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庸》第一章为经，与《大学》经的部分合观，可以有更深的体会。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首三句，乃是《中庸》全书之主旨，讲体用之道，将天人思想包括无遗。有处世经验了，再融会贯通，方知为处世之不二法门。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的“在”，与《中庸》的“之谓”，均为肯定词，知道就要行，能知能行。

“天命之谓性”，“之谓”，就是，是肯定的，天命就是性。“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何以说知天、知命，而不说“知性”？“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经·系辞上传》），性，是体；善，是用。“诚者，天之道”，善，是天之道的用。“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孟子·离娄上》），不明天之道，就不懂人之道。

中国人最会用性之善。善，是性的用，“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天命之谓性”，知自己性之所在才能成德，故“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

“率性之谓道”，“率”，顺也，即前面有一东西存在，顺着；顺性就是道，尽此之谓，性外无别道。性，是大本；良知良能，是性之用。天命就是性，“顺性命之理”（《易经·说卦传》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行性之道，即本良知良能去做。人人皆有性，人人皆可率性，“性相近”，本性相同；“习相远”，习性，情也，因环境而异。能知就能行，知行合一谓之学。

“率性之谓道”，人人皆有道，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修道之谓教”，修“率性”就是教，教育在引发人性，唤醒良知。“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善性之本。

头脑必要清楚，对任何事才能分析清楚。以孔子之智，犹“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到五十岁了才知天命，那他是经过什么步骤以后才知天命？经过“不惑”，“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即不惑不欲。净惑于欲，还能知天命？嗜欲深者，天机浅。“惑”与“欲”如打不破，根本无法达天命。“知天命”，“天命之谓性”，懂得天命了，就懂顺着人性做事。

顺治（1638—1661）作有修道偈：

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君餐。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

朕本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

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未曾生成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又不去，来时欢喜去时悲。

悲欢离合多劳虑，何日清闲谁得知？若能了达僧家事，从此回头不算迟。

世间难比出家人，无忧无虑得安宜。口中吃得清和味，身上常穿百衲衣。

五湖四海为上客，皆因夙世种菩提。虽然不是真罗汉，也搭如来三顶衣。

金乌玉兔东复西，为人切莫用心机。百年世事三更梦，万里乾坤一局棋。

禹开九州汤放桀，秦吞六国汉登基。古来多少英雄汉，南北山头卧土泥。

黄袍换却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我今撒手西方去，管他万代与千秋。

他在那么小的年纪，就能看破荣华富贵，可能有慧根，境界特别高！我和他是两种人，我认为人生是有责任的。

人要是没有人性，能对人类有贡献？读书人要明理，一个明理的人能不爱国？读书要改变器质，器质是慢慢修的。私情是一件事，正义更是一件事。懂得义了，见义必为，勇也。

要启发智慧，好好努力，“时乘六龙以御天”（《易经·乾卦》）。必学实学，现在“救死唯恐不暇”（《孟子·梁惠王上》云“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还扯闲？

人的斗争——与欲斗争，太难了！四十岁到五十岁是与欲斗争，“男人要坏，四十开外”。什么人可以真正知天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人心都如镜了，则“不将不迎”（《庄子·应帝王》）。必练习做到此一程度。

英国占领香港有什么法？收回却说要法。必得有智慧与浑蛋划清界限。政客并不代表民，使他动而有悔，成为孤家寡人，即釜底抽薪。

证严能号召四百万人，是以德。领导社会的是德，能言行一致。证严的智慧，完全是她清修的功夫得来的，生活过得清苦。必得求真。

圣严的文笔好，但是口才不行，我对她说：“你不讲，大家都还懂。你一讲，大家都糊涂了！”人贵乎有自知之明。

必要有群德，不能不为子孙谋，不能完全任人宰割。因为“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易经·乾卦·文言》），没有希望，正是因为没有智慧。不知结果即是祸。百姓不懂，无聊话会影响百姓。现在大学生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脑，台湾教育弄至此。

