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年来，《资本论》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成为热点。为了集中展示当代中国学者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不同维度，我们选录了32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并将它们分为《资本论》与哲学、《资本论》与辩证法、《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与政治哲学、《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与生命政治、《资本论》文本研究这七个维度。这七个维度之间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逻辑上、理论上、现实上相互关联，彼此支撑，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当前国内《资本论》研究的整体状况。这七个维度共同推进了当代中国的《资本论》研究，从事不同维度研究的学者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中国《资本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孙正聿的《〈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他指出，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诉诸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资本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中，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不仅反映和表达了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因而《资本论》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任平的《交往实践观：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视域》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他指出，《资本论》中的“大写逻辑”，是马克思在经济学语境中所表达的哲学视域。他从历史语境、哲学视域、总体结构三个层面深度解读“大写逻辑”的本真意义，认为“大写逻辑”就是交往实践观，主要根据有三个方面：一是资本全球化是“大写逻辑”的历史基础和反思对象；二是不同的哲学对“大写逻辑”提出了多元理解，但是贯穿这些理解的轴心，则是交往实践观；三是交往实践观包含存在论、意义论和辩证论，上述这三个方面展示了“大写逻辑”的多重哲学意蕴。

聂锦芳的《〈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2013年第2期。他指出，在当代新的境遇下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一个前提条件是对其学术史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对反思《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为此，他提出可以把《资本论》第1卷发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分为如下类型：战友和学生的阐释和宣传政治领袖的理解和推动；《资本论》研究中的“苏联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嫁接”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现”;“马克思学”的旨归和MEGA版的编纂原则。他认为，对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而言，我们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经典是需要反复研读的，即所谓“常读常新”；但这种连续的阅读和阐释应该构成一个前后连续、渐次提升的序列或阶梯，以保证人类思维不断向前发展，而不是随着时代和思潮的转换而“忽左忽右”“可左可右”。

卜祥记的《〈资本论〉的理论空间与哲学性质》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卜祥记指出，对《资本论》当代性质的科学讨论，不能仅仅围绕《资本论》所蕴含的经济理论设计的严密性进行纯粹技术性的经济学论证，而必须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维度中去，把《资本论》同时视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彰显其唯物史观品格。他通过分析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发现，《资本论》的总问题起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聚焦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公开宣示于《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集中表现在对全面统治现代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资本逻辑的批判，因而，只要资本逻辑依然在人类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资本论》的批判性立场及其科学性，就绝不会因其个别理论判断的局限性而有丝毫动摇。这启示我们，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包括哲学研究在内的任何学科的学术理论创新都必须植根于对丰富多彩的生活现实的理论反思；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须坚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立场；《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精髓，依然是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利器。

仰海峰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从〈资本论〉哲学研究谈起》发表于《哲学动态》2019年第1期。他认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整合出发来研究《资本论》，这是当前《资本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从认知型上来理解这些不同学科的内在联系，展现《资本论》哲学的构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具有不同的认知型，前者以劳动本体论为主导，后者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对这两种认知型进行区分，方能看清当代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者在理论上的错位。今天研究《资本论》，更要研究《资本论》出版之后的社会历史变迁，以及以这一变迁为基础的理论逻辑变迁，从而在新的语境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孙利天、郭夏的《〈资本论〉中认识论与辩证法关系再析》发表于《哲学动态》2019年第2期。文章指出，对思辨逻辑的认识论加以辨析，是阐发《资本论》中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重要一维。此文从列宁《哲学笔记》中“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观点出发，尝试探讨三个问题：一是通过阐释黑格尔的逻辑学，可以为理解《资本论》中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提供哪些资源；二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论属于何种认识论，作为辩证法的认识论属于何种认识论；三是如何通过《资本论》所展现的超越资本逻辑的辩证法，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

王南湜、夏钊的《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到客观结构的逻辑——〈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的辩证法》发表于《哲学研究》2019年第3期。文章提出，从主体行动出发去理解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变化，是马克思从其青年时代直到晚年都一直持有的理论原则。但要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研究，却不能直接以主体行动作为对象，而是只能以作为主体行动之结果的客观结构为对象。这便要求有一个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向客观结构的逻辑的过渡或转换，如此方能够合理地建构起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体系。而《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特别是其中的“价值形式”分析，便是马克思精心构造起来的这一过渡环节或“转换枢纽”。遗憾的是，以往人们对于《资本论》中辩证法的阐释，却往往忽视或误读了这一关键问题。

