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甲骨文发现的意义

一 中国信史前提1000年

殷墟甲骨文与敦煌文书、流沙坠简、清内阁大档案先后问世，称誉为中国近代史料“四大发现”，为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奠定了基础。1899年，王懿荣第一个断定甲骨文是远古文字，并认为是“商代卜骨”。以后，刘鹗经过观察，认定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11]。而罗振玉（雪堂）作为金石大家，他在对甲骨文认真研究后，“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遗物”[12]。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观堂）利用甲骨文作为历史资料研究商代历史，取得了重大成绩，这体现在他的两篇著名文章，即《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当中。

王国维惊奇地发现，司马迁所撰的《史记·殷本纪》中的商代先公先王，于甲骨文里都可以找到，“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13]。同时，他还根据卜辞，纠正了司马迁所记是殷王朝世系的个别错误。这个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它证明了商代的确在历史上存在过，是信史，而不是传说。司马迁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而不是杜撰。这显然打破了20世纪初期流行一时的疑古学派以及胡适说过的“东周以上无史”的错误论断。甲骨文证明了《殷本纪》所记历史的真实性，由此人们推理，司马迁《史记》中的《夏本纪》也应该是有根据的、可信的。这样的话，远古时期的夏、商两代都是信史，古人们常说的上古三代并非虚言。这样的话，夏代纪年是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商代纪年是公元前16世纪—前1046年，总计大约1000年。甲骨文的发现，将中华文明史前推了1000年。

二 促成殷墟开始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与认定，使其成为炙手可热的古董文物，价格直线上升，文人与收藏家纷纷购藏，导致农民私掘乱挖。罗振玉知道甲骨文出土于殷墟后，开始大量收购，后来还委派亲戚坐地收购，得12500片，由此他认为殷墟已经宝藏一空了。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筹备成立，傅斯年派董作宾到安阳殷墟调查，董经过实地考察后报告认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14],“告罄”的流言是没有根据的。在此之后，1928年10月，殷墟科学发掘正式拉开序幕，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三 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

众所周知，现在世界上公认全球有四大文明古国，即位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和黄河流域的中国。历史上，这四大古国都曾创造出了惊艳的人类文明，如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空中花园、阿拉伯数字、佛教、长城等。特别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文字，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除中国外，其他古国都已消失。与之相随的是，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文字，也失传或成为不能释读的历史遗物。

而只有中国三千多年前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在经历历史沧桑之后保存了下来，被现代人发现和认识，并利用它研究中国上古的历史和文化，并硕果累累。而且这种方块字从未中断，且传承有序，历经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直至我们今天的汉字。作为载体，它全面清晰地记录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使得中华文明脉络清楚，内涵丰富，傲然于世界。从甲骨文发现的历史背景上看，19世纪末，世界列强依靠船坚炮利，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受尽了外国的凌辱，加之西学东渐，中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因此说，甲骨文是在中国人最没有自信的时候被发现的。甲骨文的发现，恢复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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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士鉴：《王文敏公遗集·序》，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 王汉章：《古董录》,《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1933年第50期。

[3] 罗振常：《洹洛访古游记》，宣统三年。

[4] 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玉简斋石印本，1910年。

[5] 刘鹗：《铁云藏龟·自序》，抱残守缺斋石印本，1903年。

[6]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7] 王襄：《题易穞园殷契拓册》,《河北博物院半月刊》1935年第85期。

[8] 王襄：《簠室殷契》,《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

[9] 王襄：《于室契文余珠·序》, 1957年。

[10]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51页。

[11] 《铁云藏龟·自序》。

[12] 罗振玉：《殷虚卜辞考释》，王国维手写石印本，1914年。

[13]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自写石印本，1917年。

[14] 董作宾：《民国十七年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192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