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有感

重温夏鼐语录，再倡回归考古

今年，是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整个学界将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纪念这位巨匠。值此万象更新之际，仅从重温夏鼐关于早期王朝时期考古的论断入手，略述对这一领域探索方向的粗浅理解。

在《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许宏著，2009年）中，我曾引述了夏鼐在1962年刊发的《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1962年第9期）对相关的考古发现所作的总结：

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后来在郑州洛达庙和偃师二里头等地，又发现了比二里岗更早的文化遗存。

这相当确切地表述了当时考古学在夏商文化探索中所能得出的最大限度的结论。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一结论仍未被突破。

二里岗——比安阳小屯为早的殷商遗存；

洛达庙和二里头——比二里岗更早的文化遗存。

仔细咀嚼其用词，你才能体悟到先哲语录的分寸与高度。

由于在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尚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的内证性文字材料，因而不能确认二里岗文化究竟仅属商代中期抑或涵盖整个商前期，早于它并与其有密切关联的二里头文化的归属也就无法确认。显然，就早期王朝与族属的研究而言，早于殷墟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已进入未知的领域。

从1959年徐旭生等踏查二里头提出二里头可能为汤都西亳，到邹衡1977年提出二里头为夏都、郑州商城为汤都亳，再到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后被指认为西亳，再到近年鉴于相关测年数据渐晚，多数学者转而认同二里头仅为晚期夏文化，甚至测年数据又有利于二里头商都说，数十年的论战，可以认为都是在无从验证的假说层面上进行的。

这类话题对于立志修国史的学界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即便是有如此清醒论述的夏鼐，在主政考古所时，还是认可二里头1号宫殿基址发掘简报的标题中直接冠以“早商”的字样。

在1977年的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夏鼐的发言已倾向于肯定“夏文化”能够在没有当时文字材料的情况下，从考古学中辨识出来。这种对夏文化探索的信心与共识，显然已偏离了殷墟晚商王朝得以确认的根本前提，即地下文字材料与古典文献的互证。夏鼐在这次发言中提出的“‘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的概念界定，则决定了相关讨论的路向和结局。

尽管他同时不乏睿智地指出，“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哪一个是夏文化，条件还不太够”，但充满探秘激情的学界已根本听不进这类捎带的提醒了。

夏鼐态度的摇摆性，也显现了他作为学界大家所具有的冷静头脑与置身整个20世纪后半叶总体研究取向之中的矛盾。

历史地看，尽管有层出不穷的重要考古发现，尽管耗费了学者们的诸多心力，但剥开夏商分界问题热闹非凡的表层外壳，它的“基岩”部分，也即夏鼐1962年的表述，根本没有被撼动或突破。

考古学层面的基本概念仍是“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等，凡使用超出这个底线的“夏文化”“先商文化”或“先周文化”等概念，就必须说明是哪位学者眼中笔下的“×文化”，这类提法因已进入未知的领域而无法验证落实。

因此，学界如有据新的测年或考古材料重新强调甚至提出什么新说者，曾为“主流意见”的所谓“共识”因而遭到冲击而产生摇摆，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都无法看作具有理论或方法论上的革新意义。

据说，有网友评论笔者重提的“商假说”导致倾心论争数十年，一下回到1977年。这种思维恐怕还是在文献史学话语系统内打转转，而没有达到“超脱”的层面。

重提“商假说”，不过是想强调一个认识，即：在当时的内证性文字材料出土之前，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这应该是常识性的问题吧？！

真正具有意义的，应当是这类命题的性质被逐渐地看清看淡，学界对这类议题的认识则有所深化，甚至产生新的理念和方法论上的共识。

直接“回到”1962年，在研究取向上回归考古学，才应当是数十年后的今天，早期王朝考古研究领域在方法论、认识论上的探索收获。

以聚落考古为切入点的精细的社会史研究，多学科合作所展示的考古学的无穷潜力和广阔天地，都呼唤着早期王朝的考古学研究，应当先回归考古学，应当扬长避短而不是相反。

唯其如此，考古学才能最终有禆于广义历史进程的建构。

2010年1月1日，新年

夏鼐谈城址命名：超越时空的学术传承

下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夏鼐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拿到了刚面世的《夏鼐先生纪念文集——纪念夏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科学出版社，2009年）。

