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20年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5周年，党和国家对此高度重视。在抗战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1]这句话不仅高度肯定了抗战精神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同时也对我们抗战文艺研究继续挖掘抗战精神内涵具有启示意义，这一意义在于揭示了文学与政治、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

老舍为了抗战宣传的需要，投身于从未涉足的戏剧领域。1938年就创作了4部抗战京剧：《新刺虎》《忠烈图》《薛三娘》《王家镇》。1939—1943年，老舍先后创作的9个多幕剧，包括《残雾》《张自忠》《大地龙蛇》《归去来兮》《面子问题》《谁先到了重庆》六部话剧，与他人合作的《国家至上》《桃李春风》《王老虎》三部话剧。老舍短短几年创作了13部戏剧，这无论是在中国抗战戏剧史，还是在世界文艺史上都是少见的文学现象。

一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从国内抗战戏剧的研究来看，对老舍抗战戏剧的重视还不够。目前国内抗战戏剧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一批相关的论著。如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989）、黄会林的《中国现代话剧文学史略》（1990）、柏彬的《中国话剧史稿》（1991）、王新民的《中国当代戏剧史纲》 （1997）、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1997）、郑邦玉主编的《解放军戏剧史》（2004）、田本相主编的《抗战戏剧》（2005）和《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2008）、丁芳芳的《抗战时期的戏剧研究》（2014）等。这些研究对抗战戏剧都有深入论述，但对老舍抗战戏剧研究和评论的非常少。在《中国话剧史稿》中连老舍的名字和作品都没提到，可见对老舍抗战戏剧的研究有待加强。

从老舍研究的角度看，老舍抗战戏剧也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对老舍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小说，以及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作的《茶馆》《龙须沟》等戏剧。这种状况与文学史写作对老舍文学成就进行割裂的现象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只强调老舍的小说创作，而不顾及其抗战剧作；当代文学史又只关注老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剧作而不涉及其三四十年代的戏剧。这使我们无法整体把握老舍文学成就，难以客观描述老舍思想和艺术发展的轨迹。新时期以来老舍研究得到长足发展，老舍剧作研究的重要收获是冉忆桥、李振撞的《老舍剧作研究》（1988年），洪忠煌、克莹的《老舍话剧的艺术世界》（1993年）。这两部著作对老舍戏剧的语言艺术、幽默风格、戏剧美学思想等作了深度阐释。即使在《老舍剧作研究》这一专门性集子中，对抗战戏剧的研究也只占一章，且主要在于介绍老舍抗战戏剧的内容和思想。目前老舍抗战戏剧研究并无专门论著，只有一些论文。在CNKI期刊网上，从1979—2021年3月，以“老舍戏剧”为主题搜索到相关论文约92篇，以“老舍抗战戏剧”为主题检索只有为数不多的14篇。[2]

李平章的《老舍的抗战剧作值得重视》（1982）是最早提出老舍抗战剧的研究价值和重要性的论文。石兴泽的《试论老舍的 〈残雾〉 及其意义》（1987）是较早对老舍抗战剧进行文本分析研究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召开首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后，老舍研究热逐步显现。周国良的《试论老舍抗战时期的话剧创作》（1992）探讨了老舍这一时期话剧创作的独特风格，甘海岚的《论老舍的抗战文学创作》（1997）探讨其戏剧的民族品格和面向大众的特点。

新世纪以来，对老舍抗战研究更深入，进入到其艺术特色。陈军的《论老舍“小说体戏剧”的成型》（2001）探讨了老舍“小说体戏剧”的成因及其风格，指出了老舍的小说体戏剧始于老舍的“不懂戏剧”，陈为艳的《老舍话剧的小说化结构》（2007）是此观点的继续和发展。孔焕周的《老舍抗战话剧的个性》（2003）、《文化分析与“出走”模式——老舍抗战剧作的思想和艺术表现》（2004）主要研究了老舍戏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艺术特色，特别是《论老舍抗战时期的话剧创作》中提出了老舍抗战剧三大内容和两大特点，以及老舍抗战戏剧思想性和艺术性不平衡，小说化戏剧创作方法的不足。[3]傅光明的《抗战中的老舍：“士”的精神与“国家至上”》（2008）讨论了老舍抗战文学的主题和民族精神。徐亦成的《热情的迷失：老舍从小说到戏剧》（2010）探讨了老舍抗战时期的创作转向问题。李卉的《老舍在重庆时期的抗战戏剧》（2011）在孔焕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老舍抗战剧的主题思想。

