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章 再/发现通布图

沙米尔·耶派

（Shamil Jeppie）

2001年11月，在庞大的南非代表团陪同下，姆贝基总统对马里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进行访问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和商界代表通常会下榻在东道国首都某家舒适体面的酒店，在开着空调的会议室里与同等级别的东道国官员进行会谈，然后结束访问。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是南非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地。这是一座沿着尼日尔河发展起来的非洲城市。只要旅游预算充裕，游客同样能在这座城市住上配套有空调和游泳池的高档酒店。这座城市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殖民深入到西非内陆的产物。在此之前，这座城市无足轻重。

我们无法从这座首都找到现代马里在继承数百年前国家形式的传统踪迹。至少在表面上，我们无法在炽热阳光下的喧嚣巴马科寻找到马里古老教育传统的踪迹。巴马科坑坑洼洼、尘土漫天的街道上挤满了锈迹斑斑、破旧老迈的车辆和灵活穿梭的电动车，偶尔能见到几辆四轮的汽车。街边临时的集市上交易的商品从进口的鲜亮的织物，各式各样的本地纺织品到各种鱼类产品。简易的房屋杂乱地向各个方向蔓延。如果这是这座隐藏和遗忘了古老传统的城市给人留下的物质感受，那么政府的教育与文化预算的不足也导致普通游客无法认可马里作为深厚的本土学术传统继承人的身份。不幸的是，南非代表团本可以追寻到城镇生活、国家建设和传统学术蛛丝马迹的地方也关门了。马里国家博物馆当时正在翻新，令人称赞的本地收藏都被打包运走了，而新的场馆也处在完工的最后阶段。新的场馆将会是一个苏丹风格的建筑，兼具现代主义的简约之风和本土的形式与色彩。新馆坐落在通往总统官邸的大道上。作为首都的最高建筑，同时也因其所承载的权力意义，总统官邸自然成为城市风景中的亮点。从字面意义上说，人们确实需要仰望这座建筑。这个象征着权力的建筑也许是早期国家形式的唯一遗存物。

只有在巴马科待了很长时间并且与当地人交上朋友之后，你才有机会接触依旧践行和推崇古老的阅读、书写和记忆传统的学生和伊斯兰隐士（marabout）[1]。这些隐士可能同时掌握了古奥的数字占卜学和几何学知识，并用所掌握的知识从事一些医学活动。他们可能也是苏菲派（Sufi）体系中的领导成员。人们依然可以从这座城市的贸易市场中找到此类知识传授所用的工具——使用了几个世纪的经典文本的手写本印刷版，抄写授课内容所用的干净木板，以及大量的念珠。这些念珠有些是用本地木材精心制作的，有些则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塑料制品。这些念珠并非为这些学生特别定制的，但是伊斯兰隐士和虔诚的学生总是会拥有一些，并且会在日常的法定仪式中使用。

传统的知识在其传承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各方对于如何解读这一遗产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地妥协与博弈。法国人来到此地，并在整个20世纪将他们的语言和世俗教育强加给当地人民。一些当地的精英欣然接受了这些，另一些人虽然接受了这些，但仍然保留了自己所受到的更为传统的阿拉伯—伊斯兰学派的影响。法国人也创立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伊斯兰高等学校。这些学校试图将阿拉伯语和法语教学法结合起来，牢牢处于法国的监管与控制之下。从1960年非洲独立年几年前，从中东地区归来的年轻学者人数稳步增加，他们对于本土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新理念。[2]关于学问和最适合马里人生活方式的论争并非那么显而易见。人们必须远离首都，来到北边的古代学问中心——杰内（Jenne）和塞古（Ségou），以及通布图和加奥（Gao）——才能够清晰目睹那些“前现代”的学问传统和督促人们成为有学识之人的教导的残余和遗迹。在那里学生围绕着老师坐在沙地之中，或是在夜晚的路灯之下阅读，或是日落之后聚集在老师家中，在木板上写着功课，或者一群男女学生嘈杂地背诵着刻在木板上的功课作业。这一切都让人颇为诧异。作为一整套的教育活动的通布图依旧活跃着，它根植于前殖民、殖民和后殖民的思想和规划之中。

一位总统带着随行代表团人员来到远离受访国首都750公里远的地方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举动。事实上，“到通布图去”这个短语在很多语言中都具有到一个无法抵达的或是遥远的地方的意思，这种修辞方式现在仍然很流行。因此将它放在行程规划中看上去就像是姆贝基总统任期中一个迟到的愚人节玩笑。就都市意义上的马里而言，或者说与巴马科相比，通布图就像是尘埃落定的一潭死水。当你在巴马科对人说你打算去通布图，人们茫然的表情和反应就是很好的印证。他们也许能够带你到那里去，但是动作并不十分麻利，你也会觉得自己的热情遭受了冷遇。巴马科很少有人会告诉你通布图有很多有趣的遗迹和稀罕的手工艺品。去通布图的旅途冗长而乏味。去往通布图每周有两个定期航班，并且是由外国机组提供服务的小型飞机执飞此航线。此外，只能乘坐老当益壮的越野车在崎岖的内陆地形中颠簸两天方能到达通布图。通布图与其他主要城镇之间没有正常可用的道路。当然，人们也可以采取水路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出发季节和地点，通常只需要2—5天就可以到达通布图。所以，如果您不辞辛劳来到通布图，那您要么是一位对非洲大陆人文地理多样性颇具热情的冒险家，要么是一位对非洲大陆游牧民族研究感兴趣的人类学家或是对非洲-阿拉伯书写感兴趣的历史研究者。要么您就是南非的总统先生。