其中郑振香先生的回忆文章《缅怀尊敬的夏鼐先生》中提到：“夏所长对二里头遗址的重视是一贯的，后来在二里头附近发现保存很好的偃师商城，据我所知夏所长发表过两点意见：一点是，不赞成命名为‘偃师商城’，他说如果偃师再发掘一座商城怎么命名呢？认为用‘塔庄商城’为好；另一点是，无论如何二里头仍是一处重要的遗址。”

博友逸如风君最先读到这则回忆，数日前就在他的博文《夏鼐先生对偃师商城命名的意见》中提及：“看完后有两点感想：一是夏先生的严谨；二是想起许宏老师也曾对偃师商城的命名有过类似的意见，不过他的命名更中性，觉得偃师商城最合适的命名应为塔庄遗址。”他大概还记得我们一起在二里头遗址发掘时的谈话。

这一念头不能止息，上月在《考古遗址仍应以小地名命名》一文中还写道：“（定名为‘偃师商城’）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也不是最佳的选择。倘若在现偃师境内又发现一座‘商城’，则‘偃师商城’的命名就面临着巨大的尴尬。”“我曾想偃师商城最理想的命名，应是塔庄商城——以位于城址上的村庄命名。”这是十余年前写博士论文时萌生的想法。

逸如风君评价道：“从考古遗址命名的规则来说，夏鼐先生和许宏师的意见无疑更合适，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不因人事代谢而废。”

不敢与先哲相提论英雄，但先哲与晚学间仿佛确有血脉相连。写下这些絮语，也算是久怀景仰之心却又无缘谋面的晚学对先生的一个纪念吧。

2010年2月9日

仰前辈心地 学问之纯粹

恩师刘敦愿先生生前谈及学问，说他自己“一向认为，如果所论述果属真知灼见之作，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即使尘封于故纸堆中，需要的人自然会去查找，否则也就随它自生自灭，丝毫也不惋惜，无非表示从前曾经有过某种意见的存在而已”[《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自序》，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台北），199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年]。每追思鹤骨仙风的先生，常感念其境界之高远。

日前有网友跟帖，慨叹先生所言乃是真正做学问的态度，与今日学界某些作风形成鲜明对比。恰好闲读，看到学者提及“钱锺书早云，‘大抵学问乃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则其本不需考虑争取读者一类问题（据说‘文革’时期连一些公社甚至大队都订有《历史研究》，然恐无人认为那是历史学繁荣的标志）”（王东杰：《太阳比灯照得远》，《南方周末》2009年2月26日）。这样一种淡定从容的态度，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今天，更在拷问我们后学的心灵，提醒我们时时守望住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2009年3月7日

走出假说时代的轨迹——从二里头会到新砦会

2009年底到新密参加“中国聚落考古的理论与实践——纪念新砦遗址发现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收获与感触良多。

2005年，我们组织了“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对二里头遗址的首次发现发掘而言，那一年不是整数年份，但无疑，那次会也是纪念性的。最后，会议文集收录了五十余篇论文和提要，其中近一半的论文涉及族属与王朝分界问题。

此前，在海内外召开的多次与二里头相关的研讨会，都冠以“夏文化”“商文化”或“夏商文化”的字样。在这一领域以遗址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会议，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坚持这样的命名，实际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是所有学者都能认可的，因为它们属于考古学层面的概念。

在会上，国内资深学者的话题以族属与王朝分界探索为主，年轻学者和海外学者则多关注方法论、人地关系、聚落形态、早期国家态势、文物制度、宗教艺术、文化交流和生产技术等课题。会上已没有了动情的激辩，基本上是自说自话。

作为组织者之一，我个人对2005年偃师会议的评价是，具有极强的过渡性。

此次新砦会议，提交论文和在会上发言的学者约四十人，除了两位省内资深学者论及新砦与夏王都所对应的关系，其余学者的话题则已呈全新的态势，令人欣喜莫名！

对前后相差四年的两个会的比较，使我坚信近年来本人参与鼓吹的“中国考古学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的论调，至少在早期王朝时期考古领域是站得住脚的。仅就与三代相关的考古收获而言，如果大家认可诸如陶寺、王城岗、新砦、二里头、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安阳殷墟、周原、周公庙等遗址近年的田野工作有所突破，那正是研究理念和方法回归考古学的结果。

世纪之交以来十余年间的田野收获，“从研究成果不限于一人一地、具有群发性的特点来看，可认为具有时代特征，它成为中国夏商考古学迈上一个新高度的标志，是学科整体水平提升的标志”（高炜：《跨世纪十年的夏商都邑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前辈筚路蓝缕建立起的扎实的考古学分期和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这样的继承和发展的路向。

