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武》制作、演出时地

《大武》乐章还原如上，其整体的精神含义才能看清：乐舞固然有“发扬蹈厉”的暴力一面，但高扬文德，即舞乐高唱的“我徂维求定”，亦即求得天下安定，才是《大武》乐章力图宣示的内容。这可以用春秋楚庄王所说的“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来概括，即所谓“武有七德”。有这样的基本把握之后，《大武》的制作时间和演出时地也就有了大致感觉：这出宣示周家克商的意义的“开国乐章”，应该就首演于新邑成周，时间在成王初期。

关于这一问题，《左传》及《荀子》、《吕氏春秋》等文献，都把《大武》的创制与武王克商连在一起说，如《左传》谓“武王克商，作《颂》……又作《武》”，《荀子》谓“武王之诛纣也……反而定三革……于是《武》、《象》起而《韶》、《護》废矣”，《吕氏春秋》谓“武王即位，以六师伐纣……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作《大武》”。是诸家记载都认为《大武》之乐作于武王克商之后，若不细加分辨，感觉就好像是武王还在世的时候。

可是，当我们将《大武》乐章按照《左传》和《礼记》提供的线索还原后，发现上述说法并不妥当。从《大武》乐章所用诗篇的内容可以看出，乐章当作于克商后王朝政权趋于稳定之际，而非武王在位的时期。武王在位时间很短，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只有四年，再从《逸周书·度邑解》和《史记·周本纪》里武王登高俯瞰商邑后忧心忡忡以至“自夜不寐”的情况看，克商之初，商纣虽灭，商遗犹众，力量相对弱小的周人如何安顿众多殷商遗民，从而消除其反抗危险，尚未得到真正解决。正因如此，《度邑解》记载显示，周武王甚至有过将身后的大权交给周公，即所谓“兄终弟及”的想法。这段记载反映的一定是武王去世前不久的事情。在这样的时候，《大武》高唱“天命匪解”、“皇以间之”的自信，终不是周武王当有的心情。

更大的问题是舞乐诗篇中数次出现的“武王”这一称号。当年朱熹《诗集传》，就因诗篇出现“武王”这一谥号而怀疑《左传》诗篇作于武王在世时的说法。那么，朱子认为“武王”一词是谥号对不对？古代人对此没有疑义。但在近代，王国维先生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然则谥法之作，其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11]郭沫若《谥法之起源》又极力证明周王文、武、成、康为“生号”，[12]于是“生号”说在以后的数十年里一直被学术界奉为不刊之论。涉及到《大武》，“武王”一称，周武王活着就可以有这样的徽号，那么诗篇作于武王在世的时候，也就毋庸置疑了。但是，随着更多器物铭文的发现和研究，王国维、郭沫若两家的说法逐渐为学者所怀疑。除少数学者仍持此说外，像屈万里《谥法滥觞于殷代论》、[13]黄奇逸《甲金文中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14]彭裕商《谥法探源》[15]等，都依据新出土的文献资料，认为“生号”之说法并不符合西周谥法的实际，谥法的起源实际很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晚商时期。此外，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16]赵光贤《武王克商与西周诸王年代考》[17]等间接涉及西周谥法的讨论，也都认为“生号”说不正确。据此，《大武》乐章的诗篇既然出现“武王”的谥号，那么，诗篇的创作就一定在武王去世以后。舞乐歌唱的中心是赞美武王，又是在天地神灵面前唱的，如果是武王在世时候的歌声，对着自己的祖先盛赞自己，恐怕也不是武王应有的态度。从这个角度说，笔者认为近几年学者的新成果是更能说得通的。

那么，《大武》应当作于何时呢？应当在成王时期，具体说是在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以后。《尚书大传·洛诰》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应该是对《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的具体解说。很有可能，《大武》的演出，就在成王“六年”、“七年”之际。又《礼记·明堂位》说：“……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也说周公“制礼作乐”在其摄政的第六个年头。《尚书大传·康诰》对此还有更详细的描述：“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这段话说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反而让人觉着不那么信实。但“制礼作乐”在“营洛”之后却应该是可信的，而且这段“将大作”、“小作”的话，还鲜明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制礼作乐与在东周雒邑大会诸侯有关。

