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女性身体的“现代”：被社会化建构的历史的客体

一、西方作为“显学”的身体研究

在西方，对于“身体”的关注由来已久，但被奉为价值论“准绳”并进入知识言述的中心仍然是一个现代事件。

古希腊人既崇拜日神又崇拜酒神，一方面对身体乃灵魂快乐的本源深信不疑，另一方面也逐步认识到约束身体的必要性，开始将知识研究的兴趣从自然、科学逐步转向人类自身，对身心关系的探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们研究的重心。他们依据“身心的二元论”，视身体与精神（或肉体与灵魂）为一组对等的概念，认为它们彼此间处于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智识与肉体地位是根本不对等的，灵魂凌驾于肉体之上。如柏拉图就十分贬低肉体而推崇灵魂，认为身体是物质的、低级的、贪欲的、虚假的，只有意识才是精神的、高级的、纯洁的、真实的，强调“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

当身心二元对立的思想机制既经形成，于是身体就成为西方知识社会严加防范和管束的对象，尤其基督教兴盛后，发展出一整套肯定灵魂而贬斥肉体的禁欲文化，身体被完全置于人的灵魂的对立面，其价值更是受到极力贬损。经院哲学传承了古希腊哲学的柏拉图主义传统，奥古斯丁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提出基督教文化的“原罪”学说，更加崇灵魂贬身体。在他看来，灵魂体现的乃是凡人的神性，而肉体却是原罪的容器、邪恶的根源。在漫长的中世纪，经历封建神学长期统治的西方社会，把身体的能量始终幽禁在黑暗的洞穴，身体遭受宗教文化严格的规训和禁锢，成为各种知识论排除驱逐的对象，即使欧洲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启蒙运动，也未将束缚在身体上的道德枷锁真正打破。笛卡尔虽开创了西方近代哲学，但他也是一个身心二元论者。在他那儿，灵魂与肉体依然相互独立并完全对立，“我思故我在”其实就蕴含着对于一切身体感觉的拒斥，“我”仅是一个思想或者精神的实体，“这个我，也就是说我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之所以为我的那个东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当然，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随着西方知识界对人类自身和理想社会形态的认知与反思逐步深化，原来只定义在医学、生物学范畴的身体被重新认识。尼采提出“要以身体为准绳”，他把身体作为一切知识的起点，重新赋予身体以该有的地位，“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尼采以后，统治西方已久的重灵魂轻身体的哲学传统被逐步改写，经由马克思、舍勒、梅洛·庞蒂、弗洛伊德，直至福柯、巴塔耶、罗兰·巴特等哲学家的西方思想界与学术界，结束了身心二元对立的叙事传统，重建了身体的知识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后工业时代到来，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消费文化出现以后，身体理论话语逐渐滋长，并快速进入各种新的知识言述，占据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显著位置。1984年布莱恩·特纳的《身体与社会》出版之后，约翰·奥尼尔的《身体形态》，大卫·阿姆斯特朗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克里斯·希林的《身体与社会》等身体社会学著述也次第出现并引起极大关注，身体的理论研究已进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女性主义等诸多学科的视境，甚至作为推动各种理论进步的枢纽。如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在他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古典时代疯狂史》等系列著作中，从医学、精神病学、犯罪学出发有关社会与权力机制对身体的规训和统治的阐发，为身体社会问题的研究确实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理论工具，无疑推动了当代西方理论研究的深入与突破，也使身体理论几乎构成西方学术界的一种“显学”。从20世纪末期至现在，身体现象学、身体本体论、身体神学和身体叙事学等以身体为研究中心的跨学科新领域在西方已经纷纷出现，成为身体医学、病理学之外社会人文科学新的学术分支，而作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身体史研究、身体的性别文化研究等，在欧美及日本学术界其实也都非常流行。