2012年第6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漳州举办，关纪新和王富仁一致认为“国家至上”是老舍抗战时期，乃至一生的核心精神思想。[4]翟瑞清的《抗战背景下老舍的民族焦虑与文学担当》（2014）讨论了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化心理变化。王家平、杨秀明的《抗战时空里的谣言与身体》（2014）对《国家至上》这个戏剧作了深入的文本分析。2015年“老舍与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第7届老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南大学举行，掀起老舍与抗战文学的研究热潮。梅启波的《老舍抗战戏剧的人民性》（2015），王本朝的《论抗战时期老舍的戏剧创作》（2016），金吉开的《政治热情下的艺术探寻——论老舍抗战话剧》（2019），谢昭新的《老舍的京剧创作》（2019）等都对老舍抗战戏剧思想和艺术有独到的论述。还有4篇专门涉及老舍抗战戏剧研究的硕士论文：姬立强的《老舍抗战戏剧新论》（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4年）、李媛的《老舍抗战话剧论》（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07年）、胡杨的《论抗战时期老舍话剧创作的小说化》（硕士学位论文，重庆师范大学，2014年）、王辰竹的《论老舍抗战剧与民族精神》（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16年）等。这些论文无疑对老舍抗战戏剧思想、艺术上的成就作了有益的分析和探讨。

总体来看这些论文研究有如下特点：（1）研究多集中于介绍性或专题性讨论，成果分散、缺乏系统性。（2）多集中于分析老舍抗战时期思想转变，或者介绍老舍抗战戏剧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3）在艺术分析上，多论述老舍以小说的思路创作戏剧，认为老舍抗战戏剧艺术成就不高或不成熟。

老舍的艺术创作是一个体系，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文艺理论等多方面的内容，而抗战戏剧作为老舍戏剧创作的起点，还有如下问题值得探讨：一、老舍创作思想转变与抗战精神的关系。老舍怎样看待中国时代、政治对文艺的要求与影响。二、老舍抗战戏剧作为一个历史和社会的文本，从中可以窥见抗战时期中国人家庭、民族心理的变化，以及国家精神文化的建构。三、老舍在创作中有哪些艺术实验和创新。实际上老舍抗战戏剧不仅仅只有以小说方式创作戏剧这一个特色，他还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和实验，也许这些创新和实验还不成熟，但其创新精神和思维值得研究，它对后续老舍艺术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四、老舍抗战戏剧如何处理民族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之间的关系，怎么让戏剧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五、老舍抗战戏剧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特色。这些特色与西方戏剧，以及当时中国抗战戏剧有何不同，老舍的这些戏剧美学对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戏剧创作的影响和意义。

二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虽然老舍抗战戏剧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老舍抗战戏剧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老舍抗战戏剧研究有助于推动老舍研究。老舍抗战戏剧为他后来的戏剧创作奠定了艺术基础。老舍抗战戏剧作为他戏剧创作的起点，是老舍由前期个人主义的文艺创作向后期人民艺术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是老舍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课题研究对于全面认识老舍文艺创作、美学思想，乃至重写文学史具有一定意义。

其次，老舍抗战戏剧的艺术价值。老舍抗战戏剧具有艺术实验性。其戏剧大量吸取中国传统艺术，以及西方歌舞剧等多种艺术。对于采取“旧瓶装新酒”，还是中西融合的方式，老舍作了多方面的实验，让其抗战戏剧显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老舍抗战戏剧对当代文艺创新也具有参考意义。老舍抗战戏剧不断尝试传统艺术的现代转换，这种实验精神对我们当前民间艺术的保护和文化艺术的创新极富启发性，是老舍留给我们的值得认真思索的思想财富。

