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几组辩证关系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是影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目前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对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机制、瓶颈、认识误区、策略建议等，学术界已有见仁见智的论述。本文从几组辩证关系——传播现状中的逆差与顺差、译介主体的送与拿、海外接受中的小众与大众、域外诠释中的偏好解读与全面解读，结合作家作品传播的个案，对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作一管窥式探讨。

一、传播现状：逆差与顺差

我国的文化产品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也就是说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存在着赤字现象。据《中国版权年鉴》统计，多年来，我国的图书进出口比例约为10：1，而且出口的图书主要销往亚洲国家和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美、英、德、法、加拿大等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逆差则超过100：1。尽管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积极对外推广的努力下逆差有所缩小，但总的来看逆差现象仍然存在。相关统计数字表明，2008年，我国文化产品引进与输出的比例是7：1，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版权贸易引进与输出的比例缩小到3.3：1，2010年降至2.9：1，2011年制定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要在“十二五”时期实现版权引进与输出2：1的比例。不过，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图书版权输入与输出的逆差仍将继续存在。在历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外版图书都“炙手可热”，国内各家出版社和个体书商争相把购买国外图书版权作为重头戏。而争抢外版图书不仅使版税节节攀升，极大地挤压了利润空间，也使逆差蔓延滋长。

文化传播逆差的一个直接表现是文化交流事实上的不平等，导致逆差方的文化信息大量缺失，在全球化语境中处于失语状态。同时也导致外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充分，致使东方主义盛行，形成西方读者的优势心理，对东方文化采取畸形视角，带来东西方文明的冲突。

但也不必因为存在逆差就焦虑、自卑。其一，“这种不平等的交流不仅存在于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存在于西方内部，存在于欧洲与美国之间，甚至存在于同种同语的英美之间”(1)。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图书总体来讲数量不大。就美国来说，引进的图书只占美国原创图书的3%。这3%的引进图书再分布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其数量可以想见。

其二，中国图书引进与输出的逆差和“时间差”、“语言差”有一定关系。诚如谢天振所言：“要知道，中国人积极主动地译介西方文化至今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另一方面，操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们学习、掌握汉语及理解相关的中国文化要来得容易。”(2)文学、文化的输出与域外接受需要较长时间内形成的氛围，需要语言和文化上的接受机制，而在这两方面，中国仍需做大量的工作并等待时机。国外特别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犹疑还没有消除，对中国的全面认可还有待时日，对中国文化、文学作品的“拿来”还处在散兵游勇阶段，这都会影响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再者，目前英语的强势态势与主导地位是汉语难以匹敌的。英语在21世纪已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据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将有一半的人口英语达到熟练应用的程度。相比之下，全球讲汉语的人数虽然不少，但那是基于中国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大，真正说汉语、识汉字的外国人并不多。对一国的语言不掌握、不了解，会影响到对该国文学、文化的引进与接受的主动性。“时间差”和“语言差”提醒我们在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方面不仅要打攻坚战，还要打持久战。

其三，中国存在着图书输出与引进的逆差也有其合理性。中国要拿来的是全世界的先进文化，以一国之力面对全世界的文化精华，存在逆差是正常现象，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我们不能以一国的文化去和全世界做平衡、对等，甚至一定要顺差。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承认逆差就意味着认识到了差距，认识到差距就有了前进的动力。如此，不利因素遂变成了促动性力量。当然，逆差的合理性和造成逆差的诸多客观因素并不能成为懈怠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理由，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扩大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面和影响力。

二、译介主体：送与拿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途径从宏观上说有两种：一是“送”，二是“拿”。“送”的主体是中方，是自我传播；“拿”的主体是外方，是他者传播。

“送”主要体现为国家的支持和政府的努力，这种支持和努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了。1951年创刊的《中国文学》杂志及时、系统地向海外翻译、介绍了一大批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作品。据统计，在《中国文学》存续的50年里，共出版590期，介绍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3)。1981年开始出版的“熊猫丛书”承继《中国文学》的宗旨，主要用英、法两种语言推介中国文学作品，出版图书190多种，发行到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大批中国现当代作家都在“熊猫丛书”出版过专辑，开启了他们走向世界的文学之旅。