在西方学术界，有关身体的体现、再现与表现，身体与社会、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身体与医学、性别、权力、主体的纠葛，身体与性、欲望、快感、劳动，身体与社会现代性、后现代性等的互动过程，身体研究学科的涵盖领域是广泛而全方位的，女性身体研究成为其开拓的重要的方向。身体涵义的不确定和女性身体的符号性、象征性，导致了身体研究与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多元与交互，并带来身体与性、女性身体社会性别建构等问题，值得特别关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如朱利亚·克莉丝蒂娃（Julia Kristeva）和露西·伊利格雷（Luce Irigaray）等，她们反对女性身体只具有生物学和自然属性的观点，认为女性身体是刻写意义的场所，作为社会和文化的象征符号体现社会的等级秩序、道德规范和文化习俗。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则强调说：“身体肯定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一个生物学的实体，而应该被视为社会的烙印、历史的记号，是心理和人际关系的重要产物”。珍妮特·沃尔夫持相同观点，她把女性身体视为社会历史、社会关系和社会话语的产物。在西方，从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到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露西·伊利格瑞、埃莱娜·西苏（Hèléne Cixous）与伊丽莎白·格罗斯等女性主义学者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女性身体为何被社会与文化构建以及以何种方式建构。

由于身体史与社会性别史在研究领域上存在着重要交叉，在国外，美国学术界对性史、生育史以及女性身体史的研究开展得较为充分，其中费侠莉的《藩息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960—1665》、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关于缠足的研究，是海外汉学有关中国身体史性别研究中的上乘之作。西方身体理论涉及全面而丰富，国内学术界也经历了一个身体转向之潮，但女性身体仍是一个待开发的学术领域。

二、中国身体话语的“生成”与“转向”

身体的内涵多义而模糊，它既是指人类群体所共有的客观的、自然的、物质的身体，也指个体体验的、文化的、社会的身体。但在现代性社会中，身体经常被表述为象征、知识、实践、传统等意义，也被赋予身份、性别、种族等内容。身体和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不仅是身体的劳动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而且人的身体本身也正是社会发展进化的产物，是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不断建构、形塑的结果。女性身体则有其特殊性，除了具备雌性动物基本的自然与生育属性外，还在人类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属性与审美属性，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与民族国家追求、建构所伴生的女性动员，使女性身体获得与种族、族群以及集体和文化再生产需要相应的职责，女性身体的价值得以被社会性重构，甚而衍生出比前现代社会更多的象征性和符号意义，受到主流文化新的规范和引导。

中国传统文化有自成一体的身心之学，但古代先贤的身体观和身体思想仅散见于儒释道、传统医学等典籍之中，并未形成像西方那样长期压抑身体的身心二元对立哲学传统。尊儒家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强调身体治理的重要，但不像西方那样简单地以心抑身，而是与道家、法家文化进行有机整合，既推崇身心合一，更将修身、齐家与治国三者并举。当然，传统文化中就并非不存在扬心抑身的“反身体”叙事，“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封建礼教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先秦儒学“食色性也”式的自然身体观完全背道而驰。对女性身体实行的较为严格的禁锢与规范，曾经有力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传统道德秩序，但扬心抑身、女性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传统，在20世纪早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明确清算与批判。

正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揭示的，权力遍布于身体生成的社会过程之中，以话语或知识的形式对身体进行操控和规训，并参与身体的微观层面的活动与实践，这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尤其如此。20世纪初以来，伴随着中国近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的历史过程，身体在中国思想文化价值系统具有重要地位，从新身体而新民乃至新国家是从知识精英到现代国家制度追求的目标，身体首先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符号，一直被赋予了各种现代性的想象和规划，同时被各个时期的主流社会思潮进行文化的建构。身体的现代话语在清末开始生成并得到着力发展。而进入五四时期，在个性主义价值崇尚下，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新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确立，现代个体意识确立，“人”的发现也使身体的发现成为现代启蒙思潮的连带成果，人的性爱、欲望等身体诉求获得了思想界正视和五四文学正面的表现。然后，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救亡逐渐演变为巨大的时代洪流，主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对女性身体形成新的规约与宰制。在一切为了抗战的名义下，个人话语被主流话语遮蔽、裹挟，女性身体成为民族主义象征性假借、挪用的工具，由此，五四倡导的女性解放被迫中断，淹没到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史为女性解放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在“冷战”确立、世界政治阵营明显分化的国际环境下，集体、阶级话语成为主导，使得阶级意识湮没个性意识，性别话语被政治话语抑制，在以革命、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宏大叙事中逐渐隐匿并缺席。改革开放之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特别是新启蒙思潮的涌动，人的价值才得以重新确立，人道主义重新得到正名，个体的身体欲求重新被认同，身体的表现在文学中才有了充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物极必反，消费文化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登陆中国之后，尚未走出前现代阶段的中国在市场化的前沿区域显出与西方消费文化下“肉体社会”日益接轨的迹象，女性身体在市场化的浮躁中不断被物化、欲望化、商品化，乃至完全肉身化、符号化，加上“身体写作”的推波助澜，种种因素促成知识界与文学界“身体”意识的完全觉醒。