吴晓明的《〈资本论〉方法的当代意义》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7期。他认为，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首先是方法论性质的，而《资本论》无疑最为系统而深入地展现出马克思方法的本质特征。作为辩证法，《资本论》方法首先表现为历史的观点或历史批判的方法。由于历史进程是通过特定的实体性内容展开并具体化的，所以辩证法不可能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形式方法。《资本论》方法的本体论基础是“实在主体”（即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正是这一基础拒绝各种形式的“外部反思”，而要求面向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并由之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之中。因此，这一方法在有助于把握当代世界之本质的同时，将从整体上极大地推进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何云峰、王绍梁的《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两重维度及其辩证关系——兼析〈资本论〉中劳动辩证法的革命意义》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文章指出，在马克思哲学中，劳动概念具有两重维度：一是作为哲学存在论的隐性维度，指向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显性维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创造价值的雇佣劳动。劳动的这两重维度是马克思思想史展开的一方棱镜，透过它所直观到的正是人类的历史命运和当代困境，即劳动的内在对抗和斗争，在现代表现为抽象劳动对具体劳动的支配和统治。马克思的辩证法揭示了劳动通过其内在矛盾的现实展开，即必要劳动和剩余价值同时趋近于它们的极限，从而将资本主义推向自身的对立面，这意味着新的社会形态的真正诞生。

赵家祥的《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新领悟》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赵家祥认为，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把二者对立起来，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有人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在说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作用上是互补的。但争论双方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没有按照资本的逻辑和历史解读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按照资本的逻辑和历史，从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提出的逻辑考察、人的依赖性社会的特点及其解体过程、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实质及其拜物教性质、物的依赖性社会为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创造条件、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的特点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五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明确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特点和实质。由此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存在差别，但二者又具有一致性、统一性。

丰子义的《〈资本论〉唯物史观的呈现方式与独特作用》发表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他在文中谈到唯物史观创立的思想行程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归结”的方式，而《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呈现方式正好与之相反，采取的是一种“上升”的方式。在其“上升”过程中，唯物史观既是一种运用，又是一种证明、深化和发展。在《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研究和阐发主要是抓住生产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并通过“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两大思想来展开和得到体现的。《资本论》对唯物史观有着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又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即驱雾解蔽的功能、透视现象的功能、揭露矛盾的功能、价值指向的功能等。

李西祥的《〈资本论〉及手稿的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发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8年第2期。他指出，《资本论》是马克思留给我们最重要的著作，也是最重要的哲学经典著作之一。从哲学维度来解读《资本论》及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路径。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实质上也是对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全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源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浓缩。不理解《资本论》，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袁立国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当代》发表于《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袁立国认为，随着信息与数字媒介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数字化阶段。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信息与数字媒介不是生产过程之外的中立的技术网络，而是建构社会生活的本体，数字资本主义“把一切个体甚至最偏远的个体都卷入到数字文明中来了”。从生产方式视角看，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信息堆积”，数字资本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推动了资本积累，制造了数字拜物教。从生产关系视角看，数字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放弃剥削，并且通过生产受众，在日常生活领域进行再生产。未来如何使信息与数字技术服务于人类的共同生活，而不是用于资本积累，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数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课题。

李佃来的《〈资本论〉的叙事结构与马克思正义思想》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他认为，《资本论》是一个有着特定叙事结构的理论文本，而其特定叙事结构在比较全面的意义上开显了马克思的正义思想。首先，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叙事并非只是阐述了一个一般的认识论步骤，更深刻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凭借这个方法，开辟出批判的哲学视野及超越英国经济学传统的政治哲学问题域，从而为阐发正义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进一步看，通过对洛克以来一脉相承的理论传统中不断凸显的权利原则予以“抽象肯定”并“具体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批判”维度上做出了正义判断，并由此厘定了“基于平等的正义”逻辑。更进一步说，由于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叙事中来考察政治哲学问题的，所以归根结底，《资本论》中“基于平等的正义”指涉的乃是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这决定了无论是作为其前提的权利，还是作为其实质的平等，都是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判然有别的。

