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唐代，进入了灿烂辉煌的全盛期。唐代诗人以其伟大的天才和旺盛的创造力，将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1)唐诗的杰出成就和丰厚遗产，对于紧承其后的宋代诗人来说，的确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然而，面对这座高峰，有志于再辟诗国疆域的宋代诗人既没有望而却步，也没有亦步亦趋。他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诗歌创作的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有所发展，从而使宋诗在文学史上成为与唐诗并峙的另一座高峰，使得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又一次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宋诗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出现了许多诗歌流派。
按照现行的文学理论，流派的形成至少应具备四个条件：1．有着明确的文学主张；2．有着公认的领袖；3．在这个领袖周围有一个创作群体；4．这个群体有着相同或大致相同的风格。如果严格地用这些标准去衡量，则中国明代以前的许多所谓流派大都不能成立。事实上，中国古代关于流派的概念，往往并不是如此严格的。从创作实际来看，体（风格）与派在古代批评家的笔下经常被等同起来，作为同义词使用。如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将“大历体”、“元和体”等与“江西宗派体”并称、并置，便是一例。但是，风格与流派毕竟不是一回事。体、派并称，只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随着文学意识的加强，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向规范化发展。从唐到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发展的轨迹。宋诗则正处于这一发展的过渡阶段。
关于宋诗的流派，文学史上有过多种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似乎是梁昆在《宋诗派别论》中所提出的十一派说，即香山派、晚唐派、西昆派、昌黎派、荆公派、东坡派、江西派、四灵派、江湖派、理学派、晚宋派。这种划分，虽然大体上符合宋诗创作的实际，但所根据的标准却不够统一，尤其是未将体与派区别开来，如所谓“香山派”、“晚唐派”等，不过是某种风格的概念而已。不过，尽管如此，宋诗中的体事实上已带有了派的特征，因为，它往往意味着一定的文学主张的提出，因而与派是相通的。而且，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内涵的体的不断出现，使得宋代形成了比较正规的诗歌流派，如江西诗派、江湖诗派等。我们在此不妨将其与唐诗流派作一比较。
一般说来，直到中唐以后，唐诗才出现了百花齐放、流派纷呈的繁荣局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派约有四个：一是以韩、孟为代表的奇险诗派；二是以元、白为代表的通俗诗派；三是以韦、柳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四是以姚、贾为代表的苦吟诗派。但是，这些所谓诗派的概念，都不过是后人归纳的产物，在当时，无论是上举诸代表人物，还是其诗风的追随者，都几乎没有开宗立派的明确意识。这些诗派的形成，实质上是这些有声望、有吸引力的作家以其富有独创性的创作，受到一批同时或后来诗人的仿效，因而出现的某种诗歌风尚。无疑地，中国的诗歌流派是滥觞于这种方式的，而且，在后世尤其是宋代的诗歌流派中，我们也能不时地看到其影响。但是，文学毕竟在不断发展，文学观念、文学意识、文学的自觉程度，也都在不断演进。由不自觉状态进入自觉状态，在文学发展中乃是必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宋代诗派与唐代诗派间的重要区别。宋代诗派之异于唐，简言之，约有三点：第一，推举了诗派领袖，如江西诗派之于黄庭坚，江湖诗派之于刘克庄；第二，提出了明确的诗歌主张，如西昆派效义山诗风，江西派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第三，有着强烈的变革诗风的意识，如江西派之于西昆派，江湖派之于江西派。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事实上，并非每一宋代诗派都具备这些因素，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所表现出来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又显示了宋代诗派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在宋代诗歌流派中，江湖诗派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流派(2)。
这个流派大约兴起于十三世纪初叶。当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风开始衰微，代表着南宋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人也相继谢世。一向热闹的诗坛，开始寂寞起来。最早打破这种寂寞的是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这四位永嘉诗人，在大儒叶适的揄扬、鼓励下，提倡姚、贾，反对江西，为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四灵的创作，受到了同时一大批江湖诗人的推重和效法，推动了江湖诗风的形成和发展。宝庆元年（1225），钱塘书肆陈起把以同时江湖诗人的作品为主体的一些诗作汇集起来，刻成《江湖集》，客观上总结了宝庆前江湖诗歌的创作成果。在他的周围，吸引了一批江湖诗人，进一步促进了江湖诗风的普及。而在江湖诗人不断扩展活动规模之时，更出现了一位领袖人物——刘克庄。在江湖诗人中，刘克庄不仅创作成就最高，而且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创作理论。他喜欢指导青年，奖掖后进，因而受到许多人的追随。同时，他又不满足于对四灵亦步亦趋，带动一批江湖诗人，开拓创作领域，使得江湖诗风不断得到了深化。这样，以四灵为先驱，以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刘克庄为领袖的江湖诗派便正式以一个群体的面目出现，成为笼罩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要力量。
由于陈起初刻《江湖集》已经散佚，关于江湖诗派的最后构成，我们现已不能确切得知。值得庆幸的是，后世的许多学者、藏书家为了恢复江湖诗集的原貌，曾进行了广泛的搜求。现已知道的，便有十几种江湖诗集行于世。这些集子，连同当时一些笔记、诗话、书目中的记载，就都成为我们确定江湖诗派成员的原始依据。但是，由于所见不同，取舍标准不同，这些江湖诗集的收录情况比较芜杂，需要进行一定的清理爬梳。为此，我初步拟定了作为一位江湖诗人的五条标准：1．社会地位较低；2．主要活动时间在嘉定二年（1209）以后；3．作品为所有或大部分江湖诗集所收录；4．与陈起有唱酬；5．历史上具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样，会同其他途径所得，共确定了138位江湖诗派成员。这样多的人数和这样大的规模，在宋代诗歌流派中应该是独一无二的(3)。
