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转型与民族复兴

邱永文

教学目的：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根据，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学习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就是要回答中国人民从1840年开始，面对西方列强的屡次侵略战争，面对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是如何寻求救亡之路的。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是如何不断尝试和探索各种出路，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

内容摘要：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国家主权完整受到严重破坏，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念受到西方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有力挑战，面临着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艰难转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冲击，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艰难生长，经济中心逐渐转向东南沿海；在社会结构方面，传统士、农、工、商构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逐步解体，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进而在政治上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和政治主张；在思想文化方面，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引发在对待中西方文化问题上尖锐的对立和斗争。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转型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要求和体现，是要解决中国人民从1840年开始，面对西方列强的屡次侵略战争，面对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艰苦奋斗，努力实践，不断尝试和探索各种出路，如何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如何实现转型与发展，参与者各持所见，可谓百家争鸣。但围绕救亡和启蒙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主张则是其中的核心议题。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救亡图存就成了那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清政府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后，中外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所以思想启蒙，民主革命，建立现代民主共和国就成了第二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各种社会阶层、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不懈努力，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各种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潮，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是中华思想文化在近代转型和发展的主脉。

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产生时代背景

中国近代开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此后8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传统的专制王朝遇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前所未有的全面冲击和挑战，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国家观念、伦理秩序遭受颠覆和挑战

这个大变局，在国家层面的变化，就是人们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这个名字本身并不完全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它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是一种文明，即世界文明的高地；其次，也是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名称。然后，英国等西方列强的侵略，让中国人不仅意识到中国已经处于“万国竞逐”的时代，而且中国不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必须建立起现代国家的意识。所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成为近代思想家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对中国以中华文明、儒家文化为传统区分标准的夏夷之防、华夷之辨等传统观念以巨大冲击。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在反对西方国家的侵略中逐步形成，传统国家的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也逐步向现代国家治理过渡。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外务部、从八旗绿营到现代新式陆军、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乃至民主共和，开始逐步具有现代国家的观念、结构和形态。

（二）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五口通商之后，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经济缓慢发展。中国经济中心由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江浙、湖广地区逐步向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商埠转移。五口通商后，沿海商埠出现现代城市，并逐步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中心。

在沿海商埠中，从事对内对外贸易，与国外资本主义有各种各样联系的商人群体形成买办阶层。洋务运动和现代机器生产中，产生了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特别是与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资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实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

（三）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流与碰撞

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儒家的价值危机及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在这样的变革中，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儒家思想以及其所倡导的价值受到空前的挑战。这种挑战，体现为中西文化的冲突。并由此演化出一系列理解中西思想文化关系的思维模式，比较重要的包括：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复兴传统文化。

传统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与陶醉，对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伦理与价值观的肯定与坚持，在西方资本主义科技、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滚滚浪潮冲击下出现了动摇与犹豫，进而出现了质疑与否定。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再到“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近代中国人经历了对中华文明、儒家思想的艰难取舍，经历了肯定—质疑—否定—再肯定，往复循环、艰难挣扎的痛苦历程，最终在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等的思想文化比较争鸣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总而言之，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面临两个最主要问题：第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第二，传统国家治理难以为继，中国面临着政治现代化艰难转型。而中国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就是救亡与启蒙的问题。要救亡图存，就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开启现代民主国家建设就要打破封建阻碍，进行思想启蒙，构建现代民主国家。所以，反帝，救亡图存；反封建，构建现代民主国家，这就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两大主题，同时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两条主脉。围绕近代中国这两大历史任务，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着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

二、传统国家的治理危机与应对（1840—1894年）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在没有西方等外部势力挑战的条件下，在治乱循环的怪圈里打转。康乾盛世已过，危机已经逐渐显现。西方工业文明国家挟政治、军事、科技优势屡次殖民扩张，给清政府以严重打击，内外交困，各种传统政治力量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解决办法。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西方

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社会的衰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鸦片战争前的英国等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业革命之后的英、法等国家凭借迅速增长的国力四处抢占土地和市场。另一方面，陶醉于天朝大国的清政府却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内部治理危机重重，不思进取，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一无所知，却又盲目自大，坐失了与西方交流学习的大好时机。