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多措并举，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学海外推广的力度。2003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提出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战略。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成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每年召开专门会议，出版《“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推荐书目》。2006年，中国作家协会推出“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09年开始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并全面推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总而言之，把中国文学推向海外是由政府主导的宏大文化工程，是“送”出去的主体部分。

除了“送”之外，国外的汉学家、中国文学研究者与爱好者的“拿”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另一主渠道。与“送”出去的相比，“拿”来的范围更广，取得的实绩更突出。不仅四大名著被译成世界上多种语言，由汉学家翻译出去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数量上亦蔚为大观。新时期的作品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都得到了译介。《伤痕：描写“文革”的新小说，1977—1978》(4)收录了卢新华、孔捷生、刘心武等作家的作品，《新现实主义：“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学作品集》(5)收入了“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作品，《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6)是一部“寻根文学”作品集，《中国先锋小说选》(7)收入了格非、余华、苏童、残雪、孙甘露、马原等人创作的先锋小说。

英语世界对中国女作家特别是新时期的女作家颇为关注。《玫瑰色的晚餐：中国当代女作家新作集》(8)、《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之女性小说》(9)、《我要属狼：中国女性作家的新呼声》(10)、《蜻蜓：20世纪中国女作家作品选》(11)、《红色不是唯一的颜色》(12)等收入了谌容、张洁、张抗抗、宗璞、茹志鹃、王安忆、张辛欣、铁凝、蒋子丹、池莉、陈染等作家的作品。

以上的列举仅是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沧海一粟，还有根据地域、专题、时间段等编选的各种合集译本。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单行本也在国外得到大量译介，一批汉学家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翻译了萧红、杨绛、张洁、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李锐、朱天文、阿来、毕飞宇、张炜等一大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葛浩文尤其是莫言的旷世知音，他用生花译笔把莫言的大多数作品带到英语读者面前。另一位美国汉学家白睿文翻译了王安忆的《长恨歌》、余华的《活着》、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作品。英国汉学家蓝诗玲翻译了包括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朱文的《我爱美元》、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张爱玲的《色·戒》、《阿Q正传及其他中国故事——鲁迅小说全集》等在内的大量中国现当代作品。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翻译了陆文夫的《美食家》、《井》，韩少功的《山上的声音》、《诱惑》、《女女女》、《鞋癖》，以及汪曾祺、王蒙、张承志、张抗抗、范小青、王安忆、史铁生、李锐、高行健、何士光、王小波等人的作品。德国汉学家顾彬将茅盾、丁玲、巴金、鲁迅等人的小说以及北岛、杨炼等人的诗歌译介给了德国民众。

作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两大主渠道，“送”与“拿”的目的、原则以及由此带来的接受效果并不一致。《中国文学》译介的目的是展现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和创作实绩，通过文学作品展现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因此在选材时倾向于那些彰显中国文化中主流价值取向、强调伦理道德规范、传达正面中国形象的作品。“熊猫丛书”的选本很多时候考虑到主流意识形态，一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难以得到译介。鉴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送”出去的作品没有把中国文学在美学层面的独特贡献和国外读者内化了的阅读、接受机制放在首要位置，因而其接受效果并不理想。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指出，近些年为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做了不少努力，但一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譬如，我们以国家、政府的名义，编辑发行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月刊，以向外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出版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熊猫丛书’，还有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组织翻译出版的达200种之多的英译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大中华文库》等。其效果都不尽如人意。”(13)

