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17年6月14日的夜晚,我坐在英国伯恩茅斯艺术大学图书馆最终完成了《英国水彩画的流变与解析》一书的文稿。长舒一口气的同时又为自己暗暗定下一个目标,下一本著作一定要写关于欧洲十九世纪水彩艺术家的个案和流派研究,因其精彩程度着实超乎寻常。

十九世纪是整个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史的开端,是欧洲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和文化繁荣最传奇的时期之一,深刻影响着这个时期的艺术面貌,使之推陈出新,尽显非凡。首先,宗教权力移交给新兴资本主义,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理想被弱化,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开始线性地剔除所谓绘画本体之外的一切东西,不再背负过多的历史和文化负担,使得艺术开始有了更多的可能。其次,各类画家团体、新兴展览、艺术沙龙的隆重亮相与交流,弄潮艺术的崭新视野、方法、风格及精神,机智顺应新兴资本家彰显社会地位的需要,携同资本和市场的运作,成功推广其独特的艺术观念和作品,迅速提升艺术家整个群体的话语权,成为社会追捧的对象。再者,理论研究者更是推波助澜,终于强力整合了新艺术思想与现实逻辑的关系。

由此,十九世纪的欧洲绘画作品不再像十八世纪的艺术作品那样保守青涩,绘画题材和风格都得到了一定的自由拓展;但也不像二十世纪以来的艺术如此纷繁复杂、一路激进,而是呈现出清晰、整体而纯粹的发展脉络。尤其是绘画流派组织极其精致而紧密,创作方向及意图非常明确,有利于研究者深入这波澜壮阔的时期进行观察与剖析。从十九世纪的欧洲绘画作品中既能看到古典主义流派经典的造型样式,又能看到如英国拉斐尔前派、欧洲洛可可风格、印象主义与现实主义等的形式演变。它们竟在同一个世纪内交相辉映、包容并蓄。

在十九世纪,欧洲新艺术潮流的绘画大家正忙着颠覆传统艺术观念和技术,蓦然回首,却有一大批水彩画家不为所动,执着地选择利用传统的绘画技巧心无旁骛地走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真是“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只立根破岩中”。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他们的作品没有后来者“特立独行”的绘画风格,但他们才华横溢、技艺精湛,在资本膨胀浮华的情境下毅然坚守着传统绘画的奥义,不理会艺术表面的繁华喧嚣,用最为传统的技巧、最为真挚的笔触和微妙的色彩变化表达自己安静沉稳的内心,倾诉着孤独与热情。这些褪去浮华的传统绘画就像烙印在时光尺上的刻度,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辉煌和坚韧。

其实,在茫茫的艺术潮流中,水彩画艺术史是由无数水彩画家共同书写的,那些屈指可数的水彩画大师只是强大涌流激起的巨大浪花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必然的博弈中,曾与大师比肩同行的水彩画家或缺席在历史记录中的艺术家作品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以致光芒暗淡,逐渐被埋没。时至今日,我们只能在画廊、博物馆、拍卖行及古董店的角落邂逅这些感人的作品,或者在图书馆的古籍里寻得些零星的记载。后人言说历史,很多时候是以偏概全的,或只言新潮,暴露着人性“追新逐旧”的本质,而那些坚守传统艺术观念的画家就显得格格不入,进而被选择性地排挤、遗忘,无人问津。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的存在曾有力地助推了整个欧洲水彩画史的发展,确实值得致敬。

艺术在不断的反叛中翻新着表达形式与理念,但批判式行进的步履太过匆忙。驻足停留之际,回望已平息渐缓的历史洪流,才发现河谷深处依然散发着众多温润的光芒。国际交流的时代需求和机遇,使笔者得以对欧洲十九世纪水彩画家群体及其艺术进行个案研究,但因为异域文化的理解与视角的局限,仍然难窥其全貌,只能尽力去重新审视和发掘他们在洪流之外所做的传承和突破,为读者揭开那个时代水彩画史的精彩角落。

本书暂收录了13名欧洲十九世纪的水彩画家的部分作品进行研究和分析,从题材上大致可以分为风景表现、战争、政治、贵族四类。其中,以风景表现为主的画家有瓦利(英国,1778—1842年)、科特曼(英国,1782—1842年)、温珀(英国,1813—1903年),以战争题材为主的画家有波科克(英国,1740—1821年)、诺里(英国,1832—1901年)、库珀(英国,1883—1974年),以战争、政治、社会相关题材为主的画家有杜米埃(法国,1808—1879年)、克莱芒(法国,1829—1880年)、克拉克(英国,1857—1937年),以贵族、东方主义元素为题材的画家有奥雷利(意大利,1858—1929年)、英杜尼(意大利,1842—1908年)、基尔本(英国,1839—1924年)、普拉菲尔(英国,1845—1880年)。艺术家在笔下率性展现风景与建筑的崇高与静穆,记录战争的腥风血雨,巧妙突显上流社会人物的风姿与本色,营造东方世界的奢靡物象,细腻捕捉朴素或多彩的生活气息。

十九世纪英国的水彩风景画呈现出繁荣的发展势头,本书介绍的几位水彩风景画家瓦利、科特曼、温珀,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风格都偏向写实,题材方面也以表现自己的生活环境及自然风景为主。瓦利和科特曼更偏向于建筑与人物的风景场面,而温珀则更多表现的是自然风景与日常生活;瓦利和科特曼擅长以渺小的人物衬托大自然的宏伟壮观,画面色彩纯净,相比而言,科特曼的画面色块的构成更加概括简练,温珀则笔触细腻,用色更丰富大胆,画面效果活泼跳跃。