白刚的《回到〈资本论〉：当代政治哲学的客观主义转向》发表于《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8期。他指出，作为追求和建构最好的政制和实现幸福生活的政治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但在进入20世纪“分析的时代”之后，受“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两股力量的夹击，政治哲学逐渐失去了其“哲学王”的荣耀和地位，并陷入了危机。随着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当代政治哲学又逐渐走向了复兴。但这一复兴不过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一种“主观主义”的复兴，而要想真正把当代政治哲学所追求和建构的正义“理想”落到实处，还必须回到马克思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在深入资本自我运动的内在逻辑中剖析和解构“资本逻辑”，找到其自我否定的新趋势，实现当代政治哲学的“客观主义”转向。

涂良川的《〈资本论〉商品概念的政治叙事及其哲学批判》发表于《哲学研究》2019年第3期。他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要素，商品在《资本论》中被界定为表征资本主义政治本质、批判资本逻辑宰制的经济学—哲学概念。马克思分别从资本主义的政治原象、政治逻辑及政治生命的角度，赋予商品以劳动产品、货币和劳动力这三个层次递进的内涵，描绘出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与政治内涵，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特性与政治本质，辩证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一面，全面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因此，洞见与明晰马克思关于商品概念的政治叙事及其哲学批判，是扬弃商品异化与驯服资本、驾驭财富与树立正确财富观念的思想前提。

郗戈的《〈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蕴》发表于《哲学研究》2018年第11期。他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建构，应当根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理论地基，亟须反思《资本论》的“去政治化”解读模式。《资本论》与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难以回避的根基性问题。根据“政治”与“政治哲学”概念的不同界定，《资本论》可以呈现出“大写政治哲学”与“元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从广义的政治概念来说，《资本论》是一种总体的、大写的政治哲学，它具体再现出现代世界中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总体性。从政治与经济分化的狭义政治概念来看，作为一种元政治哲学的《资本论》就提供了政治哲学的历史科学根据。如果要阐明其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我们就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历史性与规范性的关系问题。

孙亮的《重审〈资本论〉中的“正义”概念—— 基于“事物化”与“物化”界划的视角》发表于《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他认为，借助对《资本论》德文版中正义概念的词频考证可知，马克思在否定的意义上论及正义所使用的是“Gerechtigkeit”等。而在使用“Gerecht”等词表述正义时，着意强调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便是“正义”，这是有原则限度的肯定。这一“矛盾”需通过“事物化”（Versachlichung）与“物化”（Verdinglichung）的界划来深入理解。在马克思看来，正义只能在事物化限度内来谈论，但是事物化在瓦解之后，正义便失去了谈论的根基。现在谈论正义是因为作为正义的条件即事物化在当下依然具备历史给予的暂时正当性。物化所造成的“正义拜物教”一旦嵌入到事物化中就不攻自破，事物化正是界划马克思与自由主义正义概念的标志。

王维平、高耀芳的《〈资本论〉劳动伦理思想的建构逻辑及价值》发表于《湖湘论坛》2019年第2期。文章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伦理思想蕴含在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伟大构思之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新视角，以资本为出发点，实现了从劳动正义到劳动自由自觉、从劳动主体伦理关怀到人类社会终极关怀的转化，架构了基于劳动反伦理批判的未来理想社会图景。沿着《资本论》劳动伦理思想的建构逻辑与价值遵循，结合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最新实践，可从市场经济下劳动与资本辩证统一的生产调节机制入手，推动以重建个人所有制为目的的伦理社会的构建，实现人的解放。

王庆丰的《〈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发表于《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他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部分的结尾表达了一个生命政治的后果：资本家昂首前行，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从这一生命政治的结果去追溯《资本论》与生命政治的内在关联，我们会发现，这种规训是通过惩戒肉体和调节生命两种方式实现的，从而造成了对现代社会中雇佣工人这一生命基质的剥夺。生命政治与劳动力概念密不可分。在生命政治的意义上，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一方面表现为资本家通过纪律对工人的规训和管控；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本把劳动力本身由“活劳动”变为“死劳动”。生命政治的两种权力技术在《资本论》中获得了完全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揭示出现代社会的生命政治。