我训练小孙子何以难？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又一套……有那个环境？台湾文化何以低？来台最好的人为大兵，最坏的……军眷天天搓麻将，这种环境怎能造就出人才？真想望子成龙，必有那个环境，至少也得是蛇窝，是长的，而非扁的。之所以失败起不来，因为没有那个智慧。

凡事皆操之在己。有了智慧，为了生存不能不投一点“机”，现在可不能等闲视之。一民族的力量，不是数字所能表现的。今后中国绝对是“寸土不失”，任何一块土都不丢，此时也。

人必要有识时之智，要真正能不惑于欲。必要尽己之本能，绝不能借助外力，我总说“自求多福”在此。

“率性之谓道”，是先觉者，顺着人性做事；“修道之谓教”，是后觉者，跟着学。人性就是道，“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大人、圣人。人的赤子之心特别短，“伪”太可怕了！如好面子，也是欲。人就是人，“还没死，怎能不想？”想是一回事，可以不做。“想”与“做”，两回事。想，意淫；做了，洗不清。出家不容易，人要学真，直人就是真，“人之生也直”。

我离家时已经有儿子，有人的经验。释迦生子，半路出家易修成，是过来人。不结婚，违背上帝的意思，是人就得想人的事。

人到了社会，在环境下，有时为了职业，得做缺德事。修行，是为别人做好事。没有想，不容易；没有做，就可以了。

天下最难的就是克己，“克己复礼”是功夫。我画千张观音，千佛刊经，修庙，替父母求冥福、冥寿。一个人必要能够管理自己，最难以克制的就是自己的欲。惑于欲，好名、好利、好色都是贪，只是方式不一而已。“克己复礼”就是行仁，根基深，可经由“克己”的功夫回到圣贤路子。我四十岁，“满洲国”垮台了，我才懂得“克己复礼”，自此“长白又一村”。

程朱理学、宋明理学，并不是“孔学”，每人都自以为是“真孔”。历代讲学者代表一个时代，皆非真孔。只要有思想，都可以发挥。

我用“夏学”一词，因为“夏，中国之人也”（《说文解字》，下简称《说文》），只要是中国人的学问全都收。大陆有“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中国要“现代化”，不是“西化”，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要因而不失其新。

做学问要客观，必须有根据，绝不可以臆说，所以要“依经解经”，以还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看谁能发挥。看别人好，心里不舒服，即是嫉妒。

何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论语·述而》），“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礼者，天理之节文也”（朱熹《论语集注·颜渊》）。要把思想变成行为，才是实学，才有作用。

一个张良使刘邦得了江山。张良之志，在消灭暴秦；成功了，从赤松子游。有智，功成身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易经·乾卦·文言》）我在清亡的边缘长大，知足还能往前奋斗。

不懂得感恩就是畜生，以德养智，什么都可以缺，绝不可以缺德，台湾人就是欺软怕硬。

练习思想，思想没有固定，故称“圣之时者”。儒家赞美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知者乐水”（《论语·雍也》），即喻随“时”变。

如将尧、舜当历史讲，那与今天无关；当思想，就不同。尧、舜是圣王，但何以他们的儿子都不好？此乃立说之伏笔。尧为圣君，犹有四凶。鲧是四凶之一，儿子禹能“干父之蛊”（《易经·蛊卦》）；尧那么了不起，其子丹朱却不贤；舜是大智者，儿子商均不肖。若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用得上？自此玩味中国的思想是什么，以之为况，就能深入。

经书是思想，即“况”。《春秋》为况，借事明义，不是历史，是思想，距真事远得很。《尚书》首尧、舜，《春秋》隐为桓立，皆明“让”之义。书有古今，但思想无新旧。后学乃是“学而知之者”（《论语·季氏》），所以必用古人的智慧启发自己的智慧。要做活学问，而不是死背书。