这样一大批江湖诗人，是在宋代的政治、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背景中产生出来的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他们的身份多为布衣、清客，有些人后来虽曾入仕，但官做得也并不大。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是漫游江湖，行谒权门，干私书，求俸余，靠写诗来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也常被称为江湖游士或江湖谒客(4)。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们是较早的一支以写诗为职业的队伍，尽管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人职业化和艺术商品化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尽管他们生长在一个日趋腐朽的社会中，并且自身也有不少弱点，却并非没有政治热情。对国事的忧虑和对农民的悲悯，是他们诗中的重要的政治内涵。而且，由于他们对政治有着一定的参与意识，曾遭到统治集团的嫉恨，因而构成江湖诗祸，受到诬陷和打击，不少人被卷入这一继“乌台诗案”后的宋代第二次较严重的文字狱中(5)。不过，江湖诗人毕竟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阶层，社会的腐败状况和他们自身的生活形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政治社会进行非常富有实质性的关切，因此，他们诗中所反映的，多是身边的生活琐事，个人的喜怒哀乐，这些，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真实的心路历程。
在诗歌艺术上，江湖诗派虽然比较缺少独创性，但他们的作品仍能反映出这个阶层的特定风貌。他们的诗，追求纤巧之美，重视真率之情。或文风近俗，或句意求清，有着比较丰富的审美内涵。此外，在诗歌的时空、意象等方面，他们也都有着自己的追求和喜好。从诗歌渊源来看，江湖诗派主要是学晚唐的。但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特点，认识到盛唐之诗的高远境界未易遽学，因而选择了有门径可入的晚唐诗作为师法对象，以便进一步向更高层次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着自己的认识的。
通过以上的简单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江湖诗派的确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诗歌流派。它的形成和发展，在宋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中，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研究江湖诗派，不可能回避社会发展的情形，知识分子的处境，社会阶层的分化，市民文化的状况等问题，其意义是并不仅限于文学的。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诗歌流派，历来的研究是很不够的。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1月止，1949年以来国内报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章，除去欣赏和漫谈者外，只有三十四篇。其中十二篇是考证文章，其余各篇，重点也多落在刘过、姜夔、刘克庄三位作家和四灵身上。至于对江湖诗派进行宏观研究的文章就更少了。这种状况，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富有特色的诗歌流派在总体上的忽视。但尽管如此，现有的研究文章，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文章，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而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如胡念贻对今存诸江湖诗集的编者及编纂、流传情形的考辨；费君清对《永乐大典》所收诸江湖诗集的论析；胡明对江湖诗派的成员、艺术主张、诗歌渊源和创作特色等问题的论述；葛兆光、马兴荣对永嘉四灵的研究等(6)，都从不同角度提出并解决了一些问题。此外，在对单个作家的生平考证和作品研究方面，也有不少学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的研究中所应该重视的。
总的说来，对江湖诗派的研究虽已开始引起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远远不够的，因而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在宏观上都有进一步进行开拓的必要。
本书将在尽可能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江湖诗派进行全面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包括对基本事实的清理，对人员构成的界定，对文化意义的揭示，对活动背景的描述，对心灵活动的探索，对创作得失的评价等。由于江湖诗人大都属于下层知识分子，因此，本书将始终以社会地位及由此决定的思想、行为方式作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同时，由于江湖诗派是打着反对江西诗风的旗号走上诗坛的，因此，本书在艺术探讨中将把与江西诗风的比较放在重要的位置；此外，由于江湖诗派在整个南宋诗歌的发展中处于低潮，因此，为了说明诗风的发展变化，本书也将注意与南宋前期诸大家作比较。这三点，是本书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本书展开的主要线索。我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认识其性质，明确其地位，从而揭示这个诗歌流派在宋诗乃至整个古代诗歌史上的意义。
(1)蒋士铨《辨诗》，《忠雅堂诗集》卷十三，嘉庆戊午扬州重刻本，第11页b。
(2)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江湖诗派”这一概念的，似是清初曹溶，见《诗家鼎脔》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2册，第2页。按该序作者署名倦叟，曹溶号倦圃，故疑是其所作）。其后，经《四库全书总目》反复称扬，这一名称便逐渐流行开来。但有的古代批评家却不这样看，如戴表元《剡源集》卷九《洪潜甫诗序》（《丛书集成初编》第2055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30页）和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书汤西楼诗后》（《丛书集成初编》第207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811页）论及宋诗流变，都叙至四灵为止。究其因，或许认为四灵可以涵盖之，或许根本就不承认有这一派。仅此而言，也反映出江湖诗派的独特性。
(3)详见附录一《江湖诗派成员考》。
(4)详见附录二《南宋江湖谒客考论》。
(5)详见附录三《江湖诗祸考》。
(6)分别参看胡念贻《南宋〈江湖前、后、续集〉的编纂和流传》，载《文史》第16辑；费君清《〈永乐大典〉中发现的江湖集资料论析》，载《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胡明《江湖诗派泛论》，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葛兆光《从四灵诗说到南宋晚唐诗风》，载《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马兴荣《四灵诗述评》，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