另一句我近年一直爱重复的话是：“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

如果大家也能接受这属于常识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我们正在走出扬短避长的时代，走出以假说为主要话题的时代，走出以假说为实证、以假说为“真理”的时代。

2010年1月2日

切磋如攻玉，人生复何求

隐身了两天，忙并快乐着。

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海峡两岸传统文化及玉器研究”研讨会，这是5月以来实施的“海峡两岸史前文化交流”系列工作坊的第三次研究交流活动，也是最后一次。

前天的开幕式上，遵东道主邓聪教授之嘱代表大陆学者致辞。因致辞文本发到每位与会者，所以开幕式上就不必“照本宣科”，又即席做了发言。

我谈到作为主要从事“不动产”（聚落形态）研究的学者，参加以玉文化为中心的研讨活动，斩获尤多。同时“票友”也有另类的视角，参与切磋，或可于探索有所补益。是对社会考古共同的关注，把研究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个案的学者联系到一起。学术研讨上升到理论与方法论层面，大家就有了共同语言，有了交流与沟通的平台。

说起来，参与史前文化的研讨，本人也并不认为是“客串”。

圈内的朋友知道，关于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与历史（History）时代的划分，我个人是倾向于用其本义的，即应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而不应把它们引申为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描述。

“历史时代”可定义为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可“自证”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集团的历史身份的时代。在中国，拥有甲骨文的殷墟（晚商）时期是其上限。

前一阶段的龙山、二里头至二里岗时代诸文化，均属于已发现了零星的直接文字材料，为若干后世文献（间接文字材料，属口传历史而非编年史）所追述，主要靠考古学材料来研究，但还不足以确认其“历史身份”的人们共同体的遗存。这一阶段或可称为“原史时代”。

如果不采用三分法而仅使用“史前”和“历史”两大概念，则暂时没有发现当时的文书（而非零星文字）的二里头时代，当然应归为广义的“史前时代”，尽管我们认为它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已进入了文明时代。

——题外话，就此打住。

港、台、内地（大陆）学者相聚甚欢，交流由学术而至情感。昨晚与刘益昌教授等别前再饮，借酒兴诌打油诗一首：

甘醇穿肠过，玉韵心中留。

切磋如攻玉，人生复何求。

2009年8月5日

学术故事该怎样讲

越是有不得不写的稿子，就越是想读可读可不读的“闲书”。

早上睁开眼，就从枕边堆放的新购闲书中抽出了一本，享受着先看后记、前言、跋语的乐趣——《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林巳奈夫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其后记：

电视上伟人（引者注：估计原文是“偉い人物”，应该译为“大人物”或“名人”，这类人如过江之鲫，不过没有几位能称得上是“伟人”）演说时，其身后总会站着满脸凶相、不专心听讲而环顾四周的专业保镖。观察一下那些耗费大量精力精心制作出来的殷周青铜器，其上的人面和兽面都用一种凶恶的眼神盯着参观者，看到它们就让我想起了那些保卫人员的眼神，这一点令人颇感意外。供奉给神灵的饮品及食物中绝不容许有奇怪的虫类出现，所以，这些人面和兽面都极其认真地观察着四周，这并非寓言，正因为人面和兽面在认真地顾睨四周，因而很有恐吓力。

只知道林先生是严谨细致、善写长文大书的大家，粗翻这位大家生前的最后一本书，也是最浅显的一本小书，看了上面这段话，才知道林先生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几句话下来，他毕生最著名的观点跃然纸上。

在日前“《最早的中国》再版和翻译版本论证会”上，与会者也谈到了这样的话题。尽管大家都认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公众读物，当然不能通俗到媚俗的地步，但《最早的中国》的故事性显然是应当进一步增强的。

可以就两本书的开头做一个有趣的比较。《最早的中国》（许宏著，科学出版社，2009年）和《庵上坊》（郑岩、汪悦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两本书都被作者自身和学界看作严肃的学术著作，又都是写给读书人而不仅是本学科的学者看的。

让我们先看《最早的中国》的开头：

做学问最讲究概念的准确。要讲清楚最早的“中国”是怎么来的，先要与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中国”一词的来龙去脉。

