢上《乞留张载状》。三年（1070），由于反对变法，程颢离开朝廷到澶州任职。五年（1072），程颢罢归洛阳，以便养亲，并开始在洛阳讲学。七年（1074），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罢官，都闲居洛阳，与程氏父子交往甚密。九年（1076），王安石罢相，春，张载由吕大防推荐，招同知太常礼院，过洛阳与二程等会晤。十年（1077），张载罢归，经洛阳与二程兄弟论学，此次论学被弟子记录为《洛阳议论》，这是对二程语录的最早记载。十二月，张载在归途中病逝，得闻此事，程颢作《哭张子厚先生》。

神宗元丰元年（1078）冬，程颢知扶沟县事。是年，谢良佐始受学于程颢。游酢也应召来扶沟任学职，并从学于程颢，同年，周纯明从学于二程。在扶沟期间，程颢治盗有方，解决百姓的粮食问题，为官清正，不怕权贵，“视民如伤”是他的座右铭。二年（1079），蓝田“三吕”及苏昞、范育等张载门人从学于二程。三年（1080），程颢改任奉议郎，到颖昌侍奉老父。四年（1081），程颢在颖昌，杨时、李吁见二程于颖昌，与游酢、谢良佐同学于二程（杨时师事于程颢）。这时韩维、王彦霖与二程交往密切。五年（1082），程颢居洛阳讲学，冬，刘绚来洛阳以师礼见程颢。六年（1083），程颢“监汝州酒税”，刘绚、朱光庭先后去汝州见程颢。同年，程颐也来到汝州。八年（1085），神宗病逝，哲宗即位，程颢被召为宗正寺丞，没来得及上任，因病去世，享年54岁。程颢的著作收入《二程集》中。

三、程颐生平

程颐，字正叔，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卒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世称伊川先生。程颐生于黄陂，时父程珦在县尉任内。程颐“幼有高识，非礼不动”。(16)十四岁从学于周敦颐，寻找“孔颜乐处”，受周敦颐影响，有了求道之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18岁的程颐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他上书仁宗，指出社会中存在的时弊，表现出忧国忧民之心以及想有作为的抱负。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程颐随父兄到京师，进太学读书。当时，胡瑗主持太学，以“颜子所好何学”试诸生，程颐的答卷让胡瑗很赏识，授以学职。在京师二程与张载开始了学术交流。四年（1059），程颐参加进士考试，廷试不过。程颐本来对科举及做官不感兴趣，从此程颐不再参加科举考试，靠父亲荫庇得来的官位，也都让给了同族的人，这样程颐便成了一位有名望的处士。治平二年到熙宁四年（1065—1071），程颐一直随父在各任所，协助父亲草拟文书，掌管州学事务等。在汉州其间，与张载书信讨论学问，有《答横渠先生书》、《再答》传世。

熙宁五年（1072），随父至京师，后回洛阳，与兄程颢在洛阳开始授徒讲学。七年（1074），吕公著、司马光罢官归洛阳，二程兄弟与他们经常聚会，评论时政。十年（1077）张载罢官归陕，途径洛阳与二程论学。元丰元年（1078），周纯明在扶沟从学于程颐。二年（1079），吕大临来扶沟从学于二程。三年（1080），程颐入关中讲学，洛学的影响扩大到关中地区，关中弟子记有《雍行录》、《入关语录》。四年（1081），在颖昌，杨时、李吁来从学。五年（1082），程颐居洛阳讲学，朱光庭来从学。八年（1085），程颢病逝，程颐撰写《明道先生行状》，对程颢的一生作了总结。

哲宗元祐元年（1086），朱光庭推荐程颐为讲官，闰二月，程颐至京师，接受西京国子监教授之职。三月，任崇政殿说书，他竭尽全力，忠心耿耿辅养哲宗的德性。是年，与吕大临讨论未发与已发的心性问题，有《与吕大临论中书》。任侍讲官期间，一方面程颐态度极其认真，作为帝师名望很高，一时间，归其门下的人数很多；另一方面程颐颇为自负，议论褒贬无所顾忌，激起与他不合之人的反感。当时在朝廷中有影响的是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二年（1087），在蜀党的弹劾下，程颐罢崇政殿说书，差管勾京西国子监。程颐受命就职，后乞致仕，但没有得到批准。是年，刘绚、李吁先后病卒，程颐写了祭文。四年（1089），吕公著病卒，程颐写了祭文。五年（1090），父亲程珦病卒，因父丧，程颐辞官，并葬父于伊川先茔。是年，尹焞以师礼见程颐。七年（1092），程颐服除，判京西国子监，程颐因病暂不能赴职，此时，其《易传》初稿已成。是年，吕大临、杨国宝、范育病卒。八年（1093），杨时、游酢以师礼见程颐于洛阳，留下“程门立雪”一段佳话。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重申判京西国子监之命，程颐再辞不受。三年（1096），朱光庭病卒。七八年间，同志共学之人相继而逝，这对程门倡明道学事业带来沉重打击，程颐独自一人在洛阳继续授徒讲学。是年，写《答杨时论〈西铭〉书》。四年（1097），党论起，元祐旧党人物被判为奸党，程颐被累及，下诏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并遣涪州编管。元符元年（1098），在困境中，程颐修改《易传》，并计划写《春秋传》、《论语解》、《孟子解》，并注解《礼记》。二年（1099），《易传》修改完成，作《易传序》。三年（1100），徽宗继位，四月，程颐被赦，复宣德郎，可以自由居住，后归洛阳。回洛阳后，张绎、孟厚先后以师礼来见；罗从彦从福建来洛阳向程颐学《易》；谢良佐也来洛阳见程颐，这时在弟子们的请求下，《易传》始出示人。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周孚先来从学。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徽宗复行新法，立元祐奸党碑，程颐被隶入党籍，回复的官职被撤销。是年，吕舜以师礼见。二年（1103）蔡京任右相，程颐被人弹劾，追毁所有文字，不得教授弟子，被迫与弟子分别，程颐嘱咐四方弟子不必及门。其子程端彦受牵连被罢官。三年（1104），马伸辞官来从学。程颐离开龙门山到伊川鸣皋讲学，尹焞、张绎一直跟从。五年（1105），彗星出现在西方，徽宗以星变下诏毁掉元祐党人碑，蔡京除相，除去党禁。程颐恢复宣义郎，致仕。徽宗大观元年（1107），蔡京再度为相，元祐党禁依然持续。程颐患麻痹症卧床不起，将《易传》授门人，九月病逝，享年75岁。程颐的著作收入《二程集》中。