最后，课题研究对当前文艺政策制定和文艺创作方向有启发意义。老舍抗战戏剧具有时代性和人民性。他在文艺创作中自觉走在时代大潮之前，致力于汉、满、回等多民族的团结抗战。老舍抗战戏剧弘扬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对当时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老舍抗战戏剧的文艺创作思想不仅在抗战胜利70周年具有意义，也为当下文艺政策的制定，以及作家如何创作出与时代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提供了借鉴。

三 研究内容

老舍抗战戏剧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考察。一方面，由于抗战这个大时代，老舍走出象牙塔和个人写作的小圈子，他的写作与时代和人民联系更紧密，特别是其抗战戏剧与政治、宣传等工作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戏剧本身就是一个综合艺术，除了综合了小说、诗歌等文学文体，它还和其他各种艺术形式，与政治、经济、市场等各种环境因素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因此有必要从多个维度综合考察老舍的抗战戏剧。

1.老舍抗战戏剧的时代性与人民性

时代性和人民性是老舍抗战戏剧的基调，是其戏剧的一贯核心精神。老舍发表于1937年2月的《大时代与写家》可以说是启动抗战文艺的一篇宣言书，老舍强调只有与时代契合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

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它对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它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的报答它的父母。……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5]

抗战使老舍毅然抛家弃子，投入时代的洪流之中，担任“文协”的领导，并积极从事抗日文艺工作。老舍反复强调“时代的伟大：时代是心智的测量器”。[6]老舍从小说创作转向抗战戏剧的写作，有时代的必然性，也有其内在充分的可能性。包括老舍小说创作经验、戏剧艺术的素养、生活经验的积累，乃至隐藏于后的文学思想变化。老舍转向戏剧创作中有痛苦思索和精神转变，大时代浪潮的鼓荡下，老舍自身心理机制的调适，包括对作为“作家的个体”与作为“政治的个体”的协调，促使他的文艺从自由主义转向功利宣传。

老舍抗战时期创作这些戏剧是因为人民需要戏剧，老舍抗战戏剧从根本上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表达人民的情感需求。老舍指出“在这一个大时代里，要用中国的感情，写中国的文艺”。[7]老舍很多抗战戏剧是应各抗战人民团体的要求而创作的，《国家至上》《大地龙蛇》《张自忠》分别是应中华回教协会、东方文化协会、军界委托创作，反映了抗战大熔炉之中满、汉、回、蒙等各民族团结抗日的精神。从某种程度上看，老舍早期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成分较多，而这些戏剧表达的是各阶层人民的呼声。老舍抗战戏剧人民性在于创作和演出方式的人民性。老舍抗战戏剧不仅创作是与抗战时期各种团体、协会之间的互动形成的，就是演出也是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可以按照很多地方群众的语言和生活风俗习惯进行演出。

2.家国、民族与文化性

家国情怀是老舍抗战戏剧中最浓烈的色彩。战争让老舍和千万中国老百姓一样流离失所，老舍在抗战戏剧中细致地描绘了家庭物理空间和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破碎与重构。传统的家庭如何转变，旧的家庭伦理褪去而蜕变成新的家庭，如何投入抗战建国之中，这成了老舍抗战戏剧叙述的重要主题。

民族团结是老舍抗战戏剧极力提倡的。在《国家至上》等戏剧中，老舍批判狭隘的民族概念，积极宣扬回汉团结，现代国家的形成一方面是有赖于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则基于现代民族文化的建立。老舍说过抗战的目的是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这样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

老舍认为戏剧是文化的发言人，因此他用戏剧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老舍说过“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这样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忘，必系奴隶。”[8]经过多年抗战的洗礼，老舍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文化的力量。老舍说：“以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无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9]老舍抗战戏剧致力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自尊、坚韧、温柔敦厚而又威武不屈的精神。老舍抗战剧作塑造的几位传统儒者形象，如《大地龙蛇》中的赵庠琛、《桃李春风》中的辛永年等，这些人物既有温柔敦厚的品格，又有杀身取义的民族气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老舍戏剧中一些“痴人”的精神品质，如《归去来兮》中善良和坚韧的吕千秋等人都受日本侵略者的残害，但仍坚守内心良知。老舍提炼这些价值观，思考它们是如何在抗战的烈火中浴火重生，重建民族文化的。