近二十年来，国内已有很多学者沿着西方身体理论研究的脉络，开始催生并打造中国本土的身体美学、身体文学、身体社会学、身体历史学、身体文化政治学，在学术界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身体转向”之潮。新世纪以来有几个学者的身体文化研究十分值得注意，如周宪对消费时代的身体意识形态研究、汪民安对身体的文化政治和后身体理论的研究、南帆的身体修辞研究、谢有顺的文学身体学、葛红兵的身体政治等这一类专门阐述现当代文化与文学中“身体”研究的著述，都丰富了当前身体研究的层次。但上述成果，大多侧重对身体某一侧面进行文化批评和文学研究，微观深入研究的展开幅度显然并不够，身体研究仍蕴蓄着有待开拓的广大空间。台湾学者黄金麟依据福柯权力理论研究近代身体生成的社会学著作《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是一部力作，该书认为近代身体生成过程有着某种历史特定性，是由中国被引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所唤起的民族国家建构而自发形成的，作者将之归纳为身体的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和空间化。这种从身体视角考察社会演变的方式无疑是帮助我们认识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面向。作为一新兴学科，身体研究2003年以来发展非常快，有分量的成果已经相当可观，一些哲学、文艺学的学位论文已经相继关注这一领域，如台湾大学龚卓军的博士论文《身体与想象的辩证：尼采、胡塞尔、梅洛-庞蒂》通过对西方20世纪现代社会激进理论的考察，揭示身体与想象的辩证关系；刘连杰《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间性美学思想研究》等博士论文。国内也有一些博士论文在不同论题中涉及文学中的身体，如华东师大李蓉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的身体阐释》从身体角度研究现代文学，阐释很具有想象力；中山大学姚玳玫博士论文《想象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从叙事学角度对海派小说女性想象进行了多元立体的阐释；李俏梅《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叙写（1949—2006）》，对于当代文学中的身体书写进行了论述与阐发。有的学者如赖翅萍等人从女性文学角度，运用了福柯权力规训理论诠释五四女作家笔下的身体言说（《论五四女作家的身体叙事》）。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的论文《中国当代文学中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对当代文学身体叙事进行了广泛考察，特别关注身体在当代文学中被叙述的情况和形态的阶段性变化。上述成果及后续的一些研究都充分显示出身体研究在文学领域也已经大趋活跃的事实，“身体”已构成了新世纪以来海内外学界文化、文学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

三、女性身体的隐喻叙述机制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自然身体上打上深深的烙印，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不断地在身体上铭写各种印记，并使身体生成各种意义。因此，身体可以作为我们考察社会历史进程的出发点，我们既可从身体的角度考察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身体。

身体与文学密不可分，但身体却难以超越其生物生理学功能，也无法超越它由文化和历史构造的社会属性。作为社会性存在，尼采认为身体是各种力量发生和开展的基本空间场域，对它的书写无疑会显现出身体的自然生产、身体的社会表征、身体观念的历史演变等诸多文化因素，并且身体、文化和社会在文学叙事中显示出更为复杂的互动过程，对之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历史、文化、文学发生的真实状况。