第二节　“京师论《易》”

“京师论《易》”是张载与二程第一次论学的主要事件，是他们讨论学问，建立学术交往的开始。张载、程颢、程颐既是亲戚，(17)又是讲友，在探索与创立道学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讲论、切磋，收授弟子于关、洛两地，成为关学、洛学的创立者。以往学界认为“京师论《易》”没有学理意义，不予重视，都是一笔带过，事实上，“京师论《易》”不但关乎张载与二程的学说渊源问题，而且隐含着张、程早年一些重要的学术志趣，有很重要的学理意义。作为理学的创立者，他们的这些交往内容都有必要细致论述。

一、“京师论《易》”之经过

宋仁宗嘉祐初年（1056），正值全国大考，各地考生齐聚京师，准备应试。是年，程珦升任国子博士，二程兄弟随父来到京师，程颢准备参加应试。张载在这一年也上京赶考。这样，他们都来到京师。考试结束之后，在京城等候发榜的日子里，在文彦博丞相的鼓励下，张载在相国寺开坛讲《易》。(18)此时张载对《周易》已有深入研究，因此，前来听他讲《易》的人很多。有一日，二程前来拜望张载，三人在一起讨论易学，他们之间相互欣赏，并结下深厚情谊。这就是所谓的“京师论《易》”。

对这件事情有记录的文献有两则，第一则是《宋史·张载传》，记载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一夕，二程至，与论《易》，次日与人曰：‘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撤坐辍讲”。(19)第二则《程氏外书》记载：“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横渠乃归陕西。”(20)

虽然记载的是同一件事，但相较于第二则，第一则文献更为客观。(21)两则材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一、张载“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反映张载对易学的造诣已达到较高程度，否则不可能在众人面前讲学。二、二程拜望张载，说明张载当时的声望比较高。三、二程与张载论《易》以及张载对二程易学水平的高度评价说明二程易学水平也相当高。四、张载“撤坐辍讲”，显示出张载具有自知知人、谦虚包容、心胸宽广的品质。总之，这次论《易》，他们之间谈得愉悦而默契。由于论《易》并未尽兴，于是，他们又另约了时间，在兴国寺继续论学。据吕大临记载：“伯淳尝与子厚在兴国寺曾讲论终日，而曰：‘不知旧日曾有甚人于此处讲此事。’”(22)“终日”一词，一方面意味着讲论持续的时间很长，另一方面意味着时间是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从这则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出，张载与二程深感志同道合，当时的讨论一定很尽兴、很热烈、很深入，以至于感觉不到时间流逝。从程颢的话中可见，彼此的谈论定是有一致的目标，而且对这一目标他们都充满信心。他们讲论所达至的境界，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说：“尤见其相讲论，已至无古今人我之境。”(23)这样的讨论就更加促使他们坚定了道学的志向，为道学的创立笃定地去努力。难怪程颢满怀豪情地说“不知旧日曾有甚人于此处讲此事”，张载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24)从此张、程积极致力于道学的探索与建立，逐渐形成关学与洛学。

二、“京师论《易》”隐含之问题

“京师论《易》”时，张载与二程的思想都尚未成熟，但对易学研究的程度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由于文献缺乏，我们无从深入考索其义理，但其中隐含的几个重要问题需要陈述。

