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朝国力由盛转衰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与之密切联系并建立其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探讨清朝国力的由盛转衰，首先要分析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

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业是封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生产方式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土地所有制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地制度的核心。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它同劳动的结合是以不平等的分配为前提，占人口少数的地主拥有绝大部分土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少量土地。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正因如此，封建社会秩序的有序或混乱从根本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

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先后出现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永乐盛世”，它们多发生在王朝的中前期，这主要得益于以下两点。第一，王朝新立，土地分配相对合理，人民安居乐业；第二，统治者体恤民情，励精图治，政治清明，政策开明。然而，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大治之后常有大乱。公元21年，西汉末年爆发绿林赤眉起义；184年，东汉末年爆发黄巾起义；878年，唐朝末年爆发黄巢起义；1629年，明朝末年爆发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在每一次大乱之后，许多人被杀，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人口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这引起了民生之艰辛，而艰辛又引发了盗匪和起义，这些致乱的状况通常伴随着治理不力、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随后便出现一段混乱时期，在混乱中人口再一次大减，直到（从理论上来说）土地和人民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此后便出现一段和平安定的时期，标志着新一轮循环的开端。总之，由乱到治和由治到乱乃是保持社会平衡的自然方式，中国人从远古时起就一直听凭这一程序的支配。”[3]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历史之自然演进”理论，显然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人口增长固然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但不是民生艰辛的根源。

自然经济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造成民生艰辛的根本原因，自然经济生产力水平低，封建土地所有制引发土地兼并，即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地主阶级的手中。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不能避免的顽疾，是封建王朝后期的突出表现，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西欧封授世袭的庄园经济、印度的农村公社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构造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买卖。”[4]皇室、贵族、官僚、地主作为统治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土地，运用各种的手段用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让拥有土地的农民变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沦为佃农。佃农和自耕农一起，耕耘劳作，组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5]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却长期难以突破封建制度。“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由乱到治，由治到乱，这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

进入17世纪，明末爆发内乱，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满洲贵族“八旗”铁骑横扫南北，“扬州十日”斑斑血迹，嘉定屠城，无数人死于非命。清王朝建立在兵燹的余烬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错重叠，连年的战乱使得中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有大量的荒地可供开垦。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清朝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编撰《康熙字典》《四库全书》，收复台湾，抗击沙俄，促进和巩固了大一统局面，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史称“康乾盛世”亦称“康雍乾盛世”。“康乾盛世”促使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尽管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但耕地面积增加与人口数量增长相比严重“不足”。清朝人口数量在1660年（顺治十七年）约0.5亿，到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约1亿，到1795年（乾隆六十年）约3亿，到1840年（道光二十年）约4亿。清朝耕地面积却没有相应增加，1661年约5.49亿亩耕地，到1812年约7.91亿亩。由此可见，1660—1812年，中国人口数量增长了5倍以上，但耕地面积只增加了不到50%。人口等比增长，土地等差增加，这种差异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急剧下降。1812—1833年，由于自然灾害因素，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负增长，从7.91亿亩减少到7.37亿亩，而人口却从3.61亿增长到了3.98亿，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1.86亩。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口增长与土地、粮食之间的矛盾问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乾隆、嘉庆时期的诗人洪亮吉在《治平篇》中，“以一家计之”进行了深刻论述：“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6]小到家庭，大到国家，人口增长与土地、粮食之间的紧张形势是相似的。

清朝中后期，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用经济的或者非经济的手段造成了土地兼并，耕地高度集中。乾隆年间，直隶怀柔县郝氏有“膏腴万顷”。时人上奏指出，良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道光年间，直隶总督琦善有耕地2万余顷，至于占地几千亩的地主，为数更多。农民土地拥有量不断减少，负担日益加重，当小块耕地的产出不能维持生活所需时，农民往往会卖掉耕地而成为地主的佃户。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流入城市，充当挑夫、码头装卸工或水手；有些人则漂洋出海寻求新生活，于是便衍生了近代华侨史；有些人成为无业游民，甚至沦为盗匪。洪亮吉在《生计篇》中写道：“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7]如果社会上存在大规模工业和产业，那么这些过剩的人员可以融入生产性的渠道，成为工人。但是，由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和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苏浙地区零星的工场手工业难以突破封建制度的枷锁，当时中国没有出现新式的生产部门，更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大量无业者便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8]“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嘉庆一朝是大清由盛转衰的时期，反清运动此起彼伏，白莲教、天地会等势力暗流涌动。道光前期仍存在大量骚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显现出积重难返的社会弊端。

