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学因素

就文学发展史而言,江湖诗派毕竟首先是一个文学集团,它之所以出现在南宋中后期,与当时诗坛的状况更有着直接的关系。

南宋前期,诗坛上仍然笼罩着江西诗风。江西诗派的后劲吕本中、陈与义、曾几等人,继承他们的前辈黄、陈的传统,经过自己的富有独创性的努力,曾使江西诗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此同时,江西诗派的流弊也逐渐表现出来。正如吕本中所指出的:“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按此指“须于规模令大,涵养吾气”),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3)这种状况,到了南宋中期,愈加明显,早期江西诗人的创新精神和自立气度,已不复存在。于是,江西诗派终于走上了末路。

最早扭转江西诗风的是所谓“南宋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4)

这四位诗人大致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早年浸染江西,后识其弊,随之脱离江西阵营,建立了自己的风格。杨万里在《江湖集序》的自述中,代表了他们所走过的共同历程:“予少作有诗千余篇,至绍兴壬午年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5)绍兴壬午为绍兴三十二年(1162),是年尤袤、杨万里三十六岁,范成大三十七岁,陆游三十八岁,都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江西末流的影响。

但是,“南宋四大家”并不是一个流派的概念。尽管这四位诗人除了尤袤诗篇遗佚过多,难以详论之外,其余三家都可以认为自成一家,代表着南宋诗坛的最高成就,周围也不乏追随者,但他们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都始终没有形成流派。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比较重要的一点也许是,他们处于民族矛盾非常激烈的时期,多以抗金复国为己任,而且,除陆游外,都身居高位(尤袤官至礼部尚书,杨万里官至宝谟阁学士,范成大官至参知政事),他们做诗人,似乎只是“余事”(6)。因此,他们身上缺乏变革诗风的群体意识。只是到了四灵出来,对江西诗风的清算才取得了全面的成果。

四灵指生活在浙江永嘉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他们“厌傍江西篱落”,公开提倡中、晚唐,尤其是姚、贾诗风,“摆落近世诗律,敛情约性,因狭出奇,合于唐人,夸所未有”(7)。影响所及,“江湖诗人多效其体”(8),所谓“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9)。出现了“四灵诗体变江西”(10)的极盛的局面。四灵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为江湖诗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学史上长期流行着一种说法,即将四灵和江湖划为两个流派(11)。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重新加以考虑的必要。我们知道,一个文学流派必须有一个由相当数量的作家所构成的创作阵容,用这一点来衡量,则所谓“四灵派”的阵营显然过小,而许多追随、学习四灵或被四灵引为同道的诗人,现在又经常被划入江湖诗派中(12)。事实上,四灵和江湖在许多方面都有相同之处。首先,在时间上,江湖诗人中有许多与四灵生活在同时,这有大量的酬赠诗为证。其次,在社会地位上,他们大都是下层知识分子,四灵也带有些清客的味道。第三,在诗歌理论上,他们多宗晚唐,反江西。第四,在诗歌创作上,他们的许多诗写得通俗晓畅,清新灵巧,风格相同。而当时的批评家也有将二者视为一体的,如陈起刻《江湖集》,便收入了四灵的作品(13)。因此,四灵和江湖是不易分开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是抹杀二者间的区别,在江湖诗人中,与四灵诗风相异的诗人也有一些,甚至随着诗派的发展,还有一些人不满或批判四灵,我们后面将要谈到的刘克庄,就存在着这种倾向。对此,我的看法是:第一,任何文学流派都不可能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群体,流派内部风格相异或相反的情形是毫不奇怪的,而且,这种相异和相反,有时往往会成为促进流派走向深化的因素。从文学史的实际看,江湖诗派的发展也正是如此。第二,江湖诗派本来就是一个芜杂的群体,在诗派成员中,不仅有许多人学习四灵,也有一些人学习江西(14)。这是一个客观存在,同时也说明了这个诗歌流派的特殊性。因此,尽管事实上四灵是江湖的先驱,江湖是四灵的发展,相通而不全相同,但由于二者关系的天然的密切性,仍可视为一个整体。循着这一思路,在本书中,我将把文学史上的所谓“四灵”和“江湖”加以合并,通称江湖诗派。