清政府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危机也逐渐形成。一是统治的腐败；二是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危机；三是受到世界范围的殖民运动的波及。从外来的因素看，鸦片战争是决定性的。因为这次的中外碰撞与明朝的利玛窦和乾隆时期的马戛尔尼等传教士和“进贡”者不同。鸦片战争是一种殖民逻辑之下的武力侵略行为。而军事强势背后则是新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从内部而言，清政府日趋腐败，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弱化，难以承担大规模的战争消耗和军事组织动员，而太平天国起义则更是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羸弱。

（二）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想

代表人物及其政治主张：龚自珍、林则徐、魏源。

龚自珍“开一代新风”，鞭挞封建“末世”，预言社会剧变或将爆发，主张“更法”“改制”。梁启超称赞：“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全集》，若受电然。”（摘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林则徐乃“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编《四洲志》，了解认识西方各国政治经济风土人情；反抗侵略，坚持抗战的爱国思想；“用民心，恃民力”民惟邦本思想；鼓励发展工商业，学习西方。他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华事夷言》，将英商主办的英文《广州周报》译成汉语的《澳门新闻报》，注意研究和了解西方。

魏源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西方军事科技的主张。《海国图志》序言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另外，魏源还编撰了《皇朝经世文编》，主张经济社会改革。

面对西方的冲击，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危机，尤其以龚自珍的思想最能激发人们的危机意识、忧虑之心。而魏源等人则提出了对待西方的态度，反对闭关锁国，而认为应该学习西方的长处，才有可能摆脱困境。但这些看似超前的思想和主张并没有得到当时中央政府和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和共鸣。

（三）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平均土地”思想

代表人物：洪秀全、洪仁玕等。

指导思想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实行“圣库”制度；原则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方法是：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太平天国是以拜上帝会为组织的农民起义，虽然是采用“变形”的基督教的教义来组织和动员，并摧毁以“祠堂”和“孔子的神位”为标志的传统农村秩序，但其核心理念依然是传统中国式的：比如家庭式的天父统治秩序，比如《天朝田亩制度》所主张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等。太平天国运动由于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政治社会组织，提出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目标，所以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四）洋务运动的“自强、求富”和“新政”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不满足既得利益，1856年提出重新修约，并借口亚罗号事件与法国勾结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是一败涂地，割地赔款，相继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勘分东界约记》（1861年）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进一步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这一时期，地主阶级洋务派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代表人物及其政治主张：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

面对内忧外患，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崛起的一部分汉族地主官僚深刻地体会到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由此开启了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李鸿章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于是他们继承了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明确提出“采西学”“制洋器”“自强”和“求富”的主张。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痛感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此对待西方国家要采取“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自强之道。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在“自强”的口号下，建立了一批军事工业，并组建了近代中国新式陆海军。70年代，又在“求富”的口号下，建立了一批民用工业，从此，中国近代30多年的洋务运动进入了高潮。

中法战争的失败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富国强兵梦的破灭。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也表明，在不变革政治制度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来抵御西方的道路行不通。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就说过：“西洋立国自有本末。不明此义，则万事皆无其本。即倾国考求西法，亦无裨益。”历史学家萧公权先生认为：“当时同情于维新者多承认西洋之物质文明乃其富强之由，而不知其政教制度又为物质文明之基础。徒规摹船坚炮利之行迹，终不免画虎类犬之讥。”所以单纯学习西方的先进武器和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无法实现自强。

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但却是中国走向近代的一大进步运动。洋务运动在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都有贡献。洋务运动引进了机器生产，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工业生产；兴办新式学堂，翻译书籍引进了西方近代科技和思想文化；兴办民用工业，推动了近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民营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进步。

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这些洋务运动推动者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他们与西方列强有接触，所以开始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制造武器和发展民用工业，开始创办现代企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真正认识到近代中国危机的实质，依然试图在王朝国家的体制下，进行一些变革。因此，在不断加剧的危机中，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1895—1911年）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在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始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面对顽固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新兴的资产阶级阵营也逐步分化。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由最初赞同维新变法，转而主张走向民主革命的道路。同时，面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内部要求改革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立宪”思潮伴随着清末“新政”一度颇为盛行。

