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里呈献给朋友们的是一部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著。作者张传泉副教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综合学界已有成果，又阐发新知新见，在注重学术性、专业性的基础上，突显通俗性、大众化，合而为一，珠联璧合，形成了严谨、翔实、生动、活泼的良史文风。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兴起研究农民战争热。后来，以太平天国史为主体的“农战史”研究因成绩巨大而被誉为国内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但从八九十年代开始，日益寥落，逐渐进入了“发展瓶颈期”。从最初的一哄而上，到如今的冷落沉寂，似是一种不可规避的正常现象。学术总该回归理性。

然而，矫枉何须过正。当我们还沉浸在反思前期研究中出现的“为尊者讳”的情结时，对农民战争全盘否定和黑化的声音悄然占据了社会上的各大媒介。一时间，农民战争破坏论，替镇压者翻案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原来澄清的许多问题又被搅浑了。

首先，农民战争是改朝换代的主要动力，是中国专制政治制度自我调节的主要方式。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或“中兴”王朝）一般会采取诸多改善社会经济发展的举措，农民的生活有所改观，思想文化出现新气象，这几乎形成了一条中国历史发展的周期律。可见改朝换代也有其历史进步性。受益于传统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几千年辉煌的中华古代文明和政治制度得以承续和发展。但是，农民战争的推动力是一种客观影响，并非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例如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和太平天国战争后都出现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其次，农民战争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它的爆发具有正义性。农民起义的队伍构成相当复杂，并不是由单一的农民阶层组成，但农民为农民起义提供了最基础的人力资源和体力支持，是农民起义的主体力量。他们求生存，要活命，反对压迫剥削，无可厚非。起义的领导者出于广泛动员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会反映农民的利益诉求。从唐末王仙芝，北宋王小波、李顺提出“均贫富”，到明末农民大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及平均土地的“贵贱均田之制”“均田免粮”和“三年不征”的口号，再到《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问题的规划，这些都强烈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对均匀饱暖社会的向往。因此，无论如何，官逼民反，造反有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判断。

再次，利用民间宗教是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通例。陈胜、吴广鱼腹藏书、篝火狐鸣，刘邦斩蛇起义，张角创太平道，方腊吃菜事魔，韩山童倡白莲教宗，洪秀全建上帝教。这作为动员和组织起义的工具，起到推翻腐朽力量，扫清社会发展障碍的积极作用，不能等同和比附于现代概念的政治性邪教。

最后，战争本身即意味着伤亡和破坏。农民战争不是民族战争，不是国家战争，不应完全归咎于发起方，还要考虑到反抗对象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及他们的具体表现。一般来说，作为反抗者的纪律，要比被反抗者好得多。

对于农民起义的失误，我们也应敢于正视。其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崇拜皇权、生活腐败、权力倾轧和军纪松懈等负面表现，带有普遍性。无论是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和李自成起义，还是太平天国运动，概不能外。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给后世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注定了历史上的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以失败而告终。

其中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自不必多说。在传泉的著作中，读者诸君一阅可知。治史如断案。历史的本真在于求实。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所能揭示的。只有秉持科学的研究态度，以史料和史实考辨为基础，以广阔的视角观察农民战争，才能走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好人坏人”的历史窠臼，才能得出更加趋近于历史事实的论断。

传泉同我有同窗之谊（曾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因而又有师承渊源（他的导师与我的导师均是张寄谦先生的弟子），后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参加北京思政课教师培训。彼此相识甚欢，玩得潇洒，志向相仿，故对他知之颇多。传泉为人憨直、勤勉，是个忠实之人。治学如做人，他的这部作品也秉笔直书，力持历史之公正与历史之同情，相信一定不会让读者失望。

在这部著作正式出版之前，传泉嘱我作序，愧不敢当，写下寥寥数语，以此切入，实为引言，共勉之，自勉之。

刘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