蓝江的《从物化到数字化：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理论》发表于《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蓝江指出，在进入到数字化时代之后，人们在热衷于各种智能设备和数据信息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种新异化的诞生。对于数字时代的异化，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经典分析来理解，一方面是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批判，由于不平等的生产关系，造成了工人与产品之间的疏离。另一方面，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将物化等同于抽象物对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一切关系的中介，并成为统治性的力量。今天我们面对数字时代造成的新异化现象，究竟是采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批判，还是采用卢卡奇的存在论式的批判，需要我们结合具体背景来思考，我们不可能彻底拒绝一般数据对日常生活的渗入和中介，倒退到一个前数字化时代来摆脱数字的异化，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拒绝私有制对一般数据共享，让我们自己产生的数据和我们本身形成一个良性的辩证运动，也唯有实现普遍的数据共享，才能帮助我们走出数字异化的囚笼，实现更美好的未来社会。

高广旭的《〈资本论〉的道德解读何以可能?》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他认为，追问《资本论》的“道德”解读何以可能，既不能脱离资本批判，孤立地探讨道德批判，也不能脱离道德批判，孤立地探讨资本批判，而应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性视角，阐明资本批判与道德批判的辩证关系与《资本论》蕴含的资本与道德的辩证法，深刻指认了现代性道德在理论形态与规范功能上自我革新的内在理路。《资本论》的“道德”形态不是善在人性假定基础上的“抽象应当”，而是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资本论》的“道德”规范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外在规范”，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内在规范”。这种“内在规范”立足资本与道德的张力，完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构建的社会权力结构的内在限定。

马俊峰的《〈资本论〉与“过剩人口”的生命政治》发表于《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他从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的二重性视角出发，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过剩人口”展开深入分析，揭示资本逻辑使人作为“过剩人口”存在，它将成为资本增殖的力量和蓄水池，资本积累同时产生了贫困积累，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这就构成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为了缓解内在矛盾，改变政治统治的方式，以治理和治安方式对每个人的生活实行监管，从而从显性的政治统治过渡到隐性的治理，逐渐使人们接受和认同这样的管制方式，导致人们放弃对政治权力的警惕，并按照国家的政治规划来生活。这种政治规划从过去资本逻辑运动产生“过剩人口”过渡到从政治权力产生出“剩余物”“多余物”，资本主义的隐蔽性治理模式使得这一切似乎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实，这掩饰了潜在的社会政治危机。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指明克服与超越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途径，即剥夺者要被剥夺，炸毁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是对人的畸形、残缺、片面发展的超越，也是对人作为多余人或者剩余物的事实的超越，从而使得每个人都将获得做人的尊严，获得健康、完整、全面的发展。

鲁品越的《渊源于〈资本论〉的中国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刍议》发表于《北方论丛》2017年第6期。他指出，《资本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与对市场经济的科学分析，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理论来源，它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学。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新的经济学理论正在形成过程中，展示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基础层次：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基本制度的思想，后者体现了习近平的市场与社会主义有机融合论；第二是理念层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包括五大发展理念等一系列发展理念；第三是战略层次：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发展战略。上述三个层次构成的有机整体，形成了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构。

宫敬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性质问题论纲》发表于《河北学刊》2019年第39卷第3期。他认为，任何政治经济学都具有哲学性质，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例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哲学性质是客观事实，从不同角度看这一事实会呈现不同的结果：随机角度呈现出来的是众多经济哲学观点；自成体系角度呈现出来的是劳动历史唯物主义；微观角度呈现出来的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的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命题中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哲学；元经济哲学角度呈现出来的是政治经济学逻辑前提论、经济哲学本体论、经济哲学价值论、经济哲学历史观和经济哲学方法论。不同角度呈现的结果证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具有独树一帜的哲学性质，是哲学经济学和人学经济学。

王峰明的《〈资本论〉的逻辑、方法与意义——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例》发表于《哲学动态》2017年第8期。他指出，在劳动价值论中，价值规定并不是马克思所做的假设，而是包含了在不同层次上展开的严格推理和严密论证。其中，对象化的一般人类劳动形成价值的实体规定，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则形成价值的本质规定。从其方法论基础来看，价值规定是一种思维抽象，处于本质层面，处于现象层面的则是价格。把握这一现象学方法，才能把市场经济的三大规律即价格规律、价值规律和价值决定价格规律区分开来，并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其实践意义而言，劳动价值论虽然不能为人们的日常经济行为提供具体的操作手段和计算方法，但可以为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减轻和缩短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相伴生的各种问题和痛苦，提供深层的学理依据和支撑。内在逻辑、方法论基础和现实意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读《资本论》的三个关键环节。

