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英雄宝镜》是一本讲述人生谋略的书,它教人怎样在一个只重表相、虚假横行的世界里造就卓越。

本书所论述的是“真实的你,或者是你应该能达到的境界”,书名《英雄宝镜》。这本书中为人格与精神的完美境界描绘出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意象。在作者的心中,英雄是“一个圆成之人,他成熟完美、判断精准、品位优异、聆理专心、出语明智、行事敏锐,是一切完美的代表。”

作者巴尔塔沙·葛拉西安,是一位耶稣教士,其察物精微,十分机智而有趣。他凭着《智慧书:永恒的处世箴言》而驰名全世界。《智慧书》收录了他以明慎为人处世之道为主题的箴言警句三百则,在1614年问世,畅销至今。

《英雄宝镜》与《智慧书》所收录的内容,都是论述明智人生的心得哲言,其形式简短。《智慧书》就是此言简意赅类作品中的极品。“好事简短,它的好就会翻倍;坏事简短,则坏处即可减半!”其真正做到了用语省净,直取精髓。如果能读透书中那三百则警句的奥义,必定功不唐捐,然而也决非易事。读者必须像作者那样运用自己的智慧,倾注全部的身心,才能揣测出其中的意蕴,明了其中的是非。因为职业的缘故,作者在《英雄宝镜》里用字极其讲究精练,这一点很多读者定会有深刻的体会,从而真心地感激作者。葛拉西安在这本书中展示了他多种文学形式并举的才能,除了嫉妒、思考人生的陷阱和机会外。作者认为生于“百世之末”,想要成就卓越,尤其艰难,于是奉献一个“驰向卓越的罗盘”,论说一套“臻于优异的人生修练之术”。

《英雄宝镜》荟萃了多部著作的精华,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快意畅言的葛拉西安:行文运思、遣词造句一如既往地精彩,一如既往地追求完美。但是较之以前,更加风趣、闲适,更加收放自如。每一个构思,每一处行文,无不在证明他是“无时不宜,无处不宜”的良伴:但凡明确人生常常充满挑战,又乐于迎接这挑战的人,都是他乐于相处的良伴。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花之圣母大教堂,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瑰宝。

作者认为,这样的挑战亦非平常之事:有时候,这个世界充斥着欺伪、肮脏,而又险象环生,人本是因为受骗才来到了世上。他问,如果知道会招致这多么的坎坷悲苦,哪会有人来继承财富?既然我们已经继承,就只能是明思慎虑,因地制宜,明慎地看待事物,一切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葛拉西安认清了人世的苦难,他说我们是“陷在泥沼里”,但又提醒我们,不管怎样,“除了一力向前,别无选择”。一力向前的同时,也不能只是求得可生活,还要能充分成人,品尝生命中每一个季节的深意,深思“这个世界的美与善”。

葛拉西安融各种极端于一身:以智慧为伊始,寓于Desengano(明境)。这个词汇,在英文里没有对等词。它不只是“去幻”的意思,还含有剔除欺妄、参透真理的意蕴(真理即是人生的苦难,一次处境的真实,和他人性格的本质)。若如此,首先要目光锐敏,心怀疑虑,抛开那些天真与多情的幻想。然后,凭着这样的觉悟,明察动静,就像阿各斯那样。阿各斯,这个明察秋毫之末的多目怪曾说过:“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想要活着,就必须从头到脚用眼睛来武装自己:盔甲上面不但要留有眼孔,而且眼睛还要巨大而清醒。耳中有眼,以辨别欺伪与谎言;手中有眼,以看到别人给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可以看清他们手中拿的是什么;双臂有眼,以衡量你的能力;舌上有眼,以慎虑该说些什么话;胸中有眼,以培育你的耐心;心中有眼,以免被表面的印象所左右;眼中有眼,以看清楚眼中看到的是什么。”