孔子之学是一个“时”字，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中国的道统则是“仁”，“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易经·乾卦·文言》）。

人必有格，即人格。何以要挑选？因为人都想要够格的。连物都有格，何况是人？要用许多事来培养一个人的智慧。

儒家等各家均言政，但是方法不同。儒，人需，人之需也，即如日光、水、空气，是供人生活之所需。“儒，柔也，术士之称”（《说文》），“儒，柔也”（《广韵》），专以柔克刚，如水是最软的，水中之石，日久可被水磨成圆的。智者不惑，必知行合一。求知易，但行知难！做与成功与否，又是两回事。

人品茶得雅，化妆也应淡抹，必注意如何把自己的环境造得雅，昔人风雅，处处有文化。领悟了，方知道境界。真有心“求学”，必好好求。

都是饺子，但是滋味绝对不同。不知，就要求知，怎么可以装知？要知自己之不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有学问必给外行人看才行。有机会要求知，自己知否自己知，不要作伪，“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作伪又有何益？

道也者，不可须臾（片刻之间）离也，可离非道也。

“率性之谓道”，顺着性就是道，人人皆有道。道不可须臾离，乃是人日用之所需。为什么道远离人了？因为“人之为道”而远离人了，所以不可以为道。

“性相近，习相远”，习性乃是环境造成的。“修道之谓教”，教怎么修人之性。能尽己之性，就能尽人之性，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

自己不明白，就要“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能亲仁；不能亲仁，又如何明道、得道？一般人是后觉者，就要修道，跟先圣学即是教。开智慧之源，均受前人的启发。

人性的作用是什么？性能生万法。成佛、成科学家，均是性的作用。学的是智慧的大本营，即性。谁能守住智慧的大本营，就能成为哲学家、发明家、科学家。要下“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功夫，则“虽愚必明”，明道。

在校修学分要修些什么？台大外面的环境糟，老师尽教些花样，于今天没有用。你们学完，不会用脑，没有用，只是点缀品而已。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性相近，习相远，”本性，相同；习性，因环境而异。性，大本，体；习性，情也。“习”，羽白，鸟在幼时羽毛尚白，就要开始习飞，等羽毛长丰、翅膀长硬了，就能振翅高飞，乃至鹏程万里。

既是“性相近”，那何以要“戒慎乎己所不睹，恐惧乎己所不闻”？要慎独。因为“习相远”（《论语·阳货》），所以要慎习。

因为个人习性与环境的不同，而使人与人之间有了距离。习性，是环境造成的；习惯，则是环境养成的。人因为“习”的不同，乃愈走愈远，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是己独所“不睹、不闻”，如父母往往不知道自己子女的恶，外人却没有不知的，所以人要“戒慎恐惧”。

“戒”，《说文》云：“警也。”警戒，戒备。“慎”，古字慎，心真，用己真心。

“恐”，《说文》云：“惧也。”诚惶诚恐，惶恐不安。“惧”，“勇者不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恐，有惊惶意；惧，畏怕之实。恐在惧前也。《易经·震卦》“君子以恐惧修省”，以戒慎恐惧修己，“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由“隐”之“显”，显盛至极。由“微”之“著”，微，小，至小无内，“贵微重始”（《春秋繁露·二端》），“诚则形，形则著”。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大善是由积小善而致，大恶是由积小恶而成，微小处最应谨慎。若是以为微小之恶无伤大体，久而久之则入于恶而不自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故曰“莫显乎微”，“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坤卦·文言》）。

“故君子慎其独也”，慎己独。什么是“独”？此“独”，绝非独居。“慎独”，是中国思想最重要的一步功夫，“喜怒哀乐之未发”，什么都未形，是“独之立”（《春秋繁露·二端》“吉凶未形，圣人所独立也”）。“在身曰心，在己曰独”，“唯我独尊”，是独一无二的。慎独，因为“唯我独尊”。