要确信这一点，必须明确成周之地在当时人们观念中的重要地位，必须明确成周新的都城的建设在稳定新生的西周王朝大局的关键作用。一言以蔽之，在成周之地建立新都，是周人向天下人宣示：新王朝是全体“天下”人的政权。这一发意于周武王而成于周公的措施，实在是以弱小实力战胜“大邑商”的周人稳定天下举重若轻的重大举措。《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刚刚克商之后，周武王的头等心事，就是思谋在“自洛汭延于伊汭”的“有夏之居”，“定天保，依天室”，建立王朝新首都。何以如此，那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这里正是天下的中心。《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克追（“可追”应作“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史记·周本纪》也说：“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实际上，选择成周之地，建造雒邑都城，绝不仅仅出于地理上“道里均”的考虑，崛起于今陕西境内的周人，要想对东方殷商遗留及其他东方人群实施有力的政治监管，选择在靠近东方的成周这一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建立都城，就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做法。同时，除了监控东方这一目标，建都雒邑还因为当时其被视为是距“上天”最近的地方。就是说，在这里周人才能最近便地代表天下人与“上天”相交通。关于成周离上天最近这一点，李学勤先生说：“《周礼·大司徒》记载有用仪器土圭测量日影以确定天下之中的办法：‘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这是说，在夏至那天建立八尺高的垂直表竿‘表’，到正午时分，竿影落在‘表’下向正北伸出的度尺‘圭’上，长一尺五寸，符合这个条件的地点就是天下之中。这样的地点在古代的阳城，今登封告成镇，现存的观星台传即周公测景（影）台故址。”又说：“洛阳附近一带为天下之中的观念起源很古。阳城据文献本是夏禹的都邑，而周武王设计后来成周的位置，恰恰由于那里是夏人的居地。”“洛阳一带自古是远近人民往来聚会的所在。”[18]“天下之中”的概念，早在夏代时就有了。李先生的说法道出这样两点：一，确定成周与上天的距离是靠着一种客观的方法得到的，惟其客观，才得公信；二，天下中心在雒邑的看法不是周人自说自话的“发明”，而是前代已然。

西周早期出土文献也颇可证明上述的可信，且有重要补充。《逸周书·度邑解》只说到周武王“定天保，依天室”的谋虑，而西周早期器天亡簋铭文更显示，周武王在克商后返回宗周的路途中，就曾在“天室”大祭过上天。铭文说到：

乙亥，王又（有）大豐（礼），王凡（般）三（四）[19]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糦）上帝。文王□在上。不显王乍（作）德，不（肆）王乍赓，不克乞衣王祀。丁丑，王乡（饗）大宜。王降。亡复橐。隹朕又（有）蔑，敏扬王休于尊白（簋）。[20]

此器铭文的主要价值在“祀于天室”的“天室”。关于这两个字的解释，有学者解释成“太室”，即周家宗庙的主要殿堂。然而，杨树达先生对此别有说法，在其《积微居金文说》中，杨先生指出：铭文的“天室”应该与《逸周书·度邑解》和《史记·周本纪》中的武王“依天保，定天室”的“天室”所指相同。[21]杨先生之后，林沄先生又在其《天亡簋“王祀于天室”新解》一文中提出，周武王所“祀”的“天室”，就是《左传·昭公四年》“周幽为大室之盟”的“大室”，也就是嵩岳山地的太室山。[22]铭文所记实际就是周武王登上嵩岳的太室山峰，举行隆重的“定天保，依天室”的敬天大礼，是安顿天下的重大典礼。在“大室”也就是“天室”的山巅，周武王在“天亡”即姜太公望的陪同下“般四方”，即俯瞰四方，[23]以确定新都城的大致方位，也就是《逸周书·度邑解》中武王所说的“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愿（‘愿’为‘顾’字之误）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这一以伊洛亦即“有夏之居”为中心的大片地区。成周雒邑就是这一片中心地区的中心。周武王登山祭祀从而确定了新王朝“无远天室”的都城位置，是学者结合天亡簋铭文和《逸周书·度邑解》两种记载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的可靠性又为周成王时期的何尊与德方鼎两器铭文所证实。何尊铭文说：

隹（唯）王初（迁，或营）宅于成周，复（禀，或称）武王豊（礼）（福，或祼）自天。才（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尔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兹大令（命），隹（唯）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延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辥（乂）民。’……”