一、易学在张、二程三人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北宋时，道学的建立是围绕对《周易》的诠释和发挥而展开的。思想家大都是通过对《周易》的创造性解读与诠释，构建起高度哲学化的儒学形态。(25)因此，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堪称易学家，张、程也不例外。黄宗羲认为张载思想“以《易》为宗”，(26)王夫之也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27)韦政通概括得更为全面，他说：“横渠和邵、周一样，都曾以《周易》为其思想的出发点，早期的《易说》不必说，即晚期的《正蒙》依旧笼罩在易学的氛围之中”，并认为“《易传》以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用极富哲思而又简洁的文字，表达形上义理、组织形上系统的”。(28)张载整个哲学思想体系是建立在易学基础之上的，如果以《横渠易说》为其易学的代表，以《正蒙》为其道学的代表，那么张载《正蒙》中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来自于《横渠易说》。(29)这说明张载易学对其道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张载的思想是从易学发展为道学。可见易学在其思想当中的重要地位。程颢不重著书，没有易学著作，但其思想受易学的影响也相当深。有学者认为程颢的学术根底在易学，(30)此言不无道理。举几例以示说明：其一，在京师，程颢与张载论《易》，得到张载的认可与赞扬，说明程颢易学造诣很深。其二，《遗书》记载，程颢任鄠县主簿时，与人讨论《易》与《春秋》。(31)其三，程颢最早的《定性书》引《易》中之语：“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来阐释自己的思想。另外，现存语录中也有讨论《周易》的大量内容，其语录关于“理”的论说亦多发挥《周易》思想。(32)这些都显示易学在程颢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程颐一生都致力于易学研究，为此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晚年成书的《周易程氏传》是其一生学术的结晶。嘉祐二年（1057），20多岁在京师与兄程颢和张载论《易》时，其易学造诣已相当深厚，这时可能已开始写《易传》，以后的岁月里，他随写随改，直到元符二年（1099），六十多岁时《易传》成书，书成之后又过了七年，才出以示人。程颐自己说：“某于《易传》，杀曾下工夫。”(33)确是肺腑之言。《周易程氏传》是程颐学术体系的代表作，“他的理学就是他的易学”。(34)由此可见易学在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二、张、二程三人受王弼易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张、程的易学思想都反对章句训诂，而以义理为重。这是对王弼义理派解《易》思想的继承。张载在《横渠易说》中多次提到王弼易学，(35)可知他在解《易》时，将王弼易学著作作为重要参考文献。程颢所受的王弼影响可以从《定性书》略知，他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这句话正出于王弼所说的“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程颢“圣人有情无累”的思想与王弼是一致的，因此可知《定性书》受到王弼的影响。程颐曾说：“《易》有百余家，难为遍观。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后却有用心处。”(36)由此可见，他们都推重王弼易学。

三、张、二程三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在践行《易》道。因为他们秉承“《易》本天道而归于人事”。张载曾说：“《易》之为书与天地准。《易》即天道，独入于爻位系之以辞者，此则归于人事。”(37)又说：“《易》言天道，则与人事一滚论之。”(38)可见张载强调天道与人事的统一。程颢教导弟子说：“易又不只是这一部书，是易之道也。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即事尽天理，便是易也。”(39)《遗书》记载：“谢师直为长安漕，明道为鄠县薄，论《易》及《春秋》。明道云：‘运使，《春秋》犹有所长，《易》则全理会不得。’师直一日说于先生。先生答曰：‘据某所见，二公皆深知《易》者。’师直曰：‘何故？’先生曰：‘以运使能屈节问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运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40)这一段文字是弟子记录程颐与谢师直的对话，大体是说程颢在担任鄠县主簿时与任长安漕的谢师直论《易》的情况。(41)在程颐看来，谢师直作为上级愿意屈尊与作为下级的程颢讨论易学，而程颢敢直言谢师直不知《易》，这说明程颢和谢师直两人都是深明《易》道之人，他们已经把《易》理内化为自身的道德实践。而程颐以是否能运用《易》理为评判是否知《易》，也可见其是以行《易》理为贵。有关程颐的事例，《遗书》记载：“先生践履尽《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42)这说明程颐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易学的义理，其《易传》只是其实践易学的心得而已，他的易学就是其人格的写照。由此可知，张、程都是深明《易》道之人，他们在生活中自觉地去践履《易》理。学《易》之人不在于抠索文字，而在于通过文意，掌握《易》理。邵雍尝言“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所谓善用《易》者也。”(43)真正懂《易》之人是能将《易》理运用在生活实践当中的人。南怀瑾将学《易》之人分为三等，第一等人领导变化，第二等人掌握变化，末等人则是跟着变化走。(44)以此作为评判标准，张、程至少已属于把握变化之人。