“独”与“性”的区别在哪里？一个东西，两个作用。“人之生也直”，不说慎性，而说慎独。慎独，是慎其未形，不睹不闻、隐与微。不说慎性，因为独已经有作用了，有独就可以用性，故君子慎己独也。

那何以“独”的结果都不好，往往成为“独夫”（《尚书·泰誓下》）、“一夫”（《孟子·梁惠王下》）？因为“习”得不好，而成为独好、独占、独乐、独尝、独霸、独裁。《孟子》中讲“独”的地方特别多，而独的结果即“独夫，一人也”。如能够慎独，那就不是“独夫”“一人”了。

“慎”，真心。“慎独”，真心己独。一个人孤高自赏，天天装圣人，其实最是可怜！要天天受创伤才会生智慧。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是问自己所不知、问自己所疑，考察左近人的言论，因为唯恐自己有独不见、独不知的事。慎己独，即审慎自己所独不见、独不知的事。

懂就发挥一点儿作用，是读书人就必为人类谋和平，为和平而奋斗。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做谁的“帮凶”？要做“良知”的“帮凶”。

人有智慧不能走入正道，乃“习相远也”。戒慎恐惧，人莫知自己儿子吸毒等的恶行，而外人却是无一不知，故君子必慎己独也。“独”字要深入探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要用什么对付这些“危、微”？用“诚”与“真”，诚其意，直人即真，直心即道场。《中庸》最重要的一个字即“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谓之”，即“叫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喜怒哀乐是与生俱来的，即性，“成之者，性也”；喜怒哀乐一点也不发，无过与不及，叫作“中”，性之用，大本。

但喜怒哀乐必得发，发了就是情，要发得“中节”，如竹子有节，一节一节，绝不超过，高风亮节。喜怒哀乐必发，情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情发得中节叫作“和”，是情之用，达道，人人必行之道。

恋爱是神圣的事，何以要变得有罪孽感？大大方方恋爱，就是中节。就是蚂蚁亦得发情，自小玩意儿，可体会天道之无穷。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西汉纬书《孝经援神契》曰：“性者人之质，人所禀于天。情者阴之数，由感而起，通于五脏。故性为本，情为末。”

中，性之未发，为大本，达德；和，情发得中节，达道。中，为性，体；和，为情。

中为大本，“曷谓中？曰：礼义是也”（《荀子·儒效》），“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春秋公羊传·隐公七年》何休注），中国，性之国，人性之国。

和为达道，人人必行之道，“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连动物都会发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和而不流”，“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

致（动词）中和，天地位（得其位）焉，万物育（皆生育）焉。

但最重要的是“致中和”，下“致”的功夫，使“中”与“和”两者不起对立，“中”与“和”得合而为一，性情合一了，此时“性即情，情即性”，性情一体，体用不二，此实学也。懂得性情不二了，行为就不会出轨。

何以“万物育焉”？因为“天地位焉”。天地也得各位其位，万物才能育焉。天地要是失其位，那万物就不能育了，就看“位”的重要，“圣人之大宝曰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易经·艮卦》），素其位而行。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在天之位，地在地之位，各正其位了，万物才能生生不息。天地位于吾心，万物育于吾行，“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其乐也融融，何等充实！

水本身无味，可以和五味、调众色；性柔，却能穿石。脑子应灵活得像水，上善若水，智者乐水，其智能随时变化，“不舍昼夜”。智慧没有固定的，故曰“圣之时者”。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庄子·人间世》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无为，才能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至味无味，“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人物志·九征》），“平淡无偏，群材必御”（《人物志·九征》刘昺注），否则“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论语·颜渊》），又如何领导团体？

