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从1840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化起步并趔趄行进，近代化的过程引发整个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在此背景之下，1845年，外资银行跨海而来，携带资金和管理方面的优势，以及列强为后盾的各种特权，经历甚或直接参与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以及金融发展等方面的重大事件，通过自身的经营实践，领金融领域变革的风气之先，且在这场变革中不断扩张，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正反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此，以整个近代外资银行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金融格局演变的轨迹和脉络，亦有利于加深对外资银行再次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认识，为当前着力培养的金融中心提供重要的纵向“历史经验”。

在近代华资银行建立以前，外资银行在整个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要想全面地认识近代银行业，进而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分析，我们就应当首先从外资银行着手，以期对这一行业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虽然可以检索到大量近代银行的文献，但是“近代外资银行”仍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研究课题。

一、研究现状

外资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历来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关注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尤其是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关注的重大问题。由此，这一方面的研究前人多有涉及，有一定的成果积累。

（一）货币金融史研究中的外资银行

民国时期，时值国家财政危机之际，国内部分学者立足现实，开始研究金融机构的历史变迁。其中一般金融史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有徐寄庼的《最近上海金融史》《增改最近上海金融史》（上海银行周报社1926、1929、1930年版），杨荫溥著《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杨著中国金融论》（黎明书局1936年版）、《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张辑颜著《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施伯珩著《上海金融市场论》（上海商业珠算学社1934年版），魏友棐著《现阶段的中国金融》（原名《动荡下的中国金融》，著者自刊，1936年版），寒芷主编《战后的上海金融》（香港金融出版社1941年版）等。以上著作较为详实地记述了近代在华外资银行的创立拓展、停闭收歇及清理合并。

1949年后出版的金融通史著作中，其中有代表性的为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洪葭管主编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世昌、潘连贵的《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国辉、杜恂诚、洪葭管等著六卷本《中国金融通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2003、2008年版）。除此而外，还有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版），洪葭管的《金融话旧》（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版）、《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20世纪的上海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等。台湾学者王业键所著《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湾南港1981年版），则辟专章论述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认为外资银行大多数原就本身资力雄厚，加上在华获得各项特权，趁机扩充业务，20世纪初期营业鼎盛，利润空前，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对近代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笔者查找到的相关著作大概有以下几种：1914年出版的由瓦格尔（S．R．Wagel）所著Finance in China（Shanghai：North-China Daily News & Herald，Ltd.），该书成书较早，设专章讨论在华内国银行（指的是钱庄）与外资银行，以及各自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塔马格纳（Frank M． Tamagna）所著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42）一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讨论1927年以前、1927—1937年以及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直至1942年这三个时段中国银行业及金融市场的相关情况，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关于金融机构，诸如钱庄、外资银行以及华资银行业的探讨。艾伦（G． C． Allen）和唐尼索恩（Audrey G． Donnitheorne）合著的Western Enterprise in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and Japan（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54）专门讨论外资银行在华嬗替，及在金融市场中的活动。

以上作为金融通史性的著作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都是以时间为序，清晰地将近代金融业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晚清、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样做的好处可以让读者将近代金融业的发展脉络与政治变迁联系起来，但缺陷在于：一方面忽略各个阶段之间的相关联系，历史被人为地以政权更替割裂开来，另一方面则忽视外资银行发展阶段性的独特之处。其次，作为金融史的一般著作，其内容涉及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比如货币、信用、各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政府的金融政策，等等，近代外资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一种，且因资料的限制而不是讨论的重点，所占篇幅有限。第三，即使就近代外资银行内容本身而言，这些著作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相对简要的介绍和描述，而不是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是不论怎么说，前人所做的工作可以视为对近代外资银行发展概况的初步论述，可以为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基础文献和历史线索。

（二）外资银行的整体和个案研究

银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作为经营借贷资本的特殊企业，深入地梳理和分析近代百年来在华外资银行业因何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以及如何兴衰变化，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大有裨益。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学者便已经注意到银行业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近代银行史的专著很多，主要有：周葆銮的《中华银行史》（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吴承禧著《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郭孝先著《上海的银行》（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版），寿进文著《战时中国的银行业》（出版社不详，1944年版），海外相关著作主要有日本学者宫下忠雄著《支那银行制度论》（東京巖松堂書店1943年版），以上论著都以一定篇幅描述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银行各个时段的活动情况。