四、张载、二程出入佛老，返归六经的缘由。张载、程颢出入佛老多年，这在前文生平中已经介绍；程颐没有出入佛老的记载，但从他对佛教的批评以及借鉴，说明他对佛教经典也有过深入研究。(45)于是对于他们出入佛老，返归六经，我们会有这样两个疑问：第一疑问是，为什么张、程立志求道之后需要访诸释老，他们访求佛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试着从两方面解答这个问题。首先，从佛老方面而言，佛老思想代表当时最高的思想学说水平，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前端、最重要的话语语境，具有很大影响。唐代的儒者普遍地出入佛老，视为当然，蔚为成风。经过五代十国，进入宋代，儒者对佛老热衷的程度依然很深。(46)孙复说：“佛老之徒，横于中国……天下之人……莫不争奉而竞趋之。”(47)张载说：“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48)二程说：“浮屠之术，最善化诱，故人多向之。”(49)范育说：“以为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50)这表明佛教的盛行与善化诱人是当时学者有目共睹的事实。佛老不但在理论形态上具有领先地位，而且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化语境，想脱离这样的语境来重构儒学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张载“求诸释老，累年究其说”，程颢“出入老、释氏者几十年”，就是主动吸取佛道之善诱人处。既需要借鉴又必须批判，就不能不“入室操戈”，出入佛老也就是正常不过的事了。其次，从儒学方面而言，儒家经典中虽然树立了一个“圣人”的理想，但是却没有指出具体的进入圣门的途径。这样，圣人目标就变得高不可攀，难以企及。所以，道学建构者必须提供入德之途、入圣之门，也就是必须提供证悟圣人境界的具体途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生活在名教社会的人们就无法体会到名教之乐。而在心性工夫方面，正是佛老所长，他们有完备细密的工夫论，从佛老那里学习心性工夫的理论与方法，以弥补儒家在这方面的欠缺，这也是势所必然。所以，张、程通过亲身经历，专研佛老思想，从中汲取精华，寻求借鉴，为儒学弥补工夫论的不足，并探寻实现圣人目标的具体途径与方法。第二个疑问是，为什么张、程在佛老中沉浸多年之后，最终返归六经，以儒家为归依？具体原因分析起来大致有四：一、从家庭环境或个人气质来看，张、程都属于“儒家型”。张载的家庭背景属于儒家型，他年青时的“建功立业”之举是典型的儒家型，只不过是儒家所谓的“末”而已。二程的家庭背景属于儒家型，从小就接受严格的礼教。母亲侯氏“仁恕宽厚”，“事舅姑以孝谨称”，“抚爱诸庶，不异己出”，(51)而对二程的教育却非常严格。程颐回忆说：“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爱慈可谓至矣，然于教之之道，不少假也。才数岁，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惊啼，夫人未尝不呵责曰：‘汝若安徐，宁至踣乎？’饮食常置之坐侧，尝食絮羮，皆叱止之，曰：‘幼求称欲，长当如何？’虽使令辈，不得以恶言骂之。故颐兄弟平生于饮食衣服无所择，不能恶言骂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与人争忿，虽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长，常使从善师友游；虽居贫，或欲延客，则喜而为之具。”(52)这样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们的儒者气质。二、从小立志求道的志向没有改变。张载的思想任务从青年时期就被范仲淹提到了“向上一路”，方向明确。范仲淹的引导使张载树立了伟大的抱负和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二程则在周敦颐的教导下寻找“孔颜乐处”，立志求道，从少年时代起就自觉地致力于直承孔孟。程颢甚至打算放弃科举，以便潜心于对“道”的探求。“志者，教之大伦而言也”，(53)因此，志向一旦确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三、从佛老思想中没有找到“安泊处”，即安身立命之处。张、程“泛滥”于佛老，徘徊其间多年却仍然没有解决“名教之乐”的问题。在这期间，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努力与艰辛、苦闷与彷徨，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朱熹类似的经历或多或少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朱子大传》中详细记叙了朱熹早年出入佛老的心理历程，无路的彷徨，在困学中的艰难跋涉，思想的交战与搏斗等等。(54)这些经历表明，在求索精神归宿的过程中，佛老思想最终仍无法让他们有“安身立命”之感。四、张载、二程生活的时代，正是儒学复兴的时代，历史给这一代人提出的使命就是重振儒学。因此，在徘徊多年之后，他们重新回归儒学，并以此作为自己生命与精神的归宿。

概言之，张、程之所以“返归六经”，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具有深厚的儒家情怀，儒家情怀的核心就是对现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张、程看来，如果儒者只为追求个人的心性修养而不具备对现实世界的肯定以及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那么他与佛老追求的成佛成仙就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张、程来说，儒家情怀赋予他们对社会的担当精神，在当时重新建构儒学的使命面前，他们自觉地承担起时代的任务。(55)最后需要强调，“京师论《易》”之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张、程相互引为同道，开始共同致力于道学的建构。

第三节　“关学不出于洛学”之考论

一、从“京师论《易》”论“关学不出于洛学”

“关学出于洛学”是二程弟子对关洛“渊源关系”的定位。从宋代到明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在前文绪论中已经详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当代学者中，陈俊民对“关学不出与洛学”也有很细致的论述。(56)总之，从事实上判断，关洛的“渊源关系”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受到“关学出于洛学”观点的影响，当代学者仍有人将“京师论《易》”认为是程颢启发张载“尽弃异学”的契机。(57)所以，在此还须花费笔墨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佐证。