当前文学范畴内的身体研究成果极为庞杂，多为泛身体研究，缺少对性别身体的真正关注。近二十年，虽然身体研究方兴未艾，涌现了大量成果，但少见从社会、政治、文化与文学演进的历史角度专注于女性身体叙述的系统研究成果，这和当前女性文化的繁荣态势很不相称。文学身体学研究中虽然采用身体阐释、身体书写、身体叙事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但并未把女性身体的现代叙述与历史、文化对女性身体的现代建构结合在一起作为研究中心，研究切入的问题与机理都与本论著的路径不同，或者仅仅限制在研究女性文学和写作的层面上。在笔者看来，文学中的女性身体叙事，虽与作家本身的性别有一定关系，但更多受到的是彼时彼刻主流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引导、制约，作家有关女性的躯体形态、外貌服饰、欲望感觉等的描写及叙述，反映了主流话语对女性的政治、文化想象，彰显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影。本人不仅考察了文学叙事中有关女性身体的叙述，关注文学中的女性书写本身，还研究创作者为何将女性身体组织进文学叙事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心理动因，在这一过程中如何体现出作家的文化意识、社会意识、色情动机及性别经验，这显然是本书区别于其他身体研究的地方。

身体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但身体又是有性别的，在男性中心价值系统中，女性与其身体具有同一性，女人或者被等同于身体，身体就是女性性别的符号表征。英国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中指出：“对身体的控制从本质上是对女性身体的控制。”考察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社会、政治、文化、文学各种权力均作用于女性身体，尤其是众说纷纭的现代性问题也指向女性身体，使女性身体形成了过多的指涉及隐喻。

身体是人与外部世界沟通、联系的桥梁，是人们借以认识世界的媒介，是一切知识赖以产生的平台，即人类的身体经验是所有认知的基础。所谓隐喻，就是言在此意在彼，是借助另类事物的暗示去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彼类事物的心理行为、语言方式和文化再现，是人类进行知识、经验转换的高级认知活动。文学、艺术是创造文化隐喻的典范，作为身体能量最可发挥效力的场域，某种意义上干预着时代文化的发展。而任何文学的想象和虚构，我们也都可看成是隐喻策略下的身体思考。因此通过对文学中身体“隐喻”的揭示，可以更有力地解读各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同时也未尝不可超越当前文学研究理论僵化的危机，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疆域。福柯在他的《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性经验史》和《古典时代疯狂史》等著述中，诠释了他对身体遭受历史文化统治过程的理解。福柯通过对社会边缘史的考察，透视了权力控制和规训身体的秘密，揭示了身体的现代性观念如何形成、主体如何通过“身体”被社会政治秩序所建构、社会又如何达成对身体的集体性理解的过程。“身体政治”作为福柯后期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被广泛用于政治社会学中。在《性经验史》中，福柯提出一套理论，认为“生命权力机制”是主导现代社会的秘密，这一机制以“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两种方式来进行，前者称为“人体的解剖政治”，后者是“人口的生命政治”。福柯的身体理论无疑为我们认识现代权力控制下的女性身体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如果说人类身体处于权力/知识的机制中，作为一种文化表征的话，那么女性身体在现代社会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更成为权力控制的焦点，几乎女性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怀孕、分娩、哺育、性交及至疾病、衰老、死亡都处于现代知识体系及机构的管理与控制之下，并由此生发了各种隐喻策略。美国文化批评学者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成功地从文学与文化角度对西方社会中有关疾病的文化与道德意义进行了深入解读与批判，试图将疾病从过多的负面意义、隐喻当中解救出来从而还给身体。进入近现代文化、文学，剥离并解读女性身体被社会主流话语想象、建构和与之形成同构的文学叙事中的女性身体隐喻机制既有意味又着实必要，也是本论著力求解决的关键问题。

