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于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研究在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憾。大部分对此问题的研究都是零星的，不具有专门性、系统性和完整性。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内涵、思想特点等基本问题缺乏统一性认识，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某些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缺乏关注和阐释，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所涉及的性别理论问题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这导致我们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整体性认识是模糊、不清晰、不完整的。具体研究状况如下。

一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M.Jaggar）曾这样评价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虽然揭示了女性受父权制压迫的诸多事实，但没有完成“对导致父权制的根本原因做出解释”[1]；激进女权主义提出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概念，但它对女性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没有给出科学的答案[2]；激进女权主义强调“分离主义”，但它没有看到只凭借分离主义是“不能改革社会”的。[3]贾格尔对于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评价相对客观，但他主要是从政治与人的本质视角出发对激进女权主义的部分观点进行评价。除此，我们还可以拓展研究视角，更广泛地评判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思想观点。

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认为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关于妇女压迫根源的结论并不全面。她认为妇女受压迫是“资本主义和家长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进而发展出自己的二元论（Heidi Hartman,1979）。另一些研究者大都就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提到的某个论点进行评价，如有人认为激进女权主义旨在挑战和推翻父权制，对社会进行激进的重新排序[4]；有人认为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男性在私人和政治领域对女性的从属地位，并将它与强奸、家庭暴力和卖淫等问题结合起来[5]；有人认为女性经验是激进女权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6]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进行了思考和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少也比较晚，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从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著作的翻译现状来看。20世纪末以来一些激进女权主义的著作才被逐渐翻译到国内。比如激进女权主义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代表作Sexual Politics（《性的政治》）1999年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凯瑟琳·A.麦金农（Catharine A.Mackinnon）的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2007年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激进女权主义者杰梅因·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代表作The Female Eunch（《女太监》）2011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的代表作Dialectics of Sex（《性的辩证法》）至今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另一方面从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研究成果来看。著作方面，有何念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2010），作者主要分析了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的主要理论、组织和实践活动。另有王纠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参政运动研究》（2008），该书主要研究20世纪初期英国的激进女权主义组织“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研究论文一般是就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某一观点进行评析，缺乏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如有人认为西方激进女性主义过分强调性别差异、消除差异，反而强化了性别差异、肯定了性别等级的二元对立（张玫玫，2008），有人分析激进女权主义中的父权制思想（姚大志，2017），有人分析激进女权主义的技术观（易显飞，2019）等。

总之，学术界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研究是零星的和不全面的。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是西方女权主义的重要内容，观点也很独特，需要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整体性把握。对西方激进女权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需要更全面和深入地挖掘，尤其是一些尚未被翻译过来的代表作。对于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思想中涉及的一些具有当代价值和意义的性别关系命题也需要更深入地探讨。而本书拟在这些方面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