葛拉西安坚信,以修养与智慧的力量可达此敏锐的境界。人与他人共处的这个世界,也许确实是一场“战争”,是一场与恶意对抗的战斗。因此,我们需要有策略护身,修养将给予我们。这些策略都经历了数代智者的验证,只要你愿意向有识之士讨教,与道德高尚者交谈,以及检索人类经验之岫者,都可以得到它的保护。葛拉西安认为,修养也是惑魅之术。然而色丝把人变为动物(荷马史诗《奥德赛》中,色丝是把男人变成猪的魔女),修养却使我们成为只有修养、明计智虑以及机锋的光芒,使自己更加明慎远虑。人生无一处不存在挑战,我们要在挑战中无往不利地选择朋友,并时时地向他们学习;明白自己最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摆脱情绪的控制;要知道什么样的话可以对别人讲,什么样的事要保持沉默;并且要以甜美的口气说出令人不愉快的事物真相,以使人得到启发而不得罪他。

在葛拉西安的世界里,没有一个规则、教诲和习惯可以直接换来成功。规则都是僵化的,缺乏弹性;永远也没有一本教材可比得上人类生活的无规律可循;习惯和行为模式容易显现缺陷,令人有机可乘:“射落直飞的鸟易如反掌”。若出牌的方式一成不变,也容易被人算计。葛拉西安在《英雄宝镜》这本书中,审阅以往一切有助于成功的道德与精神“品质”。它们是明智行为的常数,但并非绝对;各个品质与《智慧书》中的每一则箴言,都只是“自省的出发点”。

这些品质要细思明鉴,与环境很好地配合,并且表现恰到好处,以便最高地发挥它们的奥妙,有时候甚至需要适当地伪装。这样,胆怯会让人认为那是谨慎,鲁莽为赢取勇敢之名,不自信可获谦逊的赞誉,善变也能被称为活力自发。造物主吝啬赋予我们那些高贵的品质,但我们可以善加修行而自己学成;许多人并不关注勇敢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得来的,只要有勇气,皆会受到欢迎。即便是愚人,也可以用沉默来隐藏缺陷。唯有明智之人才能辨明本质与影子,以精确地解读生命,“在各种真相的说法之中取得平衡”。

葛拉西安也认为,事物的表相也非常重要。这也是他的作品最突出的一个现代层面。天地万物,平庸愚蠢之辈远多于智者,想来甚为可悲。庸愚之人,多到不可胜数,之所以说他们愚蠢,绝大多数是因为没有能力通过事物的表相看透本质。葛拉西安认为表相十分重要,表相不仅仅是我们探寻事物本质时必须抛弃的外壳。皮壳与果实是同等重要的,两者都要处理。无论怎么样,人人皆凭封面判断书籍,以道袍判断僧人。因此,封面与道袍都应该尽最大力量做得内容吸引人,而且其表现适当,或“半隐”,期望可以唤醒神秘感和好奇心。我们认知事物都是从表相开始的,并且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认知事物也都只能“由外而内”。欲求成功,应该重视外饰,再进一步地研讨其内在的美与恶。

智者是如何来重视外饰的呢?在《英雄宝镜》中,葛拉西安以“孔雀寓言”别出心裁,言论非常明了。孔雀展美,百鸟嫉妒。孔雀争辩说,上帝创造光,自己看到了才称颂光,这样看来,上帝是许可夸赞的。如果美好的品质不令人看到,那么上帝又为什么要创造玫瑰、钻石或者身上有羽毛的太阳——孔雀呢?这真是很好的辩论。然而,孔雀忘记了,美或许称得上美,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平息那些不美者的嫉妒之心。因此,雌狐来裁夺这个案件,聆听孔雀及诽谤者的说词,作出妙判:孔雀开屏示美之时,将会引得嫉妒者过度关注她那奇丑的双脚,让其稍作收敛。葛拉西安认为,天赋异禀的人要显露一些瑕疵,犯一些不伤大雅的错误,正如“丢给嫉妒一根骨头”,以“去其心之毒液”。

一切的禀赋,都遵从这个道理。做到了明智、优雅、有才、卓越,还是不够,你还要很好地运用智慧与才能,适应时代的特色,依情形或夸或藏:卓越并非时时皆宜,有时候最好会变成最糟糕,普通反会更安全。葛拉西安的言下之意,并非只论事物的表面而不注重事物的内在,而是要内外兼顾,表面如何,全部仰仗于如何呈现。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其中的区别是“真相与表相”的区别,是“内在真实”与“外在真实”的辩证:外在的真实能透过感官而被察觉,而内在的真实只能猜度。内在的品质,如智慧、勇敢、机锋要结合一定的外在表现,如敏捷、温文尔雅、变化、高雅、仪容,才能展现出“美”。然而就是这样的原则,有时候也要作一修改。“口随大众,心随精英”,这一则箴言,在《英雄宝镜》和《智慧书》中都进行了用心地阐述:这句话意在告诉人们,在有些情势之下,大智若愚,随波从流,与众同尘,才是最好的。

深辨真伪,沉思内外。写下了这样“功成名就的捷径”的教士,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呢?