南非总统在时任马里总统的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Alpha Oumar Konaré）的陪同下访问通布图。科纳雷现在是总部位于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的资深政治家。科纳雷是马里自1992年以来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其当选结束了穆萨·特拉奥雷（Mousa Traoré）自1968年掌权之后实施的长期统治。科纳雷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曾任文化部长。他的夫人阿达姆·巴·科纳雷（Madame Adamé Ba Konaré）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接待姆贝基的马里总统夫妇均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与历史相关的话题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姆贝基的行程中。马里总统夫妇邀请南非代表团访问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通布图古城也就成为意料之中的事。作为20世纪70年代曾经在巴马科高等教育机构任职的历史学家，他们一直很关心马里的前殖民时代的历史，关心当今的马里所占据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和社会。对他们而言，通布图是一座历史博物馆，是一座所有关心非洲历史的人们都应当熟知的活的档案馆。通布图也许地处偏僻，但在1591年马拉喀什（Marrakesh）的统治者入侵桑海（Songhay）帝国之前，它曾是一座学问中心城市。在此之后，它曾经再度复兴过，[3]以一座贸易和学术城市而闻名，吸引了遥远和广袤地区的人们来到这里交换货物与交流思想。掌握了电脑技术和法语的年轻人正打算离开这里前往巴马科以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尽管如此，这里仍然活跃着一些书写者以及他们的观众，或者是来访此地的商人，有时候是从遥远的地中海某个角落里赶来的外交家或者游客。这种现象在巴马科建立之前很早就存在了。作为国家首都，巴马科现在虽然是地区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但在这片广袤区域从前漫长的历史上，通布图才真正是这里的魅力所在。

通布图远离普通大路，外来者想去那里只能一路从马里中心城市长途跋涉到边缘地区。然而马里总统却更为关心国家的整体利益。在整个国家行政布局中排名第七位的通布图地区尤其需要中央政府的关注。这一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的旱灾期间和之后一段时间面临着日益增加的艰难处境。这也是萨赫勒（Sahel）一词后来成为干旱和荒凉之地和人道主义灾难同义词的由来。这些艰难处境也改变了当地的群落。1990年爆发的骚乱持续到了1996年，直到科纳雷政府时期的一纸协议最终为这一地区带来了和平。生活在与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接壤的广大区域的人普遍认为这一地区是被有意识地忽略了。20世纪90年代的骚乱采取了一种地域性的民族/语言学意义上的塔玛舍克（Tamasheq）和摩尔（Moor）民族主义的形式。[4]通布图虽然处在冲突地区的边缘，但也实实在在受到了影响。这座原本昏沉欲睡的城市成为抗议游行和政治动乱的场所。随着和平协议的签署，小镇的北边也修筑起了一座和平纪念碑。尽管通布图的居民已经习惯了游客的来来往往，但是南非国事访问毕竟非同寻常，以至于整个小镇都关注着南非领导人的来访。当然，这也是姆贝基和他率领的庞大南非代表团首次到访通布图。

南非自古以来深受大陆北邻的影响。种族隔离的教育和政治将南非人与非洲大陆的其他民族隔离开了。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汉堡、特拉维夫和纽约被南非人视为更为重要的政治与文化联系所在。南非北边广大的非洲区域被视为是可以忽视和搁置的地方。在他们看来，这一地区并没有产生过什么具有美学价值的事物，或明或暗地认为，这里未曾产生过任何伟大的艺术或者文学作品。1994年新南非诞生后，后种族隔离时代则将一部分精力投注于重新引导媒体和知识分子的关注重心。引导教育和文化机构重新认识非洲大陆（乃至整个南方国家），将其看作一个具有团结协作可能性的大陆，而非一带而过的苦难之地。

并非许多国家领导人会去通布图，即使是非洲领导人，即使他们去马里访问。这一点可以理解。当然，兄弟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曾在这里住过帐篷。穆加贝到访之后，曾有传言说德国和法国总统都在计划访问这一地区。事实上，通布图也确实接待过一些政治人物。