老舍抗战戏剧也有对不利抗战的旧文化落后成分的批判。他清醒地看到我们要用抗战来检讨文化，需要给文化照“爱克斯光”。《残雾》《面子问题》等戏剧就是对官本位、钱本位等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反思，老舍通过戏剧艺术致力于文化新质的发掘，文化旧质的剔除。

老舍对中国未来文化走向的思考。老舍《大地龙蛇》等戏剧的艺术构思也是对“东方文化”的全面思考。从横向来看，涉及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包括印度、日本、朝鲜、新加坡等东方诸国的文化，主要构成是儒家文化、老庄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等；从纵向来看，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老舍戏剧表现了东方民族文化的内质美，激发了观众的民族意识和自豪感。

3.政治性、宣传性与夹缝中的职业化

老舍早期明确反对“道”的文学，认为文学要远离政治。老舍从走出个人写作圈子，进入文协后，不仅走在时代潮头，更卷入了政治的漩涡。老舍本身是文艺自由主义者，对政治是一种拒斥态度。抗战时期老舍极力保持着政治中立，但情感上却不断靠近延安人民性的政治立场，老舍在抗战戏剧中还建构了一个理想的政治乌托邦。

老舍本来反对宣传的文艺，但由于抗战这个特殊时代，老舍呼吁文艺要有宣传性。老舍清楚看到抗战期间中国的诸多问题，但他认为越是民族危难之时，越要进行正面的宣传，他坚信“光明展开，黑暗自然后退”[10]。老舍和梁实秋平时是好友，还一起合作相声。老舍很少参与论争，但为了团结抗战，老舍反对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论”，认为“抗战八股”也比“功名八股”有良心。老舍认为“当社会需要软性与低级的闲话与趣味，文艺若去迎合，是下贱；当社会需要知识与激励，而文艺力避功利，是怠职。抗战文艺注重宣传与教育，是为尽职，并非迁就。”[11]老舍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艺的宣传性，老舍个人创作实践也是从最初口号式宣传，到“旧酒瓶装新酒”的抗战京剧宣传，再到抗战话剧的宣传。老舍忍受着痛苦，力求寻找艺术与政治宣传之间的平衡。老舍说：“在文艺者的心里，意向是要作品深刻伟大，是要艺术与宣传平衡。”[12]但这种平衡很难达到，老舍“一脚踩着深刻，一脚踩着俗浅；一脚踩着艺术，一脚踩着宣传，浑身难过！这困难与挣扎，不亚于当青蛙将要变成两栖动物的时节”。[13]

国民党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戏剧的宣传作用，从政治、市场等方面对戏剧职业化演出进行管控。老舍在其戏剧职业化创作和演出中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对戏剧职业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理论和建议，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和宣传的掣肘，最后不得不暂时放弃戏剧创作。

4.悲歌、讽刺与幽默的交融性

老舍抗战戏剧在悲歌中又满含幽默与讽刺。老舍不仅塑造了诸如张自忠这样的历史英雄人物，其戏剧更多则以小人物为主角，描述芸芸众生在战争中的悲壮和苦难。这些普通人在民族危亡时刻都站立起来，成为民族的脊梁，老舍赞颂的就是这些普通民众，这也是老舍抗战戏剧人民性之所在。在小人物抗战含泪的微笑中，老舍也有对汉奸、发国难财的商人、麻木不仁的市民进行无情的讽刺。中外戏剧史上有人擅长悲剧，有人专注喜剧，而只有像莎士比亚这样极少数的戏剧家能对悲喜两种戏剧风格把握得游刃有余。刚登上戏剧创作舞台的老舍将悲壮与讽刺融入其惯有的幽默之中，达到一种交融。

