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600年时间，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时代”。这的确是段非常奇妙的时期，在北纬30度左右的古希腊、古印度、以色列和中国，人类的思想和智慧几乎同时发出了烛照古今的耀眼光芒。

孔子便是一位诞生在轴心时代的先哲，礼崩乐坏是人们对他出生的春秋时代政治文化现实的形象概括。礼乐文化发轫于夏、商，至西周经周公的整合而灿然大备。孔子虽是商人的后裔，但经过对夏、商、周文化的实地考察与对比，最终被“郁郁乎文哉”的周文化所折服，从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毕生都在为改变春秋时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社会现实而忧虑奔波。学而不厌如是，诲人不倦如是，执政于鲁如是，周游列国亦如是。

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认为孔子是一位机械的复古者。孔子在开门授徒以《诗》《书》《礼》《乐》为教的过程中，以“仁”释礼、援“仁”入乐，以仁心为根源建立礼乐的内在实质意义，从而为东周时期已徒具虚文的西周礼乐，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仁”所承载的作为人类个体皆可拥有的人性内涵，使礼乐的修习不再是贵族特有的专利，而是变成了社会公器，贵族、平民皆可学习践行。对中国文化而言，这是承前启后的一大开创。它不仅复活了西周礼乐文化的精神，使礼乐从上下尊卑的行政规定变成人的内在修养，而且也确立了人性的尊严：每一个平凡的生命，都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达到“我欲仁，斯仁至矣”的理想境界。

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这样概括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而你可能想不到的是，这位对中国文化做出如此之大贡献，后来被供奉在孔庙之中受万人仰视的圣人的一生，其实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既有着日常生活的艰辛，也有着求索理想的困惑；既有着怀才不遇的痛苦，也有着得育英才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