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工人运动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工人运动，执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之后的世界工人运动之牛耳。时至今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仍活跃在德国政坛。因此，要理解《哥达纲领批判》的前因后果，我们不得不从拉萨尔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与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创建谈起。

费迪南·拉萨尔（1825-1864）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有热情，有抱负。风度翩翩，出手阔绰，在经济上周济过马克思，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德国本土的联系，包括出版的事宜也尽心尽力。所谓生如夏花、死如秋叶，作为哲学思想的探索者，他著书立说；作为热情的鼓动家，他四处奔走，发表演说。G.D.H．柯尔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这样评价拉萨尔：“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荣誉应该归于费迪南·拉萨尔，而不是马克思。”[3]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马克思1849年流亡至伦敦，其后在思想上自我深入、生活上挣扎于赤贫的边缘，难以与德国本土的工人运动有直接的联系与对接。拉萨尔则不同，他活跃在德国本土的公众视野中，并因打赢了一场诉讼日久的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而声名鹊起。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成立，选举拉萨尔为联合会主席。这件事，可以说是拉萨尔一生荣誉的巅峰。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在《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中这样写道：“1863年，费迪南·拉萨尔开始了他的开拓新路的宣传鼓动。起初，我对此保持疏远，直到资产阶级报纸对年轻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无耻的攻击时，才使我义不容辞地抛开一切顾虑，成了拉萨尔创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4]拉萨尔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创建全德工人联合会呢？在他的《给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复信》及相关演说中，拉萨尔表达了他的主要观点：第一，“工人”应当作为一个阶级而不是单个个体来进行斗争。工人联合会不拒绝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等其他阶级的加入。第二，受铁的工资规律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工人的工资经常重新降低到仅够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水平。第三，在由贫苦大众联合而成的国家资助下建立合作社。第四，争取直接的普选权，这是一切社会援助的基本条件，是工人的基本政治原则和社会原则[5]。

拉萨尔的这些基本指导思想，深远地影响了其后的德国工人运动史。对德国本土的工人阶级来说，拉萨尔主义堪称是他们的理论基础。按照雅克·德罗兹的说法，“德国社会主义带有拉萨尔的深刻而持久的烙印”[6]。虽然不乏反对拉萨尔的声音，譬如卡尔·洛贝尔图斯，他“坚决反对普选权和工人的政治运动”，包括拉萨尔的合作社思想[7]。尽管如此，拉萨尔仍一如既往地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他的宣传鼓动活动中。而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工业化、机械化的极速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待遇的逐渐改善，使德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产生了一种致命的错觉，如同本雅明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中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德国）社会民主党把技术发展当作它以为它正在顺应的大势。以技术进步为宗旨的工厂工作给人以包含着政治成就的假象，而顺应潮流的观念距离这种假象只有一步之遥了。”[8]这种假象极大地腐蚀着德国的工人阶级，把技术发展的成果当作政治运动的成就。本雅明接着引用了约瑟夫·狄慈根的话：“现代社会的弥赛亚就叫做工作”，“财富现在能完成任何一个救赎者未能做到的事。”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本雅明的感觉真是尖锐到了极点，他说，早在“哥达纲领”宣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感到这中间有些不对头”了[9]。窃以为，这才是拉萨尔思想中的现实主义与机会主义的真实时代土壤。不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清醒地反对拉萨尔主义在党内的蔓延，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沿着它的机会主义路线，一路走到了1914年悲剧性的局面。这是后话。

对拉萨尔思想感到有些不对头的，还有奥古斯都·倍倍尔（1840-1913）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我的一生》中，倍倍尔说道：“在对拉萨尔派的持久斗争中，我必须阅读拉萨尔的著作，以便得知他们想干什么，因此我本身不久就有个转变。”[10]更准确地说，“我同当时差不多一切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一样，已经越过拉萨尔而走向马克思”[11]。而威廉·李卜克内西之所以也能够越过拉萨尔，没有受到太多拉萨尔思想的荼毒，则得益于他在伦敦长达12年的流亡生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帮助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869年8月，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爱森纳赫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自此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成为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工人运动的两股重要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