近代学者多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对外关系，作为外交关系重要方面的外资银行，亦在学者的讨论视野之中，其中诸如宗贤俊撰《外籍银行在我国的势力》（《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3期，1930年9月）、宋漱石撰《在华外商银行之检讨》（《绸缪月刊》1936年第6期）、李荫南撰《在华外商银行的检讨》（《银行生活》第1卷第2期，1937年2月）、朱斯煌撰《在华之外商银行》（《银行周报》第21卷第19号，1937年5月18日）、淦克超撰《在华之外商银行》（《经济季刊》，1947年第4期）、《经济导报》资料室编《外商银行在中国》（《经济导报》第116期，1949年4月12日）等文章。这些论文主要以外资银行作为整体进行研究。但甚多是辗转选译，并且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大都为经济民族主义所操控，加之外资银行统计资料和档案难以获得，虽然可以简单呈现轮廓，但从严谨的学术研究来看，错漏之处难以避免，评价方面亦难客观。

1949年后，对于外资银行的整体研究逐渐深入。其中吴群敢的《在华外商银行的概况》（现代经济通讯社1949年5月版）较有代表意义。该著出版时间较晚，能从整个近代这一时段，较为详实地对外资银行的阶段性演变、资本系统、资产概况、业务经营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改革开放后，近代外资银行的专题研究逐渐增加，其中不得不经常被提及和引用的是汪敬虞的相关研究。《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两著，对1840—1927年间，外国在华银行金融活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组织形态演变作了全面论述，由于其资料详实、论证深入，在中国近代外资金融机构的研究中堪称典范之作。宋佩玉的《近代上海外商银行研究（1847—1949）》（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是以上海区域的外资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对近代上海外资银行作了全面和深入的分析，该著认为，外资银行在制度示范作用，现代金融交易手段的引入，信贷利率下降等几个方面在近代中国经济中发挥着正效应，但其通过投资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干扰与破坏亦对近代中国经济产生负效应。姜建清、蒋立场著《近代中国外商银行史》（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从三个层面对近代中国外商银行进行全面分析，首先，系统考察外商银行在华活动的前后变迁；其次，结合不同类别的典型个案，探讨外商银行的组织管理与业务活动；第三，分析外商银行与中国本土币制金融及政府监管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寿充一、寿乐英编的《外商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则汇集了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对于外资银行的个案研究。

除此之外，仇华飞的《近代外国银行在华研究》（《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朱荫贵的《抗战爆发前的外国在华银行——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戴建兵撰写的《隐形中央银行：甲午战争前后的外商银行》（《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邓同莉、张华腾合撰的《北洋时期美国在华银行业的发展及影响》（《历史教学》2009年7月），以及宋佩玉的系列论文《重振的幻灭：战后上海外商银行的历史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9月）、《战后在华美资银行的崛起与顿挫》（《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12月）、《1927—1937年外资银行在华金融市场控制权的变动》（《近代中国》2017年12月）、《清理与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日资银行功能的转向》（《晋阳学刊》2018年3月）等，以上论文就某一国别，某一时段的外资银行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亦有学者关照到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比如杜军强的《近代中国对外商银行的法律控制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即在政治、经济、法律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对近代中国外商银行的设立、运营、停业清理等方面的法律控制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颇为著名的，至今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国际银行业巨头比比皆是，由此中西方多有关于这些银行的行史著述。作为近代中国来华最为重要外资银行，汇丰银行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1965年，汇丰银行成立100周年纪念之际，英国学者毛里斯、柯立斯撰写了《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李周英等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著以汇丰银行档案、内部通讯、账表报告为基础，从该行成立的时代背景、业务发展，以及与中国政局的关系等方面，对其在远东（主要是中国、日本）100年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1987年，香港大学的景复朗（F．H．H．Frank）的四卷本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1988、1991）陆续问世。全书以银行报告、档案、私人信函、口述采访等详实史料为依据，阐释汇丰银行是怎样由地方性银行发展成为跨国金融集团的历程。其论证详实扎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行史论著。巫云仙著《汇丰银行与中国金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则以汇丰银行为切入点，探讨外资银行与中国近现代金融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洪葭管的《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统治》（《学术月刊》1964年4月），汪敬虞的《19世纪80年代世界银价的下跌和汇丰银行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兰日旭的《汇丰银行与近代天津经济发展》（《理论与现代化》2004年第6期），司春玲的《晚清汇丰银行研究（1865—1894）》（河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都对汇丰银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