（一）甲午战争后的“维新变法”思想

甲午战争给国人以最大的震动。因为，几千年来日本一直以来模仿学习中国，包括文字、制度和哲学。然而近代他们在维护幕府封建统治、抵御西方殖民入侵失败后，开始以西方为榜样，进行明治维新，迅速成为世界强国。对于日本的成功，国人怀有复杂的心理。于是必须要进行政治制度变革已经成为当时各界的共识，维新变法应运而生。

代表人物：康有为、张之洞、章太炎。

康有为作为当时最为善于吸收西方文明新思想的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通过开书院（万木草堂）、办报纸和“公车上书”等手段，突破制度性的限制，提出了他自己的一系列改革设想。他的改革主张包括：制度的改革，设立制度局来主导变法；思想的变革：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颠覆传统意识形态，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开路；提出议会和地方自治；戊戌变法后在流亡时期他提出如何保全中国、主张改良、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等诸多政治主张。

张之洞作为朝廷中的开明派，主张保国和保教具有一致性，强调纲常伦理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坚持“三纲五常”，反对西方平等思想。他力图调和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对抗，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舆论领袖。庚子事变和《辛丑条约》的签订，导致清政府日益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革命派随之而产生。当时同盟会的理论宣传家如邹容和陈天华等都主张用激烈的暴力方式推翻清政府。而革命派重要的理论代言人是章太炎。他的主张最核心的是民族主义，即通过“夷夏之辨”“春秋大义”等民族主义宣传鼓吹排满革命。

（二）清末的“新政”和“立宪”运动

为对外改变保守形象，对内安抚开明官僚和上层资产阶级，清政府1901年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筹划变法。张之洞、刘坤一等联名上呈《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请求清廷实行“新政”。

清政府根据各地督抚意见，规划“新政”各项措施。改革官制：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设农工商部和陆军部，增设民政部和学部。改革兵制：停武举，裁撤绿营和防勇，编练新式陆军。改革学制：“停科举”“设学堂”“奖游学”。奖励工商：定商律，提高了商人的政治社会地位。

在日俄战争中，君主“立宪”日本战胜君主专制的俄国后，国内立宪呼声益高。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认为“立宪”有“内乱可弭”“外患渐轻”“皇位永固”三大好处。各省成立咨议局，北京成立资政院为召开国会做准备。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部分地主官僚成为立宪派。在各方政治力量的焦急期盼中，清政府“皇族内阁”姗姗登场，彻底打破了汉族官吏和资产阶级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最后一丝幻想。1908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期为9年，但各方政治力量已经没有耐心等待下去了。于是，辛亥革命爆发了。所以，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时说：“中国之革命发轫于甲午之后，盛于庚子而成于辛亥。”因为甲午以后，中国之危亡可忧，清廷之颠倒益甚。维新立宪，两无可能，只剩革命一途。

（三）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思想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

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思想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为典型代表。三民主义学说包括新旧两个阶段。旧三民主义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其中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社会革命”纲领，它希望解决的课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即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同时还包含着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福利的内容，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溃疡的批判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的同情”。

当中国革命历程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时，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课题：“民族解放之斗争，对于多数之民众，其目标皆不外反帝国主义而已”；民权主义中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军阀、官僚的暴戾恣肆，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称道了“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的苏维埃国家“人民独裁政体”，重申了“主权在民”的原则；民生主义则强调了“耕者有其田”的观点，阐发了“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思想。

新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反映了新的历史特点，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阶段的进步性，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础。

四、现代国家转型中的思想与文化（1912—1919年）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随之而来的共和政体建构危机重重。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发展结果却更为无序和混乱。清帝退位，南北议和，宋教仁被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武夫争雄，此起彼伏，轮番登场。而国内外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依然存在。北洋乱政引发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和思想文化界对中国前途和未来的反思和争鸣。在反思中国文化，改造中国社会和国民性的基础上，产生了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下，各种思想和理论与各种政治势力相结合，涌现了各种各样的救国思潮。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三大主流思潮。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鼓舞下，中国社会产生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一）政体之辩：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

