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巴蜀文化的发展历程（人文环境）

作为中华文化之一支的巴蜀文化，其发展之历程及特色之形成，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可以影响地域文化，古人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汉书·地理志下》中有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在这里，班固把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形成归因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水土的构成（地理环境）；另一个是王侯的引导（人文环境），这是一个颇具参考价值的观点。但巴蜀文化特色的最终形成，在根本意义上恐怕还是人文环境的作用使然。

就人文环境而言，某一地区文化发达与否，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息息相关：教育、经济和政治环境。古代的四川，文明发展程度高，文化普及面广，居民整体素质较高。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果”，与教育、经济、政治环境三因密切相关。巴蜀文化的发展，大致走过了五个历程（人文环境）。

（一）文翁兴学与孔明治蜀（汉魏）

早在洪荒时代的人类童年时期，“资阳人”便活动于蜀中。[10]进入新石器时代，在四川地区出现了营盘山文化[11]、宝墩文化[12]。降而至于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四川之历史文化亦斑斑可寻。比如说，“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大戴礼记·帝系》，参看《史记·五帝本纪》）。进入文字记录的历史时期，四川的历史文化更是绚烂可书。比如说，蜀人曾经参加武王克商行动，“武王伐纣，蜀与焉”（《华阳国志·蜀志》），“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尚书·牧誓》）。再比如，在商周时期，四川曾经出现过辉煌灿烂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表明当时四川的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她仅仅辉煌一时，随即神秘失踪，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很难与后来的巴蜀文化挂钩。[13]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司马错出师，蜀国、巴国相继灭亡。秦废分封，改置巴、蜀二郡，将巴蜀之地纳入华夏民族大一统的版图，促进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可惜的是，秦祚短促，二世而亡；兼而又之，书缺有间，难以续连。因此，一般认为，四川文化大致起步于汉代文翁治蜀之时。

西汉景帝之末（约前141年），文翁为蜀郡守。文翁“仁爱好教化”，鉴于“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文翁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传》）。文翁之设立地方学校的举措，在当时具有开创精神和楷模作用。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传》）。教育史家认为，文翁所设立的学校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方官学。文翁办学，在当时收效良好，并且对后世蜀学的发展影响甚大。《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传》有言：“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书·地理志下》有言：“景、武间，文翁为郡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讽，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无类。’”[14]甚至有人认为，“蜀学”可“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张宽传》）。其后之所以有“蜀才辈出”局面的形成，文翁之功绝不可抹杀，“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教化也”（《汉书·文翁传》）。汉以后，文翁学址（“石室”）办学绵延不绝，历代官府对此极为重视。[15]

三国之时，刘备（161—223年）定都于成都，使四川出现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发展时机。在《隆中对》中，诸葛亮（181—234年）就明确指出，刘备应当“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实际上是以四川为本位的一项国策，对四川经济文化的发展极为有利。作为国都的成都，遂一跃而为全国的三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根据史书记载，三国之时的四川，出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美好局面。

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年）流寓四川之时，曾经挥毫赋诗，“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文翁、诸葛亮之于巴蜀文化，其功盖莫大焉！

（二）刻书中心（唐—宋）

唐朝中后期，蜀地迎来了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唐皇室两次入蜀[16]，使蜀地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经济上，当时的成都已经足以与扬州相媲美，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17]。文化上，巴蜀更是人才辈出，画家的云集便是其例证之一。[18]

文化要发展，世人“有书可读”是其关键因素之一，而要“有书可读”，书籍的刊刻又是其关键。唐宋时期的蜀地，就具备了这一条件。

唐朝的刻书业，分为官刻、坊刻和私刻（家刻）三大类型。当时的刻书地区（中心），有“剑南西川”“江南西道”“淮南道”和“扬越间”。而剑南西川（治所在今成都市），即在四川。[19]五代之时，刻书业的分布地区有所扩大，四川仍然保有其地位。宋朝之时，刻书业几乎遍及全国，形成了三大刻书中心：蜀、浙、闽。下面，对此略加申述。

1944年4月，在四川成都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的梵文本《陀罗尼经咒》[20]，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雕版印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据文献记载，唐懿宗咸通六年（865），日僧宗叡从中国带回“西川印子”《唐韵》和《玉篇》各一部。[就实物而言，在敦煌发现了咸通九年（868）印制的《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现藏于大英图书馆），以及唐僖宗中和二年（882）的两本历日（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21]]这说明，唐朝时期的四川成都是当时刻印图书的中心之一，并且当时的蜀刻本已经能向海外传播，而且雕刻水平也很高。

五代之时，前蜀和后蜀均以成都为国都，从而促成了成都刻书业的发达，也使成都成为全国著名的刻书中心之一。也就是说，早在五代之时，私刻就已经在成都发端了。比如，五代后蜀时，毋昭裔“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宋史·毋守素传》）。另外，后蜀广政年间（938—965年），毋昭裔在此主持刊刻石经；至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十三经”最终刊刻完成。毫无疑问，它们大大有助于蜀地文化的发展，“由是蜀中文学复盛”（《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22]。

两宋时期，成都仍然是全国雕刻印刷的中心之一。据《佛祖统纪》卷43载，宋太祖开宝四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1—983），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在成都刊刻了《大藏经》，共1076部，5048卷，计480函，经版13万多片。因其刻成于四川，故世称“宋开宝蜀刊本大藏经”，简称“蜀版藏经”“开宝藏”“蜀藏”。这是宋代最早的官府刻书，也是佛藏的最早刻板。于是，“蜀本”之名日盛。南宋之时，蜀中刻书业向眉山发展。眉山县漕运司井宪孟刊刻了《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史记》《三国志》《南北朝史》等“眉山七史”，并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南宋蜀刻本及其他经籍刻本传世。