至少自北非伟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53年到访之后，这座小镇就迎接过不少知名访客。[5]白图泰离开自己的祖国，穿越撒哈拉，在非洲大陆游历多年，其足迹甚至远及中国。通布图成为像白图泰这样的旅行家的目的地。这些旅行家不停地旅行和探索，找寻全新的人类经历和挑战让他们感觉活力四射。为了体验新事物，他们愿意走到世界的尽头去向那里的人们学习。他们享受旅行的过程和一路走来的经历。这座小镇同时也给很多其他知名旅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安达卢西亚移民、作家和外交家哈桑·瓦赞（al-Hasan al-Wazzan），又名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他于1526年接受菲斯（Fez）苏丹的外交任务到访了通布图。[6]尽管到16世纪时，在葡萄牙语和英语国家的想象之中，通布图已经成为深藏在非洲腹地的拥有大量财富的一座城市，欧洲的探险家直到19世纪才到达这座他们想象中的神秘城市。他们竞相成为第一个到达通布图的欧洲人，其中就包括海因里希·巴尔特（Heinrich Barth）。他于1853年到达这座小镇，并且留下了对这座小镇和沿途人们生活的重要观察和记录。[7]

因此可以说，穆加贝总统在千禧年之初到访通布图只是这座小镇以其近乎神话般的魅力吸引旅行者的漫长历史中的一部分。对于许多人而言，想象中的满城黄金是这座城市的吸引力所在。一些人是被城中的书籍和博学之士所吸引，一些人带着崇高的目的来到这里：他们希望向他们在城中遇见的人们请教、与他们交流；另一些人则是为征服者做些前哨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大都市，带着分享与探索的渴望来到此地，一些人则是为殖民活动做前期调查，将相关信息反馈给北方邻国工业化城市中的资助人。

马里的首都，繁荣发展的现代城市巴马科。几乎看不出这个国家辉煌的古代文化遗产的痕迹。

这座位于沙漠边缘的泥砖古城市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东西。不同人群曾在这座古城生活了几个世纪，定居点在不断扩大，这本身就是值得深入这些居民中间去探寻的一个问题。同时，通布图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也成为西北非知名的学问中心，并且在开罗和麦加的学术圈中颇有声名。白图泰之后的各类旅行者都观察到了通布图作为区域阅读和书写中心的象征地位。巴尔特在这里定居了一段时间，期间与当地的学者交往颇多。即使是在区域布局中，通布图都算是偏远的，但其在贸易和学术中的地位保证了它与该地区其他地方的交流。他们互相交换食盐、奴隶、黄金和其他商品。书籍也是区域流通的产品之一，专业的诵读者和撰写者、纸张和抄写者，以及原版与复制版的书籍都在通布图和周边城市之间传递着。

通布图的泥砖建筑。它们建在几百年前的地基上。

在2001年访问通布图期间，艾哈迈德·巴巴研究所（Ahmed Baba Institute）珍藏的古代手稿被介绍给了南非总统。杂乱的建筑分布在通往镇中心道路的周围，看上去它们似乎试图被建成为一座院落。那个学术世界最为重要的踪迹可以在这些建筑中找到，而通布图曾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人们很容易忽视它们。它们甚至无法吸引那些走进这些建筑的人们。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人们停驻脚步，或者徘徊于那些纸张和墨迹，精巧的束书皮革以及其他古老遗存物之前。展览区只有摆放在两张小桌子上的几只装满文稿的玻璃柜。那些文稿相互堆叠在一起，最上方是一张打印的纸张，上面写有介绍这些文稿的文字说明，包括文稿名称、作者、时期等等。这个展览似乎是仓促间摆好的，但展出的东西非常不错。它们只是这座研究所珍藏的物质财富中的九牛一毛。而且都是鲜活的知识传统的重要文件。但是展示它们的方式有些漫不经心。难怪很多到访通布图的游客和大多数旅游手册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研究所的重要性。

艾哈迈德·巴巴研究所是1970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下建立的，旨在收集和保存这一地区的文字遗产。研究所建立之际，人们正处于兴奋时期，因为他们意识到有可能使用非洲最新发现的资料来书写新的非洲历史。当时人们致力于收集书面和口头的资料，新一代的非洲历史学家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资料。[8]正如其他非洲知识分子和他那一代反抗运动的领军人物一样，姆贝基总统一直对非洲和世界史有着强烈兴趣，因此也自然知晓通布图的遗产。但是这些代表着通布图漫长、复杂而又迷人学术传统的手稿对南非总统而言也是一种启示。通布图手稿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非洲文字遗产相对而言仍然知名度不高，只有一小部分对非洲收藏和图书馆事务感兴趣的学者和专业人士知晓这些东西。本书收录了一些关心这份遗产的知名学者的文章。就非洲大陆本身而言，除了生产和流通这些手稿的那些族群，大部分人都对这些前欧洲阅读和书写传统知之甚少。