葛拉西安(1601—1658),出生在西班牙东北亚拉冈的贝蒙特。曾在札拉哥札和瓦伦西亚等地的学院研修学习,后来,他立誓加入耶稣教会。此后,历任神学与哲学教授、传道师、告解神父、随军牧师及行政官员,还从事文学创作。

他竭力适应和生活的那个时代充斥着幻灭。至1620年,西班牙的统治扩张到新世界、欧洲大陆,以及亚洲的一些地区。然而不到半个世纪,西班牙帝国因为战争、内乱和经济问题而国力衰落,盛世一去不返。这就是历史上的巴洛克时代,它是一个政治衰颓的时期,却又是一个文化兴盛的时代。葛拉西安的时代,出现了诸多文化的英杰与文学精品。如剧作家巴卡(Calderon De La Barca)与维加(Lope De Vega),诗人袭多揭与奎维多(Congora And Quevedo),书坛上的杰出人物有维拉斯奎兹、穆里罗,以及朱尔巴兰(Velazquez,Murillo,Zurbaran)。作为传教士的葛拉西安,身受很多的限制,但有机会欣赏诸多当世的艺术精华。葛拉西安运气非常好,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派往惠斯卡任职,并在这个地方结识了好朋友拉斯塔诺沙。拉斯塔诺沙是个贵族,多才多艺而且非常富有,比他小六岁。葛拉西安怀着无比欣喜与羡慕的心情,赞美他的府邸达到了“品位的极致”。拉斯塔诺沙广泛结交学者和政治界的优秀人士,他的家圆书充栋,府上文人集聚。他遍搜画作、雕刻、诗书、铠甲及钱币,成为了在天然与人力两个方面集中了人类思想与特技精华的中心。拉斯塔诺沙出资供葛拉西安出版了大多数的著作,并为他的著述作辩护,安慰他,帮助他度过了在耶稣会遭遇的困境。

法国加尼叶歌剧院,被认为是新巴洛克式建筑的典范之一。它也是我们了解西方文化和艺术需要观注的一景。

葛拉西安在耶稣教会中的任职并不顺利,而且困境很早就开始了,直至他去世都未曾解开。诸事不顺,其原因不是他书中的文字内容,因为他的文章没有“不正统”的地方,只是他在书中谈论的多是世俗问题,还有他一再拒绝出版前先呈送耶稣教会的上司批准。葛拉西安担心,正式请准难免会遭遇挫折,多有延迟,再加上他性情高傲,不愿意让学问不如自己的人审议自己的作品,于是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匿名出版,上司所谓“难谓严肃,且有伤教士礼统”之作,遂一一问世。在1638年,他的第一部著作《英雄》出版一年后,耶稣会会长就自罗马发函于亚拉冈行政官,要将葛拉西安调往他处。书中称:他已成为上司的十字架,引发了许多的难堪,影响并危及到了教会的安宁,并且非常不明智,妄想要抚养离会者之子,并代他请款,还用假名“罗伦佐”出版《英雄》。

《慎思明辨》出版后,教会也是一样的反应。1658年3月,也就是葛拉西安去世前几个月,会长尼可向他发出了最后的警告。20年来,葛拉西安宁愿求得文章的名声,并且因此而偏废他身为传教士时的服从誓言。尼可递书于葛拉西安的上司,书中有言,因于他连年违背命令,应当以法律治之,对他进行监视,时时检查他的双手、房间以及用纸等,不允许他藏匿任何物品。如果发现葛拉西安神父撰写有违本会的文章,应该立即把他禁闭起来,直至其屈服认错……禁闭时,不得给他纸、笔和墨水。