再看《庵上坊》的开头：

像其他女人一样，从弯腰走进花轿的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被忘掉了……

很多年以后，她那没有名字的名字仍然留在石头上，那是两行完全相同的小字，工整而清晰地刻在庵上村一座青石牌坊的两面……

商周青铜器上的纹样、清代的一座石牌坊和早期中国的一处大都邑，故事及其叙述方式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显然《最早的中国》还有过于浓重的学究气，会让一些读者望而却步。如何把中国诞生的故事讲得更生动，对于像我这样一位偏于刻板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好在，前面已经有了像林巳奈夫先生和郑岩等学友这样的榜样。

2010年1月31日

饕餮盛宴的美中不足

10月3日，连续看了首都博物馆的“早期中国：中国文明起源”展、“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展和中华世纪坛的“秦汉—罗马文明”展，可谓饕餮盛宴。

挂一漏万，这里所谓一点“美中不足”，指的是“千古探秘：考古与发现”展。

展览的主题本来是“考古”，我本想它应该主要告诉我们的是考古怎么挖，而主要不是挖到了什么，应该主要告诉我们这些考古发现是怎么来的，而不是主要告诉我们发现了什么。也许是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这个展览的重点还是落在了“发现”上。

展览本来是分为五大部分的，但我们只在“序厅”（第一部分）和最后的“考古科技”（第三部分）里看到了几样或传统或现代的考古用具，“出土文物断代与传世品鉴定”（第四部分）、“考古未解之谜”（第五部分）则一带而过或根本未提。“考古发现”（第二部分）则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又分为“遗址考古”和“墓葬考古”两个单元。总体的感觉就是按时代顺序陈列文物。观众恐怕分不清遗址和墓葬的差别，反正出的都是东西。其实，相当不少的墓葬出土品被放到了遗址单元中。

展出的当然有不少好东西，所以称为精品展可能更合适。

说句实在话，作为考古展，它已经相当不错了。这里仅是发一点吹毛求疵的感想而已。

2009年10月5日

由良渚博物院的展板想到的

同行的朋友站在良渚博物院的一块展板前，不禁莞尔。

从中可见，以良渚文明为标志，中国文明诞生于公元前3000年前，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其延续时间又无与伦比地长，绵延至今已达五千年。今天的中国文明仍属“世界重要早期文明”。由中国文明明确的“存在时间”“约五千年”看，今后的文明则不属于中国文明了？

这些还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其中不知何据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米诺斯文明年代数据，也不是。

在这个年表所在的巨大的世界地图背景上，由西向东，几个红点标示的“米诺斯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文明”一字排开。“中国文明”的红点落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其东南，又单独用红五星醒目地标示出了“良渚”（字号稍小）。

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处首选都邑遗址，恰是良渚、陶寺和二里头。我们此行，正是奔着这个小红五星来的。

由这一展板想到的，是这样一些问题：

良渚，是否是一个走完了其历史全过程的相对完整而独立的早期文明或“史前文明”——良渚博物院展板语？

良渚，是中国文明单线进化链条中早期文明的唯一？那么，其他满天星斗的“史前文明”呢？

在东亚大陆，究竟哪些遗存是可以与其他几大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

这些“史前文明”和作为古代中国文明典型代表的中原王朝文明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后者的直接前身吗？

今天的中国文明，在多大程度上保有着古代中国的文明基因？它们是同一文明形态吗？换言之，是基本“连续”还是有较大的“断裂”？如是，那么从“连续性”上看，什么又是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最根本的文明基因呢？

能否列出几条形而上或形而下的要素，从器用到制度到思想乃至“核心价值观”，供大家做进一步的讨论？

在与其他几大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中国文明”前面，是否也该加上个“古”字？

除了“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等定式话语之外，我们还能说出点别的什么来吗？

什么是中国文明？这些恐怕都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乃至每个真正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须加以深思和解答的问题。

2010年7月2日

中国龙形象仍被复杂解读

下午，从大阪关西国际机场起飞回北京的班机上，读到了当天的《环球时报》。其中第16版“要闻”整版刊载了该报六位驻世界各地的记者联合署名的长篇文章《萧条世界热猜中国龙年》。上网搜了一下，转载者颇多。这是一篇受欢迎的好文章。

一个偶然的“考古”发现是，报纸上该文“中国龙形象被复杂解读”一节的第一、二两个自然段，在以新华网、人民网为首的各网站的转载中，均不见了踪影。其实，正如该文起始一段所言：“自今年年初龙年邮票发行以来，关于这条‘凶猛’的龙是否代表中国形象的争论至今都没有平息”，这篇文章至多是对此前的争论又稍作梳理而已。文中所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的文章《一条让人不安的坐地龙》在网上随处可见。至于老愚文中说到较之于1988版龙票的活泼绚烂，2000版的飘逸柔美，今年龙的张牙舞爪和满街在寒风中抖擞的“北京精神”横幅一起，组成不容置疑的当代图腾，“时势使之然也”，也不过是一种读法而已。已印刷发行的文章又删去了两段，倒不免又让人从中读出了点什么。