鲍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重新理解〈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发表于《改革与策略》2015年第6期。文章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是纯粹的经济学，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才成立的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古典经济学用实证主义的眼光去观察对象，高度重视事物的现象和事实，但是它从不去探究现象的历史来历和事实的内在根据，这就会走向对经济事实的非历史性理解。就此而言，马克思批评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以历史性研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野，并且将“批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质的意义上加以实现。具体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批判的价值立场、批判的研究方法和批判的观点结论等方面，实现自身作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而不是运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如此一来，《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才能彰显出来。

陈永盛的《〈资本论〉哲学—经济学—体性研究范式再思考——从“读〈资本论〉问题”与“〈资本论〉阐释问题”谈起》发表于《哲学动态》2018年第12期。他指出，所谓“读《资本论》问题”，是指在读《资本论》时，由于《资本论》开篇三章晦涩、难懂，因而引发关于“在读《资本论》时可否跳过《资本论》开篇三章”“《资本论》开篇三章与整体《资本论》的关系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的统称。“读《资本论》问题”的进一步发酵所引发的深层次问题是“《资本论》阐释问题”，即：从整体视域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会不会导致《资本论》被阐释为哲学著作，从而越过“《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巨著”的界限，削弱《资本论》的科学性。无论是“读《资本论》问题”，还是“《资本论》阐释问题”，本质上都缘于没有澄清《资本论》自身所属学科性质这一前提问题，即《资本论》所凸显的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问题。解答这些问题需要打破学科界限，从马克思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来重新理解《资本论》。

王凤才、袁芃的《〈资本论〉：从重新阅读到重新诠释》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2期。他们指出，德国学界进行的“阅读《资本论》”活动以及作为这一活动延伸的“马克思——秋季学校”，不仅扩大了《资本论》在青年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中的影响，而且进一步深化了对《资本论》的理解。德国学者结合 MEGA2阅读，讨论了《资本论》第1—3卷的有关内容，并在对《资本论》进行文献学考证和重新诠释过程中，深化了对许多问题的研究。从《资本论》的重新阅读到重新诠释，既是“重新塑造马克思”的基本前提，又是“重新塑造马克思”的重要内容，它引导着人们重新定位马克思理论。

鲁克俭的《从“注释”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资本论〉的编辑工作》发表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是中国人首次独立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集版。收录《资本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45、46卷，编辑质量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24、25卷有很大提高。但由于没有利用（或没有充分重视）MEGA2/Ⅱ/10、MEGA2/Ⅱ/13和MEGA2/Ⅱ/15的注释成果，新版《资本论》也存在重大缺陷。有必要在充分利用MEGA2/Ⅱ/10、MEGA2/Ⅱ/13和MEGA2/Ⅱ/15的基础上，编辑出版《资本论》的新版本。

孙乐强的《文献学视域中的〈资本论〉研究——从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谈起》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3期。他认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到《资本论》第1卷的不同版本，马克思在写作计划和思想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调整。认真梳理这种变化过程，挖掘这种修改的理论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大纲》和《资本论》之间的思想联系，而且也是我们准确定位它们历史地位的必由之路。在这方面，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结构调整、《大纲》与《资本论》的思想关系、《资本论》第1卷第1版与第2版的比较分析入手，客观评估罗斯多尔斯基的理论贡献和不足之处，可以清晰揭示从《大纲》到《资本论》第1卷的发展历程，澄清它们之间的思想联系与差异。

赵玉兰的《恩格斯为什么在〈资本论〉第2卷中创造“流通资本”一词》发表于《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她认为，在编辑《资本论》第2卷的过程中，恩格斯创造并引入了“流通资本”的概念，从而克服了马克思手稿中容易产生的关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术语表达的混淆。尽管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恩格斯的这一编辑活动从根本上介入了马克思的手稿，但是从文本的思想性来说，这是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卷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