首先，“京师论《易》”时，张、程都已经返归儒家正统，只有志同道合的问题，不存在程颢启发张载“尽弃异学”的问题；即便有“启发”，那么也是“相互启发”的可能性较大。从张载来看，他在拜见范仲淹之后，开始走上学术探索的道路。经历了“访诸释老”未得之后，又返求于六经，之后有了精神归依，这表明张载赴京赶考之前已经返归儒家正统。之后，他才赴京赶考以及在京师讲《易》。从程颢来看，他“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58)程颢见周敦颐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当时十五岁。后来曾“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就是说有将近十年的时间研究释老思想，这就可以推断，他返归六经的时间大约在二十五岁，即仁宗嘉祐元年（1056）前后。从“厌科举”到“返归六经”，在去京师参加科举考试之前，程颢也已回归儒家正统。京师论《易》时，如果不能说张载的思想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至少可以说是学有根底。张载是二程的长辈，年长二程十多岁，对二程易学思想给予极大认可，不仅说明张载人品的可贵之处，而且说明他的易学造诣深厚，因为有真工夫的人才有能力去评判他人。因此，程颢启发张载“尽弃异学”的说法立不住脚，张、程彼此欣赏、互相启发应该是事实。

其次，张载在去京师之前已经以复兴儒道为己任，而并非受二程启发才“尽弃异学”。嘉祐二年（1057）三月，程颢二十六岁，与张载、朱光庭、苏轼、苏辙、曾巩同第。宋仁宗御殿亲试，程颢作《南庙试策五道》，在第二道结尾处说：“圣门之学，吾不得而见焉，幸得见其几者矣。则子厚之愿扫其门，宜乎！”(59)程颢认为从事圣门事业的人很少，而张载已是难得的以儒道为己任的人物。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程颢对张载的评价很高。程颢之所以敬重张载就在于张载在京师论《易》之前，就已经以儒道为己任，而并非受二程的启发才确立这样的人生目标。所以，最多只能说张载与程颢之间是互相推重，而不能说二程启发张载。

不难想象，在佛老思想占据人们心灵世界的大背景下，张载与二程相遇相知，他们的志向都在振兴儒家事业，而且有足够的储备与积累可以共同讨论道学的核心问题，他们之间定有遇到知音的感觉。程颢在张载去世后的诗文中写到“叹息斯文约共修”，(60)说的就是他们共同致力于道学的探索。“共修”说明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同调”，不存在渊源的问题。他们之间的讨论更多的是相互激励，从而在儒学重构的道路上变得更自信、更坚定。张载对《周易》“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诠释说：“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于出处语默之际获与人同，则其志决然，利可断金。”又进一步解释说：“惟仁者能听尽言，己不欲为善则已，苟欲为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为利也如金铁之可断。”(61)这样的解释或许可以再次证明张、程共同致力道学建构的坚定信心。

二、从学派创立先后再论“关学不出于洛学”

“关学不出于洛学”还可从学派创立的角度再次作出论证。为了论述清晰，我们有必要对学派的形成先作一了解。学派的形成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有创立者，二、有成熟的理论形态，三、有众多的弟子从学。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才可称其为“学派”。以下从这三个方面分析关洛学派创立的先后，进而得出“关学不出于洛学”的结论。

首先，张、程创立学派的起步时间大致同期。从嘉祐初年“京师论《易》”之后，张载与二程共同承担起振兴儒学的重任，一起致力于道学的建构，可以说作为道学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起步大致是同期。

第二，张载成熟的理论体系形成早于二程。成熟著作的形成应该是理论体系成熟的标志。即便不以《横渠易说》、《经学理窟》、《文集》、《语录》等为准，仅以《正蒙》为代表，张载的思想体系在1076年业已成熟。此年，张载集毕生立言汇成《正蒙》，交与弟子苏昞，编为十七篇。同期，二程仅有《定性书》与《颜子所好何学论》两文；最早的语录是1077年的《洛阳议论》，是由张载的弟子苏昞记录的关于张载与二程的谈话；而二程哲学中的核心范畴“天理”观，(62)则是在1079年吕大临《东见录》中第一次完整地体现出来，而这已是张载去世之后的事情。

第三，张载有众多弟子从学的时间早于二程。张载有众多弟子从学的时期在1070—1076年间，二程弟子集中从学的时期则在1078—1085年。

北宋五子中，张载的年谱最为简单，什么时候开始授徒以及从学弟子有多少都没有清晰的记录。现只能从《行状》、《宋元学案》、《张子年谱》、《关学编》中将零散记录综合起来，以了解张载讲学情况及弟子从学情况。