求风调雨顺，即“天地位焉”。人得学天地，要素其位而行，不务乎其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儒的修为超过一切。天、地、人，三才之道，乃是平行的，人“与天地参矣”。天生之，人役之，天人同矣。天生物，人役物，故天下无废物。《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皆由礼而行。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民胞物与”，唯有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思想。元胞，万物一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蚂蚁不是物，蚂蚁和我们是一样的。“胞与”，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然后才可“与天地参矣”，平视，与天齐。

物，有性了，“各正性命”（《易经·乾卦》），万物各正其性命，“民胞物与”。人能尽己、尽人、尽物之性。发明家就是尽物之性，把破铜烂铁凑到一起了，就成电灯了。他不但尽人之性，还尽物之性，什么和什么配在一起，就变成我们想不到的玩意儿。现在你们手里拿那个东西那么方便，那就是尽物之性的人发明的。

“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天人境界，天人合德。宇宙是一大天地，人是一小天地，“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学庸》加上《论语》，乃是应世的动力。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身曰心，在己曰独。人人皆有独，人每天都在“独”中生活，各有怪癖。性同，独，乃同中求异，“同而异”（《易经·睽卦》）；情不同，和，则是异中求同，“异而同”。

“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名厨在于知味，懂得调和之道。知味功夫，即在一个“和”字。中国饮食，调和五味，以达温和。

“和”是“独”的敌人。情中节，即和，若合符节，能够相合就不独了。“和”，如调和鼎鼐、和五味，用水调和。“独”，独一不二，独就不能和，独味乃是有所偏也。独好，不同于众好。众乐，即是和的功夫。

入门处好好把持，下面就容易了！求真明白在体悟。公式明白了，中间往里装即成功。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记·乐记》）。“不学礼，无以立”，约之以礼；乐以和性，听音乐以养性。“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以让化争。“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礼记·乐记》），真情流露，出于至诚。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经·系辞上传》）。“易”与“简”，两个相对的。易简是什么？“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天地之道，易简而已矣。易简如不明白，理就没法得。如明白，绝对成功，圣人不会欺我们。成了，“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易简、中和，层次问题。《易》与《中庸》相表里。

知识分子的责任：“爱敬尽于事亲，德教加于百姓”（《孝经·天子》）。教书的应教些什么？文字有很多早已过去，什么是永远合乎时？孔子何以称“圣之时者”？现在教六朝文做什么？生乎今之世，又何必返古？

我本打算与师母出合集，但是经过“文革”，什么都没了。但我现在还会背几首，倒背如流，因为师母有号召力！

韩国国旗用八卦，箕氏朝鲜在清朝时犹到中国考进士，姓仍用中国字，如同日本，因为不用不行。

要用古人的智慧启发我们的智慧，细加研究，中国人的智慧真是高到极点，如行辈（排行和辈分）极为清楚，有固定的称呼。说康德与先儒程度差不多，那是腐儒之见！

华夏社会成功了，即是“大一统”，乃因“一”而统。华夏，是自一个根，即“元”来的。三夏：夏、诸夏、华夏。到华夏，即“远近大小若一，天下一家”。一，是达到元的一个境界，自元来，止于一。元，为体；一，为用。

什么叫作元？始生之机、万有之能，“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易经·乾卦·文言》）以天作为界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前的智慧，今人望尘莫及！

乾元统天，先于天，“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易经·乾卦》），因为是从根上来，所以能够统天。中国的最高神是元始天尊，是造物祖，是上帝。这就是夏教。“蛮夷猾夏”，“夏”就是“中国”，中国的教叫“夏教”，夏教之祖就叫元始天尊，出自“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元，“先天而天弗违”，先时；性，“后天而奉天时”，因时。有生，才有性，“成之者，性也”。人性，虽是看不见的，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出。元，为智海，“元者，善之长也”，至善；“继之者，善也”，前有至善，接着的为善。应学怎么培元，要教怎么培元。培元，才能元培；奉元，然后奉元行事。要懂得自己要学什么，从哪儿学？