麦肯齐（C．Mackenzie）所著Realms of Silver：One Hundred Years of Banking in the East（London：Routledge & Keqan Paul，1954）是对英商麦加利银行的客观历史描述，其中在华分行的活动亦散见于全书各个章节。

有利银行是近代来华三大英资银行之一，在中国有很长的存续期。斯图尔特·缪尔黑德（Stuart Muithead）的Crisis Banking in the East：The History of the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London and China，1853—1893（Aldershot，Hants，England：Scolar Press，1996）详尽地分析了有利银行1853—1893年间的发展情况。埃德温·格林（Edwin Green）和萨拉·金西（Sara Kinsey）合著的The Paradise Bank：the Mercantile Bank of India，1893—1984（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1999）则接续以上对有利银行的探讨，完成了1893—1984年部分的梳理，使得有利银行的整体研究渐具规模。

目前，华俄道胜银行的研究亦相当丰富。英国学者奎耐斯特（Rosemary Quested）所著The Russo-Chinese Bank：A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Base of Tsarism in China（Birmingham：Department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Birmingham，1977），就华俄道胜银行的建立，以及建立目标、资本、管理、业务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国内关于华俄道胜银行的专著有两部：一部是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编《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华俄道胜银行简史，详细叙述了华俄道胜银行自1896年在华设立第一家分行，至1926年总分行停业清理的30年时间里的具体发展状况。另一部为杨培新所著《华俄道胜银行和欧亚大陆第一桥——未透露过的沙俄侵华内幕》（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该著认为“华俄道胜银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20世纪初叶沙俄对华扩张主义的缩影”，该行“把中国主权、国际公法、道德规范、银行章程，都践踏在地，不受任何道义、法律、习惯的约束”。除此之外，金世铸的《揭开华俄道胜银行的内幕》（《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郭久祺的《华俄道胜银行——沙俄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大本营》（《郑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1、2期），周伟洲的《华俄道胜银行对我国新疆地区财政和金融的垄断》（《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7月），李济棠的《华俄道胜银行与东北地区中俄两国的工商业》（《北方论丛》1987年第1期），魏长洪的《新疆华俄道胜银行的兴衰》（《西域研究》1992年第1期）等等，以及郭立彬所撰《华俄道胜银行在华的金融活动》（河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黄丽巍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研究》（吉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辛爽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经营活动》（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在搜集、整理关于华俄道胜银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集中论述该行在俄国对华侵略中的工具作用。

哈罗德·文·B.克里夫兰德等著，郑先炳译《花旗银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详细介绍花旗银行自1812年成立以来，一直到1970年的158年历史。该著主要关注花旗银行是如何从一家商人的银行，在动乱波折的历史背景之下，转变成全球性的金融服务公司。而颜品忠编《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参照《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等资料，就花旗银行在华历史沿革，及47年在华掠夺进行探讨，属于纪实类读物。赵静所著《花旗银行近代在华活动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探析（1902—1929）》（东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就花旗银行对华借款活动，其他投资活动以及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王先亭的《花旗银行与庚子赔款》（《安徽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则就花旗银行经手庚子赔款以及在退还庚款问题上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国外学者则主要从花旗银行与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实施中的互动关系这一角度进行分析。其中，罗伯特·斯坦利·梅耶（Robert Stanley Mayer）的The Influence of Frank A．Vanderlip and the National City Bank on American Commerce and Foreign Policy，1910—1920（New York：Garland Pub，1987），具体介绍了花旗银行在海外，尤其是加勒比海和中国所进行的贸易和投资。