老舍抗战戏剧中的悲喜因素并不是绝对的平衡。在《残雾》《面子问题》等戏剧中，形式化的喜剧因素比较突出，悲郁的情绪只是潜隐的基调；在《张自忠》《国家至上》《大地龙蛇》《王老虎》等戏剧中，悲壮和英雄的情绪唱了主角，喜剧因素往往零落在各幕和场次间；在《谁先到了重庆》《归去来兮》《桃李春风》等戏剧中悲喜剧因素都比较内敛而均衡。在民族危亡时期，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各种负担显得异常沉重。老舍毫不犹豫承担起这个责任，在抗战戏剧含泪的微笑中，激励人民在大时代中创造中国新的历史与文化。

5.新旧、中西与戏剧的现代性

中国戏剧在走向现代的历程中，有几个互相纠缠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剧作家，那就是如何处理新旧、中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新旧、古今似乎是一个纵向和历时性的问题，是一个文化进化论方面的问题；而中西之间似乎是横向和共时性的问题，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然而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间，西方往往又和新的等同，中国传统与旧的相关联。老舍从事话剧创作是在五四文学的基础之上，这对于传统戏剧来说是新的文学形式；话剧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文体，在中国发展中又面临一个中国本土化的问题。这样的新旧、中西问题是老舍和中国现代戏剧家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首先，老舍抗战戏剧深受传统艺术影响。老舍为了抗日的需要写了四部京剧：《新刺虎》《忠烈图》《薛三娘》《王家镇》。为了使前线军民易于观赏，这几部戏剧老舍都采取独幕剧，京剧人物的塑造、亮相、对白或唱词、舞台意识、舞台技巧对老舍后续话剧创作都有影响。抗战初期，老舍为了宣传，进行了大量曲艺、大鼓、坠子的创作，后来老舍自然将这些因素运用于戏剧创作之中。

其次，老舍对新旧、中西文艺的思考走向成熟。老舍在早期《文学概论讲义》从理论上系统地对新旧和中西文艺理论作了梳理，经过二十年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实践后，抗战时期老舍又回到理论，有了更高层次的体会和总结。老舍参与抗战文艺中“旧瓶装新酒”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并结合戏剧创作反复思考几个问题：老舍分析“民族形式”如何因抗战宣传的需要转为“民间形式”的同义语，老舍戏剧如何对民间形式进行实验和运用。老舍所理解的“民族形式”即“民间现在活着的东西”，它与新文艺存在一定距离，老舍试图弥合二者矛盾。老舍最后结论很明确：赞成仍沿用五四以来的文艺道路，但注意要自然，不能太欧化。老舍在概念混杂的论争中文艺思想逐渐成熟，排解了自抗战以来“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

最后，走向中西文化艺术的交融。重点分析《大地龙蛇》如何对中西各种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这个剧本如何将四支短歌、两个大合唱、六种舞蹈等中国歌舞与西方歌剧进行有效组织和编排。老舍戏剧歌舞融合具有现代主义色彩。西方戏剧在古希腊有合唱队，但后来戏剧与歌剧、舞剧开始严格区分，当时中国话剧也严格遵循这一界定。老舍这种大胆的尝试，具有艺术超前性，丰富了中国戏剧创作。老舍抗战戏剧中传统曲艺通俗化、大众化的审美特征与西方艺术形成了鲜明对照，而又有机结合，造就了老舍人民性的现代戏剧美学。

6.京味口语与欧化语言中和的现代化

老舍抗战戏剧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充满京味的幽默语言。老舍抗战时期的生活和戏剧创作都在重庆，但每部戏剧却充满“京味”。老舍戏剧中典型“京味”主要体现在风俗化，戏剧中人物对话和台词、叙述语言、场景说明到背景交代中的“京味”，老舍抗战戏剧语言除了浓郁的“京味”，老舍也特别注意语言的地方化和口语化。

老舍抗战话剧的语言有欧化的特点，除了直接的英文或英译词语，还有如下欧化特征：①名词前有较多修饰语。②存在一些夹注式的结构。③倒装句的运用。④句首有副词性的修饰语。老舍用京味地方语言，以及幽默口语来中和这些欧化语言。

老舍戏剧语言是现代化的。一方面，老舍抗战戏剧虽然写的都是日常生活，却无一例外是以抗战为背景，剧中人物形象和语言都是为反映时代政治意旨服务的，因而特别具有时代性。另一方面，老舍戏剧语言不仅有传统京味，更融入欧化语言而兼容民族性和世界性，形成开放的现代化语言系统。