作为专攻古代的考古人，龙形象见多了，知道其实今年的这个龙才更接近龙的真实面目，尽管习惯了做龙的子孙的吾辈，可能有不少人接受不了。

这话题以后还可以从考古的角度再谈。

2012年1月20日

说长道短侃“千纪”

正在博客上连载的这本小书《最早的中国》里，多处出现“公元前2千纪”“公元前3千纪”的字样。以往发文，编辑们经常把它改成“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3000年”。一个时间段成了一个时间点，令人哭笑不得！

颇为专业的编辑们尚且如此，看来它在汉语中的社会普及度还远远不够啊。或者是我们的译法、用法有问题？难怪！本人用的五笔输入法词库中没有“千纪”这个词组。

手头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千纪”一词；上小学的女儿用的《新华字典》当然更没有。

《英华大辞典》中millennium一词的中文释意是“一千年（间）”，非常准确但没给出对应的词。

在谷歌翻译中millennium被译为“千年期”；键入“千纪”反查，才给出了millennium。

于是网上再搜“千纪”，其实用的已不少，但多见于专业领域。

谷歌中跳出了“百度知道”的一问：“公元前‘第2千纪’是什么意思？指什么时候？”上方标注“已解决”。正是我想知道的，然后看“最佳答案”：“指的是公元前2000年啦！”——瞠目。

下面还有其他回答：

“公元前2世纪是汉武帝时期……”——一下子缩水到“世纪”去了。

“以耶稣降生那年为公元0年，在此之前多少年，就称之为公元前多少年。”——没错，但答非所问。

“不可能至公元前2000世纪吧。那就是公元前199900至200000年以前的事了，大概那时候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吧。如果是公元前20世纪，即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2000年间，我国在夏代，大约其他地方没什么大事，就是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在公元前2100年发布，但那是公元前21世纪的事。”——还是抓住“世纪”不放。

看来大家只知“世纪”不知“千纪”。也难怪，以千年为时段的活儿，主要是我们这些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来干的，可能太专业，也没跟大家说清楚。

于是，也想回一帖。点“提交”，还要注册，干脆发到“自留地”里，算是个小贴士吧：

千纪（Millennium）与世纪（Century）对应，一个“千纪”是1000年，等于10个世纪。公元前第2千纪（也有人说“第2千年纪”），指的是从公元起向前追溯的第二个千年，即公元前1001年到公元前2000年这一千年的时段。

不知说明白了没有，乞批评。

造句：公元前1千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风云激荡，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正当其时。

2009年5月28日

假如整个东亚成为遗址，由中国考古学家来发掘

假如整个东亚成为遗址，由中国考古学家来发掘，排除了各地共有的现代化因素，根据祭仪和传统节日中器用、服饰以及建筑、汉字等遗存与古代中原文明的相似程度，他们首先观察到的是，与韩半岛和日本列岛相比，东亚大陆本土文化与当地古代文明有着较大的差异，而后二者与古代中原文明的相似性更大。由是，会有考古学家进而推论韩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居民是古代中原文明的直系后裔，并给出多条关于迁徙路线的研究方案；而现居东亚大陆本土的居民，则应是外来移民，他们至多部分地吸收了当地古代土著的文化因素，因为其变异性大于继承性。

如果以韩半岛和日本列岛文化（暂以两地居民的自称称为“韩文化”和“和文化”）为主体加以叙述，那么依照当下中国考古学界整合研究的命名原则，古代中原文明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被命名为“先韩文化”和“先和文化”了。

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已逝的社会，有关族群的文化认同乃至族别的自我认同基本上查无实据，考古学家由无力探究到无视“认同”问题也就情有可原，这也就给了致力于探索考古学文化族属问题的考古学家以更广阔的“立说”的空间。

2009年2月15日

遗产定名杂弹：北有二锅头，南有二里头

二里头遗址的命名，纯属偶然。

1959年，徐旭生先生一行踏查“夏墟”，是从偃师商城南部一带（经高庄到新砦，高庄在城址东南，新砦在城址西南）出发向西，过河先到二里头村的，在村南发现灰坑和遗物，故命名为二里头遗址。