“拿”虽然也难免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比如是否体现了拿来者心目中所想象的富有情趣而不失神秘的东方化的中国，但“拿”考虑了译入语读者的需求、喜好和接受心理，是经过本土文化过滤后在甄别的基础上挑选出来的。“拿”来的东西通常认为是安全的，有价值信任度的。有鉴于此，南京大学许钧教授说道：“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去送，而是建设自己，壮大自己，让人家自己来拿。”(14)事实上，只有拿来者知道他们究竟想要什么。“拿”和“送”的效果有时有着显著的差别。杨宪益夫妇和戴维·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都堪称高水平的英译本，但前者是“送”出去的，其接受主要局限于学院之内，而后者作为主动“拿”来的产物，在西方被广泛接受。同样，中国新时期作家像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等之所以在域外产生较大影响，和“拿”来有很大关系。特别是莫言能够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汉学家们的“拿”来翻译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为什么“送”去和“拿”来的文学作品在接受上有如此大的差别？这是因为“拿”来更符合文学输出的本质。“历史上但凡文学艺术的所谓输出，大多数时候本质上是接受者自己主动地去‘拿来’，历史上东亚的日韩诸国对中国文化的长时期持续接受是如此，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大规模翻译和接受也是如此。”(15)当然，这么说也不是要否认“送”出去的意义和价值。在文学文化的输出方面，“送”是必要阶段，“拿”是理想状态，主动“送”出去是为了别人心甘情愿地来“拿”，光靠“送”完不成文学交流的任务。

三、海外接受：小众与大众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最终要落实到实际的传播效果上，其成功与否在于能否走进海外大众的内心深处，也即更依赖于海外读者的接受与认同。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不能真正进入其他国家的主流文化和图书市场，不能进入商业运作而局限于国外少数大学出版社，不能突破汉学界的小圈子而局限于汉学家曲高和寡式的研究和大学校园内的阅读，那就不能说是真正走向了世界。

目前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主要局限于学术层面，显得比较边缘化、小众化，缺乏系统性，难以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阅读与研究层面，传播效应有限，没有广泛的读者群，社会反响总体来看不大。这一点与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学界的接受与影响形成强烈对比。如果说中国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已走向了大众层面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尚处在小众范围。中国读者对外国作家特别是西方的现当代作家了如指掌，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作家却所知甚少，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停留在《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经典名著上，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汉学家和中国作家的共识。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说：“现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翻译比以前多了，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读者群同时也在扩大……这很难说。”(16)英国汉学家蓝诗玲说：“尽管媒体对中国多有关注，尤其是政治经济方面，但几十年来，中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对母语为英语的大众来说始终不易被接受。你若到剑桥这个大学城浏览其最好的学术书店，就会发现中国文学古今所有书籍也不过占据了书架的一层而已，其长度不足一米。”(17)身为被译介主角的中国新时期作家同样有此感受。苏童说：“中国文学在海外是很边缘的。”(18)余华说自己的作品在西方国家“只能说出版了而已，没有说多受欢迎”(19)。

当然也不是说中国文学没有走入国外主流话语和大众视野的。像王安忆《长恨歌》的英译就让她走出汉学家的小众群体，来到了美国文化精英面前。《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 Weekly）、《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 ）等美国主流媒体都予以关注，登载评论文章，赞赏王安忆的写作技巧，对她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怀旧主题、女性体验和对日常生活的描绘产生共鸣。再如，《狼图腾》创造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奇迹。据统计，《狼图腾》已被译成世界上30多种语言，在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获得美国的《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德国的《明镜周刊》、《德意志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的评论。

不过，少量中国文学作品走进海外的主流话语和大众视野并不能掩盖中国文学在国外小众圈子里传播的现实。在扩大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扩大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范围，培养潜在的海外读者群。在这方面有两点可为：一是通过在海外的孔子学院和高校中开设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之类的选修课程，为海外的年轻读者提供中国文学启蒙教育，培养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引导他们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二是在翻译出去的文学作品中加强序和跋的作用，不仅在序和跋里向域外读者展现作家鲜活的面影，还要对故事的背景、人物、情节、主题做简洁、活泼的介绍。将序和跋作为作者、译者、读者和评论者之间诠释与接受的重要载体，充分发挥其“第一印象”的门户作用，使作品更容易获得海外读者的接受与认同。

四、异域诠释：偏好解读与全面解读

文学的重要特征是审美。在域外的中国文学诠释中，本应将经验的异质性和美学的独特性作为重心，用心去体察中国故事中所体现的普世价值与人文精神，感受中国文学作品所传达的那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东西。但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诠释却被过度政治化了，当成一扇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其独特的本土经验、美学价值反而被忽视、弱化。