南非总统姆贝基2001年的马里之行尚未引起媒体过多关注，他到访通布图更是罕有报道，我们很难找到姆贝基此行的相关图片资料。他走进拥挤仄陋的展览室，或者凝视玻璃柜，或者聆听对于手稿内容和作者介绍的翻译，即使是这些场景资料我们都无从获得。南非代表团首次到访通布图的珍贵影像报道太少了，这是否也反映了马里这个偏僻而贫穷的国家，或者通布图这个神秘的子虚乌有之地在媒体世界有多少重要性呢？但是自那以后，通布图在新闻报道中的存在感有所改变，这主要是因为媒体已经无法视而不见南非与马里两国发布的联合声明，以及通布图的新档案馆筹款计划开始实施。

姆贝基总统向马里方面表示，南非将帮助马里政府保藏通布图艾哈迈德·巴巴研究所数以千计的手稿资料。手稿资料的数量将近20000份，但是贮藏保存设施和管理资料人员不足。展览室看上去还算井井有条，但是贮藏室混乱破旧，相关设备陈旧落后。

通布图远离马里首都，中央政府有迫在眉睫的事务需要应对。这些文本大多数是另一个学术时代的产物，在政府的财政支出列表上排在后面。人们需要在干净用水和卫生状况与保藏和展示落满尘埃的古老书籍之间做出选择，科纳雷也只能如此告知南非总统。但是，中央政府一直尽量拨出一部分资源来维持通布图档案馆的基本运行，包括必要的电力、档案馆安保系统以及基本管理团队。马里政府也一直在为欧美捐赠机构提供便利，以保证通布图不至于湮没。各种家庭藏品也逐渐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这些家庭中的代表也为保存他们家族的遗产做出了个人努力。（见本书收录的私人图书馆所有者代表的相关章节）

通布图坐落于尼日尔河向北流入沙漠南缘之处，因此是一个“骆驼遇到独木船”的地方。至少早至17世纪开始，通布图就是西非和北非之间一个重要的港口了。

然而，通布图手稿的保藏显然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技能培训。就当代的保藏标准而言，保藏日渐退化的古老纸张的需求与目前所能付诸保护这些珍品的努力之间存在着巨大而且日益扩大的差距。

南非总统从非洲大陆的南端到访尼日尔河畔的这座萨赫勒小镇，并且承诺提供帮助，这是姆贝基践行“非洲复兴”的一种方式。1996年时任南非副总统的他发表了著名的《我是一位非洲人》的演讲。1998年他召集众多非洲知识分子召开了一次以非洲复兴为主题的会议。他意识到了非洲大陆面临的挑战，认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在开拓复杂的“非洲认同”的同时，坚决地以一个非洲人的身份为这块大陆的利益而奋斗。[9]尽管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非洲并不是一个失败的大陆，需要牢牢抓住从内部变革这块大陆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是对所谓的“非洲悲观主义”的直接反驳。非洲悲观主义者认为非洲正处在一条前所未有的经济与政治衰落的道路上。姆贝基的观点是，非洲大陆的振兴当然是必须的，要想改变非洲的现状，需要非洲人在地区乃至整个大陆层面进行协调和交流。在增强非洲力量上，学术和文化交流与政治和经济协作一样重要。正是在这一旨在复兴非洲大陆的高瞻远瞩的承诺下，南非启动了一项关于保存马里手稿遗产的计划。这一计划在南非总统回国之后立即开始实施。南非艺术与文化部派出的一支代表团对艾哈迈德·巴巴研究所的档案、保藏和研究情况进行了评估。该研究所也被称为CEDRAB（艾哈迈德·巴巴文献与研究中心），2001年改名为IHERI-AB（艾哈迈德·巴巴伊斯兰高等调查研究所）。

由南非艺术与文化部派出的专家“技术团队”——官方文字这样说——在南非总统马里之行结束后的两个礼拜，也就是2001年12月初出发来到马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就通布图需要做哪些实际工作、南非能提供什么帮助向总统和艺术与文化部提供建议。他们在巴马科接触了相关负责人，调查了艾哈迈德·巴巴文献与研究中心的建设情况。[10]与姆贝基总统的承诺相比，这支团队需要敲定在通布图开启项目的相关细节问题。南非当时在巴马科并没有官方代表，大使馆在2004年才开设，因此这个调查小组没有受到任何官方欢迎仪式，没有自己的车辆，下榻的酒店也十分简陋。当时从南非到马里需要经停巴黎，因此这些小组成员经过长途旅行才到达巴马科，疲惫不堪。他们本应在塞努福（Senufo）机场等到一位迎接他们的马里官员，结果却乘载出租车自己去了通布图，不但需要与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还得自己找旅馆。马里官员们没有料想到南非在姆贝基总统结束访问之后很快就派来了工作组。

第二天工作组专家们逐个拜访了马里的相关部门，最后他们意识到与他们对接工作的是教育部而非文化部。马里政府官员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这群声称为落实姆贝基总统提供援助承诺而来的南非人。从他们抵达巴马科到奔波两天来到通布图，两名行动缓慢的警察就陪同着，一直到他们在当地人庆祝斋月结束的那天早晨离开为止。这支队伍的整个行程可谓一场“冒险之旅”，而不是他们南非同事两个礼拜之前所能享受到的那种省事的外交之旅。这是一种更为艰辛地再认识通布图的方式，他们更像是以低预算背包旅行的学生，而不是习惯了空调会议室和租赁飞机的政府官员。