我们在发掘中，经常听到同样位于遗址范围内的圪当头村的村民抱怨，说你们挖出来的“金銮殿”“紫禁城”什么的都在俺村地界，当年考古队也常年住在俺村，凭什么叫了二里头遗址，应当叫圪当头遗址！

是啊，这就是历史的机缘，没任何道理。徐先生一行当年如先到圪当头，遗址可能也就以圪当头命名了。听着村民的抱怨，你只能莞尔一笑。

但歪打正着。二里头、二里岗前后相继，像一对孪生兄弟，名字都那么般配、那么豁亮，那么透着浓烈的民俗味。

也有地方领导酒气熏天地来二里头发掘现场视察，一时忘了遗址名：“叫什么来着？二、二、二锅头？”引得周围百姓憋不住地笑。

从这里得到灵感，大家觉得如果像“仰韶”“杜康”那样注册一个“二里头”酒，打历史文化牌，说不定这酒还真能火起来。

顺着这个思路，广告也就出来了：

今有大京都，古有第一都。

北有二锅头，南有二里头。

2010年1月12日

考古人为何将岩画研究拒之门外

“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困难，让很多考古界人士将岩画研究拒之门外。”（唐红丽：《中国岩画研究补上“中原岩画”一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15日）是的，我们考古人仍在岩画研究殿堂的大门外观望，原因文中也说清楚了：一曰解读难，学者们对岩画内容的“种种设想”“多属推测”；二曰断代难，“不能套用考古学研究范畴”，“目前很难找到科学断代方法，这是绕不开的大问题”。因此，这里没有我们的用武之地。

仅以这篇“第三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在郑州开幕”的新闻报道为例，我们注意到，无论学者还是媒体人，都有意无意地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岩画断代：

岩画……指史前人类在以岩石为代表的材料上制作的图形绘画，体现文字诞生之前人们的世界观。

陈兆复认为，具茨山岩画……的发现或将为中国文明起源带来全新认识。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教授张亚莎告诉记者，河南地区岩画体量巨大、表现主题独特、时代早、分布区域集中而确定。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汤惠生告诉记者，具茨山大规模发现“凹穴岩画”……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形式研究提供了考古学新依据。

中原岩画的发现不仅为研究上古神话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还激起了更多学者的研究热情。

但何以时代早至“史前”？何以断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文字诞生之前”？何以与“中国文明起源”有关？何以只“为研究上古神话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2009年10月5日

影视演员到底该用什么“爵”来饮酒

关于爵究竟是饮酒器还是斟酒器的讨论，已旷日持久，至今聚讼纷纭。有网友注意到，在《最早的中国》中我是持“爵是一种小型温酒和注酒器”的观点的：

我们在古装戏中经常可以看到王公贵族们举爵干杯的场面，爵是否是直接用来饮酒的，却仍存疑问。陶爵中一直有夹砂陶存在，且在有些陶爵的底部发现烟炱的痕迹，说明它具有温酒的功能。把温好的酒由爵倒入觚中饮用，可能是较为合理的解释。

大家很关心，书中又未能展开来谈，这里就再稍作分析。我们从一则不同意爵为斟酒（注酒）器的文章谈起（为方便夹叙夹议，先注明引文出处。薛理勇：《爵是古代的饮酒器具》，《食品与生活》1996年第5期）：

把青铜爵释为“斟酒器”并不是上海博物馆专家们首先发明的。1975年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在偃师的“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出土一只爵身铸有乳钉纹的爵，并定名为“乳钉纹爵”，它是商代早期的遗物，该爵也是带“流”和“尾”的三足爵，总高22.5厘米，从“流”至“尾”长31.5厘米。由于“流”长约13厘米，于饮酒略有不便，于是河南省考古专家参照现代人饮酒用杯的习惯，猜测“乳钉纹爵”不是直接用于饮酒的，而是与现代的壶一样，是用于斟酒的。

……但是这只乳钉纹爵去足后爵身仅高约14厘米，最大口径约10厘米，腰部直径不足5厘米，容量不足300毫升，古代没有蒸馏酒，商代的酒相当于现在的水酒，酒精度一般在7度（绝对浓度为10—11度），所以现代人饮水酒用大杯，就如饮啤酒一样，商代是饮酒亡国的，饮酒器的容量较大，如通常被叫作觚、斝、觯等饮酒器的容量均超过500毫升，大的超过1000毫升，按常理或现代的饮酒习惯，斟酒器即酒壶，饮酒器即酒杯，酒壶的容量肯定比酒杯大，而且大许多倍；而乳钉纹爵的容量不及当时饮酒用的觚等容量的一半或一半以下，人们也不能接受“壶”比“杯”小的瞎猜，所以河南考古专家的猜测根本不能被人们接受，仅是一种自说自话而已……