郭予庆著《近代日本银行在华金融活动——横滨正金银行（1895—1919）》（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横滨正金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对其1894—1918年间在华金融活动的内容、形式和特点进行了系统考察，并将其放在日本对华政治经济扩张的整体背景中进行分析，从而勾勒出其运营的历史轨迹。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是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沙逊集团在近代中国的活动进行了全面分析，其中沙逊集团的金融活动及地产经营方面的内容，为研究沙逊银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诺埃尔·普加奇（Noel H．Pugach）撰Keeping an Idea Alive：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o-American Bank，1910—1920（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Vol．56，No．2，1982），则主要讨论中华懋业银行的成立背景、经过以及运作状况。

此外，还有各国所出银行史，亦值得关注。其中较为权威的有《横滨正金银行全史》（［日］东京银行1983年编印）、《朝鲜银行行史》（The Board of Directors，A Brief Review of the Work of the Bank of Chosen，Seoul：The Printing Department of the Y．M．C．A．Industrial School，1918）、《德意志银行行史》（Lothar Gall ［et al.］，The Deutsche Bank，1870—1995，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5）、《荷兰银行行史》（W．M．F．Mansvelt and Abram Muller，A Brief History of the Netherlands Trading Society，1824—1924, Hague：Book & Art Printing Works of Mouton & Co.，1924）、《东方汇理银行行史（1875—1975）》（Meuleau，Des pionniers en Extréme-Orient：Historie de la Banque de l'Indochine（1875—1975），Paris：Fayard，1990）、《三井银行百年史》（Japan Business History Institute，The Mitsui Bank：A History of the First 100 Years, Tokyo：The Mitsui Bank，Ltd.，1976）、《三菱银行》（Mitsubishi Shojin，Mitshbishi Shoji Shi，Tokyo：Mitshbishi Shoji，1986）、《大通银行（1945—1985）》（John Donald Wilson，The Chase：the Chase Manhattan Bank，N.A.，1945—1985，Boston，Mass.：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86）、《花旗银行（1812—1970）》（Harold van B．Cleveland，Thomas F．Huertas，Citibank，1812—197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等等。

总体而言，近代在华活动的外资银行，很多都是至今仍活跃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大银行，由此这些银行基本都有行史编撰。这些行史以某家银行的发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大量引用该行档案，为我们了解其在华运作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史料基础，亦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颇为可信的基础资料。

（三）近代外资银行与钱庄、华资银行的关系研究

近代外资银行在其进入中国的最初50年中，一直是与旧式金融机构（钱庄、票号）并行发展的，20世纪初始，外资银行、华资银行和钱庄逐渐在中国近代金融体系中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无论是它们各自内部，还是它们彼此之间都充满了竞争与合作的矛盾关系，而这种关系无疑影响着金融机构的发展路径和制度变迁。因此，很多学者对近代银行之间，以及银行与钱庄的关系给予了高度关注，而与外资银行直接相关的关注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外资银行与钱庄、华资银行的关系进行的，另一类则是针对外资银行之间关系而展开的。

钱庄与外资银行的互动关系，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它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冲突的缩影。在外资银行与钱庄关系方面，学者们已注意到两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依附关系。张国辉在其所著《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和《中国金融通史（清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两书中都谈及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间，外资银行与钱庄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主从关系，外资银行通过在贸易清算中与钱庄建立联系，并开始对钱庄进行短期信贷和拆款，这些行为使得外资银行逐步控制了钱庄，并使后者居于附庸地位。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对外资银行与钱庄的关系亦有深入研究，该著认为：自19世纪70年代始，“资力薄弱的钱庄不得不以拆款方式向外国银行拆借大笔资金，应付市面需要，于是钱庄的命运便完全落入外国银行之手。”从而，“外国银行运用其强大的资本势力，不仅控制了中国的外汇市场，还控制了通商口岸和口岸通向内地的资金周转市场”。除此之外，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高海燕的《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社会科学集刊》2003年第2期），张艳国、刘俊峰的《晚清本土钱庄和外商银行的互动性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论文，上述文章对外资银行与钱庄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模式。