（三）文化大发展（宋）

在宋代以前，四川文化前进的步伐较慢；到两宋时期，四川文化呈现为跳跃式的发展，真正出现了人才辈出的新气象。[23]

四川文化何以在宋代出现跳跃式的发展、形成人才辈出的新气象，这自然是与刻书业的发达、学校的兴办和教育的重视分不开的，从而使当时的四川人“有书可读”“有庠可进”“有师可从”，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宋代时期，四川人才辈出，同时代人早已明察。宋人张孝祥（1132—1170年）说：“凡蜀之士文德名世者，自汉以来，何代无之？本朝独盛，频年尤辈出。”（《于湖居士文集》卷37《与虞并父书》）宋代四川所出的人才，几乎可以与东南相媲美。宋高宗曾经指出：“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1绍兴七年（1137）六月乙卯]

对于当时四川出现的这一种蒸蒸日上的情形，《宋史·地理志五》中有过相当高度的评价，“川、峡四路……庠塾聚学者众……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南宋时的叶适（1150—1223年）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水心文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辙（1039—1112年），曾经比较过吴、蜀两地的社会风气，“臣看详四方民俗不同，吴、蜀等处，家习书算，故小民愿充州县手分，不待招募，人争为之。至于（西北）三路等处，民间不谙书算，嘉祐以前皆系乡差，人户所惮，以为重于衙前”（《栾城集》卷44《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苏辙的这一席话，同时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当时四川人的文化素质是相当可观的，因为担任手分者需要具备相应的文化素质，如识字、写字、书算及经济知识等。

在宋代，这种社会风气和文化状貌几乎遍及整个四川地区。如成都府（今四川成都），历来就是西南文化的中心，“其俗好文”，“学者比齐鲁”（宋本《方舆胜览》卷53）。再如眉山（今四川眉山），“其民以读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声琅琅相闻”，“西蜀惟眉州学者最多”（宋本《方舆胜览》卷52）。又如嘉定府（今四川乐山），在四川的文化地位仅次于成都府和眉州，人说四川“号为多士，莫盛于眉、益二邦，而嘉定次之”。另外，彭州（今四川彭州）也是“士多英才，美发西南，闻于天下”（宋本《方舆胜览》卷54）。又如简州（今四川简阳），“颇慕文学，人多工巧”（宋本《方舆胜览》卷45）。

颇具特色的是，宋初的四川知识分子，对科举考试不大热心，往往弃作为科举考试敲门砖的词赋于不顾，偏偏喜欢不合时宜的古文，“蜀中世子，旧好古文，不事举业”（《宋朝事实类苑》卷57《张乖崖》）。如眉州，根据苏轼（1037—1101年）的说法，“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好古文即其一，“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皆以为迂阔”（《苏东坡全集·前集》卷32《眉州远景楼记》）。四川“古文运动”的代表是苏氏父子，他们治学、为文的原则是立足现实、有为而作。苏辙（1039—1112年）说：“予少而立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文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栾城后集》卷7《历代论·引》）其实，四川知识分子的这一特色早在秦汉之时就已经形成，并且以川东的巴人最具代表性。《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巴人“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

不管怎么样，它们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宋代是四川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并且当时四川的文化是相当发达的。甚至可以说，宋代是巴蜀文化“空前绝后”的高峰。

（四）衰落时期（明清）

宋朝末年，蒙古军队先后四次进入四川，对四川大肆进行烧杀抢掠，“屠成都，焚眉山，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长年的战争破坏和蒙军的屠戮，致使四川经济受到极大的打击，“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宋代蜀文辑存》卷84《论救蜀四事疏》。

明清时期是四川文化的衰落期。明朝末年，由于农民战争的影响（尤其是张献忠剿四川），四川的经济和文化呈现出衰落的景象。“湖广填四川”是人们熟知的历史事实，而四川所受影响也在不言之中。

（五）复兴时期（晚清以来）

统观蜀学，峰回路转，在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高潮，每次都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一次高潮是汉晋时期；第二次高潮是两宋时期；第三次高潮是晚清民国时期，以出思想、出人才著称全国。

第三次兴盛之重要契机，其一即四川省城尊经书院（1875—1902年，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的设立。尊经书院培养的著名人物，有杨锐（1857—1898年）、廖平（1852—1932年）、宋育仁（1857—1931年）、周凤翔（1860—1927年）、刘复礼（1872—1950年）、张澜（1872—1955年）、吴玉章（1878—1966年）、彭家珍（1888—1912年）、吴虞（1872—1949年）、吴之英（1857—1918年）、骆成骧（1865—1926年）、张森楷（1858—1928年）、萧龙友（1870—1960年）等。其时，巴蜀亦大量吸纳“西学”和“新学”。比如说，清末四川新式学堂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直隶），在校教员数和学生数则为全国第一。[24]并且尤其重要的是，其时的四川是“新学”与“旧知”交融、“西学”与“国学”会通。[25]可以说，晚清以来的蜀学，已然跃居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26]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是意义重大的大后方；由于高校内迁，重庆、成都、李庄等地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与昆明等并列）。其时的四川，赫然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中心。晚近以来，国家又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7]，使巴蜀之地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