工作组的建议仍然充满了激情，尽管他们提出建议的行文风格有点官僚主义。此后又有多次旅行和冗长的会议来确定项目的细节，同时他们也向政府提交了数次报告，督促采取更为迫切的措施。工作最终在马里开展了起来。艾哈迈德·巴巴文献与研究中心提名年轻人去南非国家档案馆接受培训，作为整个项目引擎的保藏工作室逐渐恢复了运转。有时候培训也在研究所举行，南非的培训人员每年都会来通布图对相关人员进行为期两周的培训。保藏工作在一部分通布图年轻人心目中成为令人兴奋的职业。

在南非组建的一支“建筑小组”和马里的专家一起完成了通布图新的档案中心的设计工作。后来，从现存手稿中选取一部分进行数字化复制也得到许可。南非总统府部长埃索普·帕哈德（Essop Pahad）一直在督促这个涉及各方的项目，保证它处于正确轨道运转。更为重要的是，这样财政宽裕的南非政府才愿意在这一项目上慷慨解囊。在通布图，人们对于南非人的态度已经从欢迎一位重要国家总统的光临逐渐发展到欢迎各种背景的南非人到访。他们首先欢迎与项目相关的南非人，然后是对通布图有所了解者，包括那些后勤人员——该项目让通布图的知名度日益提升，后勤人员为到访者提供服务。小镇中那些等待着游客的小商贩凭借着语言天赋很快就从新游客那里学会了南非官方语言、豪萨语或是其他南非表达方式。这样一来，他们兜售自己商品就容易多了。

艾哈迈德·巴巴（1556—1627）是这片土地的骄傲之子。当那些参与项目者越是深入了解这座以他的名义建立的档案馆中收藏的丰富资料，就越是频繁地提及他的名字。同样，人们在推进这项旨在保存非洲遗产的事业时，或者目睹这些非洲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人类最重要的文献遗产名录时，也总会想起他的名字。[11]巴巴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一生写过超过50部作品，其中的23部流传至今。他的Nayl al-ibtihaj bi-tatriz al-dibaj 一书是记载那个时代顶尖学者的传记辞典。[12]书中记载了大约800位学者，其中就包括他的老师穆罕默德·旺亚里·巴哈约霍（Muhammad al-Wangari Baghayoho）。巴巴给通布图留下了浓重的学术印记，时至今日其遗产依旧被人们铭记，不断地被人们提起。在通布图和其他地方可以找到很多他的作品复本。[13]

正如巴巴的名字作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被时常提及一样，“手稿”一词也承载着某种神奇的东西，就好像是其本身就包含着某种非凡的特质。[14]有时候我们也常见媒体上有一些夸张之辞或者描述不当之语，例如把这些收藏称之为“古卷”或者包含着“非洲昔日秘密”。就好像这些推定存在的秘密会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或者非洲的过去只有这一种存在形式。在谈到档案中那些仍然少有人研究的天文学和星相学文本时，或者是涉及数理占卜相关的物品时，这种论调尤为明显。在一个寻求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替代物的“新时代”，讽刺的是，很容易将他人生活方式——思想、价值或者实践物质化，不管是安第斯人，通布图人，卡鲁人还是西藏人。从这些人群的生活方式中找到的东西都可以打造为商品而兜售。幸运的是，这类“新时代”利用通布图遗产的方式目前并不多见。但是某种意义上而言那些夸张的话语和关于通布图“秘密”的说法不啻于一种头脑发热式的兴奋。这是一种试图发现和揭露非洲的书写传统，并将其与非洲口述传统进行比较的兴奋，常被认为是非洲历史记忆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也反映了一个国家从无人问津到发现超越了自身国界所能代表的那种丰富与多样的文化。

这些手稿被称为“古老”是因为其中的不少是几百年前制作的，但并不是公元900年或者是1200年之前的物品。事实上，游客们看到的最早物品是13世纪的一部《古兰经》。这些“古老”资料大多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拿起它们进行收藏处理或者数字化都成问题。数字化或者进行研究的资料仅限于那些年代比较近的资料——18世纪、19世纪或者是20世纪殖民时期。

确定这些手稿的年代和作者的项目被称为通布图手稿计划，是开普敦大学研究项目的最主要挑战，这主要是因为很多作品未注明日期或者署名。目前所研究的手稿很多都没有作者、出处和创作时间相关信息。这很有可能与作者所处的环境本身的秘密性有关。包括路易斯·布伦纳（Louis Brenner）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苏菲派或神秘主义对前殖民时代的教育方式的深刻影响，这种教育方式并不重视个性、个人的世俗成就和认可。学者的工作就是传递各种学科现有的知识和深奥的学问。知识并非源自单个作家而是源于超越个体的神圣存在，或者是安拉。[15]考虑到各种苏菲派在这一地区的广泛影响，这种观点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手稿中关于法律的部分包含了论争和个人观点，也包含着学者群体内部的批评和抨击声音。因此学者间心照不宣的共识状态并不常见。是否在某些书写领域中存在着隐藏作者身份的更大努力，而在另一些领域中作者需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否存在着逐渐从匿名到署名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究，但这一地区似乎并不存在自主的创作主体（现代早期的欧洲已经存在这一观念，并且不只是一个学术的属性）。所有学术产品都是“匿名写作文化”产物的观念在当地并不流行。[16]在复制和收藏手稿的事情上也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作者——抄写者——收藏者”情结形成了通布图的“抄写文化”。