葛拉西安与拉斯塔诺沙以及其他权要们的交往,有助于他在困境中好过一些。也许正是由于拉斯塔诺沙,他才被耶稣教会任作亚拉冈总督、拿破里人法兰西斯拉·马利亚·卡拉法的个人祷告神父,并且随着他进宫面见国王陛下。虽然他并不十分喜欢这个经历。他在给拉斯塔诺沙的一封信中,就写下了他对首都的印象,还有他对不得不与之往来的贵族们的观感:“我不需要和这些人来往,他们是否需要我,我不是很清楚。我渴望再与您的那些收藏相亲。这里处处充斥着狡诈、谎言,还有傲慢与虚荣,因为这些人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不会再有别人。至于我,并不在他们面前极力谦卑,也不是逢人奉承,我与他们各不相干。”

如果有心想要在马德里青云直上,葛拉西安也不缺少那样的本领。他常常为群众讲道,曾有一位目击者说,有一次有四千人聚集在街巷等候他来讲道。他鄙视瓦伦西亚,不停地嘲笑它,那儿肯定也有人渴望听他宣讲。在瓦伦西亚,他在讲坛上宣讲他与冥世通信,并且宣讲将在哪一天宣读阴差送来的信件,从此,他在瓦伦西亚的传道事业就此搁浅。

葛拉西安为人非常风趣,而且心思缜密细腻,对朋友极为忠诚,鄙视一切庸俗,喜爱自然美,和他外出游玩,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如此人物,与耶稣教会文献所记述的相差甚远。耶稣教会的上司对他所作的评语,有的说他易怒,有的说他脾气恶劣,还有的说他忧郁不乐。因为那些为他引起麻烦的“地狱通信”,他在“明慎”方面的评语十分恶劣。然而,即便在那种时刻,他也曾得到“适任教职、治理及其余多种职务”这样的评语。45岁的时候,他在一支皇家军队中担任牧师,那是一支对抗法国入侵雷里达的军队,在此他发挥出了多才多能,并且验证了他乐天自信的气质。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描述了他鼓舞西班牙官兵,亲自奔赴前线,救死扶伤,为西班牙军队及其敌军实话终敷等经历。那可以说是他最显英雄气概也最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他们向我欢呼,”他自豪地写道,“称我为胜利的神父。”

葛拉西安出版的第一本书是《英雄》,于1637年出版,当时他36岁。初次出版题献是国王菲利普四世,可能也是希望得赐皇恩吧。这本书由拉斯塔诺沙出资印行,是一种口袋本,制作精良。拉斯塔诺沙说,国王菲利普读了这本书后评价说:“它有如小珠宝,我认为,书中很有一些伟大的东西。”菲利普让这本书在“在其珍籍异本中占一要位”——葛拉西安数年后进宫,曾亲眼看见一本,除此以外,这本书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荣宠。在第二版时就删去了菲利普的献词。后来的《智慧书》就有这样的警句“不要相信仅出于礼貌的口惠”。

葛拉西安的声名初次崭露头角,就是由于《英雄》一书。1646年,这本书印行第四版,并且有了法语、葡萄牙语的译本。有一名法国耶稣教会的传教士窃取了此书的内容,命名为《法国英雄》。《英雄》残缺不全后,又有一名居心不良的加太隆尼亚的僧人译回了西班牙文。当时已是这样,后世更甚,在以后的三个多世纪里,葛拉西安的作品屡次遭到剽窃和摹仿,并且被译成世界多种文字,从匈牙利文到拉丁文,到日文、芬兰文,不一而足。在摹仿者中,较有名的在法国有拉罗福冠德。他的作品在17世纪和18世纪被译成德文至少有十次之多。对他仰慕最深的人之中,就有德国的哲学家尼采与叔本华。