民国初年，宋教仁被刺后，共和政体建构困难重重，政治、社会危机依旧，人们开始反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思想界对此分歧很大，新旧矛盾十分激烈地呈现出来。保守势力认为，激烈的制度变革是造成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有识之士认为共和政体危机根源于社会革命没有进行，基层民众深受旧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需要改造国民性，需要大众“最后的觉悟”。

1．杨度和“筹安会”

杨度认为社会变革阶段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所以，以制衡为特征的议会政治并不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1915年4月，“筹安会六君子”之首的杨度曾写过一篇《君宪救国论》，提出中国只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需要恢复帝制，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

2．古德诺

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教授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和传统，中国的民族主义观念不像西方那样强烈，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巩固国家政权，以取代当时存在的那种各省军阀割据的松散局面。当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正是袁世凯的意思，在他的心目中，唯一的形式只有帝制政府。

与此同时，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康有为则力陈中国不能实行共和政体。

（二）文化之争：“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

共和危机和北洋乱政引发了人民的深刻反思。人们认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政治问题其实与社会和思想文化密不可分，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讨论与思考。

梁启超反思“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

近代中国涌现出的“夷夏”“华洋”“中西”“新旧”等词汇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中西方文化认识上的矛盾和对立。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些主张全盘西化，一些人主张“东方文化”论，坚持传统文化，一些人则主张中西文化“调和共融”，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争论。

1．杜亚泉、梁漱溟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东方文化救世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思的结果。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文化的破产，并认为东方文化是拯救西方文化的良方。杜亚泉说：“然自受大战之戟刺以后，使吾人憬然于西洋诸国，所以获得富强之原因，与夫因富强而生之结果，无一非人类间最悲催最痛苦之生活。……然信赖西洋文明，欲籍之以免除悲惨与痛苦之谬想，不能不为之消灭。”

1920年，梁漱溟在济南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认为中国文化不仅在精神上优于西洋文化，就其终极发展而言，也无悖于现代的要求，全世界都将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

2．梁启超的中西文化“调和”论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坚持社会改良而与康有为渐行渐远。1904年写作《新民说》，主张培育一种新的国民，要有公德意识、国家、自由、自治、冒险等，这些思想均与康有为不同。对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他主张中西调和。梁启超认为：“大抵一社会之进化，必与他社会相接处，吸收其文明而与己之固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

1920年梁启超旅欧回国，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一书，认为中国不应该盲目仿效“病态”的西方物质文明，而应该发扬光大本国固有的精神文化，以担当起重建世界文明的使命，从而提出中西文化“化合”说。

（三）新文化运动：救亡和启蒙

在这种反思中西方文化的背景下，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提倡“民主”与“科学”，开启了近代思想启蒙运动。

陈独秀之所以要创办《青年杂志》，是他痛感新生的民国人心涣散，情势危殆。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刊初始，其《社告》即明确将该刊的工作定位在探讨青年修身治国之道，介绍世界形势和学术，激励青年志趣和精神。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其核心思想包括激发青年对于国家的关心，从政治层面反对孔教和儒家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

陈独秀、吴虞对于孔教的批判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具代表性的态度。有的论者认为：“陈先生在近代思想史的贡献，不在西洋思想的介绍，而在笼罩中国二千余年思想之破坏。孔子的学说思想在中国已根深蒂固，深入社会人心。故攻击孔子学说最力，成为空前的大论战，终结笼罩二千余年的孔子学说，根本动摇，威信扫地。”

1．胡适与白话文运动

1917年完成博士论文后回国后，胡适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胡适提出了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等主张。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八点主张，并且身体力行，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中国新诗的开山祖。

2．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

在中国人苦苦寻求发展道路的迷茫中，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发展选择，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热情地歌颂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

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这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人探索救亡道路经历了学习西方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阶段。一种政治制度的建构和运行，必须有与之配合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心理，所以，只有通过思想启蒙来组织动员社会大众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变革，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和民主。最终，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就担负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

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真正实现文化的自觉。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继承了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通过文化自觉，努力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带领中国人民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与社会改造和国家建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李侃、李时岳、李德征：《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

2．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3．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4．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阅读书目

1．田海林主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

4．钱穆：《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5．[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

思考题

1．近代中国人的各种努力为什么没有实现富国强兵抵御侵略的目的？

2．近代中国人为什么最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