读书，要正面、反面翻来覆去地读。几个要点打通了，将来有人一点，你就明白了。以此训练自己，日久必有思想系统。

多参考别的思想家，看人家是怎么想的。要用前人的思想来引导自己，才能后来者居上。因时制宜的最高境界，也不过是贤者罢了。

教育如一开始就走错路，还想成才？如“泛爱众”三字，为了稿费，多加两个字——成“博爱之谓仁”。

许多学者为了入圣庙，乃故意曲解，如朱子解“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指儒以外的不必研究。朱子解：“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即合乎帝王“统一思想”之需要，但是与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精神实相悖。

孔子的伟大，即在于“有教无类”，不仅是人无类，连书也无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我称“夏学”，什么都研究，不“攻乎异端”，因为“斯害也已”。

战国百家思想争鸣，不入于杨则入于墨，证明那时并无入于儒。孟子不如人，就骂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应该深入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探究其思想之所在。思想必得发挥，宗教则叫人不能疑惑。咒，不讲才神秘。宗教是时代的安非他命。台湾佛教热闹，病态，贪欲特别重。

说我讲错，正中下怀，因为前人根本没有读懂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已经讲过了，但是后人并没有真懂，“正统”还说讲错了。所以，注解只能当参考，必要打破几关，才能知其所以然。

如日中天了，接着就昃（《易经·丰卦》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太阳不会立正，“保合太和，乃利贞”（《易经·乾卦》），最伟大的是“圣之时者”。发明家与时竞争，但能超时者少，先时太难了，多半是因时者，连治时者都少。活着的目的：圣之时者，君子能时中。

自何处入手？元。元，不得而知，故又称玄。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给人多少启示，众妙都从此门出。生生化化，最妙的东西！妙啊！妙不可言！无法解答，难以形容，皆非人力所能，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从万物看，必承认有造物者，即玄、元，体万物而不可遗也。惟妙惟肖，“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易经·说卦传》）。用“妙”字，将你们的思想引入圣界。看小虫子之美，真是造物之妙！蚂蚁虽小，犹知储，其思维妙不妙？

求、学、教些什么？超时的东西，乃是自无尽藏来的。是无尽藏，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在学生的生活程度之高，一切都是最高消费，但何以无人求无尽藏？有形的东西，再贵都有人吃。因为人都有欲，所以街上的东西特别有吸引力。

培元，如同培土，需要浇水，功夫不是空的。把许多观念修正，因为“时”已经不同了。圣时，没能“圣之时者”，皆非实学。

以前的丝织品、漆器、青铜器，其工艺之能，现在均没法超越，几千年前的中国人就有如此高深的头脑。脑子得如海水，翻来覆去有波澜，才不会一条道走到黑。但是不可以索隐行怪。与前人不同处，一定要引经书。依经解经，不能臆说。

有思想了，开思想的文学，如冰心（1900—1999）《寄小读者》，温馨。

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取“一片冰心在玉壶”。《寄小读者》是冰心在1923—1926年间写给《晨报》“小读者”的通讯，共二十九篇，其中二十一篇是赴美留学期间写成的，主要记述了海外的风光和奇闻逸事，同时也抒发了她对祖国、对故乡的热爱和思念之情。《寄小读者》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较早的儿童文学作品，冰心也因此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

鲁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兄弟，周家是翰林，受政治冲击，有其政治观。

朱自清（1898—1948），小商人家庭出身，作品平稳、温馨，自人性出发，是人性的表露。

文章与其人生活背景有关。没有思想的文章，则不能“文以载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佳句必有长时间深刻的体悟，才能引人入胜。

为文必得有思想，才有生命力，不可以无病呻吟。今天无人敢对时代扎一针，还随波逐流，居然叫“清玄”。

台湾在思想上已经病入膏肓，没有思想可言。因为在教育上没有培养学生怎么去想、去思考，完全是注入式的教育。应是使学生自根上思考，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