7.多样叙事与舞台艺术互通的实验性

老舍抗战戏剧具有实验性。老舍最初在英国创作小说是抱着写着玩的心态，而抗战戏剧创作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的，正是这种心态使老舍抗战戏剧在艺术上具有实验性。他说“抗战以前，专写小说；近来亦试写诗歌与话剧；旨在学习，不论成败。”[14]老舍谈他自己创作第一部话剧《残雾》时说：

到写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岁了。在文字上，经过十多年的练习，多少熟练了一些；在生活经验上，也当然比从前更富裕了许多。仗着这两件工具——文字与生活经验——我就大胆地去尝试。我知道一定写不好，可是也知道害怕只足泄气，别无好处。同时，跟我初写小说一样，我并没有写成必须发表的野心，这就可以放胆去玩玩看了！不知对不对，我总以为“玩玩看”的态度比必定发表，必定成为杰作的态度来得更有趣一点，更谦恭一点，更有伸缩一点。[15]

老舍坦承已经有一定的话剧创作基础，但他更多是抱着一种写着“玩玩看”的态度。他在《读与写》中说：“我写剧本完全是学习的意思，将来我若出一本全集，或者不应把现在所写的剧本收入。”[16]老舍反复强调“我没有任何天才，但对文艺的各种形式都愿试一试。小说，试过了，没有什么好成绩。话剧，在抗战中才敢一试，全无是处”。[17]列举这么多老舍的自述可以看出，老舍是很谦虚的，但很多研究者据此认为老舍抗战戏剧多数不是很成功。有些研究者认为老舍抗战戏剧除了《国家至上》《残雾》等在艺术上较完整，其他多以小说笔法写话剧，舞台技巧还不成熟。[18]这些评论依据老舍自己的论述，也有一定道理。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老舍抗战戏剧的艺术价值，特别是这些戏剧中的艺术实验和探索精神更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老舍对戏剧有深刻的理解，他曾说过“过重技巧则文字容易枯窘，……我不愿意摹仿别人，而失去自己的长处”。[19]老舍不断试验，实际是想探索自己独有的戏剧艺术风格。

老舍戏剧实验性之一就是戏剧的去技巧化。老舍抛弃当时流行的“冲突论”创作手法，重情境而轻“冲突”。通常情节上忘记“打架”，而注重情境的集中性和完满性。老舍抗战戏剧弱化外在单一冲突，用众多小矛盾、小情境，以渐变代替激变来表现人物性格和心理内在冲突。

老舍戏剧实验性之二就是多样的叙事性。老舍确实从小说的叙事方面吸取了经验，但他也尝试了其他叙事方式，比如“图卷式”戏剧叙事，戏剧往往“多人多事”，其叙事如图画一样展现给观众。老舍叙事还多用穿插、正反对比、侧面烘托等手法来营造情境，与传统的“纯话剧文本”相比，显得更自然和生活化。凡此种种使得老舍抗战戏剧叙事美学具有现代主义倾向。

老舍戏剧实验性之三就是戏剧舞台叙事艺术的多样性。老舍在剧创作中经常警告自己：笔落在纸上，而心想着舞台。首先，老舍通常是以语言带动舞台，不同于传统的戏剧注重动作，老舍注重对话和叙事对舞台的推动；其次，老舍舞台艺术具有传统的写意和象征性；最后，老舍尝试交响乐式的舞台艺术。老舍在《归去来兮》《大地龙蛇》中综合传统曲艺、船歌、舞龙等构成一种多声部的舞台艺术。

在抗战期间，老舍这种大胆的尝试无疑具有艺术超前性和先锋性，并不被当时戏剧界的人能理解和接受，但老舍的这种艺术实验为最终形成“老舍式”戏剧风格奠定了基础，并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戏剧创作和美学风格。