英国画家诺里、库珀和波科克都画战争题材,诺里和波科克同样是描绘大的战争场面的画家,诺里擅长以旁观者的角度记录战争,波科克所描绘的是海上的战争场面。库珀与他们都不同,他着眼于将士兵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进行描绘。但总体来说,他们的画面在表现手法上都比较写实,氛围并不像戈雅那样揭露战争残酷的一面,没有太多情绪化的倾向,更多是为了记录真实的历史事件。

那个时期法国和英国的社会因为政治和战争原因动荡不安,所以出现了一些反映社会现状,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具有讽刺意味的艺术作品,同样都描绘了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杜米埃、克莱芒、克拉克等,他们的画面效果灰暗低沉,追求表现力,在表现形式上进行了主观化的处理,使得画面人物形象生动、活灵活现,人物动态夸张且具有趣味。不同之处在于杜米埃的作品大多是讽刺政治的漫画,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丝毫不畏惧强权政治的迫害与打压;克莱芒则通过描绘战争题材下的生活集聚场景,真实地反映战争时期各阶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克拉克则通过直接表现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展现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途多舛。

因为海上贸易发达,东西方往来更加频繁,东方元素和异域风情开始在欧洲上流社会兴起。意大利的水彩画家奥雷利、英杜尼;英国的基尔本、普拉菲尔的画面中都有东方元素的出现,画面都使用了细腻琐碎的小笔触,颜色鲜亮、色调偏暖。意大利画家英杜尼更多地着眼于平民的爱情及生活题材,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洋溢着欢快的氛围。而其他几位画家则聚焦于上流社会的奢靡生活,其中,奥雷利画面的人物多为宫廷贵族,具有浓郁的异域风情且装饰意味浓厚,画面中还有奴隶的出现。基尔本的作品中时常能见到来自东方的装饰品,如瓷器,具有古典的精致华丽,注重对服饰材质的表现。普拉菲尔不同于前面几位画家,他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人物身上,背景更加概括,画面主次分明、厚重,在水彩的基础上还使用了坦培拉的技法。

笔者2016—2017年在英国访学期间,为了翔实、全面地考证资料,曾频繁出入英国艺术院校图书馆及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阅读查阅大量相关书籍,如Martin Hardie的Water-Colour Painting in British:the Romantic PeriodWater-Colour Painting in British:the Eighteenth Century,Simon Fenwick 和Greg Smith共同编写的The Business of WatercolourA Guide to the Archives of the Royal Watercolour Society,Ardill等人编写的Watercolour,Tate美术馆研究人员编写的Watercolour in Britain,Kim Sloan等人编写的Places of the Mind:British Watercolour Landscapes 1850-1950,以及多位英国艺术家个案研究文本和画册。同时,笔者还考察了英国多个展览馆和相关专业机构,奔赴英国大英博物馆馆藏作品展“心中的地域:1850—1950英国水彩风景画”,去英国国家美术馆细致观察了英国水彩画鼎盛时期的代表作,也虔诚拜访收藏了大量水彩作品的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美术馆,以及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等,考察作品和文献资料库。

2019年5月,笔者再次专程远赴英国考察,购得了大量的书籍资料:Stanley Fisher编写的A Dictionary of Watercolor Painters1750-1900),由Jane Munro编写和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aeum)出版的British Landscape Watercolours,罗里·瓦萨尔-亚当斯(Rory Vassall-Adams)的50幅彩色画册The Victorian Watercolour,H.L.Mallalieu的The Dictionary of British Watercolour Artists up to 1920和Judy Egerton编写的English Watercolour Painting等,同时还购得2174张水彩画相关的电子高清图。

在艺术家多米尼克·谢菲尔德(Dominic Shepherd)的推荐下,笔者于2019年5月16日在新邦德街(New Bond Street)与一位著名的研究早期绘画大师作品的专家安德鲁·麦肯齐(Andrew McKenzie)见面交谈,讲述了他与英国多家拍卖行的合作关系与方式,如伯罕斯拍卖行(Bonhams Auctioneers)、斯坦斯德特拍卖行(Stansted Auction Rooms)、马拉姆拍卖行(Mallams Auction)等,讨论了更多欧洲水彩画的市场运行规律。其间笔者还在伦敦拜访了多个专业的画廊,如盖伊·皮皮亚特画廊(Guy Peppiatt Fine Art)、班克斯德画廊(Bankside Gallery)、雅培公司(ABBOTT and HOLDER)、克里斯·贝特尔斯画廊(Chris Beetles Gallery)等,还与雅培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以进一步拓展欧洲水彩画的研究。

除此之外,笔者还走访一些艺术高校,拜访了多位英国本土业内学者,在沟通交流中获取了他们对十九世纪欧洲水彩画艺术家和流派的认识和定位。笔者穿梭在欧洲大街小巷,尽力在各个古董市场和街边画廊搜寻有可能散落的与水彩画相关的信息、书籍、资料和作品等。通过签名、笔法、风格、题材等各方面的严谨考证,对这一时期水彩画艺术和画家有了较深入且客观的认识和评估,为此书的编写提供了有效可行的研究基础,力图与读者分享更真实的欧洲水彩画的历史片段。

雷勇斌

2021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