四、女性身体的现代想象与建构

女性身体有着甚为丰富的符号指意功能，从原始崇拜与禁忌到历史中被规训被统治的女性身体，还包括现代社会秩序的不断重组作用于女性身体所形成的现代性指涉，如牵涉国家的、民族的、阶级的、性别的指认，或者革命、启蒙、科学等话语，这些都是女性身体产生现代隐喻的原因。隐喻，被尼采视作“身体想象”最基本的知识表达模式，他据此主张不同层次的隐喻都是“身体”对世界诠释的结果。因此从人类学、历史文化、社会学及文学等角度，阐发女性身体的符号意义及女性身体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与历史信息甚是必要；考察女性身体与国家、民族、阶级、革命、启蒙等话语的隐喻关系，女性身体如何被组织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及此过程中的意义和悖论性缺陷，对于构建当代女性文化体系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参照。

进入近现代中国，伴随着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的现代性过程，女性身体包括其性活动和生殖活动，都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建构的思想体系之中，为国家、民族、阶级、革命等宏大社会话语所裹挟，开始了一个个被重新定义和建构的过程。女性身体受到来自国家的法律性规制、专家们以科学名义进行的权威性规制，以及与时俱进的现代家庭观和女性观等社会一般观念的社会性规制。在现代国家观念下，科学、社会知识不仅重新定义了“女性身体”，而且在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不断的近现代中国重新塑造了女性身体，使女性身体本身逐渐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领域。女性身体也不再单纯是女性自身的问题，而构成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从传统意义上生育与欲望的身体，进而衍生出现代意义上社会的身体、道德的身体、政治的身体多个层面。可以这样认为，女性身体在现代中国的建构过程不仅仅隐喻了女性身体的政治，其上还附会着生动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想象和构建的各种因素，并由此生发出许多新的意义。当然，在女性身体的传统隐喻和现代性文化指涉之间既存在着呼应与联系，又有着明显的意义分野。

现代中国许多针对女性身体的社会文化思潮都证明了女性身体被“政治化”的过程。从近代反缠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的提倡，以及有关妇女贞操、婚姻性爱问题、家庭问题的讨论，到反对纳妾、蓄婢、嫖娼的激进言说等，还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西方现代科学理论持续的引介，进化论、优生学、遗传学、妇女卫生学，无论由激进思想家挑起讨论的各主流媒体，还是传布民间的女性生活杂志，无不将女性身体纳入有关民族国家建构的话语框架，共同演绎了女性身体“国族化”或“国家化”的过程。当女性身体被置于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语境时，当女性身体与民族、革命、国家、阶级、权力、政治等纠缠在一起时，女性身体往往更显示出其不寻常的意义，关于女性身体的言说就演绎成了文化，成了符号，成了政治。

就文学话语层面来看，从晚清到五四，国家危亡的现实和主流报刊对女国民的倡导相呼应，在国族主义舆论主导下，女性身体作为强国保种的工具，被织入了宏大的国家话语，开始了现代女性身体想象与生成过程；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促成了女性身体的主体建构，“娜拉”成为引领女性“出走”的新的精神符号；20世纪30年代，忧国意识带来民族主义上升，日军对中国的觊觎及入侵，使女性身体又成了民族话语的策源地。遭受蹂躏的祖国母亲和女儿成为国家沦亡的性别象征，文学中饱经风霜的母亲形象增多，构成韧性的民族意志的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制度与法律上获得男女平等权利的中国妇女，被充分整合为一种“劳动资源”，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集体主义氛围下，与男性一样参与生产劳动，“妇女能顶半边天”，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做出了有力贡献。但在“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原则下，意味着所有生产组织皆可以忽视两性差异，这不免让女性走向“雄性化”的歧路，“铁姑娘”成为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随着极左思想愈演愈烈，性别差异从根本上被抹杀，如“革命样板戏”中“去性别化”女性形象所体现的，没有“肉身”的女性身体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符指”，是“文化大革命”极左话语悖逆人性的表征。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女性身体则迅速成为消费符号，充斥于铺天盖地的广告媒体的窗口上，作为美丽的中介物，诱导着时尚与消费，因而愈来愈远离了从晚清开始的女性解放的现代性命题本身。女性身体在一个世纪中的意义更迭，实际上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提供了一个性别身体的重要入口。透过它，我们将可以看到藏身在文化和文学背后的丰富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