艾哈迈德·巴巴研究所的官员和阿卜杜勒·卡德尔·海达拉（Abdel Kader Haidara）慷慨地提供协助以便利人们研究档案馆中收藏的大批资料。海达拉管理着他家族的手稿收藏，也是类似私人图书馆联盟的协调人。目前只有两套目录方便人们研究使用，作为一个研究的入手资料，这些有用的目录存在一些局限和问题。[17]目录对艾哈迈德·巴巴研究所和海达拉档案馆的资料并未完全编目，同时存在着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问题——没有准确记录手稿的作者和年代。如果没有文件介绍档案馆收藏的资料的相关信息，只靠自己在成堆的手稿中翻找会是一件令人气馁的事情，因此存件目录很有帮助。不过目录上列出的将近16000个条目，依旧令人生畏和感到窒息。[18]而藏在其他私人图书馆里的数以万计的物品目前甚至没有相关的编目计划。深信保藏计划应该与研究计划同时进行，我们不得不立即确定研究计划的相关选题。再一次与马里学者以及研究领域内的其他知名学者，包括约翰·汉维克（John Hunwick）进行协作是唯一的方法。艾哈迈德·巴巴研究所前所长马哈茂德·邹博博士以及其他在通布图的同事从一开始就乐于对我们的工作提供帮助和支持。他们之中一些人的文章也收录在本文集中。

尽管南非和马里的这一合作项目主要关注通布图手稿，实际上除保存非洲历史城镇这一珍贵的手稿资料外，两国的合作还有其他目的。对于南非和马里政府来说，这一项目对非洲整个大陆、全球乃至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两个相隔千里的非洲国家在同一个文化项目上协同合作，双方政府官员和国民在操作和后勤保障方面结成了深厚的同志情谊。这种协作并不是在国际机构、国际协会或者欧洲力量的斡旋下形成的，而是出于共同的使命感。这种协作并不是谁强加的，而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协作中也伴随着一些寻常的甚至很滑稽的误解。参与者的脾性各异，并且需要跨越距离、官僚体制乃至语言的障碍，出现这些误解也就难以避免。更为重要的是，研究的领域还是这样一个被人们强烈低估的文学遗产，事实上这一遗产是一个更为广阔的非洲大陆的创造力遗产，尤其是非洲书写传统的象征。当然，这一点与通布图在全球流行文化中被付诸的形象正好相反，在流行文化中通布图是一个最为遥远的和难以触及的地方。通过包括这一项目在内的诸多项目所带来的国际关注，至少在南非的语境之中，通布图可以成为收藏大量书写材料场所的象征。通布图是一个保存有纸张和书籍的地方，断然不是什么“乌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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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布图一直是旅行文学的主题，它的“神秘”吸引着读者。[19]通布图成为遥远和神秘之地的同义词并非偶然。这向我们表明非洲思想在古代是如何被来自地中海另一边和红海地区的作家呈现在这块大陆的话语体系中。无知和偏见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被转化成了经验事实和哲学原则，但欧洲公司和军队开始向非洲渗透时，思想成为有力的支持工具，从而造就了现代的那些对于非洲的偏见。流行的对于这块大陆的表述反映了无知和傲慢，并且一些有名的欧洲思想家继续发展了此类表述，至今影响着世界上一些著名思想家在道德哲学和美学问题上提出了精妙的话语，但是在非洲这一话题上，他们重弹了那些缺乏学术性和令人厌恶的老调。至今仍然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就曾经写道“在白色人种中人性达到了至善至美……尼格罗人种是低级的，而美洲的一些民族则是最低级的。”[20]与此相类似，黑格尔（1770—1831）曾恶劣地认为非洲是一块没有历史的大陆。他写道：“非洲并非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没有值得提及的运动和发展。”[21]

对于非洲大陆的这类观点有着长久和持续的影响，也塑造了关于征服和统治的话语。欧洲的殖民计划中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包含着对非洲历史和主体性的否定，包括对非洲文化、社会价值和实践的否定。正如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所写：

……殖民主义并非简单地将自己的规则强加在被征服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殖民主义并不满足于仅仅控制被殖民地的人民和对当地人进行愚民教育。通过一种变态的逻辑，殖民主义的目光转向了被压迫民族的过去，扭曲、丑化乃至摧毁他们的历史。[22]

