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财神

国库空空如也；政府官员要求发工资，但政府没钱。议会不愿意投票赞成国王征税，各郡的地方官员不是很积极地向他们的邻人征收正常的税款；很多海关收入落入了税务官员的口袋中。

1610年2月，议会重新召开，议员们怒火中烧。索尔兹伯里概述了国家的财政困境，但议员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抑制宫廷的挥霍浪费而不是投票同意征新税。有位名叫托马斯·温特沃斯的议员认为，如果国王不肯削减开支，那么，给他拨付新款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更为有害。他质问道：“把银子像流水一样注入王室马桶的水箱中，如果它每天都从秘密阀门中流走，这么干是为了什么？”索尔兹伯里不为所动。按照他的理解，下议院有责任先满足国王的需要，而后再处理他们的怨愤。而议员们则要求先解决他们的抗议，再去讨论国王的需求。

在一次大会上，索尔兹伯里提出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这就是所谓“大契约”。国王放弃他的封建责任和保有权，以换取定期收入；下议院出150000英镑，这只是詹姆士所需要的一半。议会似乎依旧认为，他能够像前任那样节省或吝啬。

5月21日，国王将两院议员召集到跟前，严厉训斥他们在十四周内无所事事，没有解决他的燃眉之急。他愿意倾听他们讨论如何加税，但不会被他们的看法所左右。他们不得质疑国王在这方面的特殊权力。议员们答复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国王就可以合法地拿走他们的全部财产了。议会的一个代表团带着一份权利请愿书，前往位于格林尼治的王宫面见詹姆士一世。詹姆士一世意识到自己或许太过分了，他向他们表示欢迎，还解释说，自己被人误解了。他总是知道何时从正面冲突中撤退，可是他的两个比较较真的儿子可没有学会这一点。

6月11日，关于大契约的辩论重新启动了。人们同时还讨论了政府开支款项、岁入、申诉和附加税问题。申诉状是一张长长的羊皮卷子，詹姆士一见到它，便评论说，可以用它做一张漂亮的挂毯。双方都做出了让步，但结果并不明朗。7月23日，詹姆士叫停议会，议员们纷纷返回各自的选区，进一步讨论大契约的细节，各城各郡更加关注的是他们蒙受的损失，而不是国王的贫困问题，这再自然不过了。整个争论过程显示出，国王与国家、宫廷与王国之间出现了鸿沟。

税收问题毫无进展，这让詹姆士很恼火。他打定主意，再也不会忍受“他蒙受的这类奚落和羞辱”。如果他们回来让他如愿以偿，他也不会听他们的。不管怎么说，詹姆士一世发表了一通讲话，让政治形势变得无限糟糕。1610年3月，他把上下两院议员召集到白厅开会。他宣称：“王室地产在世上至尊至贵：因为国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他坐的是上帝的位置，不仅如此，借助于上帝本人的关系，国王们甚至被称为上帝。”他继续声称，国王们“行使的是神权或类似的功能”。世上的君主们能够“成全和毁灭他们的臣民；他们有权识拔和抛弃他们的臣民；他们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主宰所有的臣民，支配所有的案件，然而，除了上帝，他们无须对任何人负责”。他告诫他们“你们不能这样剪断伟大的翅膀。如果国王下决心成为暴君，你们所能做的，就是不要阻挡他”。难道他们真的想让他成为威尼斯执政那样的人物吗？

詹姆士一世的思想情操不一定深受议员欢迎。同时代的一位新闻通讯员约翰·张伯伦注意到，这些思想情感“令他们不太满意，我听说已经普遍引起了不安”。如果议会对王座的这番大胆言论听之任之，“我们就不可能将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自由传给子孙了”。

从他与柯克的交锋中可以看出，詹姆士不懂普通法，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甚至从很早的时候起，绝对君权的原则就不为英格兰人所接受了。有人指出，“国王总是说法国和西班牙如何如何”，他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有意忽略了，这两个国家君主的地位与他不同。他坚持君权神授思想，但未能搞清楚，它该如何在议会权威和普通法背景下运作。

他之所以采取这个立场，主要不是因为理论上的原因，他痛恨苏格兰长老会的长老们，因为他们直接挑战了他的权威。苏格兰的贵族们往往也轻看他，认为他只是贵族中的一员，与自己的地位不相伯仲。作为苏格兰国王，他身处困境，有时还身处险境，因此，他就自身权力发表的种种声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种状态的一种反应。他曾经评论道：“王座最难坐。”

他也可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性情和行为并不总是具备无可挑剔的王者风范；他淌口水，走起路来鸭行鹅步；他还亲吻和垂涎英俊的宠臣。为了弥补显而易见的缺陷，他就一个劲儿地坚持君权神授论。