对于马基雅维利的《君王论》,葛拉西安戏称其“与其说那是治国的策略,还不如说是一本养马手册为好”。《英雄》就是他回应《君主论》之作,探讨在三百六十行中达至“英雄境界”所必备的品质。《君王论》中主要论述政治与军事权力的得与失,而《英雄》却重在“治己的政治学”。治国之术,在他的《政治家》这本小书中另有论述。《慎思明辨》延续《英雄》的理路,而且另有新见。这时的葛拉西安阅历丰富,行文构思风格多样,不再如第一部那样力求简洁。《慎思明辨》与《智慧书》多用对话的形式,嬉笑怒骂,充分发挥了讽刺喻世的风格,为他后来的一部不朽著作《批评大师》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批评大师》是一部以人类的经验为主题的讽喻小说,被哲学家叔本华称为“人间杰作”。书中的克利提洛明智、安德列尼欧天真,他们小心谨慎,穿过人生舞台,有如自童年之春以至暮年之冬。他们一路上经历了许多的波折,经历了“伪善的沙漠”,进入过“虚无洞窟”,又走过“然否之桥”……葛拉西安一路写来,把他们的人生舞台安排为整个西班牙社会及欧洲大部,其讽刺之笔处处生花。这本书也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大力烘托了机缘、技巧和计算的完美结合,使人生就像一场大型的溜滑梯游戏。举凡那些高明的策略,无不危险暗伏,超越了挫折,就有可能臻于英雄境界。一切机智的计谋都有应对之策,唯有“变化”才可能是永远不变的。“幸福举足,忧伤蹑迹”。只有美德这种特质,才能引导着人们达到“不朽之岛”的境界。

所有葛拉西安作品的主旨与动机,都在于“智力是为道德和精神上的敏锐提供服务的”。他那本令人无法放下的《智慧与智术》,从语言到行动层次,步步深入地分析了人类智性的系统和资源。机智令从古典学问家的作品中搜寻选择的真理名言脱胎换骨,形成一个个新的意境,也让葛拉西安在一个“机智股报价远胜于知识股”的世界中意气风发。机智不仅仅具有美学的价值,也不只是风格上的元素,机智更能使我们识破狡猾奸诈之人的真面目,“在遍是鲨鱼的水中游泳”,在对镜自照时可以适度存身经百战,以及认清自己的“大我”。葛拉西安思索人的一生,有如面对难解之书,力求甚解,苦心孤诣来解码;反过来说,读书的法则,即是揣度作者的用心与立意,也就是生活的法则。在葛拉西安的观念中,一切的黏滞都是无趣的,皆令人叹惜,对于愚蠢,他却是极其厌恶:“大凡愚蠢之类,没有不是又愚又恶的。”

根据这一观点,能不能说葛拉西安是悲观主义论者?据叔本华的见解,正是这样。叔本华曾精心研讨过葛拉西安的诸多作品,并称他为“最得我心的作家”。他在札记中摘录下葛拉西安昧于愚者也必怀恶意的语句,后来又记下了这样一句话“一切事物,我们一旦到手,那么它看起来都与未曾到手时非常不同”,并黯然为此注解:

现在永远不尽如人意;未来,永远不确定;过去,永远不复返。对于生命的这种无时或已的Desenagano,就像其他一切事物,让我们不得不相信,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作为、奋斗、生活,因为一切好的事物也都是虚妄和徒劳,而且归根到底,世界是要破产的,生命是一笔永不能回本的生意。

而西班牙的哲学家乌拉穆却与之有不同的看法:

悲观主义论者?若是这样就是庸俗地界定了他,以不知道悲剧是何物的懦夫,那反悲剧者,赋予这个词的含义而言,的确如此,葛拉西安看起来像是悲观主义论者。但是,写出了“啊,人生何处不是一场战斗?”这句子的人,会是悲观主义论者?不是。之所以说他不是,在于世间最坏的,是乐观主义者的平静,平静主义者的平静。明白战争为何物的人,他的“平静”与这一平静大相径庭,非常地不一样。

《罗马角斗场》,1896年,油画。

对于人类生存的战争,写得最痛快淋漓的莫过于葛拉西安了,这极为罕见。葛拉西安以Desengano出世,然而,我们能从他的字里行间体验到他对人性的热烈欣赏,对生命的深切热爱,以及对美德与修养完美的渴求。他真挚地祝福所有的读者“用愉悦面对多变不专的运势,凭健康对抗强硬不移的定律,以修养克服欠缺完美的自然,借通达的领悟因应一切苦与乐”。下面的两句话一方面显示的是幻灭,同时也透露着希望,是可以拿来为他做墓志铭的:

啊!生命,你本不该开始。

既然已经开始,就永远不应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