一是官吏腐败。乾隆中后期，宠臣和珅公开收受贿赂，大肆非法侵吞钱财，众多官僚起而仿效，贪污腐败蔚然成风。据统计，和珅侵吞国家财产达25年之久，折合白银8亿两之多，当时清廷年收入不过7000万两。1799年（嘉庆四年），和珅被下狱赐死，在和珅家产被抄后的清单上，登记着金碗碟4288件、银唾盂600个、金面盆119个、黄金580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银号42座本银4000万两。因此，时人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讽刺之说。和珅贪污受贿固然有乾隆皇帝宠护的原因，更与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有关。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尽管嘉庆皇帝试图整治官吏腐败，但文武百官卖官鬻爵，强索钱财，非法众敛，司空见惯。士大夫龚自珍在《明良论》中写道：“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9]道光年间的爱国人士张亨甫形象地描述道：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老百姓的钱米，变换成金而贿赂大府。地丁税是清政府的主要税收，每个地方在征收地丁税时都有一定的额度，但时常出现征收的税收超过甚至数倍于额度的情形，超过额度的所有钱粮被地方官员据为己有，非法所征的负担主要落到了农民的身上。在地方官吏和乡绅的催逼下，农民往往被迫交纳比核定税额多的现银和赋粮。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朝中后期，官场腐败与百姓困苦已呈“积弊相沿”“积重难返”之势！

二是行政无能。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一股名为“叫魂”的妖风冲击了几乎半个中国，老百姓人心惶惶，各级官吏疲于奔命，乾隆皇帝寝食难安，结果却无迹而终。[10]“盛世妖术”及应对之策，既反映了封建官僚体制运行的内在缺陷，又反映了清廷对于“汉化”和“执政合法性”的焦虑。满汉之争贯穿整个清王朝，清廷对汉族官员存有疑虑，采取相互牵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政效率。官员们出现任何疏忽或过失都可能招来惩罚，多屈从于一套严密的规章、限制和牵制网络，不敢或者不愿提出积极主动的独立见解，形成了“贪与廉皆不能办事”的可悲局面。1799年（嘉庆四年），广西巡抚谢启昆上奏清廷：各省仓库积弊严重，公物私相授受，前任亏空，后任隐瞒，以揭发亏空者为多事。普通官员谨慎行事，为了尽可能少地承担责任，多是循规蹈矩、循礼安分。许多官员不再追求经世致用，或舞文弄墨，作八股文，或行善念经，阴阳五行，得过且过，对民众福祉漠不关心。许多科举登第为官的人因“文字狱”之灾，明哲保身，多是软弱之辈，而非治国能臣。在这样的气氛下，知识分子自夸为学问而学问，逃避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直接导致了清廷官场的道德沦丧。

三是军备松弛。清朝的常备军有两种，即八旗兵和绿营兵。[11]在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拥有22万八旗兵和66万绿营兵。八旗兵所获饷银是绿营兵所获饷银的数倍，他们拥有特权，养尊处优，疏于骑射，荒于武备，战斗力急剧下降。雍正年间，八旗兵已退化到不能再上阵打仗的地步。他们放荡不羁，玩物丧志，三五成群，喝茶捧角斗蟋蟀，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不仅不能履行保卫王朝的职责，反而成了社会的寄生虫。道光、咸丰时期，绿营兵已经成了清廷的主力军队，战斗力虽强于八旗，但也相当腐化，镇压起义旷日持久，边关军务被漠然置之。沿海水师大都老弱无用，战船多半是薄板旧钉而成，存在水勇不习水、武器生锈、炮台失修的严重现象。军官贪污军饷，颓废不堪，甚至吸食鸦片。绿营兵的饷银甚低，有些士兵自谋生计，把当兵作为一种副业。总之，曾经建功立业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大大丧失了以往的锐气和斗志，正如龚自珍在《尊隐》中所言：“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12]

四是国库空虚。乾隆皇帝好大喜功，虚饰浮华，消耗了大量的国力民财。乾隆皇帝在《十全记》中夸耀自己的“十全武功”：两平准噶尔、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两次金川之役、平台湾林爽文起义、缅甸之役、安南之役、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十全武功”耗费约1.2亿两白银。此外，乾隆皇帝六次南巡，至少耗费2000万两白银，东、西、北各方巡游耗费白银不得而知，庆祝60大寿、大修圆明园耗费白银亦不得而知。1796年（嘉庆元年），白莲教在湖北发动起义，起义军转战河南、陕西、四川等地，沉重打击了清王朝。清政府历时九年镇压白莲教起义，耗费约2亿两白银。[13]享乐的风气、巨额的开支和官场的腐败，使得国库空虚。清朝政府已是积重难返，民心浮动，困境思变。汉、壮、苗、瑶、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纷纷起义，抗租抗粮，拒捕伤官。根据1835年（道光十五年）御史常大淳的奏折来看，直隶、山东、河南等省份“教匪”辗转多地，传教“惑众敛钱”；湖南的永州、郴州、桂阳，江西的南安、赣州，均有“会匪结党成群”。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或者教会活动屡见不鲜，但改朝换代者相对较少。列宁说：“一切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的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14]革命需要物质基础，需要被动因素，彻底的革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如果这种社会要求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受到，那么革命不会立即获得成功。革命活动不是一帆风顺，由无数个因素和环节构成，表现为局部的偶然性和全局的必然性。革命者不是先天就有，革命思想不是无源之水，革命不是凭少数人的情感冲动就能煽动起来，而是完全不以某个集团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官僚腐败、行政无能、军备松弛、国库空虚是诸多王朝后期的典型特征。变幻的时局已经超出了清朝皇帝的驾驭，所换来的是一个江河日下的“晚秋夕阳”。龚自珍留心国事，在《平均篇》中感慨：“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15]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风起于青萍之末。清朝统治力量盛极而衰，昔日的昌盛浮现在表面，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