对江西诗风的纠正,反映了江湖诗派变革诗风的主观要求和自觉意识。另外,江湖诗派的出现,在客观上是对宋代盛行的理学诗的反动。

宋代学术文化发达,流派众多,仅就理学而言,先后出现了关学、洛学、闽学、心学等派别,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杨时、朱熹、陆九渊、真德秀、魏了翁、金履祥等。理学在北宋已有了较大的发展,衍及南宋,又开创了极盛的局面。开禧三年(1207)史弥远执政后,更确立了理学的正统地位。

理学家的诗作和诗论,别具一格,在宋代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后人有称其为理学诗派的(15)。随着理学诸子日渐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理学诗也就颇为盛行。江湖诗派要想开辟自己的领域,对这种诗风不能不作出自己的认识和反应。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理学家鄙薄作诗,如程颐云:“某私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能言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作甚?”(16)而江湖诗人则多以诗为业,有的把终生精力投入作诗之中,乐此不疲。第二,理学诸人认为诗是“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17)。因此,在诗中大谈义理,往往索然无味。如朱熹《克己》:“宝鉴当年照胆寒,向来埋没太无端。只今垢尽明全见,还得当年宝鉴看。”(18)当然,朱熹的诗颇有佳作,在道学家中,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是最高的,并不都是这样一种说教的面孔,但许多理学诗却的确如此。江湖诗派反其道而行之,追求诗歌的生动性和形象性,使诗恢复了其文艺作品的面目。第三,理学家不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不愿意在形式上下功夫。如邵雍《无苦吟》云:“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19)金履祥《作〈深衣小传〉,王希夷有绝句索和韵》云:“莫把律诗较声病,圣贤工夫不此如。”(20)江湖诗派则注重完善诗歌的艺术形式。如四灵认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21)号称苦吟的,在江湖诗人中更是屡见非一见。这些,在客观上都是与理学诸子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相矛盾的。

江湖诗派主观上对江西诗派的反对和客观上对理学诗风的反动,使得它开拓了自己的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有了开宗立派,自立于诗坛之上的气魄。

文学见解、创作风格的一致,是江湖诗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但是,江湖诗人能够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是与诗人们愈益鲜明的群体意识密切相关的。其中,起着重大作用的是诗社。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刺激人的才能尽量发挥,再没有比这种共同的观念、情感和嗜好更有效的了。我们已经注意到,要产生伟大的作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自发的,独特的感情必须非常强烈……。第二,周围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时时刻刻帮助你,使你心中的一些渺茫的观念得到养料,受到鼓励,能孵化、成熟、繁殖。……人的心灵好比一个干草扎成的火把,要发生作用,必须它本身先燃烧,而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两者接触之下,火势才更旺,而突然增长的热度才能引起遍地的大火。”(22)诗社当然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好诗,更不用说是“伟大的作品”,但这段话却告诉我们,文学家一旦具有群体意识,则能够更大程度上发挥个人的潜力,从而推动文学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了解诗社,我们先要考察一下诗人唱和的风气。大约在《诗经》时代,唱和的形式便出现了,但是,真正以诗歌形式进行唱和的作品,则是东晋才产生的。其后,经过宋、齐、梁、陈,至唐代逐渐走向繁荣,到宋代达到了鼎盛(23)

唐代诗人唱和风气很浓,如开元中,王之涣、王昌龄、崔国辅等曾“联唱迭和,名动一时”(24)。中唐以后,诗人们唱和的兴趣更大,活动也更自觉了。元白、皮陆的唱和,都在诗坛上享有盛名。如陆龟蒙,集中存诗六百三十首,唱和诗即在三百四十首以上。这个数字,见出一时风会。胡震亨云:“唐朝士文会之盛,有杨师道《安德山池宴集》、于志宁《宴群公于宅》、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体》等诗。并吟流之佳赏,承平之盛事。”(25)这种文会的形式,以白居易等九人的香山九老会为极盛的标志,反映了中唐以迄晚唐诗人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到了宋代,唱和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著名的西昆酬唱,影响非常广泛,而庆历中则有徐祜九老会、马寻六老会,元丰中则有徐师闵九老会、文彦博五老会、洛阳耆英会等。有宋一代,此风盛行不衰,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下面将唐宋两代的主要唱和诗词集列一简表,以见唱和的盛况及其发展。