不可否认，文学担负着政治使命，特别是在中国。自晚清以来，文学就被委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重任，被视为启蒙的武器、革命和改革的利器。但西方对中国表述意识形态的作品又非常地排斥，用汉学家葛浩文的话说，他们喜欢的是“讽刺的、批评政府的、唱反调的作品”(20)，用国内学者的话讲：“是否是本国文化的批判者和政治上的异见人士，是他们取舍的首要依据。”(21)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西方国家对中国当代的“禁书”十分感兴趣。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在国内被禁后，西方很快就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并在封面上写着“Banned in China”、“The Sexy Satirical Sensation”等醒目的字眼。同样，《上海宝贝》在大陆被禁后，西方出版社臆想其中隐藏着巨大商机，购买版权并大批量印刷发行。即便是一些在国内公开出版的热销书，译成英语出版后也被刻意政治化。比如《狼图腾》，西方评论中首先突出其作者不愿见媒体、多次入狱、知青生活等经历。这种政治层面的渲染和挖掘无非是要告诉西方读者《狼图腾》是一部能满足他们阅读期待的小说。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在阐释译介到海外的中国文学作品时，也倾向于运用政治诠释的思维定式。葛浩文认为：“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以激越的元小说形式，暴露了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22)“《酒国》更是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尖锐批评……莫言以拉伯雷式的风格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批评和讽刺。”(23)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被认为“详细描写了当代中国最动荡年代里的混乱以及生命的脆弱”(24)。贾平凹的《浮躁》则“融史诗、爱情和政治寓言于一体，让读者置身于一个《易经》和《毛泽东选集》和谐共处的世界，最狂热的理想和诱惑、放荡、政治交织在一起”(25)。就连王安忆刻意隐去历史和政治大叙事的《长恨歌》，西方诠释者也牵强附会地予以政治性解读。英文网络版杂志《对话季刊》登载的一篇评论文章认为王安忆自始至终都在用一种委婉、隐晦的方式展开政治批评。流言是“对女性世界的一种去政治化的控制”，“展示了一种与李主任迥然不同的权势”，而且这种“去政治化的控制”和“权势”，“常常体现在中国当代的变革和政治运动中”(26)。国外研究者与读者的这种政治指向性诠释使得对传播过去的中国文学的理解变得走样、走调、偏狭。

通过译介到海外的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社会是域外研究者的另一诠释偏好。汉学家葛浩文这样评价西方世界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接受：“人们阅读他们的作品，一来是为了欣赏他们的文学才华，二来是为了通过他们的作品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27)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孔子学院理事长、文理学院院长博文理（Paul Bell）表示：“我的梦想是为西方了解东方、为世界了解中国、为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打开一扇窗，通过这扇窗去看一看当今真实的中国，了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而了解一种异己文化以及这一文化构架中的人的观点和动机，最好的渠道之一就是文学。”(28)中国作家同样有此感受。李洱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译成德文后在德国图书市场大受欢迎，他从出版社和翻译那里了解到的原因之一是：“许多德国人对中国农村的了解，是通过那些来过中国的传教士写的书。当他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他们想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29)铁凝也发表过类似的感想：“在和外国作家、汉学家的交流中，很多外国朋友都谈到，他们对表现中国现实生活的作品有特殊的兴趣，他们在生活中通过‘MADE IN CHINA’时刻意识到中国的存在，他们想知道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想知道中国人的生活、心灵、感受和梦想。”(30)事实也的确如此，那些作品译介到海外较多、在国外受到欢迎的作家，和他们在作品中对中国当代社会的书写有一定关系。比如余华在“文革”、市场经济等典型中国环境中塑造的福贵、许三观、李光头、宋钢等典型中国人物，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余华的《兄弟》译成法文后，法国《十字架报》指出：“从‘文革’的残酷到市场经济的诡谲，余华涤荡了近年来的历史……为了解当今的中国，慷慨地打开了一扇门。”(31)再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在西方获得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小说提供了上海的一个个速写，使西方读者得以管窥中国的城市生活和历史变迁。