然而，实际上，他的理论理解完全不同于他对政治现实的实际掌握。他从未像一位握有绝对权力的君主那样行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小心翼翼地在法律框架之内行事；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从不独断专行，也没有打破常规。作为回报，议会也没有采取重大措施去颠覆他的权威，也没有质疑他的君权。

国王们的命运也是他直接关心的对象。1610年5月14日，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在巴黎被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死，此人认为弑君行为是他的宗教义务。一贯贪生怕死的詹姆士被吓得心惊肉跳。按照法国大使的说法，詹姆士听到这个消息后，脸色“变得比衬衫还白”。

到了6月，国王的长子亨利被正式册封为威尔士亲王。此人英武好战，强烈拥护新教思想。弗朗西斯·培根评论说，他的脸狭长“瘦削……神情凝重，眼神沉着镇定，面部表情不怒自威”。不同于父亲的宫廷，亨利的府邸绝不允许铺张浪费和酗酒作乐，为礼仪和优雅树立了典范。在这里，如果有人骂人，就会被罚款。当宫廷礼乐崩坏的名声变得众所周知之后，许多人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君主，能够挽救国家，匡扶正义。

亨利的周围尽是些好战派、实干家；他对航海事业饶有兴趣，对于殖民探险兴味盎然。他极为钦佩沃尔特·雷利爵士——此人仍旧被关在伦敦塔里，他曾经大声疾呼：“除了我父亲，还有谁会把这样一只鸟儿关在笼子里？”他同样讨厌他父亲的知心伴侣。关于卡尔本人，据说亨利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是国王，他会灭了那个家族。如果他当了国王，将会发生什么……整个国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亨利九世无疑会效法亨利五世，追求武功。詹姆士注意到王子很得人心，据说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会把我活埋吗？”当国王的小丑阿奇评论说，詹姆士把亨利当成了恐惧的对象而非自己的慰藉，国王顿时流下了眼泪。

亨利被册封为威尔士亲王之后，宫廷又出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虽说情况并不严重。阿拉贝拉·斯图亚特是国王的表亲。在詹姆士登基后的六年里，她在宫廷尽享荣华富贵和关心照顾。雷利等人曾经想利用她取代詹姆士，但她本人并未参与密谋。让她有一个明智、圆满的婚姻至关重要。然而，在1610年初，她却和威廉·西摩尔定下了婚约，后者通过间接和曲折的途径，成了排名靠后的王位继承人。这件事成了诸王子的心头大患。

这两人同意放弃他们的婚姻计划，但是到了6月，他们在格林尼治秘密举行了婚礼。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怒。西摩尔立即被关进伦敦塔，而阿拉贝拉被带到了兰贝斯后，国王又决定将她送到北方的达勒姆。走到了半路上，她在巴尼特决定出逃。按照同时代编年史家约翰·莫尔的说法，她乔装打扮了一番：“在女装外套了一双法国式的漂亮长筒袜，穿上了男式紧身上衣，戴上了男式佩鲁基假发，头发留得很长，戴黑帽子，披黑大氅，穿褐色靴子，着红色上装，侧身佩带一把双刃长剑。”她在利格乘船前往法国，但被多佛港派出的一艘船赶上了，遂被捕，押送伦敦塔，在审判的压迫下，她丧失了理智，四年之后，死于癫痫。这个悲惨的故事说明，任何一位顶层人士都会遇到危险和背信弃义。

当议会在当年秋天启动新会期的时候，大家都看明白了，索尔兹伯里在国王的刚需与国家的慷慨之间设想的“大契约”，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达不成了，到了11月8日，下议院就不再讨论这件事了，议员们谴责“宠臣”和“淫荡的廷臣”。他们大声攻击苏格兰人。国王很愤怒，他对枢密院说，“除了地狱（the house of hell），还没有哪个地方（house）能配得上下议院”。他又说道：“我们的名誉和决定就像网球一样每天被他们抛来抛去。”他倾向于怪罪索尔兹伯里，说他过于相信议会——詹姆士称之为“埃及的这根烂芦苇”；他继续引用《圣经》，告诉索尔兹伯里“你最大的错误在于，你想从胆汁当中提取蜂蜜”。他下令议会休会并在几周之内解散了议会。