续表

续表

备注 在“佚”一栏中,凡加“*”号者,则原集已佚,而作品部分散见别集中;凡不加“*”号者,则原集和作品并已佚。

唱和之风与诗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唐太宗大历年间,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耿湋、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26)。我们探讨大历诗派的形成,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唱和为诗歌流派的形成创造了某种必要条件,如果以某种形式使唱和固定下来,变得经常性,有目的性,则往往可以促进诗派的形成。这里,起着重要中介作用的是诗社。

诗社大约兴起于中唐以后,与唱和之风的大盛是同步的。见于文献的,如司空曙《岁暮怀崔峒耿湋》:

洛阳旧社各东西,楚国游人不相识。(27)

高骈《寄鄠社李遂良处士诗》:

吟社客归秦渡晚,醉乡渔去渼陂晴。(28)

沿及北宋,诗社得到了发展。吴可《藏海诗话》云:

幼年闻北方有诗社,一切人皆预焉。屠儿为《蜘蛛》诗,流传海内……。元祐间,荣天和先生客金陵,僦居清化市,为学馆。质库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货角梳陈二叔皆在席下,余人不复能记。诸公多为平仄之学,似乎北方诗社。(29)

下层市民也可结社吟诗,一方面见出文化的普及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诗社这一形式已在社会上十分普遍了。

南宋诗人结社的风气更浓,影响所及,一些高级官吏也多入社唱酬(30)。这反映出,人们通过诗歌加强联系,扩大影响的愿望大为加强,对诗艺的探讨和切磋已成为不同阶层人士的共同的主观要求,也就是说,群体意识更为强烈了。在江湖诗派活动的时代,据不完全统计,有枌社、山中后社、东嘉诗社、江社、桐阴吟社、江湖社、西湖诗社等不少诗社存在,而一些通常被认为是江湖诗人的作家,如严粲、薛嵎、王琮、李涛、孙惟信、苏泂、徐集孙、林希逸、刘翼、敖陶孙、李贾、戴复古、利登、赵崇嶓、黄文雷、潘牥、赵庚夫、刘翰、潘柽、胡仲弓、赵希崥、叶茵、高翥、林尚仁、张蕴、薛师石、赵师秀、刘克庄等,都是诗社中人,可见一时盛况。

诗社虽是自发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带有组织性。互相唱酬、切磋诗艺、品第高下,是其活动的重要内容。王绰《薛瓜庐墓志铭》云:

永嘉之作唐诗者,首四灵。继灵之后,则有刘咏道、戴文子、张直翁、潘幼明、赵几道、刘成道、卢次夔、赵叔鲁、赵端行、陈叔方者。作而鼓舞倡率,从容指论,则又有瓜庐隐君薛景石者焉。诸家嗜吟如啖炙,每有文会,景石必高下品评之,曰:某章贤于某若干,某句未圆,某字未安。诸家首肯而意惬,退复竞劝:“语不到惊人不止。”(31)

这是以薛师石为首的一群江湖诗人结社活动的情形。薛氏指论诸作,“高下品评之”,而诸家皆“首肯而意惬”,这显然对提高诗艺有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入社者多情趣相投,诗风相近,因此,也不免产生标榜之习。林希逸谈到当时的诗坛风气时云:

学贵自知。求知于人,未必以情告我。江湖诸友人人有序有跋,若美矣。或以其浅淡,则曰玄酒太羹;或以其虚泛,则曰行云流水;疏率失律度,则以瑞芝昙华目之;放浪无绳束,则以翔龙跃凤誉之。讥侮变幻,而得者亦自喜。(32)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标榜与形成宗派往往密切相关,江湖诗人既盛行标榜之风,故其以群体的面目出现,亦属事有必至。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从文学上看,江湖诗派是在诗人的群体意识大大加强之时,适应着诗坛上呼唤新的诗歌精神的需要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