关于外资银行与华资银行之间关系的讨论，杜恂诚著《中国金融通史（北洋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有颇为详实的论述。作者基于客观分析，既看到了两者竞争、矛盾的一面，也看到了两者相互拆款、贷款等合作的一面。杜恂诚的《北洋时期中国新式银行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对北洋时期，华资银行同洋行、华资进出口商行、买办、外国银行、钱庄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宋佩玉撰《竞争·协作·共生：1927—1937年的中外银行业》（《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则关注1927—1937年间，外资银行与华资银行的实力发生消长变化，华资银行逐渐从竞争中的弱势发展而为可与外资银行相抗衡，最终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而在与外资银行间业务的竞争与协作中，集中体现的是彼此间在矛盾中共存的关系。此外，易棉阳的《20世纪初期华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关系略论》（《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外银行打着深深的政治烙印，从而使他们的特殊关系表现为对抗与依赖。唐云锋的论文《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博弈》（《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考察了1914—1935年间，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金融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相互博弈关系。

而汪敬虞在《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中，则对外国银行团内外矛盾进行了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对外资银行之间关系的讨论。其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就20世纪初期多国银行团的兴起进行了翔实的阐释，他认为“剧烈的竞争，不仅存在于多国银行团内部各国之间，也存在于每一个参加国内部各银行之间，还存在于一家银行或一家辛迪加内部各组合成员之间”。塔马格纳（Frank M． Tamagna）所著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认为，近代来华的外资银行“本着一种严格的各自为政的态度，很少在企业集团之外为贷款问题达成合作或者共同政策”。芒森（V．L．Munson）的Amercian Merchants of Capital in China：The Second Chinese Banking Consortium（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9）、F．V.斐尔德著《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吕浦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是从美国银行的角度阐释在华新旧银行团之间的合作与矛盾。威尔逊政府驻华公使保罗·S·瑞恩施（Paul S．Reinsch）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吕浦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和李田意（Tien-yi Li）的《伍德罗·威尔逊的中国政策，1913—1917》（Woodrow Wilson's China Policy，1913—1917，Kansas City：University of Kansas City Press，1952）等论著对美国的金元外交作了一定的分析和研究，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政府在对华银行团中的活动，以及与其他国家银行之间的竞争和合作的矛盾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资料。

综而论之，以往的研究分别选取了与外资银行有关的不同方面进行探讨，如对1927年之前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活动有较为系统的整体研究；如对重要的外资银行，比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的发展脉络等有较为翔实的个案考察；如对某一城市或区域内，比如上海、天津、东北等地的外资银行的实力消长阶段性变化有较为清晰的梳理。这些成果不仅有助于加强对近代外资银行的认识，同时也为笔者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

然而，不足之处亦较为明显，从总体上来说，主要表现在：（1）虽已从整体或个案的角度关注近代百年外资银行在华活动，但由于资料的限制，对于其设立依据、组织结构、区位选择、运作方式、业务开展具体状况的把握非常薄弱。（2）以往研究多强调外资银行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而忽视其作为“外资银行”的国际背景，实际上，国际背景和西方银行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同一时期中国的外资银行。不仅如此，在长期缺乏金融监管的情况之下，外资银行主要按照各该国银行法规建立，受到各该国银行法规的监管，由此关注外资银行的母国背景显得尤为重要。（3）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十年、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的外资银行研究处于相对薄弱状态，这严重影响了对民国时期外资银行实力衰微过程及造成这一状况原因的理解。（4）对近代外资银行的研究大部分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展开的，研究者较少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在学理上亦缺乏从经济学理论来探讨外资银行运行的金融环境，缺少从宏观角度来探讨外资银行与近代中国各届政府及国民经济诸问题的关系。

二、研究范围

近代百年中国的外资银行是指以完全或部分外国资本在中国境内（包括租界）经营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包括一般意义的外资银行和中外合办银行。侨资银行因篇幅所限，以及归属前后有不同认识，本书暂不涉及。基于此，外资银行有两类：一是外资在华开办的分支机构，如麦加利银行、花旗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在华分行。二是外资在华招股集资创办的银行，如汇丰银行、友邦银行、信济银行、上海银行、汉口银行等。该类银行主要，甚至完全在华经营业务，一般由洋行或者商人发起，在国外或其所属殖民地、租界各该国领事馆注册，从而便在法律上取得了外资银行的资格，但其中大部分银行有中国商民附股，比如汇丰银行、大东惠通银行。

近代中文文献中常以“外商银行”“外国银行”并用，外文文献则常有“殖民地银行”“外商银行”“海外银行”“东方汇兑银行”等表示，本书则以“外资银行”统称之，引用文献时，则按照时人称呼。