张载的为学之路大体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康定元年到嘉祐初年（1040—1056）。康定元年，张载受范仲淹的启发，走上学术探索的道路。此前的理想在于“建功立业”，此后的努力却落在儒家名教之乐的探索中。张载曾说“范文正才气老成”，(63)可见张载对范仲淹很是尊重。范氏的引导以及与范氏的交往对张载的自我定位产生重要影响。“建功立业”只是儒家之末，“名教之乐”才是儒家之本。在范仲淹看来，《中庸》可以引导张载探讨“圣人之德”、“名教之乐”，而范仲淹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为儒家名教之乐提供了最好的诠释，这正是深深打动张载、使他听从范氏劝告的关键所在。范仲淹从一开始引导张载进入的就是学术探索的“向上一路”，(64)张载由追求外王事功转向追求内在修养，由经世之学转向对心性之学的探求。嘉祐初年，张载入京参加科举考试并在京师讲学，已经学有根底；与二程探讨道学之要，更加坚定了重建道学的信心，之后积极致力于对道学的建构。第二阶段是嘉祐二年至熙宁二年（1057—1069）。张载一边从政，将儒家的义理付诸实践；一边从事讲学，教导弟子。主要的讲学经历有：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张载应文彦博之聘，在长安当了一年学官，次年，京兆府“王公乐道”，将张载请到郡学讲学，张载多以儒家道德教人，他说：“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65)学者听了他的话，“多有从之者”。据“多有从之者”判断，此时师从张载问学的弟子应该较多。第三阶段是熙宁三年至十年（1070—1077）。这是张载学术理论创作的精进阶段，也是关学形成规模的阶段。他在学术、教学、社会实践等方面不断地充实着对道学的探索。在学术方面，他精思力索，勇于造道，将一生精思所得合为一书，命名为《正蒙》，取“以正养蒙”的意思。在教学方面，他在横渠镇建立学馆进行讲学，每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教导弟子，有众多弟子从学。据明代冯从吾《关学编》记载，北宋关学人物依次是张载、张戬、吕大忠（附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侯仲良。(66)《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记载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游师雄、种师道、潘拯、李复、田腴、邵清、张舜民、薛昌朝。(67)将这些综合起来，张载弟子合计十四人：吕大忠（字晋伯）、吕大钧（字和叔，学者称京兆先生），吕大临（字与叔，张载弟张戬之婿），此三人合称“蓝田三吕”；苏昞（字季明）、(68)范育（字巽之）、游师雄（字景叔）、种师道（字彝叔）、潘拯（字康仲）、李复（字履中，学者称潏水先生）、田腴（字诚伯）、邵清（字彦明）、张舜民（字芸叟）、薛昌朝（字景庸）。加之张载弟张戬（字天祺）也是关学代表人物，在社会实践方面，他带领弟子与乡里进行恢复古礼与井田制的实践。这一阶段，关学学派已经形成规模。

程颢的为学之路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庆历六年至嘉祐元年（1046—1056）。庆历六年，在周敦颐的影响下，程颢确立了求道之志。周敦颐对程颢的影响，是将他引入“道学领域”，直接进入“向上一路”，追求的“孔颜乐处”，就是儒家安身立命之所。但是由于年龄尚小，对儒家经典存在诸多困惑，于是出入释老以求解决困惑的途径，十年之后，返归于六经，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嘉祐初年，与张载在京师会面，共语道学之要，更加坚定致力于道学建构的信心。第二阶段是嘉祐二年至熙宁五年（1057—1072）。程颢中进士后，一边担任地方及中央的行政事务，一边继续从事儒学的建构。期间有个别弟子从学。第三阶段是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1073—1085）。这一阶段主要在洛阳授徒讲学，创立学派。其中元丰年间（1078—1085）是程门弟子从学最为集中的时期，有名的学者多是在此期间从学，二程语录大量记录下来，洛学学派形成规模。

程颐的为学之路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庆历六年到嘉祐四年（1046—1059）。程颐十四岁从学周敦颐，周敦颐对他的影响，是将其引入“道学领域”，直接进入“向上一路”，追求“孔颜乐处”，开始确立求道之志。之后，科考不中，放弃科举，专心于学问。第二阶段是嘉祐五年到熙宁四年（1060—1071）。随父事亲，一边辅助父亲处理日常事务，一边继续专研学问。第三阶段是熙宁五年到元丰八年（1072—1085），与兄程颢开始授徒讲学，创立学派。第四阶段是元祐元年到大观元年（1086—1107）。兄长程颢去世后，程颐独立承担道学的发展使命，继续思考探索，在理论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关于二程弟子从学的情况，卢连璋在《二程学谱》中有详细记载。这里择要介绍。程颢弟子大量从学的年代在元丰年间（1078—1085），有名的学者多是在此期间从学。元丰元年（1078）冬，程颢知扶沟县事，谢良佐始受学于程颢；游酢也应召来扶沟任学职，并从学于程颢；同年周纯明从学于二程。元丰二年（1079），“蓝田三吕”及苏昞、范育等张载门人从学于二程，出现了“时明道门，皆西北士”的局面，这说明张载去世后，弟子们转师二程，已是程门早期弟子。这时二程语录大量记录下来。四年（1081），二程兄弟在颖昌，杨时、李吁见二程于颖昌，与游酢、谢良佐同学于二程。杨时师事于程颢，李吁从学二程。(69)五年（1082）冬，刘绚来洛阳以师礼见程颢。六年（1083）程颢“监汝州酒税”，刘绚、朱光庭先后去汝州见程颢。元丰八年（1085），程颢病逝。之后，程颐继续授徒讲学。元祐五年（1090），尹焞以师礼见程颐。八年（1093），杨时、游酢以师礼见程颐于洛阳。元符三年（1100），张绎、孟厚先后以师礼见程颐于洛阳，罗从彦从福建来洛阳向程颐学《易》。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周孚先来从学。崇宁三年（1104），马伸辞官来从学。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二程弟子集中从学，洛学出现盛况，已是张载去世以后的事情了。这就进一步证明“关学不出于洛学”。方东美认为宋代形成几个重要的学派，“第一个就是所谓‘关学’”；(70)劳思光认为“程门之学盛于横渠身后”。(71)确实是正确的判断。所谓“关学之盛，不下洛学”，(72)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关学当时的盛况不亚于后来洛学的盛况。事实上，在关学思想已经完全成熟的时候，洛学尚在形成之中。关学的创立早于洛学若干年，这才使洛学观摩、批评、继承关学成为可能。后来，二程在自身学说成熟的过程中，将张载思想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系统，吸收了张载的很多重要命题和观点。只有承认了这个事实，才可以有效地说明，我们现在从张载与二程的思想材料中，为什么看不到张载因袭二程的地方，反而可以看到很多二程批评借鉴张载的地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张载学术最精进的阶段是1070—1077年，程颢学术最精进的阶段是1078—1085年（元丰年间），程颐学术最精进的阶段则是在程颢去世以后的1086—1107这二十年间。也就是说，张载、程颢、程颐三人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其实有着层层相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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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于浩编：《宋明理学家年谱》（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2)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81页。