不过，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和国外研究者思维定式的消解、解读偏好的扭转，海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整体上已由意识形态向文学审美回归，从社会学材料向文学作品回归，由单向度走向多元化。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过分乐观。在国外主流社会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中，非文学价值受重视的程度要大于文学价值。龙应台通过自己的亲身观察体验，发现“西方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接纳角度，仍旧是新闻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还有，观光性的”(32)。显然，海外对中国文学的解读仍然缺乏社会文化上的认同与接纳，他们用心造的幻象来评判、解读甚至扭曲中国文学作品，离客观、全面的解读还有短时间内无法消除的距离。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把译介、传播、接受、诠释几个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流畅的传播链和协同作用的传播场，才能改变中国文学传播现状中的逆差、域外接受的小众局面和诠释中的政治化、资料化偏好，让国外的出版机构争相来“拿”而不是花大力气但又效果不尽如人意地“送”去。另外，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方面，急躁、求多、求快的情绪也是要克服的，因为文学的海外传播不同于商品出口，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世界可能会以百年为周期衡量一个国家的文学，我们要做的是踏踏实实地做好传播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

（原载《南方文坛》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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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洱：《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瓶颈》，《社会科学报》，2011年7月7日。

(2)　傅小平：《中国文学“走出去”：亟需跨越认识误区》，《文学报》，2012年12月20日。

(3)　参见徐慎贵：《〈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贡献》，《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8期。

(4)　Geremie Barmé and Bennett Lee eds., The Wounded: 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77-78,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79.

(5)　Lee Yee ed., The New Realism: Writings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Inc., 1983.

(6)　Jeanne Tai ed., Spring Bamboo: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7)　Wang Jing ed., China's Avant-Garde Fiction: An Anth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8)　Nienling Liu et al trans., The Rose Colored Dinner: New Work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88.

(9)　Zhu Hong ed., 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 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1.

(10)　Diana B. Kingsbury trans., I Wish I Were a Wolf: The New Voice in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94.

(11)　Shu-ning Sciban and Fred Edwards eds., Dragonflies: Fiction by Chinese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2003.

(12)　Patricia Sieber ed., Red Is Not the Only Color: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on Love and Sex between Wome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

(13)　傅小平：《中国文学“走出去”：亟需跨越认识误区》，《文学报》，2012年12月20日。

(14)　舒晋瑜：《中国文学走出去，贡献什么样的作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2月26日。

(15)　陈跃红：《扩容与融入：简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某些观念误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1年，第228页。

(16)　葛浩文：《从翻译视角看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23日。

(17)　苏向东：《海外译介难进主流市场　中国文学何时真正走向世界》，http://www.gmw.cn/content/2010-08/17/content_1217867_4.htm。

(18)　田志凌：《当代作家如何“走出去”？》，《南方都市报》，2006年4月3日。

(19)　田志凌：《当代作家如何“走出去”？》，《南方都市报》，2006年4月3日。

(20)　罗屿：《葛浩文：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10期。

(21)　张清华：《身份困境或价值迷局——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处境》，《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

(22)　Howard Goldblatt,“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09 (4).

(23)　Howard Goldblatt,“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World Literature Today, 2009 (4).

(24)　Yu Hua, Chronicle of a Blood Merchant, trans. Andrew F. Jon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4, back cover.

(25)　Jia Pingwa, Turbulence, trans. Howard Goldblatt,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inside front and back cover.

(26)　Gregory McCormick,“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by Wang Anyi,”The Quarterly Conversation, http://quarterlyconversation.com/the-song-of-everlasting-sorrow-by-wang-anyi-review, 2014-01-25.

(27)　葛浩文：《从翻译视角看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中国文化报》，2010年1月25日。

(28)　刘莉娜：《当代文学如何让海外读者摘下“眼镜”》，《上海采风》，2011年第7期。

(29)　于翠玲：《宏观背景　出版视角——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的多维思考》，“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1年，第90页。

(30)　刘莉娜：《当代文学如何让海外读者摘下“眼镜”》，《上海采风》，2011年第7期。

(31)　詹妮弗·威尔卡姆：《受伤的中国景象》，法国《十字架报》，2008年5月29日。

(32)　龙应台：《人在欧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