只要一瞥，也就知道类似的器物是否适于饮酒。不惟槽状长流的青铜爵，我们看流行于二里头早期的管流陶爵，适于嘴对嘴地饮酒？

容量问题，的确是把爵推定为斟酒器不太好解释的地方，有学者进而推测其有以香料调酒的功能。作者下文的推测或可解释为什么“爵的容量不及当时饮酒用的觚等容量的一半或一半以下”：

爵既是饮酒器，也是告诫人们节制饮酒的酒器，所以爵成了一种定量酒器。周朝规定，筵席上饮酒以三爵为限，如《礼记》中所讲：“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大概爵是一种定量的酒器，所以周代爵也成为文人雅集中罚酒的专用酒器。

在推杯换盏中以小酒盅为量器的做法，至今仍盛行。

当人们根据商代早期的乳钉纹爵的造型推断原始的爵是一种斟酒器时，不能把爵说成是一成不变之物，它就永远是“斟酒器”。

先秦文献中关于“爵”的记录实在太多了。《周易·中孚·九二》爻辞中讲：“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里的“爵”即酒杯，引申义作酒；《诗经·小雅·宾之初筵》中讲：“酌彼康爵，以奏尔时”，这里的“爵”就是饮酒用的酒杯；《礼记》中讲“孟春三月，天主载耒耜，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反（返），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显然，至少在西周，爵就是酒杯，而不是其他东西。

爵在西周是作为酒杯而广为使用的，这是史实。但是从商初至西周的几百年历史中，尤其是周革商命后，爵的造型和用途也发生变化。首先在用途上，爵由原来的斟酒器（姑且算它是斟酒器）逐渐蜕变为饮酒器，原来太长的“流”不适宜饮酒，必须缩短，为了保持平衡，与“流”对称的“尾”也相应缩短，所以西周的爵已从原来的长“流”长“尾”蜕变为短“流”短“尾”，这于饮酒就方便多了。

看来，接受不了“河南考古专家的猜测”的作者，最后还是认可了早期爵“太长的‘流’不适宜饮酒”的特点和可能的斟酒功能。西周爵变得便于饮酒的观点则富于启发性。

古代器物，颇可能一器多用。多数学者推断起来也不敢自负。上引拙著《最早的中国》，对古装戏中举爵干杯的场面就只是“仍存疑问”而已，认为其注酒的功能，也仅认为“可能是较为合理的解释”。大家都是在推测。

商代早期的爵是斟酒器仅是一种猜测，这种猜测在许多方面讲不通，而西周以后的爵肯定是用于饮酒的，请影视演员大胆地用爵饮酒吧。

从古代文献的记述看，作者文末对西周以后的爵用于饮酒的“肯定”，是可以肯定的。关键的问题是，西周以后的爵还是我们特指的三足有流酒器吗？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引酒器专家杜金鹏先生的论证（《商周铜爵研究》，《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作为收束：

综合几十年来的考古材料知道，陶爵大约绝迹于殷周之际，而铜爵不见于西周以后。但东周以来的文献典籍，却常常说当时以爵饮酒……现在我们可以断定，文献所见东周秦汉时代的所谓爵，与商周陶爵、铜爵毫不相干。

自考古学在中国兴起，各地出土的陶、铜爵数以千计，传世铜爵亦数目可观，其中年代明确者，没有一件是晚于西周者（宋元以来的仿古制品除外）。

爵在古代可泛指一切酒礼器，甚至一些西周青铜食器也往往自铭为爵。东周以来的所谓爵，多属泛称，指一切饮酒之具。

考古发现的东周以来的饮酒之具，与商代和西周铜爵皆不类。……东周饮酒之具主要是角杯和耳杯。……从汉代人对于爵的描述，也可看出其所指绝非商周铜爵之类器物。

爵的复出，大概是宋元以来的事情。

看来，影视演员到底应该用什么“爵”来饮酒，仍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最后，杜金鹏先生同意爵之功用上的“亦饮亦温说”。温酒饮酒之道，盖亦以中庸为上吧。

2011年7月18日

“十大考古新发现”，为何我没投“曹操墓”一票

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可以参与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投票。尽管只是约二百票中的一票，尽管只是评选六十进二十五，但这个民主权利还是一定要行使的。