铭文言“复（或‘称’）武王豊（礼）（福或祼）自天”，既然是“复”，那么很清楚，周武王当初一定是在距离成周不远的地方举行过“礼福自天”的大典。武王克商之后在位时间很短，何尊铭所说的“复武王”的“武王”之礼，就应该是天亡簋铭和《逸周书·度邑解》所说的大礼。另一件成王时期的德方鼎铭文又称：“隹三月，才（在）成周，（延）珷（武王）（福、祼）自（郊）。”铭文中的“延”字，其义当与何尊铭文的“复（禀、称）”意思一样，都是遵循沿袭武王前不久祭祀上天的仪式礼敬上天，而且典礼的地点都是在成周。这里还涉及西周初年都城建造的问题。日本学者白川静在《西周史略》中说周成王时期“三都并建”是颇有问题的。[24]成王早期周公秉政，白川静说此时建立新邑即成周是正确的，但他说此后不久成王又建造了宗周镐京和镐京附近的（丰）京，就与史实相去甚远。建造“新邑”即成周是有大量文献记载的，至于成王建造“宗周”即镐京的说法，就只是他的猜测罢了。因为京之建，文献显示起码要到早中期之交才有（详后）。另外白川静所引以为证的臣辰卣，也不是武王成王时期的器物。[25]又据《尚书·洛诰》，周成王在成周新都建成后确实是返回宗周的。然而，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当时政治的实际中心也在镐京？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当时手握大权的不是他，而是周公。周公所在，才是当时政治中心之所在。这既有周公权威方面的特殊原因，更有当时周人控制东方人群这一大局的需要。即以《洛诰》篇所记载内容而言，周成王在返回镐京之前，是先在成周新邑举行了隆重的“肇称殷礼”、“称秩元祀”的典礼的。这里所谓的“殷礼”，绝不是某些学者所说的殷商之礼，而是《周礼·大宗伯》所说的“殷见曰同”的“殷”礼，亦即会同天下诸侯的大礼。此处的“元祀”也不是某些学者解释的“元者，大也”、“元祀”即“大祀”那样的笼统，“元祀”者，指周人在成周新都正式向天下人宣示周家建立的大典。此前有过武王敬奉上天的典礼，或许成王也追随着武王举行过同样的典仪。但是，把天下诸侯召集在成周，正式地向天下宣布周王朝在“天下中心”正式开国，才是“肇称殷礼，咸秩无文”之所谓。据载，夏王朝建国时就有“涂山”之会。涂山，有学者考究，就在今天洛阳一带。[26]同样，商汤灭夏桀后，据《逸周书·殷祝解》记载也曾“复薄（亳），三千诸侯大会”。夏商两代开国时的大会诸侯，都是与周人的成周新邑“肇称殷礼”性质相类的大礼。又据《尚书·康诰》篇开端一段：“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这段文字记载的“大和会”与《洛诰》的“肇称殷礼”是否为同时事，虽一时间尚难确定，但成周在周初地位十分重要却是显示得颇为充分了。再征诸金文，除了上述所引各篇铭文对成周重要的显示之外，像克商之初的小臣单觯铭“王后坂（返）克商，才（在）成（师）”，文中的“成师”，有学者即认为系成周之地。[27]又如早期器士卿尊铭“丁巳，王在新邑”，圉卣铭“王于成周”，以及臣卿鼎铭“公违省自东，在新邑”等，都是周初成周为政治活动中心之地的迹象。后来的器物铭文中成周也还会出现，但在为数不多的西周早期器铭中，“成周”或“新邑”一词在周初的出现频率是要远远高于后来器铭的。

以上所说，不过想明确一点：西周早期特别是成王时期，周人昭告新的王朝政权属于天下人。于是，在当时被目为“天下中心”的成周之地，就成了新王朝政治活动的中心和重心。在暴力消灭了殷商政权之后，敬奉上帝，以宗教的形式向天下人显示自己获得了天命，是抓住天下人心的要害。实力弱小的周人不是联合了八百诸侯才战胜强大的殷商政权吗？要永久获得天下诸侯的拥戴，在天下中心建立新王朝的都城，就是十分紧迫的重大措施。《逸周书·度邑解》言武王克商后回返途中“具明不寝”，令其失眠的不仅是那些大量殷遗民的存在，更有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如何使天下诸侯继续拥护周人统治的严重焦虑。这是王朝生死存亡的大关键，是武王、周公所以考虑先在雒邑建造都城的主要原因。占据“天下中心”这个精神与道义的制高点，是西周创立时武王、周公胸有成竹的擘画，是当时政治的焦点，也是我们理解此期一系列重大精神活动必须加以注意的大事。

由此出发，我们再回头看一看那出表现周家胜利的《大武》乐章。它的“我徂维求定”的明确宣示，它的“天命匪解”、“时周之命”的畅扬和“皇以间之”的自信，都使我们做这样的推想：《大武》乐章就作于《礼记·明堂位》所说的“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之际；其演出的地点，就在“天下中心”的雒邑成周这一王朝新都城。如前所说，《大武》乐章诗篇出现了“武王”谥号，又有“屡丰年”之句，结合《尚书大传·洛诰》“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之说。《大武》乐章的创制应该就在成王六、七年之间。其主持者，就是“制礼作乐”的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