中国近代外资银行100多年的发展实践，大时段历经晚清、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时期。如果细分时段，晚清有甲午战前和战后的区别，北京政府有袁世凯时期、段祺瑞时期、直系时期和奉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则有全面抗战爆发前、抗战中与抗战后的区别，个中变化，不是简单地一刀切就能够涵盖。需要强调的是，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时间断限方面，亦相当困难。经济史中，各经济部门兴衰参差不齐，没有一个统领一切的分期标准。本书涉及的时段以1845年丽如银行进入香港、广州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为止，但照顾到所述内容的上下因果逻辑关系，论述往往会逸出这一时间断限。关于章节的时间划分，主要考虑的是外资银行的特殊性质，并不限于政权的嬗替，内在联系所具有的重要性超过政权嬗变本身，即政权虽已转变，但外资银行在华发展的趋势并没有因此明显中断或发生转折。由此，1840—1914年这个时期，并不是以甲午战争为分期标准，而是将时段放在1890年前后。在1914年之后也不把分期断在辛亥革命，而是一战爆发。1925年作为一个断限的分界点，主要考虑的是外资银行发钞权受到中国抵制，而使得外钞流通受到遏制，对于外资银行在华扩展有着严重的影响。但是实际撰写过程中，并不完全受此约束，而是按照所述具体内容进行具体处理。

三、征引资料

近代百年中国外资银行前后设立的达136家（详见附录），每家银行在近代中国的运作都留下一定的历史痕迹。以往学者对外资银行的研究，常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叹，资料不够充足与系统，有限的资料未能得到细致的梳理是其主要原因。本研究从外资银行本身出发，归结到中外政治、经济、金融关系，其间牵涉的问题甚多，涉及文献相当复杂。本书主要基于以下材料，希望能够尽量厘清近代以来外资银行研究中仍未能完全解释清楚的“表象”与“事实”。

（一）报刊资料

近代中国，尤其是金融中心的上海、天津等地，报刊相当丰富，当时出版的学术类、新闻时事类、经济类报刊保存完好。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申报》《大公报》贯穿整个近代的大部分时间。金融类刊物有《银行周报》《钱业月报》《中央银行月刊》《中行月刊》等，以上各类报刊使笔者能够较全面地了解近代百年外资银行兴衰变化的基本脉络。

（二）外文文献

本书大量使用英文、日文文献，特别是藏于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相关文献、档案。近代中国，西方外交官、商人在汗牛充栋的函件、文章、见闻录、回忆录中记录了他们在扩展国际贸易、金融新领域方面的业绩和影响。此外，近代中国留下过足迹的外资银行中，不乏迄今为止仍为世界顶级的大银行，这些银行由于其在世界银行史上占据了非常显赫的地位，因此多有行史出版。

20世纪初叶开始，出于政治需要，日本政府、金融机构、学术机构对中国经济状况做了大量的调查统计，这些资料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经济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其代表作有東亜同文会编《支那経済全書》十二辑（1907—1909年版）、《支那省別全誌》十八卷（1917—1920年版），東亜研究所编印《日本の対支投資：第一調査委員会報告書》（1942年版），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米国対支経済勢力の全貌》（1940年版）、《仏国対支経済勢力の全貌》（1940年版）、《独逸対支経済勢力の全貌》（1940年版），井村薫雄著《欧米の対支経済侵略史》（東亜同文会1941年版），東亜研究所第一調査委員会编印《諸外国の対支投資》上中下卷（1942—1943年版）等等，以上著作对于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状况、资本构成、业务经营等方面多有涉及。

（三）资料汇编

随着华资银行业的整体壮大，对于近代在华外资银行的调查及资料的整理亦有所展开。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印的《全国银行年鉴》（1934、1935、1936、1937版），对银行进行分类、分区调查，并就银行法令、规程、年报、日志进行编纂。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先后编纂了两辑《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91年版），该资料汇编广泛搜集文史资料、时人论著、期刊报纸以及档案文献中关于货币金融方面的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五辑《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各年出版）中的财政经济卷部分收录了金融法规、通告、往来电文等金融史相关资料。此外《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上中下，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民国外债档案史料》（1—12册，1988—1989年内部交流本）则对于近代中国外债史料进行充分整理，作为外债主要参与机构的外资银行相关资料是这些史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海外商档案史料汇编》（1—8册，1988年内部发行），则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留在上海的外资银行的相关文献。以上这些汇编史料为进一步了解外资银行与外债、货币、华资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20世纪80年代之后，金融机构相关史料的出版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金融机构——外资银行的相关史料亦陆续出版，其中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写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傅文龄主编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活动史料》、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编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具有代表意义。