因此，20世纪殖民统治者认为非洲的历史始于白人的到来，不论这些白人从何处踏足这块大陆。在白人踏足非洲之前和之时非洲大陆发生的一切都成为了被嘲弄、否定和诋毁的对象。仅仅只有非洲的伟大建筑和艺术作品避免了这种遭遇。这些建筑与艺术作品虽然被认可和保存了下来，但是它们被认为是由非洲大陆之外的民族所创造的。本土的聪明才智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通布图的非洲书写遗产也普遍被认为是非洲大陆之外的“阿拉伯人”创造的。

通布图在欧洲对非洲大陆的想象中扮演着源远流长的角色。在传统的殖民逻辑下，与西非和通布图相关的不过是严峻的地形、几个尚武的民族、流行的奴隶制以及生产活动的低效，等等。因此非洲土著想要进入文明社会只有首先臣服于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样一来他们才有机会被当作人类而平等对待。

在整个殖民主义时期，这种内含着种族主义的观念弥漫于欧洲和殖民地教授的历史课程中。这样一来，西非法国殖民地学校的学生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

然而，殖民时期的影响并不容易被否认，例如，罔顾殖民教育的影响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需要的。没有任何一个经历了殖民主义的非洲国家能够忽视或是洗雪干净它的影响和烙印。这一点既适用于带有法国烙印的马里，也适用于为荷兰人和英国人所征服的南非。阿达姆·巴·科纳雷对马里的观察和评论很贴切，她写到：“马里的，事实上整个非洲的历史编写，都不能撇开殖民统治去理解。殖民统治塑造了它们，与殖民统治的关系也定义了它们。”[23]

南非的历史教育也未能避免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2002年，时任南非教育部长卡德尔·阿斯马尔（Kader Asmal）着手对南非学校所教授的课程进行大范围检查，历史和考古学专家组发现授课中对于非洲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个问题采用了“极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课程中通常将非洲视为是迟钝的，并且是在殖民统治带来的欧洲影响背景下探讨世界中的非洲地位。[24]

诸如南非在历史课程上所做的努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南非在通布图的整个计划，包括建立相关机构、保存和研究工作，都是南非重新定位自己为非洲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努力。因此，通布图项目表明了非洲大陆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学术和学问场所。通布图是一座有着长达千年历史的重要学问中心，其学术成就在16世纪达到了高峰。这一学术之城的很多作品保留至今。其中一些是原版著作，另一些则是过去几百年间制作完成的复本。这些地方也通过学术活动和商贸路线与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学问中心保持着联系。因此，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在16世纪的时候写道：“通布图有很多国王花大价钱请来的法官、学者和祭司。来自巴巴里（Barbary）的手抄书籍在这里销售。这些书籍比其他商品利润更高。”[25]

撒哈拉地区还有其他学问之城，尽管在近期通布图成为非洲文化活动的一个符号。很多学者长期待在通布图，或者他们的作品在当地流传。除此之外，通布图所受到的关注也使得包括杰内（Jenne）和塞古（Ségou）在内的一些马里城镇的人们热情高涨。他们意识到保藏这些手稿并非只有把它们交给外国收藏者一条路。于是国内启动了一系列新项目，旨在收集和保存马里不同地区的纸质文献。在过去的五年里，研究者在通布图见到了很多新的家庭收藏资料。

非洲的其他地方，例如埃塞俄比亚也曾有过繁荣的阅读、文字和知识生产中心。[26]整个非洲大陆的北方地区，从撒哈拉，沿着从塞内加尔到埃塞俄比亚的整个苏丹非洲地区，再到远至莫桑比克北部的东非海岸，都可以见到数量惊人的体现非洲人阅读与书写活动的丰富资料，这些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一个千年最初几个世纪的资料，清晰地表明非洲多种多样的语言在高水平的学术工作中的成熟运用，体现了非洲人用复杂形式表达自己的能力，以及非洲过去几个世纪的学术水平。自从书写出现在非洲大陆之后，知识和学术的天赋就成为非洲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在非洲历史的编纂方面，尝试编写非洲的学术史总是会遇到这样的诘难，即非洲只有口述史传统。这种历史的谎言应当被抛弃！除为关心征服、奴隶制及其他问题的历史学家提供资料外，通布图图书馆的资料还从各个方面表明这一地区有学识的精英们对于知识的追求。新编写的历史毫无疑问将改正迄今为止最为非洲研究所忽视的那部分，包括欧洲殖民统治之前这片大陆上的文字遗产。研究这些手稿的学者是世界范围内这一领域中的专家，他们必须直面非洲历史中令人不快的这一部分。这些手稿是重要的历史信息储藏室，能够反映这一地区乃至更广区域生活的方方面面。