(3)　张载：《张载集》，第385页。

(4)　张载：《张载集》，第388页。

(5)　张载：《张载集》，第381页。

(6)　吕大临在《行状》中说，张载在长安学宫讲学是“未弟时”（即1057年之前，张载37岁），武澄认为此条记载有误，文彦博在治平二年（1065）判长安，此时张载已是46岁。参见于浩编：《宋明理学家年谱》（一），第48页。

(7)　绿野亭在陕西路武功县。参见于浩编：《宋明理学家年谱》（一），第51页。

(8)　张载：《张载集》，第384页。

(9)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656页。

(10)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630页。

(11)　关于周敦颐与二程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并未有定论。早在南宋，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认为，周敦颐与二程有师弟子关系。对于这一说法朱熹的好友汪应辰表示异议。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的序录中，对周敦颐与二程兄弟的师生关系有一段总的概括：“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已明言之，其孙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马、邵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虽疑之，而皆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为证，则终无据。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庸矣！”他承认二程少年时代曾跟随周敦颐学习过，但是不承认二程的学术思想出于周敦颐。全祖望的观点也并非定论。徐远和的《洛学源流》有一节“濂洛师承”，认为二程与周敦颐在学术思想上有师承关系；二程不守师说而有自己的发展。梁绍辉主编的《濂溪学研究》对于周敦颐与二程的关系论述比较详细，包括受学时间、地点的问题，学术上所受影响的主要方面、影响的程度等。王兴国在《周敦颐与程颢程颐兄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中认为，二程受周敦颐的影响除表现在人生境界方面，如寻找颜子乐处、吟风弄月等，在“主敬”思想上也受到周的“主静”思想的影响；另外程颢的仁学思想也受到周的影响。此文的观点未必正确，但从思想的继承问题上拓宽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就港台、国外来看，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对周、程之关系作了历史的考察，认为“二程得统于濂溪，此皆自朱子之主张始”。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三上）将周、程关系分为“‘早年之影响’与‘成熟期之学说’”，并指出“濂溪理论之得失是一事，与二程之关系是另一事”，这些都有助于拓宽周、程关系的研究视阈。

(12)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638页。

(13)　鄠县（户县）属于陕西路京兆府。参见《宋明理学家年谱》（一），第108页。关于程颢是哪一年任鄠县主簿，学界存在争议。传统的说法认为，他在中进士第的第二年（1058）到任鄠县主簿。《宋明理学家年谱》中程颢年谱都认为程颢是在1058年到鄠县任主簿。从《游鄠县山诗十二首序》中，程颢亲自说：“嘉祐二年，始应举得官，遂请于天官氏，愿主簿书于是邑。”（《二程集》，第472页）也说明程颢在1058年到鄠县任主簿。而谢寒枫认为：《程颢与大程书院》一书据程颢在鄠县主簿任上为周公姬旦后人所作《姬宗世谱序》中的‘嘉祐庚子冬，调主鄠县簿’之语，考定程颢是于嘉祐庚子年始任鄠县主簿的，庚子年即嘉祐五年（1060）（《程颢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2年）。此说所引为孤证，不足以推翻传统说法，本文采用传统说法。

(14)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32页。

(15)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633页。

(16)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38页。

(17)　二程祖母张氏是张载的姑母，张载是二程之父程珦的表弟，二程称张载为表叔。

(18)　相国寺是京师开封最有名的佛教寺院，号称“皇家寺院”，距离皇宫很近，属于禅宗胜地。

(19)　元脱脱等撰：《宋史·张载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23页。

(20)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36—437页。

(21)　第二条有溢美之词，带有浓厚的门户之见。参见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365页。

(22)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6页。

(23)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24)　张载：《张载集》，第382页。

(25)　例如：胡瑗有《周易口义》，欧阳修有《易童子问》，周敦颐有《太极图说》、《通书》，王安石有《易说》，苏轼有《东坡易说》，程颐的主要著作是《周易程氏传》，张载的主要著作是《正蒙》、《易说》。程颢不注重著书，没有易学著作，但他和其弟程颐同样以善于说《易》而在京师闻名。