国王的经济困境并非全是他自己造成的，英格兰的财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14世纪制定的，它处理不了17世纪出现的问题。尤其在战争期间，它根本不起作用，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财政对策。就这样，在第二年春天，詹姆士主动提出，向那些想要世袭头衔的骑士和从骑士出卖爵位。从男爵能卖1080镑，三年付清，财政署总共收入的款项将近90000镑，但这些钱还是不足以平衡国王大量的开销。四年之后，他又开始出卖贵族头衔。1616年，约翰·罗珀爵士交了10000英镑，成了特纳姆勋爵，从而得了一个外号“一万勋爵”。17世纪的历史学家亚瑟·威尔逊评论说，头衔的激增“让它们变得不值钱，为老百姓所轻视；对于君主制危害最大的莫过于让贵族身价贬值；贵族衰落了，平民地位上升了，乱象也就出现了”。

国王还有一个捞钱的诡计。有人向他提议，他的长子应当迎娶西班牙腓力三世之女玛丽亚·安娜公主；詹姆士立即派遣使节前往西班牙议婚。1612年主显节的前夕，宫廷中上演本·琼森的《重获爱情》，剧中人物罗宾·古德费洛抱怨说，“正是那个江湖骗子财神普洛托斯，偷走了爱情的标志；假模假样地在世界上说了算，缔结友谊、签署合同、安排婚姻，几乎制造了宗教”。

就在那一年的春天，詹姆士加入了新教联盟；它是在四年前由德意志诸邦——例如勃兰登堡、乌尔姆、斯特拉斯堡和巴拉丁——组成的联合阵线；在这个问题上，他顺应了民意。与此同时，他正式同意，他的女儿与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订婚。巴拉丁领地是莱茵河流域的一片幅员辽阔的国土，辖区内有海德堡和杜塞尔多夫这样的城市；自从16世纪中期以来，它一直是新教的中心，腓特烈本人便是全欧洲首屈一指的加尔文主义者。因此，对于这位笃信自己将成为新教倡导者的英格兰国王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有利的联盟。

他还是有足够资格的，就在前一年，钦定版《圣经》问世了；它是1604年汉普顿宫会议的成果，并迅速取代了日内瓦《圣经》和主教《圣经》。直到现在，许多人还认为它是《圣经》的主要译本，是17世纪英语散文的典范。它也成为英语文学文化的试金石：在《论荷马史诗的翻译》中，马修·阿诺德评论说，有一部“英文著作，而且只有这么一本，在这本书中，正如在《伊利亚特》中，极为朴素平易的言辞与极为宏伟壮观的气势结合在一起；这本书就是《圣经》”。它的影响延及弥尔顿和班扬的著作、丁尼生和拜伦的作品以及约翰逊、吉本和萨克雷的著作，它字句铿锵的力量表现在各个方面。钦定版《圣经》激发了民族意识，启发了一些最为雄辩有力地表现了民族意识的作品。

它也大力推动了一大批英文宗教作品的出版，正如罗伯特·伯顿在《忧郁之剖析》前言中所说的那样，神学书籍层出不穷。“这类书出了很多很多，评论、专论、小册子、讲解、布道词也出版了很多很多，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还不算鼓吹神恩奇迹、上帝恶敌下场悲惨的大量廉价宗教小册子。

詹姆士还采取了一种措施去巩固他的新教思想。1611年，乔治·阿博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接替理查德·班考罗夫特。他之所以能够爬上这个位置，主要是因为，在亨利四世遇刺之后，他持之以恒、坚强有力地反对罗马天主教；他在迫害两位教士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两个人后来在泰伯恩刑场被处决。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1612年春天到来之际，上述两人被指控为异端，被判处死刑。爱德华·怀特曼宣扬，基督“只不过是上帝的造物，并非集上帝与凡人于一身的人物”，他本人就是旧约中所说的弥赛亚。马修·勒盖特曾经鼓吹反对英国国教的仪式和信仰，他向国王承认，他有七年没有祷告了。国王一听就向他发飙：“滚开，下流东西！竟然有人敢一连七年不向救世主祈祷，这种人竟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成何体统！”1612年3月，勒盖特被带到了史密斯菲尔德处以火刑，一个月后，怀特曼在利奇菲尔德步其后尘。怀特曼享受到了一份殊荣——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他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后一位被烧死的异端分子。

这里也可以提一提国家的另一个敌人，至少是风俗习惯的另一位敌人。约翰·张伯伦叙述说，1612年2月，“扒手”莫尔，“过去经常穿一身男装的臭名昭著的丫头片子”，被带到了圣保罗十字架前，“在那里她哭得很伤心，看起来悔罪深刻；但是，有人怀疑她是否酒后伤心，结果发现，她在来到这里悔罪之前，已经喝掉了三夸脱的萨克葡萄酒”。这段花边文字与詹姆士一世时代的伦敦很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