通布图及其周边地区保存的大量手稿和文献打破了非洲是一个遥远神秘而又缺乏历史和读写传统地区的说法。此外，通布图是一座仍然有待分析和详细整理的信息矿藏，而信息是历史书写的基本材料。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非洲大陆对人类毫无影响，没有任何历史，甚至断言学术史将会是非洲历史学家无法有所建树的领域。面对着像通布图这样的信息宝藏，那些将整个非洲大陆贬得一文不值的历史学家的观点将无法再获得支持。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历史学家和接近政治权力中心的女性，阿达姆·巴·科纳雷批评了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写作中历史叙述权力的滥用。她和许多熟悉非洲历史和遗产的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远见卓识。他们提醒人们防止任何新形式的民族主义的正统信条，或者是建立在通布图手稿知识体系之上的“本土主义”学术计划，或者是其他主张在非洲或者移民社群中重建非洲过去的倡议。她提醒我们，马里的后殖民历史书写以其狭隘、未经批判和反思的民族主义历史取代了殖民地时期的民族主义历史。她认为“历史学家中了他人设好的陷阱”。马里的问题是将自己紧紧地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历史纠缠在了一起：

从上至下的没有细微差别的官方历史在非洲大陆变成了一种牢笼，谁也不能公开修正这一历史，甚至私底下也不可以。涉及到英雄人物时，批评会被视为一种冒犯，甚至被视为对过去战争英雄的一种亵渎。这种问题在马里更为复杂，因为英雄们的后人至今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以书写马里的客观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些英雄后代精心守护着他们家族的遗产，对于祖先的荣誉颇为敏感。[27]

在推动南非参与通布图遗产保护这一项目的过程中，马里前第一夫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参与通布图手稿传统研究工作的马里和南非人都应当聆听她的这些话。实际上，参与遗产研究和历史书写相关工作的马里人和南非人都应当留意阿达姆·巴·科纳雷女士的这些话。上述引文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细微差别”。因为在试图研究这块大陆过去和现在任何方面都需要关注“细微差别”。尽管这一项目无疑是在高层推动下设立的——两位总统当面对这一倡议达成共识——这并不意味着关于通布图的历史叙述也需要从上至下的指示。我们希望本书收录的文章只是这一项目众多出版成果中的第一部分，同时希望这些文章并非是官方历史的一部分，而是向读者呈现一些“细微差别”。这些“细微差别”正是阿达姆·巴·科纳雷女士认为的，非洲的历史书写所缺少和所缺憾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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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伊斯兰隐士（marabout）是指宗教老师或者精神导师，该词源自阿拉伯语murabit。

[2] 见Brenner （2001：esp.Chapters 1 & 2）和Bouwman（2005：Chapters 2 & 3）.

[3] 参见Hunwick（1999：introduction）。

[4] 关于这一点参见Lecocq （2002）。

[5] 关于这些到访者的节选记录见Mackintosh-Smith（2002：Chapter 18）。

[6] Africanus （1738）；另参见Davis（2006：Chapter 1）。

[7] Barth（1857）.

[8] 参见Unesco（2003）。

[9] 副总统1996年5月8日在宪法大会上就实行1996年新宪法发表的演讲，《宪法大会辩论集》，第三卷（1996年3月29日至10月11日）。《我是一位非洲人》这篇演讲似乎受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创始人皮克斯雷·卡·西蒙的影响。《非洲的重生》是一篇发表在皇家非洲学会期刊（1905—1906）上的演讲辞，参见Mbeki（1998）。

[10] 这支团队是由滕巴·沃卡舍（Themba Wakashe）先生领导，组成人员包括格雷厄姆·多米尼（Graharn Doming）博士，道威·德里福德（Douwe Drijfhout）先生，亚历克西奥·莫茨（Alexio Motsi）先生以及作者本人。

[11] 见www.unesco.org/webworld/mdm/register.

[12] Baba（2000）.

[13] 见马哈茂德·邹博（Mahmoud Zouber）所著艾哈迈德·巴巴的传记（Biography of Ahmad Baba）（1977）。

[14] “Manuscript”一词源于后经典时代的拉丁语“manuscriptus”，意为“手写的”。“manu”是手的意思，“scriptus”是写的意思。“Manuscript”一词从16世纪早期以来就在欧洲语言中使用。关于该词的一个定义是“手写的一本书、一份文件，等等，尤其是指印刷术在某个国家广泛使用之前手写的书、文件等；或者是指古代文献的手抄本”。（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15] 见Brenner（2001）.

[16] “匿名写作文化”这一说法源自罗伯特·奥尔特（Robert Alter）2007年7月1日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发表的《委员会说》（Committee speak）一文。

[17] Ahmed Baba Institute（1995—98）；Mamma Haidara Library（2000）.

[18] 我必须提提非常宝贵的Hunwick和O’Fahey图书录（2003），该目录涉及内容很广泛。

[19] 新近的文章包括Salak（2004）和Freemantle（2005）。

[20] Kant（1802：15）.

[21] Hegel（1872：95-103）.

[22] Fanon（1963：210）.

[23] Konaré（2000：15-22）.

[24] DoE（2003：44-45）.

[25] Africanus（1738）.

[26] Tamrat（1972）.

[27] Konaré（20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