今年，我没有投“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因为我不能认同这个名称，正像如果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里头遗址”定名为“二里头夏都斟寻阝”，我不能同意一样。

如果这项发现定名为“河南安阳西高穴东汉墓”，我可能会投它一票。因为，如果带“魏武王”铭的遗物没有问题，这墓可视为纪年墓或准纪年墓，因为它的年代可以被限定在公元220年的数月之内。由于它发现了与曹操有关的遗物，有理由推断它有可能（甚至极有可能、最有可能）是曹操墓，也不排除是与曹操有关的其他历史人物的墓。作为推断，这些提法都没有问题。它的时代、它的地望、它的规格，都很有说头。仅以这样的定名和这样的提法，它就有资格、有可能跻身“十大”。

因为，年度“十大发现”是相对的。圈内朋友议论时，也常慨叹当年的考古发现是“大年”，有那么多重要发现，投票时实在难以割爱。因每年十项的限制而没能挤进“十大”的，如果参与前一年“小年”的评选，说不定就上去了。而且，每年的评选都要考虑考古发现在时代和地域的均衡，能否入选还是有很大的或然性的。

现在进入六十项的，可以说都重要，哪项上去了，都能毫无疑问地说出一大堆重要性来。所以，“河南安阳西高穴东汉墓”的分量未必不够。

但在目前的状况下，对墓主人身份做如此确切的定性，已超出了我作为考古人秉持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认知底线，因此是我所不能接受的。

2010年3月17日

由论战引发的对公众考古的思考

我没有参与甚至没有过多关注这场网上论战，除了接受不了网络争鸣中非理性的氛围，还有讨论的话题不在同一层面的感觉。@盗墓中国的博主如果真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而不是像网友推测的那样是一支营销团队（从名字到内容都极具“包装性”和流行元素）的话，那她只是一位《盗墓笔记》的拥趸、盗墓文学的爱好者而已。盗墓文学应该归为通俗文学，属于流行文化吧，所以讨论的话题很大程度上属于虚构作品和虚拟空间的范畴。

在我看来，如果认为@盗墓中国类的网络盗墓文学在“三观”上会大大影响其他网友公众，那恐怕就属“杞忧”了。在价值观多元甚至混乱的时代，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盗墓文学的受众更多的是奇闻逸事的猎奇者，而非真正的文物考古爱好者。在这里，“盗墓”只是一类吸引人眼球的题材而已，与违法的盗墓行为几乎没有什么关联。多数读者也是持“我们又不去盗墓就图个消遣”、“我看的不是考古，看的是这千奇百怪的故事”、“别把小说当现实”的心态来消费这类作品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发“口水战”的原帖中，@盗墓中国用了“打着旗帜”“站在神坛上”之类的字样，迎合了网友对权威专家、“官方高端人士”、专业人员、学术性的某种不满情绪。她关于“学术要被普通大众所接受，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口味”的标榜，是可以看作“他山之石”而引为镜鉴的。尽管这里所谓的“学术”是否即为学术（有网友就指斥其为“伪学术”），“符合大众的口味”和一味媚俗的关系都还可以讨论，但从中还是折射出了我们在公众考古上的某些差距。在论战中，“晦涩的文字，专业性那么强”是不少网友看我们考古人文字的共同感觉。

田野考古和研究的专业性、学科传统上的封闭性，导致我们这个日益引人关注的学科在与社会的沟通上存在着缺乏透明度、信息不对称、语言不易懂等问题。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心态不开放。譬如考古与伦理这类话题，是西方公众考古的议题之一，但在我们国家也还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公众考古的真谛，应是公众能够深度地参与其中。这意味着所谓公众考古，不是专家学者们抱着“施舍”的心态做单向度的“指教”和灌输，而是与公众进行真正平等的对话。公众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当然要靠包括考古人的努力在内的对民族历史文化养分的发掘和汲取；与此同时，公众的思想成果何尝不应是考古学科发展的重要给养，甚至可以让我们反思为何而考古的学科路向问题。

真正做到公众深度参与的公众考古，在我国还刚刚起步。我对此次论战有较乐观的看法，放宽时间的视域，这样的讨论应有益于考古学科和公众双方走向成熟。作为愿意在这一领域做点实事的践行者，感觉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就我自身而言，更倾向于少辩多做。

2012年12月21日

本文系《中国文物报》所刊《微言大义：考古与盗墓的微博大讨论》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