(26)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横渠学案》，第797页。

(27)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1975年，序论。

(28)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752页。

(29)　胡元玲：《张载易学及道学研究》（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横渠易说》的文献问题”一节。

(30)　王新春认为：程颢的理学，质而言之，其学术根抵在易学。透过对易学的创造性论释与转化，他建构起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下的崭新易学天人之学，推出了他的理学体系（《仁与天理通而为一视域的程颢易学》，《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

(31)　“谢师直为长安漕，明道为鄠县薄，论《易》及《春秋》。”（《二程集》，第249页）

(32)　金春峰：《宋明理学若干特性的再认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

(33)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74页。

(34)　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第373页。

(35)　《横渠易说》中涉及王弼的内容有：“王弼谓‘命吕者律’，语声之变，非此之谓也。”（《张载集，》第75页）“王弼于此无咎又别立一例，只旧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节有过之心则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己之诏而天下悦，大人过既改，则复何咎之有！”（《张载集》，第170页）“形聚为物，形溃反原，反原者，其游魂为变乎！所谓变者，对聚散存亡为文，非如萤雀之化，指前后身而为说。辅嗣所解，似未失其归也。”（《张载集》，第184页）

(36)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48页。

(37)　张载：《张载集》，第181页。

(38)　张载：《张载集》，第232页。

(39)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1页。

(40)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249页。

(41)　转运司，简称“漕司”，宋初只负责转运物资事务，开宝九年，刚即位的宋太宗诏转运使举察本地区知州、通判等官员的政绩。最初转运司长官的名称不一，宋太宗时通称为转运使。

(42)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345页。

(43)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第457页。

(44)　南怀瑾：《易经系传别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45)　程颐的生平中虽然没有出入佛老的记载，但是其对佛老之学的研究也相当深入，仅《遗书》卷十五——《入关语录》就有多处对佛老的评判，例如“释氏之学，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尽极乎高深”（《二程集》，第152页）、“《老子》言甚杂，如《阴符经》却不杂，然皆窥测天道之未尽者也”（《二程集》，第152页）、“释氏之说，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而为佛矣”（《二程集》，第155页）、“佛、庄之说，大抵略见道体”（《二程集》，第156页）。如果对佛老没有深入研究，很难做出这样的评判。

(46)　在宋代儒士中，几乎找不到一位与佛禅绝缘的。例如：周敦颐曾从学于润州（江苏镇江）鹤林寺僧寿涯，又参禅于临济宗禅师黄龙慧南；欧阳修受教于东林寺祖印禅师，号“六一居士”；苏东坡主儒释道“三教合一”，自称东坡居士。

(47)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泰山学案》，第140页。

(48)　张载：《张载集》，第64页。

(49)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50页。

(50)　张载：《张载集》，第4页。

(51)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653页。

(52)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654页。

(53)　张载：《张载集》，第32页。

(54)　束景南：《朱子大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1—198页。

(55)　以往研究者认为，张、程由佛老返归六经是其人生的转折，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张，程访诸释老，应该理解为在探究名教之乐的过程中主动寻求一种借鉴或新的解读方式，以便在儒学体系重构中有所超越。张、程返归六经尤其说是“转变”，不如说是“重新回归”，或许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打算以佛老为依归。出入佛老的经历不但为他们建立道学体系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为他们后来批评佛老提供了依据。

(56)　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0页。

(57)　郭晓东认为，嘉祐元年张载也经历了一个从释老返归六经的思想历程，而这一转变的契机即在于与二程兄弟“共语道学之要”，从这一则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明道在这个时侯已经先行实现了从释老到六经的思想转变，否则的话，又何以启发横渠“尽弃异学”（《识仁与定性》，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58)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638页。

(59)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467页。

(60)　《哭张子厚先生》：“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千古声名联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二程集》，第485页）

(61)　张载：《张载集》，第194页。

(62)　“天理”观的形成应该是二程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定性书》只能反映程颢早期的修养工夫论，而不能作为思想成熟的标志。

(63)　程颢、程颐：《二程集》，第67页。

(64)　所谓“向上一路”的任务就是全面建构儒家的工夫论、本体论、心性论。参见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65)　张载：《张载集》，第382页。

(66)　冯从吾：《关学编》，中华书局，1987年，第1—15页。

(67)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第362页。

(68)　苏昞，字季明，京兆武功人，世称武功先生。《关学编》记载，他与游师雄“师横渠张子最久”。苏昞可能是最早从学于张载的弟子之一。《横渠先生行状》记载，治平三年（1066），京兆王公乐道尝延致郡学，先生多教人以德，多有从之者。苏昞作为京兆人可能是此时从学。熙宁元年（1068），张载讲学于武功绿野亭，这次讲学可能与苏昞（京兆武功人）有关，苏昞从学应该不晚于这一年。

(69)　杨时二十九岁从学明道于颖昌。参见于浩编：《宋明理学家年谱》（二），第14页。

(70)　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中华书局，2012年，第185页。

(71)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卷三上），第148页。

(72)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