花旗银行在华档案为数不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室编的《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版），是从上海花旗银行残留下来的档案中选择了一部分比较重要的资料，为了对某些活动提供必要的补充材料，也从其他方面收录了一些资料，本着收录原文、不作删改和甄别的原则编辑成册，这本史料的编辑和出版为研究花旗银行在华活动情况，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轮廓和较为详尽的资料，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傅文龄主编的《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活动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详尽收集了横滨正金银行在日本侵华时期的档案史料与所发行的纸币，绝大部分史料译自日文机密档案，其内容大部分没有翻译或公开过，且附部分纸币彩色图片，内容翔实，极具史料研究价值。

《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的第二部分，是黑龙江人民银行金融志办公室对黑龙江、吉林、新疆等地华俄道胜银行档案进行整理、校正的基础上，综合已刊华俄道胜银行相关资料编纂而成。

（四）档案文献

上海市档案馆保存了大量的政府、商业银行的历史档案，为开展研究提供了可能。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外资银行的档案未经开放，但一些华资银行，诸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金城银行，以及征信所等对于当时外资银行的调查报告，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资料。

本书的研究力求从当时的报刊与专著，从金融机构的档案，从晚近各国学者所撰的行史中发掘相关的史料。

四、研究思路

金融史作为金融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其有一定的特殊性。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史研究存在两种研究范式。一种是偏重于历史学方法，注重文献的梳理和诠释；一种是偏重于金融学方法，注重金融理论和量化分析。这两种范式无所谓高下和优劣，只能说相辅相成。

外资银行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复杂而重要的地位，引出了若干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外资银行的纯经济作用所牵涉的问题。本书即尝试将历史资料与金融理论相结合，以银行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即探讨外资银行作为新式现代金融机构，其功效究竟若何？其于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角色若何？为了真实再现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的发展、演变，在研究思路上，本书力图摆脱单纯就某一方面进行探讨的旧模式，阐释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楔入、发展、衰亡的整体过程，并通过与华资金融机构所占市场份额的动态比较，更为全面深入了解外资银行在华兴衰的整体状况。

由于近代外资银行在华嬗替具有个体差异，分布区域具有不平衡及复杂性，很难在有限的篇幅，采用精确的时段划分，对其各方面的表现及影响进行全面考察。由此，本书只针对近代中国外资银行的百年历史演变、区位分布、组织形式、运行机制、业务经营、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及金融机构自身的关系，这几个角度进行分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由此，本书主要从五个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从量化史学的角度，呈现外资银行的外在轮廓，由此分析其在所有外资中的地位；其次，从银行学的角度探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法律依据、组织形式、组织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第三，从经济史的角度，就外资银行所经营的一般业务经营状况进行分析，以了解外资银行在各个区域所引起的商业竞争的消长状况；第四，以外债为切入点，从政治史、外交史的角度探讨在华外资银行与中国政府间的关系，由此分析外资银行对于中国财政、金融、政治、军事的参与程度；第五，探讨外资银行与华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并从银行团、外商银行公会两个维度，讨论外资银行自身之间的关系演变。

不仅如此，本书既呈现近代百年中国外资银行发展的总体趋势，亦关注外资银行的优胜劣汰，就单个外资银行来说，它能否生存和发展，是银行与市场、银行与银行、银行与政府、银行与其他因素多维博弈的结果，由此个案的研究亦非常重要。

道格拉斯·诺斯在其《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的前言中谈到：“历史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知识，还在于种种社会制度的连续性把现在、未来与过去连结在了一起。现在和未来的选择是由过去所形塑的，并且只有在制度演化的历史话语中，才能理解过去。”基于此，本书希冀通过对近代百年中国外资银行的发展演变进行规范的史料爬梳，对所生成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历史总结，从而为处理新时期外资银行重新进入中国所会产生的新的问题提供历史借鉴。