四 研究思路和方法

老舍抗战戏剧研究的主要目标如下：（1）分析老舍戏剧抗战精神内涵。老舍如何从一个西方游学归来的精英作家，转向时代性和人民性的戏剧创作；（2）老舍抗战戏剧对家国情怀、民族团结，以及现代国家文化建构的思考；（3）老舍如何处理艺术如政治、宣传，以及市场之间的关系；（4）分析老舍抗战戏剧艺术的实验性，以及老舍戏剧美学思想，这对他后期创作有何影响。

我们研究的重点是老舍抗战戏剧的抗战文化精神。老舍抗战戏剧的精神内核就是时代性和人民性，这一精神贯穿于老舍抗战戏剧的思想和艺术。同时还要着重分析老舍的戏剧精神与时代、人民、政治、文化的关系。老舍如何从一个精英的小说家向人民艺术家转变，如何在完成政治任务和保持时代先进性时，保持文艺创作的独立性。

研究的难点是老舍抗战戏剧艺术的实验性问题。难点之一在于资料收集。特别是老舍抗战戏剧中一些舞台演出并不很成功，而在艺术上却有大胆创新的作品，当时很多评论还需整理；难点之二在于论述这些创新对于老舍后来戏剧创作的推动，以及对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意义。

要完成上述研究目标，需要从历时性角度，考察老舍由熟悉的小说转向戏剧创作的心理，在研究中特别注意结合文本分析老舍抗战戏剧思想和艺术的前后承接关系；从共时性角度，即从时代性与人民性出发，考察老舍抗战戏剧在家国、民族、文化、政治、宣传、市场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从实验性出发，分析老舍戏剧在传统与现代、新旧与中西、悲剧与喜剧之间的探索和融合，在语言、叙事和舞台艺术上的现代性实验和创新；从整体性角度，分析时代性、人民性和艺术实验性是贯穿老舍抗战戏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戏剧的美学特征。这样避免对老舍戏剧囿于就某一个时期进行探讨的“割裂式”研究，从而对老舍戏剧有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把握。

在研究中，注重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相结合，辅以文献实证来分析戏剧文本和台词。与此同时，要从广义的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个维度，细致剖析老舍的抗战戏剧。老舍抗战戏剧不仅是一个文学文本，也是一个历史的文本，更是一个时代社会的文本，从老舍抗战戏剧可以窥见抗战时期，个人、家庭、民族、国家，以及整个国家的文化精神面貌。也注意从老舍抗战戏剧分析抗战这个特殊情境下，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宣传，以及文学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老舍抗战戏剧的前后继承关系。考察老舍从早期小说创作到抗战戏剧的转变，以及抗战戏剧对老舍后期思想和创作的影响，避免作孤立静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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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3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2]从1979—2021年3月以“老舍”为主题搜索论文为8954篇，以“老舍小说”为主题搜索论文为2329篇，而老舍抗战戏剧研究论文明显较少。

[3]孔焕周：《论老舍抗战时期的话剧创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5期。

[4]关纪新：《“我的见解总是平凡”——前期老舍精神理路之再梳》,《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5]老舍：《大时代与写家》,《宇宙风》1937年12月1日第五十三期。

[6]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重庆《大公报》1940年7月7日“七七纪念特刊”。

[7]老舍：《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文化动员》1939年2月第一卷第三期。

[8]老舍：《大地龙蛇·序》，载《老舍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8页。

[9]老舍：《大地龙蛇·序》，载《老舍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8页。

[10]老舍：《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民意》1943年4月13日第十八期。

[11]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重庆《大公报》1940年7月7日“七七纪念特刊”。

[12]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重庆《大公报》1940年7月7日“七七纪念特刊”。

[13]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重庆《大公报》1940年7月7日“七七纪念特刊”。

[14]老舍：《致陈着锋——1941年4月》，载《老舍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15]老舍：《闲话我的七个话剧》,《抗战文艺》1942年11月15日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

[16]老舍：《读与写》,《文坛》1943年4月第二卷第一期。

[17]老舍：《致友人——1942年3月4日》，载《老舍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

[18]洪忠煌、克莹：《老舍话剧的艺术世界》，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19]老舍：《闲话我的七个话剧》,《抗战文艺》1942年11月15日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